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作家弗里曼的《母親的反抗》和格拉斯佩爾的《同命人審判》因為共同表達了性別正義主題而看似構成了一個女性主義文學譜系。但它們的意義超越了“新女性”文學的性別關注,通過譴責男性禁欲對于道德經濟的違反而表達了截然相反的價值訴求:《母親的反抗》體現了傳統農業價值對新興的資本主義生活模式的反撥,而《同命人審判》則通過女性弒夫完成了工商業社會對于保守農民的驅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