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通貨膨脹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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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變遷對一國經濟的影響長久以來眾多學者的研究都證明了技術進步對經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從歷史經驗來看，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都是首先出現在工業部門，促進了了經濟增長，完成工業化，并且逐漸將新技術應用到其他部門，并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體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具有較大差距，要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必須加速發展經濟，實現中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在工業部門應用新技術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上有一定區別。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技術領先地位必須自主技術創新，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事實上可以通過自主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這兩種方式進行可替代選擇。與發達國家經濟的技術變遷不同，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始終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強制性”特征，即在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差距下，中國經濟以通過引進新技術作為技術變遷的主要方式，通過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以經濟增長快、資本積累多、創新能力弱、經濟波動大、結構分化重為最終結果。技術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和外部約束，即使貧窮國家投入大量的研究經費來自主創新，也難以實現在短時間內趕上用世界科技前沿的國家的技術水平，更何況最落后的國家資本稀缺，根本沒有大規模的研究活動的能力。因此，引進技術對落后的國家來實現技術進步無疑是最佳選擇，其中的手段有可以通過專利和技術，高科技產品和設備，并引進以等多種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資購買。技術的進步將其中的大量的資本投資被隱藏，而目前的實證研究基本都認為以上幾種方式都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只通過技術引進不足以確保順利完成落后國家的技術進步。中國具有如此急劇的技術變革都與中國的國力通過策劃、組織和分配的經濟資源以及強大的國家控制力相關，國家通過對資源有力地計劃、組織、分配，集中力量發展具有經濟效益和技術提升空間的部門，逐漸減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并實現經濟快速增。這其中包括吸引外商投資的有利政策、金融部門對技術引進部門的融資門檻降低、以及中國的義務教育制度和基本醫療制度的保障，等等。

（二）技術變遷與中國通貨膨脹形成機制中國通貨膨脹二元分化現象主要有三個效應導致，分別是技術進步效應、國家控制力效應和缺口效應。1.技術進步效應。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以及工業品價格之間的資關系非常復雜。當前的生產率提高顯然會導致PPI的增長，這是由于中國在技術上的劣勢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狀決定的，因此依靠從工業化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從事生產。但主要的引進方式是外國直接投資和專利轉讓以及進口。外國直接投資將拉動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從而直接或間接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導致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通過對國外的產品和技術進行分解研究，專利轉讓等方式進行吸收，再投資，以收購技術，以此提高生產率，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對擁有新技術產品的投資，但是這樣會導致上游原材料供應緊張的局面產生，提高工業制成品的成本進一步提高產品價格。工業類投資領域產生的這種“潮汐現象”。將導致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并引發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因此，引進造成的變化制成品鏈的價格指數技術：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引進技術—投資，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增加—上游原材料價格—新興的工業成本—工業價格。2.國家控制力效應。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很大，更容易依靠國家的力量來集中發展這些技術引進的部門。此時大范圍引進先進技術的工業部門的發展會呈現良好的局面：一方面通過新技術和生產的規模效應使生產的成本降低了，這會減少部門產品價格水平的波動，并且還會產生價格水平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來看在短期內，產出均可以被國內的需求吸收，進行技術引進的部門會因此獲得大量利潤。與技術引進部門不同的是向農產品生產部門這樣的非技術引進部門在向社會提供最終消費品的同時還向技術引進部門提供中間產品。此時非技術引進部門在資本和政策環境均不如技術引進部門的情況下，缺乏技術進步和創新，因此生產率相對比較低。短期內，非技術引進部門產品可以滿足技術引進部門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因此該部門的價格水平波動不會很劇烈。從總體上來看，技術引進部門良好的發展態勢掩蓋了非技術引進部門的發展缺陷，宏觀經濟整體上會顯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3.缺口效應。引進新技術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勢頭依然很快，產量的增長也非常迅速，因此潛在的國內需求已經無法滿足該部門的供給，將有可能通過擴大海外市場通過出口來支撐他們的發展。但通過出口起到的作用有限，由于供給大于需求，所以導致這些部門的產品價格比較低。此時，從經濟的宏觀方面來看經濟增長仍然由這些具有新技術的工業部門帶動，但農業部門價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漲與工業部門的低價格的現象并存，因此產生了價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現象。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衡量整個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以及波動水平，需要由各個部門之間價格水平變動的強弱來決定。隨著落后國經濟的發展，技術引進將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發生。每一輪技術引進都會交替產生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

二、政策建議

篇(2)

關于通貨膨脹、經濟增長與貨幣供應間的關系，傳統的理論分析框架是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Fried⁃man（1956，1970）提出的貨幣數量論。這一理論的模型表達式為。ΔPt=ΔMt-ΔYt（2）式（2）表明通貨膨脹率與貨幣增長率在長期內會出現同比例變化。即使貨幣增長率對經濟產出的影響也只可能在短期內存在，從長期看必定會消失。但在研究現實經濟時，尤其是在運用月度或季度數據建模時，首先必須考慮價格粘性，將滯后效應引入模型。

二、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關系與金融流動性的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與平穩性檢驗1.數據及變量說明。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共涉及三類變量，即經濟產出變量、價格變量、貨幣流動性變量。地區經濟產出變量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衡量。由于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是中央銀行進行調控時所重點考慮的宏觀經濟變量，可能顯著影響中央銀行決策。因此，用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衡量物價變動水平，用CPI增長率衡量通貨膨脹水平。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GDP平減指數（GDPIP）作為CPI增長率的替代變量。本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提出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標準，對2006年1季度以來貴州省社會融資規模進行了測算和統計，采用該指標衡量貴州省金融流動性，并以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作為社會融資規模的替代變量對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2.數據處理過程。本文實證分析中，長期均衡分析用的是水平變量形式，短期動態分析用的是水平變量的增長率形式，因此有必要對具體序列的原始形式、數據處理等做進一步說明：（1）實際地區生產總值（RGDP）及其增速（ΔRG⁃DP）：以2005年1季度為基期，根據貴州省2005年1季度以來的名義GDP和GDP同比增速推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RGDP。（2）消費物價指數（CPI）和通貨膨脹率（ΔCPI）：根據2005年1月至2013年3月的貴州省月度同比CPI數據，取算數平均得到季度同比CPI，其同比增長率為CPI通貨膨脹率（ΔCPI）。價格指標的另一個變量，即GDP平減指數（GDPIP），依據名義GDP與RG⁃DP的水平值進行推算獲得，其同比增長率即為GDP平減指數通貨膨脹率（ΔGDPIP）。（3）金融流動性水平及其增長率：測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貴州省社會融資規模季度數據，采用GDP平減指數對其進行價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價計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貴州省社會融資規模實際值（FS），以其衡量貴州省金融流動性水平，以其同比增長率（ΔFS）作為對應的貴州省金融流動性增速變量。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GDP平減指數對貴州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進行價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價計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貴州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實際值（CREDIT），作為衡量金融流動性的替代指標，以其同比增長率（ΔCREDIT）作為對應的貴州省金融流動性增速替代變量。上述指標的水平值序列均存在季節性變動因素，在實際的計量回歸分析前，本文對所有宏觀經濟數據水平值序列的對數形式進行CensusX12季節性調整。增長率序列均為同比形式，不必再進行季節性調整。為了方便說明，在下面分析中，我們使用ΔCPI表示CPI同比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其他含有差分符號Δ的變量與此類同。3.平穩性檢驗。在分析通貨膨脹、金融流動性和經濟增長的短期動態機制和長期協整關系之前，分別對各變量水平序列（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和增長率序列（2007年1季度~2013年1季度）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過程中的滯后期數確定采用AIC準則。檢驗結果表明，水平變量序列RGDP、CPI、GDPIP、FS、CREDIT均為非平穩序列，其一階差分序列ΔRGDP、ΔCPI、ΔGDPIP、ΔFS、ΔCREDIT均是平穩序列。

