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蒙漢雙語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民族高等教育；蒙漢雙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8-0171-02

一、蒙漢雙語教學的現狀

本文主要通過問卷調查、文獻研究、訪談法等方法對內蒙古財經大學蒙漢雙語教學現狀進行分析，發現一些存在的問題。

1.蒙漢雙語教師數量不多、專業化程度有待提高。學校要實施蒙漢雙語教學，首先要有足夠數量的蒙漢兼通的雙語教師。①蒙漢雙語教師人數不多。蒙漢雙語教師，是實施蒙漢雙語教學的重要基礎條件之一，但是學校目前缺乏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蒙漢雙語教師，由于缺乏專業的雙語教學培訓，很難達到理想的雙語教學效果。經調查發現，用蒙語和漢語兩種語言講解專業知識的老師達不到一半的水平，6.96%；用漢語講解專業知識，用蒙語組織課堂活動為43.19%；全部用蒙語講解為3.77%；用蒙語講解專業知識，用漢語組織課堂活動的為6.09%。②教師專業化程度不高。目前學校缺少優秀的蒙漢雙語教師，雖然教師具備一定的蒙漢雙語教學的基本能力，但是蒙漢雙語教學規律的認識不足，例如蒙漢雙語在教學中的使用度、兩者之間的關系、蒙漢雙語教學的目標評價標準等方面認識上的缺陷，造成課堂教學效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2.學生蒙漢雙語能力差別顯著。①大部分學生來自于農村、牧業地區。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的大部分大學生來自于農村、牧業地區。農村地區為51.6%，牧區為26.7%。絕大多數蒙古族大學生來自于偏僻的農牧業地區，由于農村、牧業地區的生活習慣的原因，交流溝通的主要工具是母語——蒙語，這就決定了學生交流的工具為蒙語。尤其農村、牧區蒙古族中小學，由于不同地區不同學校對漢語教學的重視程度不同，導致了漢語發展不平衡，學生漢語能力有顯著差別，這給民族高校的雙語教學帶來了一定的困難。②學生的雙語素質不同。首先，學生的漢語基礎能力有差距。第一，學生的漢語應用水平有差距。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能夠全面熟練應用漢語的水平，整個調查人數中占的比例為35.36%，不到一半人數；只能進行簡單的對話占為4.93%；能進行日常交談，但聽課、閱讀、寫作業、課堂發言有較大的困難的占10.15%；能聽課和閱讀，但寫作業、課堂發言仍有一些困難的占為15.65%；能聽課、閱讀、寫作業，但課堂發言仍有一些困難的占為33.91%。第二，學生參加普通話水平考試通過率低。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參加普通話水平考試，整個調查人數占的比例為49.56%，考試通過率為36.81%。說明學生的普通話水平還是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學校及授課老師必須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第三，學生對漢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對漢文教材的理解程度不同。完全能看懂的人占為38.26%，大部分能看懂的為56.62%，只能看懂少部分的為6.96%，一點也不懂的為1.16%。因此，學校及授課老師，盡量多編寫蒙文教材或者訂購教材時考慮學生的特殊情況。第四，學生對漢語授課課程的掌握程度不同。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對漢語授課課程的掌握程度有差別。完全能聽懂的人占為38.84%，大部分能聽懂的占為53.04%，只能聽懂少部分的為7.25%，完全聽不懂的為0.87%，學校及授課老師必須幫助學生解決問題，盡量讓學生對上課有信心。其次，不同學生專業素質有差別。第一，學生能用蒙語表述所學專業的專業知識情況有差別。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能用蒙語表述所學專業的專業知識情況，完全能表述的占為11.89%；大部分可以表述的占為53.04%；幾乎不能的為35.07%。學以致用，學了用不了如何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內蒙古是特殊地區，也是蒙古族人口較多的地區，為地區經濟發展，學校應考慮和解決這些問題。第二，學生能用漢語表述所學專業的專業知識情況有差距。經調查發現，蒙漢雙語授課學生能用漢語表述所學專業的專業知識情況，完全能表述的占為18.55%；大部分可以表述的為66.67%；幾乎不能的為14.78%，學以致用，市場是開放的，為民族地區的和諧發展必須向其他民族學習，學習普通話，學習其他民族的優點，這樣才能更好地為民族地區經濟的健康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要解決這些問題，學校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3.教學環境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在教學管理上，蒙漢雙語教學管理體制不健全。①學校圖書館的蒙文圖書不能滿足學生的學習需要。經對學生調查發現，圖書館的蒙文圖書能夠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的占為65.51%，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的則為34.50%。學生反映，不能滿足學習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關于專業方面的書籍及教材數量太少，尤其復習資料比較少；只有在圖書館五樓半側才有，顯得學校不重視；書籍種類少，不符合現代學生的要求，跟不上時代，太老舊了，涉及的范圍少，跟專業有關的書很少，尤其經濟類的蒙文書很少；蒙文圖書不外借等存在較多問題。②用蒙漢雙語授課的課程不多。盡管按有關政策和規定在雙語學科、課時方面有所調整，但課程模式大體上還是遵循或照搬國家統一的單語課程標準，缺乏針對性。學生所學過的課程中用蒙漢雙語授課的課程太少，經調查發現，用蒙漢雙語授課的課程僅有大學英語、數學、政治經濟學、思想政治、語文、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軍事理論、基本原理概論、西方經濟學、斯拉夫語、宏觀經濟學、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毛概、金融、銀行會計等，通過這些可以發現很多課程都是用普通話來講授的，不能很好的滿足學生學知識的需求。③開展蒙漢雙語教學年級沒有統一的規定。經調查發現，學生認為適合開展蒙漢雙語教學的年級有選擇一年級的為75.36%，二年級的為59.42%，學生由于蒙語授課轉化為漢語授課需要一定的過渡期，無論是思維方面還是語言方面需要一定時期的適應過程，因此學校及老師應盡可能地從學生實際情況出發，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④教材缺乏實用性和多樣性，無法滿足學生的實際需求。目前雙語教材的編定，很少有學科類的蒙語教材，而要真正實施雙語教學就必須編制各學科的蒙語教材。目前學校蒙文教材種類不多，經調查發現，具有蒙文教材的課程有政治經濟學、毛概、微積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金融學、斯拉夫語、財經寫作等課程，非常有限，不能很好地滿足學生的實際需求，學校及老師值得關注。

二、提高教學質量的建議

1.注重蒙漢雙語教學中師資的培訓。首先，教師要樹立正確的蒙漢雙語教育觀念。教師要正確理解和把握“雙語教學”，明確蒙漢雙語教學的目的。要真正實施雙語教學，就必須重視雙語聽說讀寫的應用能力，重視蒙語與學科的雙向滲透，使學生能夠全方位地應用蒙漢雙語，使認知和交際能力同時得到發展。其次，學校要重視蒙漢雙語教師的培訓工作。實施“蒙漢雙語教學”必須要有足夠數量的蒙漢兼通的教師，學校有關負責人必須重視對蒙漢雙語教師的培訓工作。教師通過攻讀學位或者進修等途徑提高其業務水平，以改善蒙漢雙語授課教師隊伍的整體學術水平。再次，教師要改革雙語課堂教學模式。在低年級時，應多設置，學生需要過渡適應期；為高年級專業課雙語教學打好基礎，還要注意課程設置的銜接問題。

2.注重蒙漢雙語學生的培養。首先，在教學中，為了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低年級要蒙語授課，讓學生熟悉新的環境；到二年級開始有些課程可以用蒙漢雙語授課，有個過渡期；到了高年級可以直接漢語授課，最終實現高水平的雙語教學。其次，努力營造良好的雙語學習環境。為學生努力創造豐富的雙語練習機會與真實的語言環境，如開展各種知識競賽或演講比賽等團體活動來增加學生的“積極學習時間”，提高雙語教學的有效性。

3.注重科學研究工作，提高學術水平。首先，學校應設立蒙文教材建設專項基金、貼補蒙文教材編寫，鼓勵那些學術造詣深、教學技藝高的教師來編寫教材。高質量的蒙文教材是進行蒙漢雙語教學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要素，教材的質量好壞與有無會直接影響到蒙漢雙語教育的質量與教學效果。因此，學校必須重視這方面，增加其投入。其次，大力開展學術交流，定期召開蒙漢雙語教學研討會。近年來蒙漢雙語教學理論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比較有影響力的著作與論文，為發展蒙漢雙語教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蒙漢雙語教學是內蒙古民族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內蒙古財經大學作為民族高等院校，承擔著培育我區民族人才和解決民族發展問題的重要責任。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蒙漢雙語教學，為我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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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學專業;專業特色;問題導向;積小勝為大勝

財政學專業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歷史最為悠久的專業之一，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實力最為雄厚的“標桿”專業之一。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于2006年、2009年先后被評為品牌專業和國家級特色專業。這說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在專業特色的建設上已取得了明顯成就。但作為地方財經類高校，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在我國財經類高校專門人才的培養中保有“一席之地”，特別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在我國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當下，能夠站穩腳跟并顯現出自身的“優勢”所在，就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學專業的特色建設。

一、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成就與不足

目前，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由2006年之前的單一財政學專業發展為現在的財政學專業、財政學專業(蒙語授課方向)和財政學專業(財政學—資產評估雙學位)。如果從大財政學專業即包括稅收學專業在內的角度出發，目前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由2006年之前的單一財政學專業發展為現在的財政學專業外加1個專門方向、1個雙學位和稅收學專業外加3個專門方向，亦即除上述財政學專業及其方向外，現有稅收學專業包括:稅收學專業、稅收學專業(稅務師方向)、稅收學專業(稅收籌劃方向)和稅收學專業(蒙語授課方向)。經過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經過近10年的建設，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已顯現出如下特色:一是蒙漢雙語授課特色，即專業教學同時采用蒙語和漢語兩種語言授課。二是切合專業特點的“雙證”、“雙學位”人才培養模式，即稅收學－稅務師“雙證”人才培養模式和財政學－資產評估“雙學位”人才培養模式。三是基于“臨近的可能”不斷夯實和彰顯專業內涵，即立足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稅學院現有4個專業(財政學、稅收學、勞動與社會保障、資產評估)之實際，在臨近的可能的基礎上不斷拓展和凸顯專業內涵，探索培養具有為民生托底之眼光和知識架構以及具有扎實、系統資本資產評估理論和實操能力的財政學專門人才。實踐證明，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之特色建設，對于為我國8省區培養蒙漢兼通財經專門人才，對于充分利用內蒙古財經大學和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之經濟學、管理學學科優勢培養復合型財經專門人才，對于增強內蒙古財經大學學生的任職履職能力培養市場緊缺的應用型財經專門人才，對于促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稅學院現有4個專業的互補共生培養創新型財經專門人才，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之特色建設，還為內蒙古財經大學在諸如民族財經問題、農村財經問題、居民收入分配問題等科學研究領域取得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影響的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課程群教學團隊和稅收學課程群教學團隊先后榮膺級優秀教學團隊，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教學成果榮獲人民政府優秀教學成果三等獎。但專業建設永遠在路上。與自身過去比，與內蒙古財經大學其他專業比，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確實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若與其他高校財政學專業比，特別是與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的財政學專業比，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建設尤其是特色建設仍存在明顯不足。概而言之，主要是:1．蒙漢雙語授課特色，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特色。一提到專業特色，內蒙古財經大學引以為傲的首推的是蒙漢雙語授課特色，財政學專業自然也不例外。問題是，遍及全校所有學科專業的所謂特色，還是學校某一專業所特有的嗎?誠如是，則毫無疑問，雙語授課是新疆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的特色，越漢雙語授課是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學專業的特色。果若如此，則拓展蒙漢、、越漢雙語授課的專業或班級就成為包括內蒙古財經大學在內的上述這類學校專業特色建設的不二選擇。如此一來，則這類學校的所謂專業特色，與非這類學校相比的確是一特色，但若與同類學校相比就無所謂特色了。問題還在于，循此特色進行專業特色建設，只能是一種外延式的建設，即不斷拓展或擴大蒙漢(、越漢)雙語授課的班級和人數，而這與專業特色建設的內涵式發展本質顯然是背道而馳的。2．特色即優勢，如果在同類或同一面向中算不上出類拔萃，就不是典型意義上的特色。特色應是在長期的建設中所形成的獨有的比較穩定的優勢，而所謂優勢應是在同類中或在對同一問題的解決中超越眾生或出類拔萃者。也就是說，人無我有，算不上優。人人都有，我最出眾，才是優。我們知道，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是我國第一批和第二批財政學國家級重點學科所在高校，其下設的財政學專業是公認的特色專業。而其特色分別是:中央財政、比較財政、財政一般理論或公共財政、地方財政和財政史學。從中不難看出，所謂特色或公認的特色就是人人都有，但我最優。3．特色意味著高品質，其如果不能轉化為高質量的人才培養，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特色。特色可以體現在多個方面，如專業設置特色、課程體系特色、科學研究特色、社會服務特色、文化傳承與創新特色等。但不論是何種或哪一方面的特色，特色都是圍繞中心目標并為中心目標服務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中心目標的，因此其最終都應體現在促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上。

