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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機構;并購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01
一、前言
在過去約十幾年里,為迅速擴大資產規模、增強競爭實力和搶占市場份額為,金融機構并購重組的規模越來越大、輻射面越來越廣,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演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金融并購的性質發生重大變化。在這種大背景下,一股空前的兼并大潮也正在發生,如何把握住金融危機催生的并購良機,推動和完善我國金融并購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并購市場一直表現比較活躍,2008年1月到10月份我國企業并購交易量同比增長37%,非國有產權的交易已經超過50%以上,企業并購重組已經涉及到20幾個省市的近萬家企業,并購活動呈現出縱向并購增加、大量中小企業加入并購大軍、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聯動并購頻繁等趨勢。但我國的金融機構大多沒有參與全球金融并購,而這一空白也在隨后得到填補。在2011年9月26日普華永道了一份最新報告《新興機遇:亞洲2011年金融服務業并購》,該報告顯示:逾75%的中國金融機構正在積極考慮在未來的12個月進行并購,而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的重點迅速轉移到東方,中國和亞洲的交易數量預計將在2011年后期及2012年加速增長。這表明中國和亞洲的金融服務并購預計將在2011年后期崛起,并在2012年加速增長,中國金融并購市場即將擴大。
二、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并購呈現的主要特點
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金融并購呈現不一樣的特點:第一,金融機構的并購規模越來越大。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金融機構的大規模并購是為了避免大型金融機構破產帶來的損失和沖擊,也是為了以大規模并購來實現協同效應或是優勢互補的需要。如美國銀行以500億美元收購美林證券。第二,金融機構的跨國并購顯著增多。在這一輪金融并購的浪潮中,在金融國際化、一體化的推動下,各國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并購的跨度由過去以國內并購為主逐步走向跨國并購。據統計,2007年前10個月世界銀行業并購金額達到的3700億美元,其中跨國交易占到55%左右,是上年這一比例的兩倍多。第三,金融機構的跨行業并購不斷增多。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行業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這就給一些有意跨行業發展的金融機構提供了機會。如摩根大通收購了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將其最需要的大宗經紀業務和全球交易處理業務收入囊中。第四,金融機構危機救助型并購在快速上升。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國際金融并購多以強強聯合為主,然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以強并弱或以大并小的救助型并購不斷增多,呈現急劇上升的趨勢,如巴克萊銀行收購雷曼兄弟部分業務。第五,金融機構并購出現國有化浪潮。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大批金融機構倒閉或陷入困境,為了促進金融體系的重整和金融危機的化解,減少社會震蕩,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干預力度更大的手段,由原來的市場干預變為直接收購,采取政府注資的形式并購或接管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據統計,2008年10月份金融機構的部分國有化總額達740億美元,占當月全球并購總額的約30%。
三、對推進和完善我國金融并購的啟示
近幾年,我國金融機構開始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尋求通過海外并購或沒立分義機構提升綜合競爭力,加快國際化進程。通過分析金融危機形勢下國際金融并購的基本特征和變化趨勢,結合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推動和完善我國金融機構并購的應對策略。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的努力:
首先是政府層面,要努力創造和穩定國內經濟金融環境,并且懂得利用海外金融周期。一方面是要保持國內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穩定,為跨國金融并購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另一方面要重視對國際金融周期的利用,充分認識到并購是化解危機的有效手段和實現中國金融國際化的有利時機。利用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跨國并購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適度支持開展跨國金融并購,但同時也要注意選擇適合中國金融實力的跨國并購戰略。
其次是金融機構自身的層面。金融機構通過并購,可以實現規模經濟效應和財務協同效應,有效增強金融機構的競爭實力和發展后勁。而且當前國際金融并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行業并購增多,國際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日益明顯。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可以讓金融機構能夠同時提供多種不同的金融業務,充分發揮業務多元化下的風險分散優勢和資源共享帶來的效率優勢,達到規模經濟中的“帕累托改進”。中國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跨國并購來達到做大做強的目的,實現綜合經營,與國際接軌。而同時跨國并購的成敗最終取決于金融機構自身的實力強弱和并購整合的難度大小。因此,要積極推動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增強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提高金融機構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并采用合適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來開展跨國并購,同時可以在國際和國內營造有利的輿論氛圍,以降低跨國并購整合的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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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治理政策;政府