（二）短期互動機制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和金融流動性間的短期動態機制使用VAR模型（式4）。首先，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然后在VAR模型基礎上對模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1.滯后階數的確定。根據時序分析理論，動態時序模型要獲得準確有效的統計推斷，最重要的是在保證滿足模型殘差無序列相關性的條件下選擇盡量簡單的模型（張成思，2012）。因此，本文在模型滯后階數的選擇上，采用如下判斷方法：在給定最大滯后階數為5的條件下，首先利用最小AIC準則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然后檢驗對應滯后階數的模型殘差的序列相關性。若無顯著序列相關，則該滯后階數為最優；若存在序列相關，則從5階以下依次檢驗對應模型的序列相關性，在沒有序列相關性的組內選擇AIC最小值對應的滯后階數。根據VAR模型估計結果（表2），可知滯后階數為5時，VAR模型的AIC和SIC最小；根據VAR模型殘差序列相關性的LM檢驗結果（表3），可知滯后階數為5時，模型殘差無序列相關。因此，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5階。2.格蘭杰因果檢驗。在滯后階數為5的VAR模型基礎上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考察本文核心變量的短期互動機制。首先檢驗基本模型中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表4中報告了實際經濟增長（ΔRGDP）、CPI通貨膨脹率（ΔCPI）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ΔFS）之間的因果關系：通貨膨脹率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均非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實際經濟增長率非通貨膨脹率的格蘭杰原因，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是通貨膨脹率的格蘭杰原因；通貨膨脹率和實際經濟增長率均是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綜合上述檢驗結果，可以發現貴州省實際經濟增長、CPI通貨膨脹率與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間具有如下的短期互動特征：第一，實際經濟增長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具有短期驅動效應，但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對實際經濟增長不具有短期驅動效應；第二，實際經濟增長和CPI通貨膨脹率之間沒有顯著的短期驅動效應；第三，CPI通貨膨脹率對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具有顯著的短期驅動效應，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對CPI通貨膨脹率也具有短期驅動效應。也就是說，社會融資規模具有明顯的內生性特征，其變動既受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又受通貨膨脹率的影響；社會融資規模又具有短期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內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動對實際經濟增長不產生顯著影響，僅對通貨膨脹產生顯著影響。3.穩健性檢驗。為了驗證上述結論的穩健性，本文構建了兩個替代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表5報告了兩個穩健性檢驗對應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其中，模型A是將基本VAR模型中的CPI通貨膨脹率用GDP平減指數通貨膨脹率代替，模型B是將基本VAR模型中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率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率代替。穩健性檢驗模型A的結果支持基礎VAR模型的“內生性”和“短期中性”結論：社會融資規模具有明顯的內生性特征和短期中性特征。穩健性檢驗模型B的結果支持基礎VAR模型的“內生性”結論，但不支持“短期中性”結論：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替代社會融資規模增長時，發現信貸擴張既是實際經濟增長的格蘭杰結果，又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結果；但是，信貸擴張同時也是實際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即信貸具有非中性特征。

（三）長期均衡機制長期均衡機制即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所謂長期均衡關系，是指從長期來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一一抵換關系，當在短期內各變量間的聯系出現偏離均衡狀態的現象，這種偏離所形成的時間序列也是平穩的，并且從長期看正負偏離的程度彼此抵消（張成思，2012）。本文對物價、實際經濟產出以及融資規模的水平值（社會融資規模和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自然對數形式）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考察三者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此外，本文通過長期均衡機制分析，同時獲得了基于誤差修正模型的各個變量增長率形式的互動機制，并可以進行與短期均衡機制類似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1.協整檢驗。根據表6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變量lnRGDP、lnCPI和lnFS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不能拒絕存在至多1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表明物價、實際經濟產出以及社會融資規模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關系；同理，物價、實際經濟產出以及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之間也存在一個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檢驗可以驗證物價、實際經濟產出以及社會融資規模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以及協整關系的個數，但協整關系的具體特征（即物價、實際經濟產出以及社會融資規模間的長期均衡機制）需要通過誤差修正模型進行考察。2.誤差修正和格蘭杰因果檢驗。通過設立和估計誤差修正模型，可得到協整向量和調整系數。前者刻畫系統內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后者反映出現偏離均衡狀態后協整系統的修正特征和修正幅度。因此，誤差修正模型體現的是一種動態修正機制。Engle和Granger將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結合起來，建立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其中ecmt-1=β′yt-1，是誤差修正項，β為協整向量，反映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系數矩陣α反映變量之間的均衡關系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將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調整速度。A為調整系數矩陣。表7報告了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結果，包括協整向量β和調整系數矩陣α的估計值。但與社會融資規模呈反向變動。金融機構信貸規模與社會融資規模對實際經濟產出的相關關系完全相反，本文認為其原因在于采用的社會融資規模數據是流量，金融機構信貸規模是總量指標，而融資規模作為一種金融資本生產要素影響經濟增長則是以存量形式產生作用的。進一步分析貴州省物價水平、實際經濟產出和金融流動性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到底是因果關系還是僅僅為統計上的相關關系，需要在協整模型基礎上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8報告了協整關系約束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在協整關系約束下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與前文基于基礎VAR模型的格蘭杰檢驗因果關系結果基本吻合。社會融資規模增長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均具有內生性，社會融資規模增長由實際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水平內生決定，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由通貨膨脹水平內生決定。社會融資規模是中性的，不是實際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是非中性的，是實際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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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舉例說明，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制造業由于供應產業鏈的資本轉移給生產帶來高成本，企業利潤下降，綜合成本增加，原來有20%以上的利潤而現在連8%都不到，但我國房地產平均利潤最少也有25%，所以非房地產企業不得不考慮產業轉移或分散投資房地產來面對風險，這使得產業之間的級差利潤率的均衡在完全市場條件下被打破，拉大了行業或產業之間的利潤率比率，從而產生通貨膨脹，具體表現在一方面是房地產業資金供給過剩，另一面是制造業資金需求不足。