二、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取向所在

內蒙古財經大學想要搞好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就必須立足于自身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從財政學專業的專業定位和更好地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出發，在對接供需、彰顯優勢進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上聚焦發力。基于此，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取向應聚焦于以下方面:1．民族財政。內蒙古財經大學作為地處民族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作為承擔著為我國8省區培養蒙漢兼通財經人才的財經類高校，解決蒙古民族聚居地區的財政問題無疑是內蒙古財經大學所肩負的首要使命。也就是說，研究解決民族財政問題、為民族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是內蒙古財經大學進行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但卻不能僅僅局限于此。因為，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貴州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等擁有財政學專業且以培養民族財經人才為己任的高校也同樣需要考慮這一問題。2．邊疆財政。內蒙古財經大學不僅是地處民族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而且是地處邊疆地區的地方本科院校。因此，研究解決邊疆財政問題、為邊疆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無疑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進行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需要考慮的問題。但不能僅僅兼及或滿足于此。因為，需要進行邊疆財政問題研究并為邊疆地區培養財政專門人才的地方高校，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還有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學院、黑龍江商業大學、吉林財經大學、山東財經大學、浙江財經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眾多的地方財經類高校。而且，退一步講，即便是既研究民族財政問題又研究邊疆財政問題且同時肩負培養民族和邊疆財政專門人才的高校，除內蒙古財經大學外，也仍還有新疆財經大學、云南財經大學、廣西財經大學、吉林財經大學等高校。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的探索不能取得公認的且處于領先地位的成果，也仍然不會被同行認可為特色，更不用說被認可為一個國家級特色專業所應具有的特色。3．資源財政。眾所周知，我區資源儲量豐富，得天獨厚。內蒙古財經大學作為地方本科院校，培養滿足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財政專門人才是內蒙古財經大學的根本職責所在。同時，我區作為資源能源大區，想要發展就必須尋求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轉化為財政優勢乃至發展優勢之道。因此，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只有在推動我區的資源利用進而推動我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有所作為，方才能顯現其價值。而唯其有價值，也才能談得上有特色。這意味著，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想要辦出特色進而強化特色，就必須致力于研究我區所面對的資源財政問題。事實上，正是由于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在指導和引領我區應如何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源的效能方面少有建樹，抑或在指導和引領我區應如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民生福祉而不是成為一種詛咒方面鮮有奇勛，才無以凸顯或彰顯特色。由此看來，內蒙古財經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應將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對待。這是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有別于國內其他高校財政學專業的地方，也是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培養的學生能夠大有用武之地之所在。在這一建設進程中，如果我們取得了穩定的且被社會廣為認可的成就，我們的財政學專業也就擁有抑或強化了特色。

三、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的主要對策

推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需要從多方面著力，但最主要的應是以下三個方面:1．苦練內功。教育大計、教師為本。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是推動高等教育辦出特色、走內涵式發展道路、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根本性保障。因此，推進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要求內蒙古財經大學教師尤其是財政學專業教師必須具備以下素質或能力:一是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業務水平;二是要能夠深刻領會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教育教學方面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國內外高等教育財政學科的發展現狀、態勢和經驗有較全面的了解，并能在實踐中創造性地加以吸收和運用;三是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夠靜心治學、潛心育人，勇于進取，樂于奉獻。這些都是辦出特色之必備的基礎或條件。2．堅持問題導向。進行專業特色建設，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教學、科研和社會生產實踐相結合，不斷增強專業教育教學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證和智力支撐。因此，推進財政學專業特色建設，必須始終堅持問題導向，這是辦出特色的出發點和歸屬所在，也是辦出特色的最本質的內在要求。進而言之，這里所謂堅持問題導向，就是要緊緊圍繞以下問題開展教學和科研活動，從而使我們所培養的學生能夠具備較好的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這里所說的這些問題包括但不應僅局限于:其一，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政策的制定，除了考慮一般的財政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的因素外，還應考慮哪些特殊的因素?其二，民族財政、邊疆財政和資源財政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其三，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特別是針對這些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支出有何特殊性或特別之考慮?其四，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制度(政策)與支持這些地區發展的其他制度(政策)應如何對接和協調?其五，資源富集地區如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而不是使資源成為一種詛咒?其六，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資源富集地區的財政專門人才應具備哪些特質?3．積小勝為大勝。特色是在長期的探索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且為社會所公認的成果，因此，特色的建設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意味著，我們在建設特色中，應采取積小勝為大勝之策，亦即:先著手研究細微問題，在此基礎上，研究由細微問題構筑或反映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的問題，最后再研究整個問題。與此相適應，先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學術論文，以此為基礎，再將研究成果轉化為系列論文或專門研究報告，最后再形成專著或系列叢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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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芃．論地方高校的特色化發展［J］．中國高教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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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接觸與雙語現象

20世紀80年代以來，討論語言接觸的熱點主要集中于雙語問題的研究。學者們希望通過對雙語現象的研究，能對語言規劃、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外語學習提供幫助。從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角度對語言接觸進行研究的Appel與Maysken認為，研究語言中的變化應該從研究雙語現象著手，因為語言接觸必然導致雙語現象[1]。雙語現象是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社會中，由于語言使用者的自然接觸而通過口語途徑產生的。它是自然語言接觸的必然產物。但是，在民族結構比較單一的社會語言環境中，語言接觸通過各種媒體、學校教育等間接接觸方式產生。由于民族的接觸和語言的接觸，一個民族的部分人掌握了對方民族的語言，并使用對方的語言進行交際，這樣就出現語言兼用即雙語現象。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雙語現象是指少數民族兼用主體民族的語言、不同民族之間相互兼用對方語言的現象。雙語現象自古有之。有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就會有不同民族語言的接觸，產生雙語、多語現象。從語言接觸的方式上分析，雙語或多語現象是自然語言接觸的產物。它是與國家的語言制度、語言使用法規相關的“雙語制”性質不同的語言使用現象。

在西方國家，關于語言接觸的研究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是從對語言變化中借詞的作用進行的探討開始的。而對語言接觸進行有意識的研究則始于19世紀末。在近代世界史上，19世紀是帝國主義瘋狂擴張的時期，由于語言融合的加劇，混合語隨之產生。面對當時出現的語言現象，語言接觸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到20世紀30年代，研究方法從比較研究轉為實地調查研究。60年代至70年代，研究內容轉為以本國語言為主。80年代是語言接觸研究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諸多的論文和專著。

在中國，語言接觸研究是在后才引起學者們的關注的。當時，先是對全國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正規的研究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后來連續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學術論文和專著。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這些論著的理論研究還不能說很嚴密，對語言接觸中產生的變化所作的描寫和分析也流于表面。近幾年，隨著描寫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的進一步發展，加上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傳入，開始重視對語言接觸進行理論、方法的研究。較有影響的如多年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研究的袁焱，以阿昌族個案調查為依據論證了語言接觸引發出的語言影響、語言兼用及語言轉用等三種結果《(語言接觸語言演變：阿昌語個案調查研究》，2000年)。具有豐富的少數民族漢語教學經驗的朱學佳，以社會語言學變異理論和應用語言學中介理論為基礎，通過隨機抽樣調查統計，深入細致地分析描寫了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漢語使用的語言基本面貌，囊括語音、詞匯、語法的種種變異特征，分析并論述了維吾爾族的漢語使用變異現象《(維吾爾族漢語使用變異研究》，2007年)。

雙語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做不同的分類。從兼用語言的角度可分為:①民兼漢型，即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同時兼用漢語。②漢兼民型，即居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在使用漢語的同時，兼用少數民族語言。③民兼民型，即某一少數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同時，兼用另一種或幾種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新疆的維吾爾族社會的雙語現象屬于①和②類型。按雙語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可分為:①普遍型，即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50%或以上的類型。②局部型，即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50%以下的類型。③雙語起步型，即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比例不到10%，雙語發展處于初級階段的類型。④萎縮型，即雙語發展到高峰期以后多數人逐漸放棄本民族語，只掌握其他民族語言，只有少數人使用雙語的類型。新疆的維吾爾族的雙語人口只有1%左右[3]的屬于類型③。現在維吾爾族的雙語人在日益增多，而且語言使用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我們關注維吾爾族的生活語言實況，在他們的會話中既會出現漢語借詞也會出現語碼混用。

二、自然語言接觸與新疆的語言使用概況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字交匯的地區也是古代東西方(中國、俄羅斯、伊朗）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樞紐。因此，在新疆使用的語言系統中，可以找到在此交匯的三大語言、三大宗教、三大文化的語言文化背景。現代維吾爾語是在公務活動、社會交際、廣播影視、新聞出版、文學藝術、民族教育、科技等各個領域都普遍使用的公用語。它分為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羅布方言，三種方言之間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語音上。現代維吾爾語書面標準語是在以烏魯木齊土語音位系統為代表的中心方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經過多次規范，現代維吾爾文學語言成為現代維吾爾人使用的統一語言。詞匯中除有突厥語族諸語言的共同詞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來自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俄語的借詞。并且其是使用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文。

新疆地區現有55個民族，總人口2181.3萬(2010年)，有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錫伯族、塔吉克族、滿族、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達斡爾族、塔塔爾族等13個世居民族。在這些民族中，使用頻率較高、范圍較廣的語言有漢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在文學藝術、廣播電視領域，用維、漢、哈、蒙、柯、錫、英等多種語文創作、翻譯和演播。自治區黨代會、人代會、政協全委會同步互譯維、漢、哈、蒙、柯等5種民族語文。自治區機關同時使用維、漢兩種文字行文。基礎教育用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錫伯、俄羅斯等7種語言進行教學。由此可見，在新疆，社會的各個領域有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和不同民族語言的接觸。但是，由于在多民族、多語言的新疆，各地不僅自然環境不同，而且生產方式、社會環境、民族人口分布情況、語言使用狀況也有所不同。多民族雜居的大中城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交替使用兩種或多種民族的語言。社會語言環境本身就是自然雙語或多語環境，產生自然語言接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自然掌握另一種語言。因此，烏魯木齊、石河子、昌吉等漢族較多的大中城市，除本民族社區以外的社會空間里漢語的使用頻率高。在日常生活中，維吾爾族和漢族相互接觸對他們的語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民族結構以及社會語言環境單一的地區，例如南疆三地區(阿克蘇、喀什、和田)，維吾爾族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維吾爾語是社區主要的交際工具。在這三個地區，其他少數民族也精通維吾爾語。如維吾爾語和柯爾克孜族語的接觸是親屬語言之間的接觸，其接觸對柯爾克孜族語的語言結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有一部分柯爾克孜母語者放棄母語轉用維吾爾語。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頻繁接觸，出現了不少精通維哈語或哈維語的雙語人。#p#分頁標題#e#