中圖分類號: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漸行漸遠,但是危機治理政策還在發酵,一些國家宏觀和微觀層面均出現良性運轉,長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較好,而有的國家卻出現宏觀效果與微觀效果及長期效果與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現象。就我國而言,自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明顯,2013年6月短暫的錢荒引發股市波動。雖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聲高漲,但政府卻表明態度決不救市。前后比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變化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來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既有助于正確評判過去政策制定的依據,也有助于理解當前政府的行為及未來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漸進過程,且受到權威人士的影響較大。因此,可以說政策制定過程是一個黑箱過程。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還存在及時性特點,參與決策的人數更少,因此相對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分析和論證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一)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宏觀國素主要包括:一是國家制度。所有社會力量和利益聯盟的政策訴求。都要通過國家機器以及由此構建的政策平臺才能實現。國家作為最后貸款人。在金融危機救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里僅限于有貨幣國家)——為銀行的負債擔保,穩定金融市場的信心。在金融危機救治過程中,國家(最后貸款人)首先要確定的問題是救誰和救什么,而“救誰和救什么”是由國家制度決定的。然而,國家制度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三是社會經濟意識。一個國家長期形成的經濟意識主導著人們的行為偏好和價值判斷,而這些社會經濟意識會影響到政策的選擇。如果不顧及社會經濟意識,不僅使經濟得不到恢復,甚至會把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社會經濟意識的主導者一般是處于主流地位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言行影響著居民對經濟政策的解讀。同時,社會經濟意識也是傳統、文化乃至習俗相結合的產物。三是國際環境。國際環境從兩個方面影響政策的制定,即國際經濟環境本身和一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得越緊密,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就越大。因此,一個國家在制定政策時,需要把國際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而不是外生變量。不過,超級大國可以利用其經濟地位,率先實施某項金融危機治理政策,而其他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該政策的影響。超級大國也可能為了避免引起眾怒而采取政策創新,乃至按照大國利益修改國際慣例。
(二)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
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微觀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為。政府可以分為強政府和弱政府。強政府政策頒布和執行的時滯較短,而且一般可以實現預定目標;弱政府的政策時滯較長,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為了確保政局的穩定,不論強政府還是弱政府都會采取強制政策。從效果來看,弱政府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盡管時滯較長,但政策往往科學性、公平性相對較好;強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效率較高,但政策的結果往往不能準確把握。二是企業。公共政策的實施結果總會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況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對此,企業會通過尋找聯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給政府施加壓力,以使政策對自己更有利。這是企業間的博弈,也是企業與政府間的博弈,而這種博弈是以企業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三是社會組織。私人部門直接參與危機救治行動、承擔危機的損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資源的有限性。影響金融危機治理的國內社會組織主要是工會和行業組織,但其行為的影響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積極影響表現在,社會組織通過自律行為和自救行為,使大家團結起來共度難關,還可以推動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機治理政策。消極影響表現在,游行示威、罷工等破壞行為可能導致金融危機轉變為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此外,國際社會組織也會對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產生重要影響。如IMF作為重要的國際社會組織,對各國政策的制定影響很大。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影響因素的實踐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都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盡管從結構上看,各國的治理政策都是擴張性政策,但各國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異,且從結果上看,不同國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這是多種政策制定影響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宏觀影響因素具有趨同性
根據2008—2010年金融危機時期世界各國制定的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屬性——制定的政策是否與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說明國家制度、經濟意識和國際環境影響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沒有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點:維護資本利益、采取凱恩斯主義方式、面向全球化的開放政策。也就是說,影響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觀因素具有趨同性。宏觀因素的趨同性給予了政策決策者一道保護屏障,因為納稅人能夠較容易接受整體宏觀環境的狀態,從而減少了對決策者的質疑。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市場更加重視資本的權益。所以在金融危機爆發后,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成為危機治理的首要考慮對象,盡量減少資本所有者的損失不僅是國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資本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決定的。其次,社會經濟意識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政策制定后社會可能產生的反應。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這種意識的影響還有待時日。