1.2生產率對通貨膨脹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技術創新會使生產率得到提高，當企業降低了成本同時保持合適的利潤率時，適當增加勞動力支出（工資），保持合適的消費支出，科技創新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無疑將使資本經濟快速增長，同時使個人可支配的財富更多，但這只是理想狀態。企業的本質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決定了資本要壓低勞動力價值（工資）的本性，其結果是當單位產量隨新資本投入和技術創新提高時，工人的工資增長并不與通脹一致。當生產率增長低于社會平均工資增長，隨著工資上漲，生產成本也必然上漲，推動價格上漲，通貨膨脹的壓力將越來越大。因此，生產率的增長高于或等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高于或等于工資增長率，是抑制工資成本推進型通脹的必要條件。

2通貨膨脹與商品價格的關系

一般來說，通貨膨脹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都會引起商品或勞務價格的上漲。但是，由于人們往往強調的是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之間的聯系，卻忽視了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首先，在時間上，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之間有個時滯效應，不是同時發生的經濟現象，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達到一定水平的現象反映。其次，通貨膨脹率不等于物價上漲率，兩者的計算方法不一樣。通貨膨脹屬于貨幣供應量過度增長的情形，而通貨膨脹率就是這個超出部分貨幣供應量與正常部分需求貨幣量的比率；物價上漲率反映的是物價總水平的上漲率，兩者有聯系但不完全相等。再者，物價上漲的原因不完全是通貨膨脹引起的，我們知道市場經濟下商品和勞務的供求關系是影響物價的重要因素。

3基于不同生產率的行業通貨膨脹分析

3.1國際貿易商品相關的行業勞動生產率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看人均GDP。中國的人均GDP大約從1979年的300美元升到了2005年的1690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長率達到大約7％。從而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是在不斷上升的。人均GDP的快速增長，反映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則意味著平均工資的上漲，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是6860元，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19109元，工資漲了將近3倍(統計年鑒數據)。隨著工資上漲，生產成本也必然上漲。據統計，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國全部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的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同期經濟增長率，而且增速逐年提高，2007年的增速更是達到了1999年以來的最高增速，但產品價格主要決定于市場供求關系，企業產品售價可能漲，也可能不漲。企業為了保持國際競爭力不得不通過技術進步吸收生產成本的上升，這樣企業產品的價格可以不上升。這種特性在于國際貿易商品相關的行業更為明顯，因此技術進步有助于抑制由于勞動生產率及工資上升導致的通脹壓力同時減少了生產成本。

3.2非國際貿易相關的行業

3.2.1非國際貿易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非國際貿易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是生產一定產量所必須投入的生產要素中，勞動投入的比例高于其它生產要素比例的產業。這些產業占用資金少，設備的技術程度低，容納勞動力較多。如服務業。一般來說，非國際貿易商品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技術進步一般并不明顯，如理發、餐館等。可以說，中國的理發師、廚師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和美國的同行業的生產率水平差不多。對于非國際貿易商品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力投入是商品生產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勞動成本的快速增加對該行業的通貨膨脹就造成很大的壓力。

3.2.2非國際貿易的知識密集型行業。非國際貿易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是涉及復雜先進而又尖端的科學技術才能進行工作的生產部門和服務部門，但所從事的工作、產品與國際商品聯系不大。它一般的特點就是行業、部門或企業的機械化、自動化程度比較高，而同各行業、部門或企業所用手工操作人數比較少，比如說教育。市場平均工資上漲時，非國際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就必須隨工資上漲而上升，因為行業的自動化或者機械化的特性，企業生產率提高的空間不大，無法通過技術進步來吸收成本上升，同時也無法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優勢。結果是，非國際貿易商品的知識密集型行業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表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數據：1991年到2000年，教師年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6%，我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7%，可見教師平均工資增長率低于我國GDP增長率。因此中學教育在20世紀末期，教育行業的人才流失現象比較嚴重，而且流失的教師水平，大多都是能力較強、素質較好的教育教學骨干。從教師的流向不難看出，他們大多數選擇待遇較好的私辦學校、公司、合資企業或經濟較發達地區的類似行業，這就說明教師的流向主要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從利潤率角度看，當教育行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客觀存在的級差利潤率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市場化條件下逐漸取得某種均衡，這種均衡一旦被打破，拉大了教育行業與產業之間的利潤率比率，從而一定程度加劇了通貨膨脹。

4小結

篇(4)

（一）基于Blanchard和Quash方法的模型構建農產品價格波動與中國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但對這一問題的解讀沒有形成一致性的結論。這里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來分析農產品價格波動和中國宏觀經濟之間的動態關系。考慮到普通VAR模型和協整方程無法對影響宏觀經濟的各種結構性沖擊進行識別和區分，通過對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施加長期約束，借鑒Blan－chard和Quash的方法，從影響經濟的結構性沖擊中進一步解構出供給沖擊、需求沖擊、貨幣政策沖擊以及農產品價格沖擊，將農產品價格對宏觀經濟的沖擊影響從精細的結構模型中予以展現。在模型構建中，我們首先假定這四種結構性沖擊相互之間無序列相關，其中供給沖擊代表實際產出的長期增長，可以理解為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層面的沖擊，需求沖擊代表短期內消費、投資、政府支出方面的需求變化對宏觀經濟引起的波動效應，貨幣政策沖擊代表了貨幣供給層面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農產品價格沖擊代表了農產品市場受到戰爭、災害或者預期變化對宏觀經濟所造成的暫時性影響。結構化向量自回歸模型如下。