三、烏魯木齊維吾爾族的生活語言實況———借用漢語及語碼混用

近幾年，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交往需求增加、觀光旅游人數增多和流動人口大幅度增加的狀況，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語言環境和語言使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人們的語言意識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少數民族中，根據語言的經濟價值來選擇教學用語或學校，選擇便于交流的語言作為生活用語的人與日俱增。例如，與漢族雜居的維吾爾族，在長期的語言接觸和文化交流過程中借入了大量漢語詞語,并在交際中不時運用漢語借詞及語碼混用。烏魯木齊作為亞歐大陸橋經濟帶上中國西部重要的商貿旅游名城，如今已成為國內外經商者的理想城市。烏魯木齊自然人文景觀奇特，飲食、購物、娛樂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吸引著國內外大批客商、游人紛至沓來。現有人口311萬(2010年)，其中漢族233.1萬，占74.91％，各少數民族78萬，占25.09％。

烏魯木齊以人民路為界線，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人民路以北是漢族較多的雜居區，街道的氣氛類似于內地的大中城市。人民路以南是維吾爾族較多的雜居區，建筑物的外型、人們的長相、服裝、街道的氣氛、從店鋪傳來的音樂等都與北區不大相同，是典型的少數民族地區。為了了解維吾爾族居民的語言使用實況，筆者在南北區的小區做了訪談和觀察。訪談對象是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及其他家庭成員。在南區，選擇A小區。A小區建于2003年，居民大部分是維吾爾族，有少數的哈薩克族和漢族。小區居民從南北疆移居來的較多，多屬于中高等社會層次的人。小區的周圍有維吾爾族經營的小門診、理發店、書店、餐廳、買菜的小店鋪。小區內有兒童游玩的場所。筆者每天下午在小區聽錄孩子們的會話，跟他們聊天，觀察他們在小區周圍的店鋪購物時使用的語言。在觀察家庭語言使用時，主要關注家族成員間的自然會話，家長指導子女時使用的語言，常用的媒體語言等。筆者首先關注了孩子們游玩時的會話，他們基本上用母語———維吾爾語交流。但是，會話中時常出現漢語借詞和運用語碼混用。特別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家電術語、與飲食蔬菜有關的詞等使用語碼混用或漢語借詞的頻率最高。例如“:游戲機”、“電腦”、“電視”、“微波爐”、“空調”、“炒面”（以上6詞為語碼混用）“、黃瓜”、“白菜”（此2詞為借詞）等。他們雖然能用規范的維吾爾語表達這些名詞，但由于人們首先接受了其漢語名稱，加之漢語借詞簡短，因此，不僅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在口語中也普遍使用。他們用的這些漢語借詞或語碼混用，無聲調，發音也被維吾爾語化。說一句完整的漢語句子時，時常出現語法錯誤。任何一個家庭中家族成員的會話都是用維吾爾語進行，但或多或少地使用漢語借詞和語碼混用。例如“:bi耷蘩a耷(冰箱)niyepiw蘚t”(把冰箱關掉)，“d蘚n蘩i(電視)ni尷t蘩urirw蘚t”(把電視關了)，“蘩u諨i(手機)rimnieliwit蘚”(拿一下我的手機)等(劃線部分是語碼混用)。

孩子們有時候去小區周圍的漢族人經營的店鋪購物。他們雖然用維吾爾語的語序和思維、用不準確的漢語發音和聲調、往往不使用量詞，但也能跟店主溝通。例如“:買牛奶兩個”、“t蘩蘚z蘚(茄子)和laza(辣子)買”(劃線部分是漢語借詞)。類似的錯誤也頻繁地出現在成年人的會話里。有的人在一些沒有必要使用漢語的場合，也勉強說不標準的漢語。例如:告訴別人自己的電話號碼時，對方就是維吾爾族，他們也用漢語，這種現象不管是在年青人中，還是老年人中都普遍存在。這說明，語言經不同的民族接觸后，雙方都通過語言接觸而獲得了對方的語言知識。盡管所得到的語言知識不完整，但為了方便，他們也靈活地利用有限的漢語能力，努力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障礙和種種困境。當然，其中也有漢語發音、聲調非常準確，說話很流利的兒童。筆者訪談的孩子的年齡差距不大，他們都在離小區不遠的S民漢小學接受相同的教育。但是，家庭出身、父母的學歷、籍貫、家庭中的語言使用等因素也直接影響孩子的漢語表達能力。在有些家庭，家長為了提高子女的漢語聽力和表達能力，要求每天在規定的時段內收看漢語電視頻道，收聽漢語廣播節目，閱讀漢語童話，在家庭中也為子女提供與漢語接觸的機會。

烏魯木齊北區的維吾爾族人的生活語言,與南區比有比較明顯的差別。首先，與南區不同的是北區的住宅區或小區漢族居民較多，維吾爾族居民較少，是漢族為主體的雜居區。筆者在K大學的M住宅區進行了訪談。它的規模比A小區大，居民都是K大學的教職工，氣氛與A小區大不相同。傾聽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的會話，會讓人以為都是漢族兒童。但是，其中也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少數民族的孩子，他們一起嬉戲，和睦相處，少數民族兒童也精通漢語。就是維吾爾族孩子一起玩游戲時，也聽不到一句完整的維吾爾語會話，使用漢語借詞及語碼混用相當多。漢族為主的雜居地區，社會語言環境促進了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的接觸，增加著少數民族母語中漢語借詞及語碼混用的運用。例如:筆者用維吾爾語問在打羽毛球的小女孩“:Api耷izbarmu?”(你媽媽在家嗎?)她用一半漢語，一半維吾爾語回答我說“:Apam做飯qiliwatidu(媽媽在做飯）。”語言接觸和語言影響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詞語的借用。詞匯是反映社會最為敏感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層面。詞匯的借用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文化交流在語言上的必然反映。通常的情況是，單一民族聚居不利于語言之間接觸，出現語言影響、語言兼用和語言轉用的可能性小，而有利于本民族語言的保持。但是，近幾年口語中借用漢語詞語的語碼混用現象不僅是在烏魯木齊市，就是在漢族人口較少的南疆各地區也在普遍化。

四、校園中的語言使用情況———烏魯木齊市的民漢合校

自建國以來，新疆有三種類型的學校，即民族學校、漢族學校和民漢學校。民族學校是以少數民族學生為教學對象，少數民族語言為教學語言的學校。

在校園中基本上沒有與漢語接觸的機會。漢族學校的教學對象不僅是漢族學生，也有個別自愿入校的少數民族學生，教學語言是漢語。民漢學校是在同一個校園內既有少數民族學生，也有漢族學生的學校。在2000年以前，前兩種類型的學校比較多見。從2000年起，在新疆開始實施民族學校和漢族學校的合并的“民漢合校”政策。其目的是給少數民族學生提供能與漢語接觸的機會，提高他們的漢語水平。通過民漢合校，有一部分問題得到了解決。例如：靈活地利用師資力量，解決了民族學校的超編問題和漢族學校的缺編問題。較好地運用教育資源和教學設施，解決了漢族學校的教室不足問題。但是，通過民漢合校的形式給少數民族學生創造與漢語接觸的語言環境的目的，目前還未完全達到。實際上，不少學校只是形式上的合并，教師們的辦公室是分開的。#p#分頁標題#e#

在教學、教研、課程設計等方面，漢族教師和少數民族教師沒有任何交流。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的教學樓也是分開的，有些學校的運動場都是分開的。就是課間休息時間，學生們也沒有任何交流，在各自的活動范圍內跟同班同學用母語溝通。新疆各地區，根據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的決定，積極興建、改建民漢合校，使民漢合校由2000年的461所增長到2004年的656所，增長了42.2%，增速逐年加快[4]。2008年筆者對民漢合校的實況做了調查、訪談了參與并從事民漢合校工程的研究人員。全新疆現有民漢合校891所，烏魯木齊市基本上全部實現了民漢合校，為少數民族學生提供了與漢語接觸的語言環境,同時給漢族學生提供了接觸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環境。筆者進行調查的幾所學校，除了學校安排的集體活動外，幾乎沒有維吾爾族學生和漢族學生一起學習，互相交流的情景，看到的卻是他們在各自的活動范圍內所采取的互不相干的態度和行動。了解維吾爾族學生在課外時間的語言使用情況時，發現他們基本上用維吾爾語交流,有時出現語碼混用，比如：“pi諨ir(皮筋兒)”、“sabo(沙包)”，有時借用個別漢語詞語，比如：“t蘩uh蘚i(球鞋)”。在教室里，他們互相借用教學用品時，也常使用“t蘩iza(尺子)”等漢語借詞或“t蘩蘚nbiher(鉛筆盒)”、“yubi(油筆)等語碼混用。這些詞語雖然有規范的維吾爾語表達方式，但是他們愿意使用漢語。其中還有一部分學生認為自己用的是維吾爾語詞匯。這說明，維吾爾族借用漢語詞匯及語碼混用是無意識的自然選擇。其原因我們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由于新疆地區民族結構的變化而產生的民族間的接觸、經濟和文化交流自然地導致了各民族語言的接觸。第二，我國的語言關系可以說是雙向的、互動的，但它是以漢語為主體的語言關系。因此，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接觸，基本上是以少數民族習得漢語為前提的接觸。第三，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在國際事務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漢語不僅在國內，就是在國際上也成為最新的強勢語言。因此，少數民族家長為了使自己的子女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為了日后擇業有更廣的出路，希望子女從小學習漢語。正是這些原因促使維吾爾族居民互相交流時也積極、主動地使用漢語借詞及語碼混用。

五、間接接觸與雙語教育

語言與社會有密切的關系，社會各個方面的變化都可能引起語言變化。語言接觸研究的內容是一個系統的網絡，更是一個綜合的整體，研究的內容有許多超出了語言學的范圍。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語言接觸對語言結構的影響。包括語音、語法、詞匯、語義、語體等，其中又含借用、代替、混用等。（2）研究語言接觸對語言使用功能的影響。包括語言功能的變化和轉移，其中主要是語言兼用和語言轉用。（3）研究語言接觸中的社會因素。包括民族地位、民族經濟、民族文化、民族關系、人口、婚姻、等。（4）研究語言接觸中的心理因素。包括語言識別、語言態度、語言取向、語言使用動機等。（5）研究語言接觸帶來的與語言使用有關的問題。包括語言政策、語言規劃、雙語教育等[1]。一個少數民族或一個少數民族成員，為了學習、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愿去學習其他民族語言時，一般來說，語言學習者不會感到學習壓力，從而能獲得較好的學習效果。因此，語言接觸研究中不可忽視各種非自然的語言接觸（間接接觸），即通過語言政策、經濟因素、學校教育、語言態度等多方面因素給少數民族語言帶來的多方面影響。雙語教育就是非自然語言接觸的一個實例。

雙語教育是我國民族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組織的雙語教育開始實施和研究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我國推行雙語教育，一方面是為了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享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另一方面是通過學習國家通用語———漢語，來保證各民族之間的溝通交流，以實現共同進步。在各民族地區實施的雙語教育，基本上是“民族語言+漢語”。但是，由于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的不同，采用的雙語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這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在基礎教育階段以少數民族語言教學為主，在適當年級開設漢語課的模式。第二種是，以漢語教學為主，在基礎教育階段開設本民族語言文字為輔的模式。