從理論角度來看,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政府干預經濟已基本成為共識,但政府干預經濟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場經濟,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不過是短期應急行為而已。盡管有學者認為市場具有自我修復的功能,但是已經沒有政府敢冒這樣的風險,凱恩斯主義的回歸已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共識。最后,國際環境對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制定的影響程度不一。金融危機爆發后,貿易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對外經濟政策幾乎成為危害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因素。盡管協調各國經濟政策已成為共識,但實施過程仍然障礙重重。國際貨幣體系、貿易體系的扭曲加劇了世界經濟失衡,但其變革受到諸多因素的阻礙。與此同時,國際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國際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等也在影響各國金融危機治理政策的制定。總體而言,政治經濟大國可以利用國際環境制定利己的經濟政策,并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國家只能適應國際環境,在既定國際環境中盡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國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團的政策。總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實際上是對國際環境的適應性選擇,而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意識只不過是以適應國際環境為前提,進而減少政策執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微觀影響因素具有差異性
根據2008~2010年世界各國制定的金融危機政策,比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體所獲利益的大小,其中獲利最大者也就是影響力最強的。各國不同的微觀基礎決定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力。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金融危機治理政策微觀影響因素中,影響力從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日本則依次是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歐盟和美國則依次是企業、政府和社會組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意識存在趨同性,且資本利益是金融危機救治的首要選擇。資本可以分為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當國有資本占據重要位置時,就可能出現強政府;當私人資本占據主導地位時,就可能出現弱政府。當出現強政府時,政府能夠很快做出決策,而且政策會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傾向某一利益集團為前提。相對而言,弱政府面對的是實力強大的私人資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充分考慮資本的利益,所以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并導致較長的政策時滯。同時,在金融危機中,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受到危機的沖擊最為嚴重,而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在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中又占據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機便要拯救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一般而言,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在國民經濟中都會處于相對或絕對的壟斷地位,并會形成相對強大的利益集團,與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對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對政策制定的影響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資本的風險解除后,政府利益才會得到保障。此外,伴隨金融危機的是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會采取擴張性政策,而擴張性政策的結果是普通納稅人的利益受損。而且不論政府采取何種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場是傾向于資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會因為這一政策而遭受損失。政府擴張性政策的資金來源不外乎兩個方面:財政收入和政府發債。金融危機導致財政收入減少,所以政府發債是較為普遍的選擇,但發債的結果是居民負擔加重或是忍受發債導致的通貨貶值。從目前來看,除了提高失業救助和社會保障,以居民利益為主導的危機治理政策相對較少。
一、浙江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一般態勢
紹興和寧波地區是浙江中小企業國際化較發達的地區,也是拓展拉美市場的主要地區,通過調研,可以分析浙江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現狀,掌握浙江對拉美的外貿、外資、合作等動態變化。
(一)紹興地區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主要特征
1.戰略上重視拉美市場。紹興地區的產業結構與拉美地區的產品需求和自然資源形成互補之勢,具有經貿合作的自然態勢。所以,紹興每年都有2000多家中小企業克服距離成本,拓展拉美市場。有些企業已經在拉美地區具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甚至在某些產品上具有較強的市場控制力,開始逐漸向規模經濟演變。紹興地方政府適應企業國際化的發展趨勢,適時地積極發揮服務職能,將拉美市場列為重點開拓的新興市場,給予中小企業國際化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有力支持。近年該地區中小企業與拉美的經貿活動量增幅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特別是2011年上半年,外貿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了35.1%。。
2.出口產品以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紹興地區的產業競爭優勢是塊狀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所以,其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具有顯著的競爭優勢。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市場萎縮,需求下降,促使紹興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但是,較高的轉型成本促使紹興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不僅降低了轉型成本,而且能夠繼續發揮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出口產品主要為紡織服務,占到出口總額60-70%,其次依次為機電產品、賤金屬制品和化工產品。近年,銅管出口規模也呈現遞增趨勢。