（二）模型的估計與分析1．數據的選取我們選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1季度的實際產出同比增長率（RGDP）、同比CPI通貨膨脹率（CPI）、M2貨幣增長率（RM）、食品價格同比變化率（CPIFOOD）作為模型估計所需要的變量。在估計之前，首先對變量平穩性進行檢驗，表1是這些變量的檢驗結果。2．模型的估計與分析根據AIC和SC原則，簡化式VAR最優滯后階數為4階。在此基礎上估計施加了長期約束的SVAR模型，得到長期響應矩陣D（L）和矩陣A，B如表2所示。3．結構性沖擊的分解及其動態沖擊效應農產品價格沖擊對通貨膨脹先是負向作用然后正向推動，但其沖擊作用的力度明顯小于供給和需求沖擊，在－0．1％到0．1％以內，說明農產品價格在中國通貨膨脹波動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于供給和需求沖擊，農產品價格因素的作用有限。此外，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特點，與理論判斷存在一定差異。其原因在于，考慮到食品價格波動對于居民生活具有廣泛影響，食品價格在中國往往會受到一定的價格管制，因此上游農產品價格變化對下游食品價格的傳導機制會受到一定制約，對CPI指數的傳導也不夠順暢。由于價格管制因素的存在，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時滯拉長，不確定性增大，即農產品價格并不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上升，這與盧鋒、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分析小組的研究結論一致［7，11］。從圖1至圖4可以看到，供給沖擊對產出的作用最大最顯著，并呈現長期性，說明技術進步、制度優化等結構性變遷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持久的推動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起于農村領域的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再到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較競爭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這些都是中國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環節，也是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相比于供給沖擊，貨幣政策、需求層面的作用效果要小得多，需求沖擊的峰值效應大約在6％，貨幣政策則是2．5％。這說明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以及結構性改革能夠顯著持久地推動經濟增長，僅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調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力度和空間都十分有限。農產品價格的沖擊效應最小，產出對農產品價格沖擊有十分微弱的正向響應，在第10個季度以后轉換為負向反應并逐漸增大。4．宏觀經濟中結構性沖擊成分的分解借助Blanchard和Quash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們還可以將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分解為由需求沖擊、供給沖擊、貨幣沖擊和農產品價格沖擊四個結構性沖擊表示的組成成分，這對于更好理解宏觀經濟中的結構性波動成分有著積極幫助。從圖5至圖6可知，農產品價格沖擊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在大多數時候要小于供需和貨幣政策沖擊對通貨膨脹引起的波動。其中，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年份出現在1998到2001年之間。1998年中國南北方同時出現了大范圍的洪水等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農產品價格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對中國通貨膨脹的有效調控造成巨大挑戰。2001年以后，農產品價格對中國通脹的影響開始逐漸減弱，即便是在2007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攀升、2008年初中國南方遭遇冰凍等極端氣候的背景下，中國農產品價格總體上基本保持了相對穩定，并沒有對通貨膨脹造成顯著的推動作用。這與之前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脈沖響應特征相對應，也與羅永泰、李津的研究一致［12］。原因是：第一，從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來看，加入世貿后，中國豐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稟賦、較為完備的工業生產體系以及政府在環境問題實質上的軟約束等多方面因素所帶來的比較競爭優勢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得以充分釋放，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國經濟自2003—2008年呈現兩位數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次貸危機前，中國國內經濟受國內投資和出口需求的拉動，經濟增長迅速，外匯占款規模提高，當然全球經濟向好也助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因此，受到國內經濟過熱、外匯占款增加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國呈現出經濟過熱、通脹面臨較大上行壓力的形勢。2008年下半年以來，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國際貿易大幅收縮，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在中國對外貿易需求下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通貨膨脹暫時消除了之前的上行壓力。但是，中國在2008年末實施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以國內投資需求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新一輪通脹壓力在2010年后開始顯現。此外，國外各種版本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密集實施加劇了流動性涌入新興市場國家，原來跌入谷底的農產品價格再次扭轉回升。在國內外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和作用下，中國通貨膨脹再次面臨上漲壓力。第二，從農業領域的生產情況來看，中國一直重視農業生產對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中國農業基礎設施投入不斷增加，糧食生產連續多年實現豐收，糧食儲備充足，糧食總體自給率高，這對于穩定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因此，近年來中國農產品價格總體保持了相對溫和的增長，減少了對通貨膨脹波動的影響。

二、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與通貨膨脹的溢出效應

（一）農產品價格波動與核心通貨膨脹率考慮到CPI指標容易受到暫時性外生沖擊的影響，可能引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公眾預期出現誤判。因此，構建能夠反映通貨膨脹長期潛在變化的指標具有積極意義。這里應用SVAR對核心通貨膨脹指標進行測度，同時考察其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動態關系。最后，就建立核心通脹指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意義進行探討。計算結果如圖7所示。

（二）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溢出效應1．均值波動溢出效應模型的構建此處構建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均值波動溢出模型，通過溢出關系檢驗來進一步考察農產品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在均值波動層面上的溢出效應。構建基于農產品價格波動和中國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的二元VAR－MVGARCH－Asym－metric－BEKK均值波動模型，其中均值方程為。2．模型的估計與均值波動溢出效應檢驗表3、表4為均值波動溢出效應的檢驗結果。均值層面看，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均值溢出效應。這與之前的SVAR脈沖響應結果形成一定的對應關系，即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之間在均值層面上不存在顯著或確定的正向關系。從波動溢出層面來看，兩者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卻十分顯著，說明相對于長期的均值水平層面，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在短期波動層面上表現出更為緊密的關聯關系。從長期均值層面來看，通貨膨脹更多地由總供給和總需求決定，在供需穩定、貨幣政策不變的條件下，僅僅某一個市場如農場品市場的價格波動很難改變社會的總體物價水平。對比波動溢出效應的似然比可知，通貨膨脹或核心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溢出效應的似然比LR要遠大于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或核心通貨膨脹溢出效應的似然比LR，表明前者在更高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不存在溢出效應的零假設，這說明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單向溢出效應相對于反向溢出要更為顯著。這與中國近年來通脹波動的事實十分契合。如前文所述，中國通貨膨脹更多受到供需層面和貨幣政策的影響，農產品僅作為構成通脹指標中的一部份，其價格波動對整體通脹改變的作用力度有限。相反，當中國通貨膨脹出現加大幅度波動時，隨著一般商品價格的整體性調整，農產品市場必然不能獨善其身，其價格波動性隨之增加。