經過50多年的實踐，目前，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育體系基本形成，在全國使用民漢雙語教學的學校有1萬多所，在校學生達600多萬人。使用21種民族語言在中小學不同層次地開展雙語教學[5]。但是，由于各民族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異，雙語教育存在著明顯的多樣性。到2004年為止，新疆地區的雙語教學模式是，以少數民族的第一語言———母語作為教學語言,漢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學為主。由于各地區的社會語言環境、語言使用狀況和使用范圍等方面的差異，新疆地區雙語教學模式又可細分為：（1）長期單一存在的雙語教學模式；（2）長期并行存在的雙語教學模式；（3）過渡雙語教學模式等三種。2004年，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頒發了《關于大力推進雙語教學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雙語教學的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確定了少數民族中小學逐步過渡到全部課程用漢語授課，同時加授母語文的雙語教學方式。按照分類指導、分步實施的原則，積極推進少數民族中小學雙語教學深入開展。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市、石河子市、奎屯市、昌吉市、庫爾勒市、哈密等大中城市的所有少數民族小學，在2004年已實現從一年級起引入漢語“語文”。計劃要到2010年實現母語文以外的其他課程均用漢語授課。北疆和東疆的市縣以及南疆地、州所在地的城市中，所有的少數民族小學，要在2007年前實現從一年級起開設漢語“語文”，2013年實現母語文以外的其他學科均用漢語授課。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小學，要在2010年以前實現從一年級起開設漢語“語文”，2016年實現母語文以外的其他學科均用漢語授課[6]。烏魯木齊市在2006年秋季，在實現全市小學民語系三年級“數學”學科使用漢語授課的基礎上，在2007年秋季，小學民語系三年級“科學”學科也開始使用漢語授課。預計到2008年秋季，小學民語系三年級除母語文以外，其他學科均使用漢語授課。

2011年秋季，小學各年級除母語以外，各學科均使用漢語授課[7]。根據目前新疆雙語教育的發展情況，有的學者認為，新疆地區的雙語教學模式，將由以漢語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傳統教學模式逐漸發展到以漢語作為教學用語的雙語教學模式。有條件的學校，還將開設外語課，實現“三語”教育的模式[8]。眾所周知，雙語現象發展到一定時期，語言就從兼用發展到專用時期。間接接觸與雙語教育，與直接語言接觸的產物———雙語現象有所不同。雙語教育是以國家的雙語制為基礎，以語言政策為法律依據，實行的兩種語言(少數民族語言和主體民族語言)教育。政府及教育部門，一方面為了滿足人們對學習漢語的要求，一方面為了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文化教育水平，在不斷地強化雙語教育工作[9]。人們往往會選擇自己最熟悉、用起來方便快捷的語言為生活用語。而選擇教學語言時，往往會考慮到升學、就業和將來的社會地位等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有關的一些客觀因素。因此，不管研究直接語言接觸，還是間接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變化，我們關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人口、宗教等客觀因素的同時，還要關注語言使用的主觀意識。#p#分頁標題#e#

篇(4)

“民漢一體化教學”一詞最早見于阿斯哈爾?吐爾遜的《依托“雙語”教學構建民漢一體化教學模式》（語言與翻譯，2010）一文。“民漢一體化”教學是指通過將民漢學生統一編班、統一培養方案、學大綱、統一考核標準和統一畢業標準進行培養的一種教學管理模式。這種模式是在以往漢語言教學班級中插入“民考漢”“民轉漢”“雙語班”等學生的基礎上逐步出現在新疆高校中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班級。

1民漢融合式教學的學科性質和理論流派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演進與我國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過程不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核心是文化多元和教育平等理論。其實踐方法主要有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家詹姆斯?A班克斯和斯里特總結出的五種多元文化教育實施方法。但發展到當代社會，兩者都面臨著一個相同的問題：在多民族國家或地區，如何既保持差異又能使少數民族較快發展。

借鑒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論，將其與我國的少數民族教育的具體國情相融合。各界學者著重關注傳統的以漢語授課為主的“雙語教學”與“民漢合校”的培養經驗和管理模式上，典型如李儒忠（2012）所著《莎車民/漢雙語教育發展情況的調查報告》等。何奎（2015）在其《“民?h一體化”教學模式改革探索與實踐》一文中以翔實的數據闡述了新疆財經大學“民漢一體化”人才培養模式的具體措施及實施效果。關于在推進中存在的障礙，劉永泉（2012）認為民漢學生之間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之間的差異既不容忽視也不宜強化。馬幸榮（2013）在其《新疆高校推進民漢一體化教學阻礙因素分析》中提出各高校師資隊伍結構性問題的凸顯，行政管理滯后性產生的管理制度不協調導致的制約影響等。

2新疆高等教育民族學生教育模式的改革歷程及現狀21改革歷程――四個階段

211體系的建立階段（1959―1965年）

新疆各院校曾經摸索試驗，前新疆學院曾采用維、漢、哈、蒙、俄等五種語言教學，但教學計劃、教學質量均無標準化模式予以保證。從1959年起新疆高校預科漢語教育體系建立起來，各高校本、專科民族班在開始專業學習之前都先進行為期一年的漢語預科學習。

212停滯階段（1966―1976年）

1966年，新疆剛剛起步的高等教育民族預科教育被迫停滯。

213恢復前進階段（1977―1992年）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新疆各個高校相繼組建系處級預科部，專門管理預科教育。90年代初又改建為漢語教學研究部。

214革新發展階段（1993年至今）

1993年新疆各高校先后引進并組織漢語水平考試（HSK），以此為基礎，推行漢語分級教學，其后試行實施“23分段”或“113分段”教學進行漢語授專業課。

22“民漢一體化”教學實踐模式的實踐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005年新疆部分高校開始在部分專業采取民漢混合編班的方式。實踐證明，這種方式的確為少數民族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礎。然而，十余年的推進，目前進展緩慢，“民漢一體化”班級仍停留在少數民族學生人數較少，各種特殊政策協調平衡的實驗階段。在成績的背后部分問題和沖突也開始顯現。

首先，班級缺勤率高，班級紀律不理想。為配合“民漢一體化”教學模式，行政管理部門和后勤部門輔之以諸如“導師制”“民漢合住”“民漢結對子”等措施。但由于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等差異的客觀存在，不利于班集體的管理與班級文化的培育，傳統的教學管理模式很難有效駕馭全新的班級體。

其次，課堂氣氛沉悶，民語言學生課堂參與度低，考試成績不及格率高。“民考漢”“雙語生”、漢族學生，班級學生層次各異，非母語學生面對大量專業術語在課堂和考試過程中應變能力差，厭學情緒濃重。同時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教學優惠政策，隨著班級中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的增加，失去了可操作性。

再次，教育銜接上存在斷層現象，目前少數民族基礎教育階段推行的是“雙語教學”，而高等教育階段“民漢教學一體化”的教學模式基本是全漢語教育，在漢族學生無法掌握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情況下，無法做到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傳承。

最后，民族學生家庭語言文化融入學校課程不足的消極影響是客觀存在的。純漢語言文化的教學狀態對少數民族學生心理認知是有一定消極影響的。

3新疆高校“民漢一體化教學”模式調研分析

31調研手段

采用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少數民族雙語生、民考漢學生、專業課授課教師、畢業生和就業單位人力資源部門人員），調查問卷、組織實地考試、進行試卷分析、實驗課內容實地檢驗等。

32調研結論

321重視過程管理，質量管理有待于進一步改善

教學質量的調查中，您對授課教師最不滿意的三項分別是：567%的學生認為“上課方法單調，沒意思”，467%的學生認為“上課沒有重點，課后對學生沒有要求”，43%的學生認為“教師只顧自己講課，不管學生感受”和“ 自身業務水平低，知識面狹窄”。

學生“最希望授課教師上課時”的前三項分別為“專業知識能理論聯系實際” “上課時生動有趣”“態度和藹，親和力強”，選這三項的學生分別為78%、68%和56%，而只有37%的學生希望教師“嚴格要求，認真敬業”。

在目前的教學體系設計，學生最不滿意的7項排序分別為 “教學內容和實踐脫節”“課堂理論內容太多，實驗課時太少”“實習走過程，效果不佳”“選擇選修課時無人指導”“課程前后順序不合理，沒有整體性”。

目前的課堂教學主要以教師灌輸式教學為主，并沒有考慮到民族學生的適應問題，既忽略了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調動民族學生學習的能動性，教學模式設置和改革流程都已到位，但其中的質量管理需要切實提高。

322少數民族學生專業課程課堂參與度低

鑒于部分少數民族學生高考是用第二語言，基礎知識儲備少，而在專業學習中很多內容需要具備知識儲備推導或求證，導致學生對這種漢語言教學方式無法當堂吸收，降低學習興趣和信心。所以在調研班級中，任課老師均反映課堂氣氛不活躍，學生配合度差。

323民族學生以母語為語言的學習參考資料較少，學習交流范圍較小

在“您一般一天看財經新聞和讀財經類報紙雜志的時間平均為”這個問題上，近78%的少數民族同學選擇了“沒有看過”和“偶爾看看”，只有極個別的學生選擇了“看，大約每天平均半個小時”，沒有學生選擇“經常看，大約每天平均兩個小時以上”。

課堂內容民漢學生所學內容相同，但專業課程幾乎沒有配套的民語言參考書或相應的影像制品可供學生參考，可從外界獲取的信息量匱乏。

324“眾口”難調，增加了教學難度，對提高教學質量有很大的障礙

學校也通過“降低及格線”“按實際分數的12倍錄入成績”等措施保證少數民族學生能順利通過學校規定的學業標準獲得畢業資格。關于學校對民族學生的考試課的加分政策，認為“很好，照顧到基礎薄弱的同學，符合實際情況”的少數民族學生學生有61%，但也有33%的學生認為“要求太低，導致民族學生學習沒有壓力”和“不需要，既然民漢融合式教學，就應該標準完全一樣”。

325合班課人數眾多，基礎薄弱的學生教師無暇顧及

在“您認為目前民漢融合式學習中有哪些問題值得注意（可多選）”的調查中，認為“民族同學由于語言的思維轉換，某些專業課程有難度”的學生有65%，認為“為保證教學進度，授課教師無暇顧及基礎薄弱的?W生”的學生有46%，認為“授課教師顧及基礎薄弱的學生，導致整個班級教學質量下降”的學生有32%。

326教師跨民族掛牌上課，選課的短時間內部分老師難以獲得信任

關于民漢老師掛牌上課的問題，少數民族學生中有8056%的同學認為“只要專業能力強，漢語水平高，不在乎民漢”，漢族學生中有50%的同學也有該表示，可見民漢族別不是學生選擇教師考慮的主要因素。但是民漢教師掛牌選課時，短時間內學生對教師的專業水準和漢語水平不了解，導致部分民族教師在和漢族教師同時選課時面對無人選課的尷尬局面。

327隨著民族教學改革的深化，民族教師專業素質的提高面臨較大的難度

首先在對教師培訓上，進修訪學或民族骨干教師培養計劃等方式，但由于僅能惠及少數教師，并且教師往往會因為不在崗而收入降低、生活不習慣等不愿意進修訪學；提高民族教師的學歷層次，高校在職研培養計劃確實解決了大多數民族教師的學歷問題，但培養標準和質量明顯低于普研。其次在教學上，一方面，實行民漢混班交叉授課，實際上卻出現了對民族教師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從民族班實行學分制的實際情況看，民族學生選課的觀念和標準以及對教師的評價，與漢族學生相比存在偏差，給民族教師的壓力強度不夠。

4新疆高校“民漢一體化教學”持續推進的實踐探索建議

41總體原則

民族教育改革進程需要全面的系統設計和系統運作，更需要全方位的配合，首先是學校改革的大環境，需要中央及地方、學校、學院各級領導給予高度重視和支持；其次是教師，如果說教學改革的方案設計是教學過程中的一種制度安排，那么在改革的制度安排下，改革的效果如何，成功與否，取決于教改過程中的參與主體，教師和學生的雙重配合。

