摘要：隨著量化經濟史研究的持續發展,對過于倚重GDP估計的批評也日漸增多,于是對歷史上的經濟變遷事實進行新的測度嘗試就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然而,在這些嘗試的努力中,對測度對象的界定不清與測度目的的設定不準給隨后的比較研究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也影響了經濟史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從公共經濟學的視角重新認識了人類文明的內涵,主張從公共經濟活動績效的角度來測度與比較東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別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較中以資源消耗與戰爭能力作為量化指標,也不同意僅僅用城市人口來測度社會組織能力。相反,本文認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動社會發展,如果比較的目的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就應該以空間規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樣性與治理持續時間等公共產品相關變量為核心來測度治理的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