（三）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動態相關性從圖8可以看出，農產品價格與CPI、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動態相關性既有正向也有負向關系，說明農產品價格上漲不會必然引起通貨膨脹上升。同時農產品價格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正向相關關系相比于CPI有明顯的下降，說明CPI更容易受到農產品價格因素波動的影響，而核心通貨膨脹率由于已經剔除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受到農產品因素的作用相對較小，因而能夠更多反應經濟供需層面的情勢變化。事實上，考慮到核心通貨膨脹與CPI相比，能夠剔除農產品價格這些隨機沖擊的影響，更多地反應經濟內在情勢變化所產生的潛在通脹，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起更為科學、合理的反應通貨膨脹真實變化的指標體系，將會給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控預留出更多的調整和操作空間，更好地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與連續性。

（四）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協動關系在研究農產品價格沖擊的漲跌對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的非對稱影響方面，此處根據Kroner和Ng提出的一元GARCH的新聞曲線進行了改進和創新，提出了基于“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協方差”的多元GARCH聯合消息沖擊曲面（NewsImpactSurface）［13］。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觀經濟變量變化的非對稱影響方面，曾有應用類似的消息沖擊曲面對中美貨幣政策協調以及基準利率聯動等領域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此處應用這一方法考察農產品價格沖擊波動性與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協動性所產生的非對稱沖擊效應。總的來看兩者之間協動關系，可以認為，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上升更容易帶動對方變量的上行，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下降對對方變量下行的作用力度則相對較小，即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或通貨膨脹對對方變量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其中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上行具有更為顯著的推升作用。

三、結論與建議

篇(5)

通常而言，經濟高速增長都要歸因于投資、消費及出口等的拉動，且投資和消費貢獻極大。根據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理論，第Ⅰ部類存在優先增長趨勢，但第Ⅱ大部類也需有一定的增長，用以滿足兩大部類增長所需的ΔV和M/X需求，如果第Ⅱ部類增長不能滿足增加的需求，便會在經濟增長同時伴隨一定水平的通貨膨脹。我國開始改革開放至1998年這一經濟發展過程驗證了這一點。

(一)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期我國通貨膨脹路徑的偏離1998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在原有路徑上發生偏離(如圖2)，從1998年開始，我國CPI增長由過去的大起大落變為較平穩的低位小幅震動，并出現幾年負增長。可見，隨著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我國經濟呈現世界經濟體發展中罕見的高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并存的現象。在此期間我國投資的快速增長帶動了經濟高速增長，卻出乎意料地未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由表1可見，自1998年以來，我國持續保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最高年份為2007年，達到14．16%的增長率，而CPI卻出現較低水平上漲，其中有9年時間CPI上漲在2%以內(包括4年時間負上漲)，經濟面臨通貨緊縮風險[4]。2008年物價指數上漲最多，也僅為5．8%，屬于較溫和的通貨膨脹。另外，我國在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同時，最終消費需求的貢獻有8年時間都小于投資貢獻(如圖3所示)，消費需求拉動明顯不足，成為特有經濟現象。從1998年開始至201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仍保持較高速度，其中有9年時間增長率超過20%，最高年份是2009年達到29．95%，其余年份除1999年外增長率也都不低于10%。較高的投資增長率和不足的國內消費需求同時存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又在低位增長，這些現象似乎有悖于馬克思擴大再生產兩部類平衡規律，并使我國通貨膨脹變得不可預期，唯一能夠解釋這種經濟現象的便是我國房地產商品化的快速發展。

(二)房地產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抑制效應我國1980年開始推行住房商品化，但由于具體政策尚屬空白，房地產市場商品化只能在探索中進行，各經濟組織、個體、經濟制度等都在探索中適應這種重大改革。如圖4所示，我國房地產經歷過探索式發展后，1998年開始迅速發展，商品房自由買賣使得改善自身住房條件的需求迅速增加。我國開始住房商品化前，由于原有經濟體制下人們住房大都是單位分房，因此住房支出占收入比值極低，同時住房條件也較差。隨著住房商品化的實施，單位福利分房制度被逐漸取消。原有住房條件差，新家庭又失去福利分房機會，因此對居住用商品房的需求迅速膨脹。近15年來，房地產開發企業平均每年新開工房屋面積中，供居住用的普通住宅面積占近80%，高檔別墅、公寓又占了4．05%，兩者之和達到84．05%，剩余的生產經營用房屋僅為15．95%。可見房地產企業開發的房產也主要為滿足這種消費需求。商品房屬于長期資產，但在房地產市場興起后的一段時期，占房地產市場主要部分的居住用房屋主要用于滿足人們基本居住需要，具有完全消費資料屬性①，房地產開發絕大部分應歸為第Ⅱ部類生產，而所占比例極低的辦公及營業用房屋開發屬于第I部類產出。根據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理論，由于商品房需求驟增，這種特殊消費品具有占用流動性大的特點，在第Ⅰ部類高速增長期，與兩部類(V+ΔV+M/X)相對應的收入將有很大份額用于購買第Ⅱ部類產出的商品房，商品房價格逐年上漲。人們為滿足最基本居住需求，不得不改變消費傾向，節制普通消費品購買，以滿足相對昂貴的住房需求。兩大部類普通消費的抑制必然使國內消費需求難以拉動，消費價格指數也因此在經濟較快增長時期仍處于極低上漲水平，甚至出現通貨緊縮跡象，因此房地產市場興起將通貨膨脹推離原有路徑。我國自2000年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房價同時增長，但商品房并不能拆分為每平米購買，也不能按使用時間段平均購買，而只能整套獲取。這樣，購房者不得不一次性支付較大數額房款或首付款。如表2數據，2000年，我國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每人6280．0元，若以三口之家測算，兩人收入共12560元，供養一名未成年人。2000年我國城鎮人均居住面積為20．3平米，住宅商品房平均售價為每平米1948．0元，該戶購房總價款為118633．2元，相當于兩人收入的9．45倍，即使采用房屋抵押貸款的形式取得住房，按照30%的比例支付首付，也相當于2．83年收入總和，拋除生活必要開支，需要近6年時間才可完成積累。由此消費者必然改變原有消費傾向，節制普通消費用以支付購房需求，2000年我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僅上漲了0．4%。另外，隨著房地產價格泡沫的充斥，購房總款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有提高趨勢，對消費也繼續起著抑制作用。房地產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抑制不僅因為商品房吸收流動性大，還因為商品房總需求增長迅速。2007年之前，我國保持平均9．95%的經濟增長速度，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除2004年外都低于2%，甚至有三年時間該指數變化為負，而同一期間，商品房銷售額卻出現高速增長，最高時為2005年的69．23%。2000—2007年，年商品房銷售額占國民總收入比值也呈遞增趨勢(如表3)，房地產市場迅速發展使本應出現的通貨膨脹并未出現。房地產市場發展對通貨膨脹的抑制作用被掩蓋在經濟增長背后，這種抑制使中國投資過熱拉動的經濟增長并未受到通貨膨脹的威脅，反而促進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這掩蓋了兩大部類不平衡的潛在威脅，使我國在發展房地產市場過程中很少主動預測該市場發展趨勢和調整周期[5]，難以做到未雨綢繆。如2008年我國“四萬億”計劃，雖然讓2009年房地產市場重新振作，但卻讓我國與世界市場相脫節的房地產市場進一步偏離，并出現2013年的反彈性增長，使房地產價格泡沫繼續膨脹。總之，由于第I部類中V和M較多，房地產市場發展成為改善住房需求的重要部分，對V和M的購房滿足減少了對其他消費品的需求，由此CPI持續低位上漲。但當房地產完全成為投資品時，這種形勢便會逆轉。