42具體方案及實施措施

421切實加強對民漢融合式班級教學工作的關心和領導

每學期至少召開兩次工作會議，研究并解決教學工作中重點、難點問題；加強少數民族教學工作的交流，課程組老師每學期定期召開民漢融合式班級、少數民族班授課經驗交流會、課程教學研討會，互相介紹經驗，研討教學方法、教材編寫、案例教學，杜絕走過場，要求人人主持一次，場場發言。設立少數民族教學工作優秀獎，嚴把民漢融合式班級民族學生畢業論文質量關，對承擔民族學生畢業論文指導的教師適當增加工作量。

422選派優秀敬業教師擔任民漢融合式班級教學任務

精心設計班課程安排，保證每學期的課程門數、難易程度、骨干課程等科學組合與配置，注重實效性、針對性和科學性。

423現行學制的設置實行管理彈性制

目前的學分制允許民漢學生跨專業選修課程，但不允許民漢學生分階段完成學業，對一些想提前結束學業或想繼續深造的學生而言，缺乏彈性。能否考慮實行彈性學習制，允許學生分階段完成學業，更加適應民漢融合教學的培養方向。

424開設俄語選修課，增加職業技能的培訓

應考慮到新疆的區位和地緣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需求，俄語的應用范圍在不斷擴大，而且新疆少數民族有經商的天賦和傳統，開設俄語選修課，可以增加少數民族畢業生就業的選擇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就業率。

425豐富教學手段，增強學習效果

在教學方法上，針對民族學生對灌輸式教學的不適應問題，大力推廣案例教學、情景模擬教學、專題討論和講座等教學形式，實現“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形式，并在各班內組建民漢學生穿插的學習興趣小組，作為課堂上的討論小組、課后的互助小組、實習中的項目實施小組。

篇(5)

關鍵詞 耶穌會士 手稿 成語 官話

明末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入華，為布道而編纂一些工具書，是為漢外雙語或多語詞典之濫觴。（董海櫻 2003）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為1575年到達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拉達（M.de Rada）根據閩南話用西班牙文編著的《華語韻編》。（吳夢雪 2000：6）從1575年至1800年的二百余年間，西人編寫的外漢/漢外字典達65種之多。這些字典大部分為未付梓的手稿，經輾轉謄抄，有50多種抄寫本一直保存至今。（王立達 1959：127）西人（主要為在華耶穌會士）早期編寫的語文手稿從現代辭書編纂的角度看，多編寫粗疏，不成系統，僅僅稱得上是一些詞匯集；此時期的漢語語法書的編纂也大率如此（張西平 2003）。早期西人編寫的詞典手稿傳世無多，對于這些資料的發掘和整理尤顯重要。[1]筆者發掘出的《四字文箋注》（以下簡稱《四字文》）一書為清前期西人語文手稿，已具漢外詞典雛形，后經整理作為漢語教科書于英國出版。本文首先著力考證《四字文》原手稿年份，之后擬從手稿中的四字成語條目、漢字西文注音以及大量非詞匯性四字短語條目等三個方面入手，探究其于漢語語言研究的價值。[2]

一、書稿考辨

（一）版本樣式及主要內容

《四字文》1854年版正本現藏澳門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全一冊。采用石版印刷術將手稿印于藍色紙上，字跡清晰。[3]黃色織錦封面，上繡英文主題：CHINESE MANUAL（按：漢譯為“漢語教科書”）。首頁總題CHINESE MANUAL之下為墨筆“四字文箋注”，左右側分別為其羅馬字注音SSE TSE OUEN TSIEN TCHOU及書名英譯FOUR WORDS LITERATURE （with） COMMENTARY （or）EXPLICATION。下半部印有法語書名。底部為出版事項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4。首頁后依次為致辭頁、前言、法國東方語言學院1847―1848年度課程介紹、正文等。

正文共75頁，收四字語1463條。每頁左側一欄為四字詞語條目，每一個漢字下方設西文羅馬字注音，右側一欄為法語、英語譯文。全書排版整齊，但漢字書寫稍嫌稚拙，顯見謄寫者為并不諳習漢字的西人。[4]該書除以英譯代替原稿中的拉丁文譯文，編寫者在謄寫過程中力求保持手稿原貌，即使遇到明顯的錯謬之處，編者也未做改動。比如條目“既這是等”，編者沒有直接改為“既是這等”，只是在原條目上方用數字標出正確的字序為“1324”。是以原稿的真實面貌在出版時得以完整再現。原稿作者沒有按照漢字部首或音韻排序，但對條目的編排還是頗為用心的，規律之一便是將用法或意思相關的條目編排在一起，無形中為很多近義詞語做了歸類。如（下劃線者）：十分悶倦、十分倦怠、力倦神疲；十分寵愛、這等錯愛、如此寵眷、可謂溺愛；日有煩惱、心下氣悶、所以焦慮、縱有惱惡等等。

（二）書稿溯源

《四字文》前言所能提供的有關原稿作者的線索十分有限，如：1）前言作者（署名Henry Edward John Stanley， 1827―1903）提及：“相信這部短語集的原作者是某位在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士，經年累月搜集到大量漢語短語并終將其整理成一部集子，且用西文字母為每一個漢字注音，標注的讀音為北京話發音，這種發音為當時中國的官員、學者等各階層人士所共通”[5]； 2） 原始手稿中的每條中文短語均配有拉丁語和法語譯文，1854年出版時編輯將拉丁語譯文改為英語譯文； 3） 原稿作者為統一與方便計，以四字為限搜集短語，導致很多條目辭不達意，如“被叫不過”“交太廣了”等。但前言作者仍十分肯定這本書的出版價值，認為它不僅是19世紀赴華外國官員、商人不可或缺的詞典，亦是英國本土漢學發軔期急需的一本漢語教材。[6]

以上線索指該書為法國耶穌會士所著，注音為北京話發音。的確，書中多個條目涉及北京，如“在京選官”“征召入京”“進京赴命”“出京回家”等，“京”字均譯為Peking；多個兒化詞語如“七八碟兒”“揭開匣兒”“哈巴狗兒”“沒此事兒”“這個話兒”“繡花針兒”“頗有此兒”（“兒”字均獨立注音為eulh^），說明作者與北京關系非同一般，對北京話甚是稔熟。循著“對北京話極為熟悉的法國耶穌會士”這一線索追溯耶穌會入華傳教史，據費賴之（Louis Pfister） 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和榮振華（Joseph Dehergne）所著《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兩書的記載，在1688年白晉等大批法國耶穌會士抵達北京之前，正式列入“法國耶穌會士”名單且在北京停留過的法國耶穌會士僅有金彌格、方德望、汪儒望、聶仲遷、穆迪我和穆格我六人。這六人中除穆格我曾在北京待過六年，其他幾人或“在京投于獄”，或“居京不久即行”，或“居數月”，皆未能在京久留。這也即說明穆格我應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過多年的法國耶穌會士，有學習和掌握北京話的可能。進一步說，從穆格我開始，之后的任何一位法國耶穌會士都有可能是我們所論書稿的作者，但穆格我從年份上算是最早的。據此，以穆格我入華時間1657年為起點，可推斷手稿至早不會完成于17世紀中期之前。

書稿至遲完成于何時？所幸，美國國會圖書館亦藏有《四字文》一書，其索引附識提供了一條線索：法國漢學家考狄（Henry Cordier，1849―1925）在其所編著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eca Sinica，1878―1895）中對該書做了著錄。考狄指此書為中文成語匯編，原手抄稿屬法國外方傳教會教士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所有，其后為18世紀法國漢學家德經（Joseph Deguignes， 1721―1800）的兒子小德經（C.L.J. Deguignes， 1759―1845）的私人珍藏。仔細查對《西人論中國書目》原文，這兩條線索并非出自考狄本人，而是考狄參考了法國漢學家頗節G. 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Vindiciae Sinicae（按：Paris， 1842年版）。[7]Artus de Lionne，Rosalie主教中文名為梁弘仁（1655―1713），巴黎外方傳教會教士，1689年到達中國，1702年返回巴黎。1696年教皇英諾森任命梁弘仁為Rosalie主教，兩天后又任命其為四川宗座代牧。（許明龍 2004：8）書稿曾屬梁弘仁所有，意味著書稿在梁氏逝前已存世，據此可推算手稿完成不應晚于18世紀初，即1713年之前。綜上所述，該書手稿應完成于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初之間。

二、研究價值

（一）四字成語

該書的漢語書名為“四字文箋注”。一般來講，書面用語謂“文”，“四字文”帶有明顯的書面語辭色彩；“箋注”一詞則來自漢語傳統訓詁學。單從題目看，著者要搜集的是漢語書面語中（或口語中排除土語要素而加進文言韻味的高級交際用語）以四字為單位且凝結程度較高的文辭，再用西文疏通詞義。其編寫目的應是用于傳教士的漢語學習（遠未達到漢語研究的程度）。這與耶穌會士自入華以來便形成的重視漢語書面語讀寫、官話（而非方言）的學習傳統是一脈相承的。[8]但由于作者對漢語的認識不夠精深，所搜集的條目并非都來自書面語，有很多條目即為日常口語。但這些日常口語，倒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材料，不啻為意外收獲。

1463個條目（重復、個別字跡漫漶不辨者除外）可分兩大類，前者為凝結程度較高的四字語，多為書面語并帶有文言色彩（以下簡稱“四字語” 類）；后者為自由詞組，有些甚至就是完整的短句，具白話或口語色彩（以下簡稱“四字句” 類），書中大部分條目屬于此類。

“四字語”類中多為凝固性較強的四字書面語，文言色彩明顯，如：

謹當如教、孰此請行、煩為指教、謹領臺命、謹遵教命、指教一二、向日有勞、多多拜上、適蒙見教

感蒙厚情、萬望方便、望為助力、已蒙征召、正來告稟、送座獻茶、感激不盡、小弟量窄、整衣端肅

整衣束帶、整冠束帶、年邁身衰、磨墨舒紙、刀槍劍戟、剜心剖腹、弓弩叉戟、孟秋朔日、君正臣賢

頂盔貫甲、棄道從釋、舍家棄子、一模一樣、避富如仇、感蒙至愛、援筆立就、人逢喜事、明明白白

端端正正、惱惱悶悶、斯斯文文、隱隱暗暗、謙謙遜遜、耽耽閣閣、熱氣騰騰、怪哉怪哉、甚好甚好

此類“四字語”雖具詞匯凝結性，但還不具熟語的性質，未見得有太高的研究價值，而“四字語”中帶有熟語性質的四字成語類則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成語的早期樣貌，值得深入探討。我們將該書條目與《漢語成語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比對，其中與《漢語成語大辭典》中的成語[9]條目完全一致的有如下42條：

大驚小怪、寬宏大量、愛財如命、錯落有致、一舉兩得、進退兩難、貪贓壞法、垂頭喪氣、如花似玉

沉魚落雁、花容月貌、虎入羊群、鳥盡弓藏、年深日久、吉日良辰、探囊取物、以管窺天、人喊馬嘶

一竅不通、肝膽相向、東躲、水秀山青、安營下寨、旁若無人、改邪歸正、一望而知、不假思索

席地而坐、油嘴油舌、坐井觀天、肺腑之言、盡心竭力、罪惡滔天、出類拔萃、絡繹不絕、素不相識

妄自尊大、將計就計、手舞足蹈、惱羞變怒、與眾不同、水泄不通

與《漢語成語大辭典》中的成語條目意義相同或接近，但用字稍有差異的有如下26條（括號里為《漢語成語大辭典》中所收正條目或副條目）：

聽天所命（聽天任命/聽天委命/聽天由命/聽天安命）、無束無拘（無拘無束）

不顧好歹/不管好歹（不知好歹）、濟困扶危（扶危濟困）、比眾不同（與眾不同）

借勢陷人（仗勢欺人）、才美兼全（才貌雙全）、月貌花容（花容月貌）

牙齒伶俐（伶牙俐齒）、潛蹤隱跡（潛德隱行）、藏頭遮眼（藏頭亢腦）

如行平地（如履平地）、眼空四海（目空一切）、日暖風和（風和日暖）

改換姓名（改名換姓）、嬉笑謾罵（嬉笑怒罵）、百口無辭（百口莫辯/百口難分）

思前慮后（思前想后/思前算后）、尸橫滿地（尸橫遍野）、頓然醒悟（翻然悔悟）

上天下地（上天入地）、不能自止（不能自已）、不分皂白（不察皂白）

驚喜欲狂（驚喜交集/驚喜交加）、半步難行（寸步難行）

對漢語成語做語源研究的歷史可追溯到宋無名氏的《釋常談》。（張鐵文 1999）最早專設“成語”類并指明出處的詞典為清錢大昕（1728―1804）所撰《恒言錄》。同時期翟灝（1736―1788）的《通俗編》亦對當時口頭或書面常用的成語（如“畫蛇添足”“打草驚蛇”）有所收輯（劉葉秋 1983：157―163）。《恒言錄》《通俗編》為中國本土學者所撰，大致成書于乾隆年間，至其時，傳教士詞典的編纂歷史已逾兩個世紀。朱鳳（2005）指出，馬禮遜六卷本《華英字典》（1815―1823）中收集了53個成語，比1908年《辭源》對成語的輯錄早了一百多年。而本文考釋的《四字文》共收成語68個，較國人《恒言錄》《通俗編》完成的時間為早，數量比馬禮遜《華英字典》多且時間還要早一百多年。這樣算來，《四字文》乃西人早期語文手稿中最早關注漢語成語的詞匯集，于漢外詞典編纂史中開輯錄成語并西譯之先河，在漢語成語的研究史中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

（二）清前期北京官話音

官話為明清時期漢民族共同語。漢語中的“官”乃“官府、官員”之義，“官話”本指官府中各級官吏使用的語言。“官話”一詞最早出現于明代文獻，常與地方方言對舉。（張玉來 2010）明末來華傳教士對官話早有認識，《利瑪竇中國札記》有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種方言，也就是鄉音之外，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行的口語，被稱為官話（Quonhu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10]據上文考辨，《四字文》書稿大致完成于清康熙年間，且前文所示《四字文》前言作者曾指出書中每一個漢字“標注的讀音為北京話發音，這種發音為當時中國的官員、學者等各階層人士所共通”，說明該書記錄的詞語應來自清代官話，其注音所依據的應是清前期北京地區的官話音。

近二十多年來，明清音特別是明清官話音的研究成為音韻學的熱點之一。明清音韻學代表性資料《洪武正韻》《韻略易通》《西儒耳目資》《五方元音》等專書的研究都更明確地圍繞一個中心，即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魯國堯 2011）至于研究清代前期官話音可依據的中土音韻材料有《五方元音》《音韻闡微》《詩詞通韻》等（葉寶奎 2001：182），但直接用西文記錄的材料似不多見。而《四字文》至少能夠提供千字以上的漢字西文注音資料，誠可謂足以為據的新史料。筆者還未能對《四字文》一書的聲韻調系統做一全面梳理，暫付闕如。以下論述《四字文》在語音方面可深入探討的價值，希望引起前輩時賢的注意。

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是最早嘗試用羅馬字母給漢字注音的詞典，其后至18世紀前以羅馬字母拼讀漢字的文獻依次為張西平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發現的一份拉丁字母和漢字（300多個漢字）對照的手稿（張西平 2003：81―84），國家圖書館鑒定其為利瑪竇于1588年所作[以下簡稱“利瑪竇手稿（1588）”]，[11]1605年利瑪竇著《西字奇跡》及1625年金尼閣撰《西儒耳目資》（徐文堪 1998）。從《葡漢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完成了拉丁字母拼讀方案的制定，羅常培（1930：267―388）稱之為“利―金方案”。這三部文獻之后至18世紀之前，繼有西方傳教士的論著涉及漢語音韻及注音方案，如迪亞士、曾德昭、衛匡國、卜彌格、何大化、安文思、萬濟國、葉孝尊、李明等人，他們著述中的注音系統均傳承自利瑪竇注音系統或金尼閣注音系統，凡有不同之處則為作者根據本族語正字法做的相應調整。（董海櫻 2011：88―111）據我們上文推算《四字文》原始手稿完成于1657―1713年間，距1625年《西儒耳目資》成書時間不算久遠，《四字文》的作者為耶穌會士，是否仍秉承“利―金方案”對漢字進行注音？下表列出從《葡漢辭典》至《四字文》五份西文注音材料中所見“天”等九個漢字的注音形式[12]，以管窺《四字文》的注音系統。

由表1 可見，《四字文》仍采用1598年利瑪竇等擬定的五個符號表示漢字的五種聲調，即 ˉ（清音，即陰平）、 ^（濁音，即陽平）、A（上聲）、@（去聲）、 ˇ（入聲）（徐文堪 1998；利瑪竇，金尼閣 1983：336）。我們對全書的觀察亦如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文》仍有為數不少標注為入聲的漢字，如：束shoǔ、答tǎ、譽yǔ、德tě、絕tsuě、別piě、若yǒ、立lyˇ、玉yǒ、的tě、一yˇ、六lǒ、七tsě、日jě、說shuě、肉jě等等。

同樣是耶穌會士的漢字注音文獻，從《葡漢辭典》到《西儒耳目資》，是研究明末南京官話的重要材料（魯國堯 1985；金薰鎬 2001），上文提及17世紀迪亞士、曾德昭等傳教士的著述，其漢字注音的方言依據暫未有定論。《四字文》的漢字注音則是根據北京官話的讀音，比前不同。英國駐京使館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867年編寫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學習漢語官話（北京官話口語）的教材《語言自邇集》，被視為第一部關于北京話口語的漢語課本。書中對19世紀中葉北京話語音、詞匯、語法做了記錄和分析，第一次用西文字母給北京話口語標記聲韻調。（張衛東 2002）有學者認為，明清官話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標準系統，主要以南京音為基礎的南方官話，迄清末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北方官話”始見抬頭，但完全取代南京話是民國以后。（陳輝 2010）《四字文》成稿早《語言自邇集》一百多年，它的所謂北京官話注音與《語言自邇集》反映的北京官話口語音系是何種關系，又與從《葡漢辭典》到《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南京官話音系有何不同，探究這些問題對于廓清明清時期官話音的樣貌非常重要。

（三）清代北京官話口語

在早期西人語文手稿中涉及漢語口語學習的小冊子最早應是起初作為1584―1588年間耶穌會士利瑪竇與羅明堅合著《葡漢辭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1934年于羅馬耶穌會檔案室發現其古抄本）的正文內容，后被確認為有關語言學的筆記（此小冊子標題為“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13]如小冊子第5頁中有客問“師傅來（此肇慶）幾時”，傳教士答“僅兩年”的對話。其后至18世紀前涉及漢語口語會話的西人語文手稿十分鮮見，《四字文》大部分條目為“四字句”類非詞匯性短語，整編起來便是內容豐富的漢西文對照會話手冊，不但為輯錄清康熙（1662―1723）年間北京官話口語的珍貴材料，且為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據太田辰夫（1991：212―220），北京話語法特征可以概括為七點（這些特點不都始于清代）：1）第一人稱代名詞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們”“我們”區別，不用“俺”“咱”等；2）有介詞“給”；3）用助詞“來著”；4）不用助詞“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詞“別”；6）程度副詞“很”用于狀語；7）“～多了”置于形容詞之后，表示“……得多”“……得遠”的意思。

比照以上七個特征，《四字文》呈現如下特點：1）人稱代詞有“我們”“你”和“他”，未見“咱們”“俺”和“咱”；2）未出現介詞“給”； 3）未見助詞“來著”，有多例用助詞“著”，如“打著火把”“拄著拐杖”等；4）未見助詞“呢”，也未見助詞“哩”；5）未見禁止副詞“別”，但有“不要”的用法，如“不要說嘴”； 6）未見副詞“很”；7）未見“～多了”的用法。凡此種種，可見《四字文》似并未呈現出明晰的北京話口語語法特征，但我們從其他條目又找到諸多北京話的影子。太田辰夫（1991：217）認為《紅樓夢》是以北京話為基礎寫出來的文學杰作，其敘述部分多為古白話，對話部分接近北京話，如“便”=“就”， “將”=“把”，“與”=“和”，“為”=“被”等。《四字文》也分明可見此類古白話和北京話口語共現的樣貌，如“一說便成”“便是萬幸”和“就要起身”“就辭去了”，“將我捉住”和“把我截住”，“與他相交”和“先和我說”，“為人所愚”和“被人騙了”等。

《四字文》所收大部分條目為“四字句”，紛繁蕪雜，不易歸類。可歸納出的問句，如：多大年紀、怎生開口、是賣的么、誰敢不來、甚么官職；數量詞組，如：一株老杏、兩把青菜、一座大樓、一個酒店；介詞詞組，如：貼在墻上、用手扯住、和你進去、與你商量；“了”字用法，如：十幾歲了、我曉得了、進京去了、打了十棍、枉賴了我；“被”字用法，如：被他、被他謊了、被他看輕、被人笑死。另有“把”字用法、使令句等豐富句式。以下列舉出的部分“四字句”條目五花八門，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動有趣：

這等苦氣、這個罪名、起課先生、借個使使、吃不多酒、太容易了、十分有趣、真個沒有、委的沒有

總記不得、有此手段、這般情由、女紅針指、止痛的藥、小可的事、渾金匣子、十齡、死也不服

少人使喚、落人圈套、事已八九、稟他一聲、進去小酌、早知如此、不瞞你說、白眼看人、又來胡說

說話太狂、直說罷了、不能近身、住得安穩、天氣蒸熱、相公住手、看熱茶來、被人笑死、越想越惱

借我用用、說來說去、罵個不住、吞下肚去、將油燒滾、打著火把、點上燈火、取戳子來、買件棉衣

從整體來看，《四字文》原本要收錄的是較為雅致的文辭，但卻收了一些口語性質的短語，但仍具明顯的文語（或古白話）色彩，并非那些俚俗的北京話方言土語詞匯。這一特點對我們了解當時北京“官話”的使用情況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就反映北京方言口語詞匯方面則遠不及清末威妥瑪所編寫的北京官話口語教材《語言自邇集》。[14]

附 注

[1]近年有學者在海外發掘出早期西人編纂的漢外雙語或多語字典手稿，為早期西洋漢語研究史不斷提供新的材料。如姚小平（2007）、董海櫻（2011）。

[2]針對《四字文》一書前言、館藏著錄等正文以外的材料的研究，參見拙文《〈四字文箋注〉所見歐洲早期漢學線索》。

[3]1796年，奧地利人亞羅斯?遜納費爾特發明石版印刷術，1850年，歐洲出現了石版印刷機（來新夏 2000：9）。可見，此書的出版正是在石版印刷機在歐洲出現并推廣之后。

[4]《四字文》前言中說明：書稿的謄寫工作由大英博物館的謄寫員Hornblow完成，另兩位人員完成校對工作（筆者譯）。

[5]此段英文原文為：“This Collection of Phrases is believed to be a fragment of a very extensive work by some one of the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at of Peking， the Language of all scholars and official persons， which in China means all persons of rank.”