二、房地產市場調整期的逆向通貨膨脹沖擊

房地產市場發展具有周期性，經快速發展之后，必然會達到飽和，繼而陷入低迷[6]。飽和的房地產市場真正屬于投資品市場，房地產也成為第I部類產出。房價內充斥的泡沫一旦破滅，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兩大部類比例便頓時失衡，造成逆向通貨膨脹沖擊，且伴隨房地產市場的產能過剩。

(一)房地產市場部類轉移房地產市場由第II部類向第I部類的轉移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房地產新開發面積中居住用房屋比例減少。從2008年開始，房地產開發企業新開發房屋面積中，無論普通住宅還是高檔別墅、公寓所占比例開始持續下降，同時，辦公樓及商業營業用房屋等所占比例開始逐年上升。后者明顯屬于兩大部類生產中的C部分。根據馬克思兩大部類平衡理論，兩部類的C都由第I部類生產，根據圖5所示的房地產用途變化趨勢，房地產開發正逐漸向第I部類轉移。二是由于居住用房地產屬性轉變，此類商品房也轉變為第I部類產出，這是對經濟影響最主要的部分。房地產具有消費資產和投資品雙重屬性[7]，由于商品房用途由最終獲取者確定，而不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決定，其屬性也取決于購房者的需要和預期。在購買的商品房滿足居住需求之后，購房者繼續購買的商品房便成為投資的一種方式。此時購買者增加的房產主要用以賺取租金或增值收益，因此居住用房屋的投資品屬性變得更強，并逐漸變為社會再生產的第I部類產出。這種轉移可能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方面，由于房價泡沫破滅，在房價看跌的形勢下，投資于房地產的預期收益減少[8]。根據資本追求利潤的特點，商品房需求將下降，商品房成為產能過剩產品。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開發時間較長，生產規模難以自由收縮。房地產價格上升時期，潛在的房地產投資規模過大被隱蔽，房價泡沫破滅時，占經濟活動重要地位的房地產投資過快問題便會顯現出來。如果我國繼續依靠投資拉動帶動經濟增長，便會造成第Ⅰ部類的(V+ΔV+M/X)過多，向第II部類購買的普通消費資料增加，沒有商品房的第Ⅱ部類產出便不能完全滿足兩部類消費需求，從而出現通貨膨脹。我國現今房地產市場正處于這種過渡期，房地產市場向第I部類的過渡，使我國不得不面對由此可能產生的通貨膨脹沖擊。

(二)我國房價泡沫破滅壓力表象我國房地產高速擴張之后，價格泡沫逐漸形成，現今房地產價格泡沫破裂壓力增大[9]。首先，作為實物資產，房地產使用已趨飽和。我國房地產市場從1998年開始獲得迅速發展，進入明顯的擴張期。2008年“四萬億”計劃的刺激使房價反彈程度較大，到2013年底，我國商品房價格、銷售面積都出現非正常速度上漲，12月份同比價格上漲最高達21．9%，全國商品房銷售量增長了17．34%，城鎮人均住宅面積高于32平米。商品房的需求趨于飽和，一些城市出現大打折扣銷售以及拋售現象，過剩的商品房供給短期內難以消化。其次，作為投資品，房地產投資收益低下。房地產作為投資品可獲得的收益主要包括租金、增值收益、更多的動遷補償等，這三類收益的賺取都須以其實物使用形式為基礎。在實際生活和經營求難以挖掘的情況下，房地產投資價值降低。如今，我國房地產市場平均收益率下降，年凈租金收益與房價的比例大都低于2%，小于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3．25%。一些商品房空置的“零租金”現象愈加突出，我國商品房空置率已高于20%，一些大中城市呈現所謂的“鬼城”[10]。投資于無租金低價格上漲的房地產市場等于資金受到侵蝕。再次，維持房地產發展的資金鏈支持削弱，行業資金周轉困難。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性行業，其發展離不開強大資金鏈的支持。我國房地產投資資金中自籌資金的比例一般為30%左右，其他主要依靠商業銀行提供的資金，包括房地產開發商向銀行獲取的20%左右的直接貸款、個人購房時采用住房抵押方式向銀行所貸款項，兩種方式所獲銀行資金量極高。近幾年，房地產業的直接貸款比例下降，2010年直接貸款比例就開始下降為17．30%，其后兩年都在15%左右，2013年在房地產市場獲得極強增長的情況下也僅為16．11%。長時間的銀行信貸收緊使房地產商降價抽身的壓力加大。銀行資金支持削弱使得房地產商資金鏈條緊繃，時間愈長，房價泡沫破滅壓力愈大。