[6]對于19世紀初的英國來說，中國十分遙遠而陌生，英國公眾對中國的知識十分貧乏，也缺乏了解的興趣，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在英國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是很少的。（黃長著 2005：256）

[7]考狄《中國書目》法語原文：“Cet ouvrage est de labbé de Lionne， évêque de Rosalie， de la Congrégation des mission étrangères. Ce ms. provient de la bibliothèque de Deguignes fils （no. 497 du cat. de sa bibliothèque） et cest lui qui ajouté le titre franais.（Pauthier， Vindiciae Sinicae，p.14，Note.）”

[8]從羅明堅、利瑪竇開始，《四書》等中國古代典籍一直是耶穌會士學習中文的教材。（張國剛 2001：251）

[9]《漢語成語大辭典》出版說明中指出：“《漢語成語大辭典》是在《漢語大詞典》基礎上，對其中成語詞條進行甄別、正誤、刪繁、改寫而成的，同時還增補了一些常見而漏收的成語，詞典共收古今成語近2.5萬條，所收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成語，其他一些非成語性的固定短語如諺語、俗語、慣用語等，原則上不予收錄。”

[10]有關來華西人對漢語“官話”的認識，還可參閱江莉（2011）。

[11]張西平（2005）經考證認為此“利瑪竇手稿”并非利瑪竇所作，但完成年份定為1588年則無誤。

[12]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魏若望編《葡漢辭典》，利瑪竇中西文化研究所等出版，2001年；利瑪竇手稿（1988）依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西字奇跡》依據明末程大約《墨苑》影印，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譯著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年；《西儒耳目資》依據明天啟六年王征張問達刻本影印，《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3]陳輝（2007：158―162）認為在諸多《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的漢語對應名稱中，古屋昭弘之“賓主問答私擬”最為妥帖。

[14]《語言自邇集》收錄清末北京話口語詞的情況可參閱張美蘭（2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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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海櫻.16世紀至19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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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21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各國的集團開始慢慢地形成互助互利的相互緊密的關系。其中在這些關系中，文化，經濟地位尤為突出，從而也顯得語言的重要性。翻譯工作也將成為一項大工程，做好翻譯工作已是迫不及待……

---引言

在英漢互譯中，由于地域文化不同的影響，常常會譯不達意導致文化語言誤差。其中語感與語言和文化是最主要的兩個問題，本文首先從語感方面出發，闡述語感的重要性；然后再進一步說明語言與文化的重要性；再而從不同文化方面闡明導致翻譯障礙的原因，并提出相應措施和我的看法。

一.語感的重要性

提到“語感”，許多人都會想到：那是一種對語言的感覺，是大腦迅速的反應。其實語感按其定義為：“語感是一種比較直接，迅速地感悟文字的能力，對語言文字分析，理解，體會，吸收全過程的高濃縮。就像我們做題時，一旦理解其語感，思路也就形成了，思維在突然間提升，這樣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

“語感派”代表洪振學先生的報告會于2007年4月24落下帷幕。會上他鄭重地闡述了語感的重要性。除外《新概念》也揭示了“語感”重要性的面紗……

由此可見，“語感”對教學中語言的理解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敏銳的語感對我們學習各種語言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會使我們的翻譯工作事半功倍。

二.翻譯中語言的重要性

語言是人們日常交流，傳道的重要工具。自人類開始使用語言至今，語言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現代社會的發展，知識的共享，文化的傳承……都離不開語言。

除外語言又是被用來記錄一個民族的變化的工具。因此,國內外許多研究語言和文化的專家都認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文化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另一方面來說,語言和文化又是互相依存的關系;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語言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以特定文化為背景，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會在其語言中得到體現，作為這種語言的學習者我們要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對于我們更好的掌握這門語言極為必要。因此研究語言對我們研究，交流及翻譯英漢語言都有著重要作用。

三．交流與翻譯

文化，經濟，政治是關系到全球發展的三大要素。其中文化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隨之語言，交流，翻譯也相應變得重要。做好交流翻譯是學習語言提高文化底蘊的重要途徑。由于各國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不同，他們在翻譯，交流之中自然有其特別之處。例如：I''''dliketoknowwhenhewillbehere（我想知道他什么時候到這兒）。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也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所以我們應該了解各種不同的說法，便于我們日后的交流。現在推行的英語口語就是為提高演說能力，這樣使我們更好地融入世界。但在交流中我們時不時的遇到很多問題，這都是由于各地文化的差異所導致我們對語言的認識的誤差。例如：短語abridalshower表面可以理解為“新娘沐浴”，但了解西方背景文化的人就知道它是指apartygivenbyabride’sfriendsatwhichtheygivehersuitablegifts，意即為新娘舉行的送禮派隊。要想了解這種差異那就要看以下的分析。

四．文化的差異帶來語言的障礙

人類的文化背景，歷史條件，生活方式，地域的差異，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不同……都會導致人們對認識和溝通帶來一定的障礙。

（1）.歷史地理條件差異對英漢互譯的影響：

無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從近代生活來看，中國與英美的文化都有較大的差異，現在中國加速發展可是說是拉近了與西方的距離。但是還是存在較大的差距。除外由于英國地理位置靠近海，英國民族過著航海的生活，經常與海打交道，還有海上霸主之稱。所以英語中帶有大量關于航海的詞語或航海的說法，而長期生活在大陸的中國很難找到相應的詞語，因而對中國人來說理解起來相當吃力。例如：ableseaman（“一級水手”而不是“能干的水手”）；give(sb.orsth.)awideberth（“讓出一條寬寬的水域”，指“遠遠地躲開”，而不是“讓其自有發揮”）；belefthighanddry（“船高高地擱淺在沙灘上”，指“陷于困境”，而不是“高高在上”）。反之，由于漢語有許多關于山川，四季等方面的詞語，在英語也很難找到相適應的詞。例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為詩，完全可以譯為：Thehillsandstreamshavenoend,thereseemstobenoroadbeyond;Butdimwithwillows,brightwithflowers,anothervillageappears.但在一般雜文中，恐怕還是直接譯出其涵義為好；一種可能的譯法是：Onehasasuddenglimpseofhopeinthemidstofdespair。還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Aday''''sseparationseemsaslongasthreeyears（一般不用threeautumns）.而在一般行文中往往干脆譯為：misssb.verymuch。這種差異導致我們不能正確的理解語言要表達的意思。

（2）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進程對翻譯的影響：

英國一百多年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對其語言有較大的影響。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有些詞語也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漸被我們所了解和采用，如whitecollar（“白領”），CEO（首席執行官）等。但是，仍有一些反映這種生活的英語詞語不被我們所理解。這或是因漢語一時還沒有適當的對應詞（如executives指高層管理人員，譯為“總經理”、“董事”，還是什么？Individualism應譯為“個人主義”？還是“個體主義”？），或因為我們對西方生活方式仍然了解不夠，或因為這些詞語容易與傳統的意義混淆，往往會構成英譯漢中的問題。還有一些WilliamFerraro,ofFerraro&Smith,livedinagreathouseinMontaguSquare.（用主要合伙人的姓如Ferraro&Smith做公司名字的英語習慣，在漢語中仍不常見：法拉羅•斯密斯公司的威廉•法拉羅住在蒙塔古廣場的一棟大房子里。）這種文化的不同使得真確翻譯語言更為困難。

（3）.中國長期的文化沉淀導致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有著很長歷史文化的國家。自古就有農耕文化的傳統，漢語中Peopleregardfoodastheirprimarywant或Foodisthefirstnecessityofman）的傳統，產生與此有關的大量習語。這些在英語中比較罕見，必須按照它們的實際涵義和上下文翻譯。如見面時先問，“吃了沒有？”（按島國的傳統，英語習慣多為談論天氣）只可譯為Howdoyoudo或Hello。還有些“吃飽了撐的”(berestlessfromovereating–havesomuchsurplusenergyastodosth.senseless)、“吃不了，兜著走”(getmorethanonebargainedfor;landoneselfinserioustrouble;beleftholdingthebag)、“吃大鍋飯”(eatfromthesamebigpot–getthesamepaywhetheroneworkshardordoesnotworkatall;practiseegalitarianismregardlessofwork)等等這些不同的文化習慣使得我們在與不同語言的人們有著很大的隔膜。

（4）宗教與文化差異

宗教文化指由民族的、意識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現在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異。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國的三大宗教,它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像道教中"玉帝",佛教中"佛祖""菩薩",神話中的"老天爺""龍王"等,而這些概念在歐美人的腦海里是不存在的,他們信仰基督教,希臘神話與《圣經》是西方文化的源泉。他們的心目中只有God(上帝),表示痛苦、悲哀或憤怒時,就說God!或MyGod。祝福時會說Godblessyou.表示,驚訝時就說Godblessme.關于這方面的習語還有Godforbid!(蒼天不容),Godforfend(絕無此事)。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以及HethatservesGodformoneywillservethedevilforbetterwages.(為金錢侍奉上帝的人,為了更多的報酬也會給魔鬼賣力)等等。這些習語都生動地反映了God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樣深受佛教、道教等影響的中國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也無處不在地感受到本族宗教這方面的影響,當他們表示痛苦、悲哀、絕望時會說"哦,天啦!老天爺呀!",當他們發誓時會說"老天作證",當說某人軟弱、無能時,就說"他是個阿彌陀佛的人",當他們表示祈禱或感謝時就說"阿彌陀佛",當他們表示憤怒時就說"的見鬼"。所以說，中西文化的文化差異從而導致我們對翻譯產生一些誤解。這是我們交流，學習上的障礙，為此我們要克服它。我們克服差異學好翻譯的一些措施：

（4）翻譯中的一些技巧和措施：

翻譯是一種語言活動,它涉及兩種語言與多種知識,它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感情!風格等忠實地重新表現出來"王佐良先生說:“翻譯里最大困難是什么呢?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在一種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里卻要費很大力氣加以理解"針對漢英方面的文化差異，在翻譯中可以采用一下幾種方式：

（1）.直譯法：所謂直譯法即指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能夠比較完整地保留原語言的民族色彩和語言風格的一種翻譯方法。例如:所以李紈雖青春喪偶,但處于膏粱錦繡當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問,(曹雪芹5紅樓夢66）Sothisyoungwidowlivinginthelapofluxurywasnobetteroffthanwitheredwoodorcoldashes,Takingnointerestintheoutsideworld,,以上的翻譯采用了直譯法,既保存了原語的形象,又準確地傳達了原意,不會引起讀者的錯誤聯想

（2）.意譯法：意譯主要是指在翻譯時抓住內容和喻義這一重要方面,犧牲形象,結合上下文比較靈活地傳達原意。例如:運濤好久不來信了,一家子盼了星星盼月亮"(梁斌5紅旗譜6)

FormanymonthsnoletterfromYuntao，tillhiswholefamilyworriedoverhimdayandnight。“盼了星星盼月亮”只是通俗生動地表達“日夜盼望”,所以這里采用意譯的方法"

（3）.直譯和意譯兼用：在采用直譯以保留原文意義的同時,又兼用意譯,有時略作適當補充,使譯文能更加清晰地傳達原文含義。例如: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吳敬梓（5）儒林外史6)Bravingthewindanddew,WangMiantraveleddayafterdaypastlargepostingstationsandsmalltillhecametothecityofJinan漢語“風餐露宿”中的“風”和“露”分別直譯為wind和dew,而“餐”和“宿”則不能直譯,只好根據其含義意譯為braving。

（4）.在翻譯中遇到兩種文化差異特別大時，用直譯無法使譯文傳達信息，譯者就要仔細在譯文文化中尋找對應的表達方式，作出各種必要的轉換，進行意譯。

1）不同的文化的人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諸多不同，為使原文能夠保持原文的意義，應做相應的等值轉換。英國是一個島國，歷史上航海業曾一度領先世界；而漢民族在亞洲大陸生活繁衍，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土地。比喻花錢浪費，打手大腳，英語是spendmoneylikewater，而漢語是“揮金如土”。英語中有許多關于船和水的習語，漢語中沒有完全相同習語，如torestonone’soars（暫時歇一歇），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奮力圖存），allatsea（不知所措）等等。在漢語的文化氛圍中，“東風即是天的風”，夏天常與酷暑炎熱聯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燒”，、“驕陽似火”是常被用來描述夏天的詞語。而英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報告春天的卻是西風，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西風頌》正式對春的謳歌。英國的夏季正式溫馨宜人的季節，常與可“可愛”、“溫和”、“美好”相連。莎士比亞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把愛人比作夏天，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Thouart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e。