(三)房地產調整期的逆向通貨膨脹沖擊引致因素中國房價泡沫存在已成為事實，但房價泡沫一旦被硬性擠破，其直接后果便是通貨膨脹沖擊。首先，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釋放施壓于通貨膨脹。房地產吸收資金量大，對物價指數影響也大。1998年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以來，我國出現罕見的高增長低通脹態勢。2008年政府采取的4萬億刺激計劃，使2009年物價指數出現暫時緊縮。2013年房地產市場出現反彈性增長，并導致令金融業措手不及的“錢荒”。2014年5月份一些城市房地產銷售價量雙降，CPI增幅卻創今年來新高。可見房地產市場對物價的影響力量之大。若房地產價格失控性下跌，房地產市場不但不能吸收流動性，還會因房地產拋售擠出極多的流動性，加劇流動性過剩，給經濟造成極大的通脹壓力。2014年6—7月份，房地產市場低迷趨勢明顯，而不同于2013年的“錢荒”，一些銀行開始主動設計新的放貸方式，以尋找資金的投向，這可說明銀行流動性比較充裕。其次，銀行次貸風險加大。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時，購買者若選擇棄房，銀行不得不對商品房進行拍賣，抵押物價值存在損失顯而易見，這種損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為抵押物的房地產價格下跌，這種價值減損是最基本的減損，銀行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規避部分風險。近幾年我國商品房貸款的嚴格控制，減少了這種抵押房估計價值下降造成的風險。另一方面是抵押用房地產拍賣價格的下降損失，實際上銀行面臨更大的損失便是這種拍賣損失。因為房地產價格過高，房地產需求變弱，二手房有價無市。商品房按照市場估價拍賣，通常都會流拍，如2013年溫州棄房進入首拍后，成功率還不到5%。經多次拍賣、多次折價后商品房才能成功拍賣，這種價值減損及拍賣費用是風險的實質來源。若房價泡沫破滅，棄房急劇增多，銀行風險會更大，可能導致局部性金融危機。再次，地方政府債務存在危機風險。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各城市承載力不足，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巨大投入。地方政府在推出新產品“空地”之前，需要預付很大一部分動遷支出。所有支出是每年財政收入所不能彌補的，因此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并通過出讓土地使用權來彌補。房價泡沫破滅將導致土地出讓難以實現，甚至出現房地產商想要“退貨”現象，地方政府收入銳減。支出增加和收入下降共存的結果便是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開始。政府作為公共管理部門不能破產，最終不得不靠增發貨幣來解決債務問題，貨幣的增發必然會加劇通貨膨脹。總之，我國房地產抑制通貨膨脹時期基本結束，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依賴可使經濟失去對新形勢的適應能力。在我國根本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完全解決的情況下，持續通貨膨脹壓力會加大。若持續使用計劃性的救市政策，人為推高房價，只能助長社會投機活動，使房地產泡沫持續膨脹，最終可引發通脹全面爆發。

三、政策啟示

篇(6)

【關鍵詞】通貨膨脹 經濟增長 關系研究

目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式仍不容樂觀。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受到重創，時至今日，經濟雖然有所恢復，但是仍處于低迷狀態。就我國而言，當時為了應對經濟過度下滑，我國政府采取4萬億的經濟刺激政策，在當時確實起到了刺激經濟保持增長的目標，但給我們現在的經濟中下了苦果。實體經濟的低迷、通貨膨脹壓力、就業壓力在危機之后的今天還是不可阻擋的降臨。因此，本文將著手研究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著力把握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均衡，為促進經濟穩健增長提供可靠依據。

一、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衡量經濟發展是否穩健的重要指標。然而，學術界對于通貨膨脹的定義仍然沒有統一的概念。普遍接受的說法是：由于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超過經濟的實際需求，引起整體物價水平上漲同時導致貨幣貶值。Gregorio認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胡仕明、黃國石認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值映射關系，他們對數量關系進行最小二乘法回歸，相關系數顯著性明顯比單值映射提高。由于經濟周期的影響，相同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對應較高的通貨膨脹，也可能對應較低的，決定因素在于經濟增長處于什么階段。鄭雨、李新波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著同趨勢的三次回歸非線性關系。由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經濟增長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而且，通貨膨脹具有滯后效應。黃憲慧、韓海波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負相關的效應，主要是通過改變居民儲蓄行為、消費行為，增加經營成本、經營風險，改變收入分配機制等實現。劉金全、謝衛東認為，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會受到實際經濟與名義經濟之間存在內在聯系的影響。視經濟環境的不同，適度的通貨膨脹可能會推動經濟增長，而有時適度的低通脹有助于經濟發展。[6]

總之，之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原因、影響以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些方面研究的。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和樣本選取的差異，以及相關變量的不同，和通貨膨脹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沒有一致的相關結論。

二、我國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實際關系

通貨膨脹是一種復雜的經濟現象，它不是簡單的由于貨幣供應過剩而導致物價普遍上漲，這只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以下這些因素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宏觀經濟增長（GDP）、廣義貨幣供給量（M2）、工業品出場價格（PPI）、人民幣匯率（RMB）、居民對通脹預期（IE），重大事件以及嚴重自然災害等。就我國2014年度經濟數據顯示，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同比增長7.4%，CPI同比增長12.1%；而2015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40，667.2億，增速為7%，CPI上漲幅度約為1.2%，CPI同比增長約為11%。與2014年第一季度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8%，CPI指數下降1.1個百分點。根據數據顯示，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明顯不符合通貨膨脹隨經濟增長而增加、隨經濟下降而降低。2015年底一季度的同比經濟增長5.1%，而CPI卻同比下降1.1%。

本論文可以根據統計年鑒數據，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宏觀經濟增長、廣義貨幣供給量、工業品出場價格這四個指標作為內生變量建立VAR模型分析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一）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首先，適度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通貨膨脹率過高時對經濟就會產生阻礙作用。其次，持續的經濟增長會因慣性作用引起通貨膨脹增加。

（二）通貨膨脹對自身變動的反應

通貨膨脹對其自身的誤差變動敏感性強。這主要是因為，多種復雜因素都會影響到通貨膨脹，其自身的不確定性較強；商品價格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上年期末價格的影響，從而考慮通貨膨脹率的波動因素時，也應考慮上年價格的影響。

（三）中間產品的價格上浮會對通貨膨脹產生一定的壓力

由于宏觀經濟測算GDP與CPI都是對最終產品的價格為基礎的，而當中間產品價格普遍上漲過快，這必然使最終產品的價格上漲，進而形成新的通貨膨脹壓力。

（四）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并不十分顯著

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增加流通中的貨幣，而實體經濟價值并不增加，從這種角度看，貨幣供給會增加通貨膨脹。然而，由于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貨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貨幣流通速度明顯下降，同時增加的貨幣供給量會被經濟擴大而消化，從而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三、政策建議

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為了防止過度通貨膨脹，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本文分析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介于中間產品價格上漲對通貨膨脹的壓力，監測部門應加強對中間產品價格的檢測，尤其是價格上漲對最終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防止各種囤積炒價的現象，促使各種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實現市場分配機制。

（二）加強最終產品價格監測機制，增強對可能造成價格不合理上漲因素的控制能力，與此同時，合理調整監測價格的內容，尤其是對石油、天然氣、煤炭等重要的資源性商品以及糧食，肉類，汽車、房屋等關切民生的產品的監測比例適時合理地加以調整。

（三）適度合理地進行貨幣政策調控。由于貨幣政策可以在經濟繁榮時促進經濟更加繁榮，而當經濟蕭條時，錯誤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所以在投放貨幣供給量時，要避免形成流動性過剩，防止股價與房地產的波動。在與財政政策相配合實施的同時適當控制貨幣供應，使貨幣的流通量與實體經濟的需求量相一致。

參考文獻

[1]魏學輝.李峰中國通貨膨脹、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期刊論文]-未來與發展，2011（4）.