2）因受不同文化習俗的影響，各民族表達相同概念的說法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語言的互譯中，要注意轉換表達方法以符合譯文習慣。玉兔”這一商標在英國譯成”“MoonRabbit''''''''而不澤成“JadeRabbit”。原因在于：“玉免”乃我國神話中陪伴吳剛生活在月宮掛花樹下的兔子，因此，它又成為月的代稱。將它譯成MoonRabbit體現了我國方老文化的風來，讀英文不易產生異解，不會誤認為是玉做成的兔子。狗在漢語中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義：“狐朋狗友”、“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等，盡管進些年來養寵物狗的人數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變，但狗的貶義形象卻深深地留在漢語語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語國家，狗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在英語中有關狗的習語除了一部分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含有貶義外，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在英語習語中，常以狗的形象來比喻人的行為。如Youarealuckydog（你是一個幸運兒），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willnotlearnnew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厲害”用sickasadog，“累極了”是dog-tired。與此相反，中國人十分喜愛貓，用“饞貓”比喻人貪嘴，常有親昵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貓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

五.我的看法與翻譯：

導致翻譯差異的原因有許多，我認為如果想從根本上改善，首先要找出自己的問題出現在哪里，是因為不懂西方的個別詞語還是不懂他們的特殊表達。然后就是多交流，多與外國人交流，滲透他們的文化，還要學會對方的生活方式和一些背景下的表達，如果可以，中外應該多加強交流，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文化上。加快全球化，一體化，融入百家思想。中國要加快步伐，拉近中西的距離。

思維模式上存在的差異，是每個民族所特有的，也是不可避免和更改的；而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又勢在必行。因此，就這一點而言，首先應擺正態度，各民族在進行文化交流的同時，應該本著的精神，學會尊重、認識和接納他民族的思維模式，而不是將與本民族思維模式不同的其他思維模式視為異端；在與他民族的思維模式的對比中，要善于認識到自身思維模式的缺點和他民族思維模式的優點，善于取長補短。

針對語言方面的差異，譯者應不斷加強對所譯語言的敏感性，從語音、詞匯、語法、語義、修辭等各方面不斷提高自身的語言修養，要培養自己養成一種規律性閱讀所譯語言所寫的各種文本的習慣，及時了解所譯語言的各種發展動態。

為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翻譯中的文化交流障礙，譯者就要清楚地意識到：作為翻譯工作者，不僅要成為精通雙語言的人，更要成為精通“雙文化”的人，要善于識別待譯作品中的文化術語和其中隱含的文化內涵，不斷培養自身的“文化意識”，同時要在正確翻譯觀的指導下知道如何處理文化差異。比如碰到原文中出現文化缺省而譯文讀者又不可能根據上下文感知到的情況時，譯者就要在譯作時善于抓住缺省的文化信息，并采用適當的手段將其補充完整，以避免造成文化信息傳遞失誤的后果。另外，譯作過程中，對待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要客觀公正。再者，譯者還要認識到文化具有兼容性；正是因為文化的這種兼容性，各國之間的個個層面的交流才可能繼續；譯者的工作就是不斷促進文化的這種兼容。

最后，要在翻譯過程中視具體情況而采取不同的翻譯手段。要認識到異化與歸化作為兩種不同的處理翻譯的手段，并不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異化強調“保留源語文化”以豐富目的語文化及其表達方式，從而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歸化強調“交際第一”，譯者不僅要設法克服語言的障礙，還要克服文化的障礙，從而避免因文化沖突而造成的各種形式的誤解。從上述可以看出，二者都強調翻譯的交際性，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入手，側重點不同罷了。在翻譯過程中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至關重要。要始終記住一個大前提：翻譯的目的就是為了交流。

要善于將二者結合。如翻譯“東施效顰”可采用音譯加直譯/異化翻譯出其字面意思，意譯/歸化注釋法對其字面翻譯進行補充。這樣既達到了信息交流，也達到了文化交流。

六．結語：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問題是“異化”還是“歸化”。從“文化傳真”的目標來看，譯文應是越“異化”越好；然而為了照顧讀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許一定程度的“歸化”。這就要求譯者既要對原語能盡窺其妙，又要對譯語能運用自如，做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尤金•奈達說過：“就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譯者的雙文化功底甚至比雙語言功底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語境中才富有意義。”可見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不可低估，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加強對語言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加強對語感的培養，還有加強交流是做好翻譯工作必須認真研究和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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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前期建設階段

該階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內蒙古財經大學招收第一屆保險學專業(專科)學生，1995年《人身保險學》課程作為保險專業主干課程開設。在此期間，該課程同時作為金融專業學生的專業選修課開設。當時只有一名主講教師、一本教科書和一本教案，課程建設開始起步。

(二)不斷完善階段

2004年經教育部批準內蒙古財經學院成立保險學本科專業并開始招生，以此為開端，課程建設迎來了不斷完善階段。經過課程組多年的探索，該課程的建設得到不斷加強，課程建設規劃情況主要集中在6個方面:

1．組織人員，形成團隊自2004年設立保險本科專業以來，在學校和學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險學》課程組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師為主的知識結構、年齡結構、職稱結構合理的教學隊伍。團隊成員的專業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險學、經濟學、統計學等交叉學科，各成員均具有較深的保險專業及相關學科理論功底、洞悉保險理論和應用的發展前沿知識，具備承擔人身保險學授課任務和科研課題的能力。《人身保險學》課程教學小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碩士3人，形成了一個結構合理的課程教學梯隊。從學緣結構上，課程組教師分別畢業于中央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國內知名學府，有較好的專業背景。從年齡結構上，課程組成員年齡結構為30－40歲4人、40－45歲1人，是一支富有朝氣和活力的教學隊伍。

2．緊跟政策和形勢，完善教學內容教材是體現教學內容的知識載體，是進行教學的基本工具，更是培養人才的重要保證。所以，課程組在選取教材的時候，充分考慮到了所選教材的權威性、針對性和時代性，優先采用國家規劃教材(教育部、保監會推薦教材)張洪濤、莊作瑾主編的《人身保險》。同時，選擇國外經典教材作為補充材料推薦給學生。在教學內容方面，課程組每學年都會根據政策與形式變化對教學內容做相應的調整，例如，當前延遲退休年齡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課程組在教學內容中增加《退休政策與養老保險》專題來探討。

3．完善課程要件《人身保險學》課程在開課初期只有一本教科書和一本教案。經過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該課程有教學大綱、配套教學課件、教案、教學案例庫、系列專題、習題庫和無紙化試題庫等課程要件齊備。

4．完善教學方法和手段通過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學練結合、學用結合，將理論教學、案例教學和實習教學等方法有機結合，形成了理論教學、案例教學和實習教學“三位一體”的教學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的教學以教師課堂講授為主，教師講授中大量運用啟發式方法。實踐性問題主要運用案例式方法。這可以使學生增強學習興趣，提高感性認識，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和重視程度。例如，保險的基本原則、人壽保險理賠可以通過案例加以說明。在教學中增加實踐環節，對于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意識、增強他們的動手能力和適應能力來講都非常關鍵。根據課程實務性強的特點，將課程的相關內容(如人壽與健康保險的營銷、條款分析、理賠等)安排在暑期實習中進一步學習檢驗。

5．加強校際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師赴中央財經大學做訪問學者。2006年、2008年分別派一名青年教師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他們均以優異成績畢業回到金融學院的教學與科研第一線。通過青年教師在國內知名高校學習和深造，課程組與這些學校建立并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

6．搭建實踐橋梁，建立實習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學院保險系與中國太平洋保險內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壽內蒙古分公司草擬了《保險行業產學研合作試點方案》，達成了合作意向。兩家保險公司不僅可以為學生、教師提供調研和實習的便利，同時也可以選派管理人員為學生講授壽險營銷、保險經營管理等實務性較強的課程。通過與上述兩家保險公司的合作，不僅解決了畢業生實習問題，通過實踐環節可以進一步檢驗所學知識，而且也為培養年輕教師的實踐經驗提供了平臺。總之，《人身保險學》課程的教學與研究起步較早，經過20年的探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研究與管理、學生培養等方面形成了鮮明的課程優勢與特色。本課程側重人身保險領域，專業性強，同時兼顧職業化特色，在課程建設過程中注重理論性與實務操作性。本課程在區內同類課程中無論是開設時間還是從師資力量、社會影響來講都是處于領先水平;從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分析，學生就業后能夠很好地適應工作，受到用人單位的普遍好評，已有一批畢業生在保險公司管理層嶄露頭角。

二、《人身保險學》課程今后建設方向及思路

內蒙古財經大學以自治區區內生源為主，以少數民族教育為特色。因此，《人身保險學》課程立足實際，旨在使學生全面掌握開放經濟條件下區域人身風險及人壽保險經營活動的原理和規律，同時注重蒙漢雙語教學，為地方經濟培養能夠適應現代保險市場的風險管理與保險類民族人才。今后的課程建設緊緊圍繞上述定位，同時結合保險行業發展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本課程教學體系，突出課程特色，力爭將本課程建設成為具有較高的教學水準、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課程。

(一)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提高團隊整體水平

今后進一步加強教學隊伍建設，在教學梯隊人員學歷水平、職稱結構等方面全面加強，強化青年教師培養，提升整體教學團隊的業務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師進修和出國訪問長效機制通過國內或國外、短期或長期培訓與進修提升本團隊的教學水平，特別是科研實力。國內進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選派教學科研后備人才到國內名牌學校進行期限長短不同(三個月至一年)的專題或系統學習，爭取利用這種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備人才的教學與科研素養。國外訪問機制方面，鼓勵青年科研骨干到國外做訪問學者，緊跟國際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斷提升教學科研整體水平。

2．引進優秀人才，特別是具有國際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保險業競爭的加劇，保險業的發展無論是業務結構還是服務對象，都發生著深刻變化。面對全球化，適應變化的復合型保險類人才已經顯得日趨稀缺化。為此，站在行業發展的高度，引進能夠給課程教學團隊帶來新的范式沖擊、具有國際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強化教學梯隊的人才建設。

(二)注重課程建設，全面提升課程建設質量

隨著我國保險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商業保險逐步成為個人和家庭商業保障計劃的主要承擔者、企業發起的養老保障計劃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險學》課程的開課率會越來越高，對任課教師的要求也會進一步提高。圍繞保險學專業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結合國際保險市場發展趨勢，體現現代經濟社會人才需求特點，科學設計課程教學內容，突出實踐性教學環節，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以精品課程建設為契機，全面提高課程建設質量。

(三)加大實踐教學和創新教學的力度

今后進一步強化實訓教學環節，擴展實訓基地，加強實踐教學的軟硬件設施建設。根據《人身保險學》課程實務性強的特點，與《人身保險學》同一學期開設《保險實務》實驗課，來配合講授壽險公司業務經營流程。同時將課程的相關內容(如人壽與健康保險的營銷、條款分析、理賠等)安排在“暑期實習”中進一步學習檢驗。同時將不斷追蹤學科前沿，緊跟行業發展步伐，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和手段，重視實驗、實踐性教學，引導學生進行研究性學習，培養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興趣和能力。

(四)加強教學研究和教學改革，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研究和承擔教改項目

積極參加教學改革與創新，著力打造教學改革工程項目、精品課程、雙語課程改革、實訓基地建設等教改項目。注重教材建設，根據社會和經濟發展，及時更新、提高教材編寫內容和編寫質量;同時開放性引進國內外優秀教材和課程，逐步實現教材建設標準的國際化。

(五)加大與實體部門的聯系，發揮實體部門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