[2]李躍輝.彭嘉瑩基于VAR―VEC模型的物價指數關系研究[期刊論文]-統計與決策，2012（15）.

[3]于兆坤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期刊論文]-中國集體經濟，2012（15）.

篇(7)

管理通貨膨脹預期，是我國目前和今后面臨的緊迫任務。通脹直接影響是貨幣貶值，人們的購買力下降。釋放通貨膨脹的壓力，會對我國的金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時積極采取科學合理的金融經濟應對策略顯得尤為重要。先是根據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提出了通脹時期應當采取的金融應當策略。

【關鍵詞】

通貨膨脹；金融；研究

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是金融行業，由通貨膨脹引起的金融問題對金融行業產生巨大的壓力。充分認清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為解決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提供了幫助。下面就淺要分析了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

1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

1.1貨幣供給因素

中國通貨膨脹產生的重要原因是國家貨幣供給太多，過多的貨幣并沒有均勻的分散到各個行業，而是流入某些特殊行業，使這些行業的物價水平提高，帶動收入水平提高，又帶動了投資水平的提高，使這些行業所需物的價格升高。近幾年來，銀行對外貸款和國家外匯儲備增長迅速，增加了金融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貨幣流通量過大時，開始轉入房地產行業，使房地產市價升高。股市發展壯大時，貨幣又流入股市，加大了股市泡沫。如此造成了通貨膨脹的發生。

1.2資源緊缺拉升需求

眾所周知，我國人口基數大，資源人均占有量少，在資源發生供小于求的情況時，造成產品的價格上漲。這一點在自然資源產品上表現的尤為突出。產品價格上漲可以反映出產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漲，初級產品和中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了成品最終價格的上漲。企業對于產品原材料成本上漲采取的策略是提高產品的銷售價格，消費者就間接的成為原材料成本上漲的買單者。由此可見通貨膨脹可由資源緊缺或產品成本改變引起。

1.3受國際環境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積極發展經濟，對于外部國際市場的依賴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多項對外金融指標過高。我國和歐盟貿易額并列世界第一，表面我國在經濟上高度的對外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導致我國受貿易國經濟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敏感，貿易國一旦發生通貨膨脹也會牽連到我國經濟金融秩序。匯改后，人民幣對外升值速度加快，人民幣升值會導致通貨緊縮現象，但國際上的熱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大，大量涌入中國，還有貿易順差都對國內金融市場帶來了較大的波動性。在此環境下美元進行主動性貶值，國際上美元標記物價格大大提高，比如原油、金屬和糧食等。

2通脹時采取的策略

2.1加強宏觀調控

固定資產投資過高導致GDP處于高位增長。避免我國金融市場過熱發展的首要任務要靠國際的宏觀調控，減低固定資產投資發展速度。近幾年我國陸續出臺了針對性調控的措施，比如加強土地管理、清查投資項目、控制信貸增長速度等。再取得了相應的政策效果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強落實力度。要歸結經濟和法律手段，加大對耗能高產業的結構調整，升高市場標準，在出口上嚴格堅持兩高一資原則不動搖。不能放松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力度，研究資源環境相關保護法規。充分調動資源在金融市場上的分配，鼓勵促進企業進行產業優化調整活動。

2.2防止資產泡沫

目前我國供過于求問題十分突出，流動性泛濫嚴重。國際收支上國家間順差現場持續增加、貨幣創造量變大，導致流動性還會升高。資料表明，流動性過大導致過量的資金流入短期內高回報的金融市場，引起產品價格升高，加大了經濟泡沫，嚴重時還會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比如這幾年發生的熱錢流入房地產行業，帶動了房價的升高，熱錢流入股市，加大了股市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全球金融風險加大，國際游資在尋找新的投資途徑時會首先考慮中國金融市場，中國人民幣的升值又加大了對國際游資的吸引力。對此要加大資本管理力度，防止國際游資大量涌入，加大反洗錢工作力度，嚴格防范銀行信貸存在的安全隱患，防止資產泡沫不斷的擴大。

2.3減少市場貨幣量

采用貨幣緊縮的財政政策來減少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使供過于求的市場壓力降低，進而減低通貨膨脹壓力。對于市場上過多的貨幣量，央行要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基準率，目的是縮緊銀根。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可以讓銀行的可貸資金減少，使人們的投資行為減少。單一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基準率，對CPI指數影響不大，加息政策對股市影響不大。在加息的同時公開市場操作，加強對外匯的監管，保證匯率水平在一定的范圍內波動。為了防止國際游資大量的涌入中國經濟市場，對經濟市場造成惡劣的影響，還要做的加大短期投資的管理和外債的管理，鼓勵境外集團使用國內資金，扶持國內機構對境外的金融投資。

2.4信息制度公開化

阻止通脹預期最好的辦法是公開現在控制通脹的實際效果。央行進行宏觀調控時注意人們的就業情況，要根據已有的資金儲蓄流向情況預測通脹趨勢。政府在處理通脹問題時要公開操作的透明度、政策的透明度，讓公眾產生反通脹政策產生良好效果的信心。

2.5完善住房系統

住房需要是每個公民的基本需求，房價問題是很重要的民生問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導致了水泥、鋼筋、建材等相應原材料產品價格的上升，引起消費指數上升。通過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建造保障公民基本需求的安居工程，改造縣鎮鄉村危房工程，使公民的住房資金、土地政策按照法律條文落實到位。

3總結

金融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在阻止通脹預期時需要采用多種經濟策略。根據通貨膨脹形成的具體原因，從根源上解決通脹問題，做到標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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