3.出口國家以巴西為主。拉美地區各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差異較大,巴西經濟實力居拉美首位。2001年至2010年,巴西GDP年均增長3.6%,人均GDP年均增長2.4%,是近30年經濟發展最快的10年。巴西人口在最近10年里增加了12.5%,從2000年的1.67億增加到2010年1.9億,平均每年新增人口230萬。所以,巴西市場是紹興中小企業拓展的主要市場,2010年外貿出口額同比增長了75%。其次是墨西哥、智利、巴拿馬等。特別是墨西哥,近年對中國的紡織品貿易政策開始有調整的跡象。
(二)寧波地區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主要特征
1.以歐美市場為主,但是近年與拉美地區的外貿進出口總量出現遞增趨勢。寧波地區歷來以外貿為主,外貿企業總體特征是量多、規模小,素有“千軍萬馬”之稱。近年,寧波外貿企業與拉美地區的進出口額,都出現較明顯的遞增趨勢。據寧波外經貿局統計數據顯示,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機沖擊,出口額同比降低20.7%之外,從2006年起,同比增長保持較高的水平,其中,2010年達到58.33%;進口額雖然也受到金融危機沖擊,降低了進口數量,2011年寧波與拉美地區的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56.5%,出口額同比增長58.3%,進口同比增長29.7%,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比例。寧波進出口額在全省和全國的比重亦是名列前茅。這都表明,寧波與拉美地區的經貿往來有擴大化的態勢。
2.貿易方式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的同比增長速度較快從表1可以發現,寧波外貿企業拓展拉美市場以一般貿易方式為主,出口額比重為77.4%,進口額比重為77.6%,進出口額比重為77.5%。其次為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但是從同比變化來分析,加工貿易出口額同比增長速度最快,達到75.94%;其他貿易進口額同比增長速度最快,達到90.51%,而加工貿易和其他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速度分別為70.45%和80.40%,都超過了同期一般貿易的同比增長率。表明拉美市場的開拓積極地適應了金融危機后寧波貿易方式均衡發展的戰略需求,也將為今后的貿易轉型奠定基礎。
3.出口商品種類以機械制品和紡織制品為主,進口則以原材料為主從表2可以發現,出口商品以機械制品和紡織制品為主,而且同比增長速度較快,2010年分別為63.75%和50.24%,其次為賤金屬制品和礦產品。同比增長最快的為運輸設備制品,達到驚人的121.95%。而進口產品主要以各類原材料為主,包括紡織原料、賤金屬、儀器設備原料和礦物質等。表明,雖然拉美貿易份額在寧波貿易總額中的比重較低,但是,寧波與拉美貿易類型呈現明顯的垂直分工特征,都能夠發揮彼此的比較競爭優勢,促進雙方貿易福利的增長。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后,寧波與拉美的貿易額同比增長迅猛,有利于克服世界經濟增長疲軟引致的發達國家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提高寧波中小企業國際化水平和加速國際貿易的轉型發展。
二、浙江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具體問題
(一)浙江中小企業國際化顯現機會主義浙江中小企業雖然國際化熱情高漲,表現出一定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對于海外經營企業準備不足,表現在:國際化經營理念不成熟;收購企業后的資源整合難以應對;繼續融資困難等。結果,導致能夠“走出去”,卻不能“穩下來”的刺猬效應。所以,浙江中小企業具有國際化的資本實力,但是,缺乏國際化的戰略規劃和經營能力,容易陷入國際化悖論的發展困境。
(二)國際化復合型應用人才短缺
1.外貿人才業務技能的復合性難以滿足企業需求。傳統的外貿人才技能培養一般偏重外貿專業理論知識的積累和應用,以及實踐技能的形式化,從而導致外貿人才較低的商務英語寫作和日常交流能力,空白的外貿產品知識背景,遲鈍的國際環境洞察力和較弱的國際環境適應能力等。特別是,金融危機后,外貿企業一方面利用當地的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對國內外貿人才的復合型技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外貿人才的職業素養令企業擔憂。根據我們的訪談,企業擴大再生產面臨兩個問題:一是人力資源的流動性較大,表現在員工的高跳槽率和人才的難留住。這不僅發生在工資待遇低、工作環境差和工作強度高的企業,在比較人性化管理的企業依然存在這種現象。所以,這與員工缺乏敬業精神的價值理念和職業素養也有很大的關聯性,影響了企業做大做強。二是員工的綜合素質不高。我們了解到,企業發現的普遍現象就是,那些“優秀”大學生,在考評中表現出比較差的心理素質、交際能力、應變能力和較狹窄的知識視野等不足。
3.投資拉美地區的風險相對較大。巴西經濟環境相對比較排斥外來企業。表現在:政治上,稅負較重且復雜、政策不透明,且隨意性大、效率較低。經濟上,產業鏈不完善,而且開發區以綜合體為主,不能實現產業鏈的配套互補,導致規模不經濟;當地企業的融資成本非常高,所以,貿易中偏好延期付款。由于拉美企業普遍存在誠信問題,所以,增加了貿易伙伴的貿易風險。社會環境上,巴西對環境保護力度比較大,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存在不少約束。
三、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戰略思考
(一)出口產品以傳統紡織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等輕工業的中低端消費品為主
根據浙江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體現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而且具有產業集群形成的規模經濟效應,即使勞動力成本上升、技術含量不高,但是,與拉美地區的產業結構形成垂直分工互補關系。所以,浙江中小企業轉移海外市場,拓展拉美地區,應挖掘傳統競爭優勢的巨大潛力,根據拉美地區的消費文化和社會習俗,制定差異化產品的競爭策略。這不僅可以適應世界經濟增長疲軟帶來的消費需要下降,而且可以提高中小企業國際化的成活率,為企業的長遠發展積累資本,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浙拉經貿合作方式應以合作合資為主
拉美地區實施較為復雜的稅收保護政策,是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重要屏障。由于拉美地區貿易自由度不高,政策調控不靈活,所以,貿易摩擦較多。在拉美地區較發達的國家,如巴西,可以采用本國生產———與當地大企業合作組裝———批發銷售或與當地企業合作銷售的模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提高拉美市場的占有率,而且還可以克服信用風險。對于拉美地區的單一小市場,則可以采用合作的形式,以降低企業管理成本。
(三)投資拉美地區應有戰略規劃
由于拉美地區投資風險較大,產業配套也不完善,所以,對于中小企業拓展拉美市場的短期收益無法保障。但是,從長遠來看,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幾乎飽和,金融危機后,消費需求也持續下降,而且這些地區的中小企業具有較高的競爭力,這不利于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發展。相比較而言,拉美市場潛力巨大,不僅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有龐大的消費群體,只要充分適應當地的競爭環境,搶占市場,就有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和國際競爭力度的提高。因此,拓展拉美市場,應具有戰略眼光,不能一蹴而就。
(四)浙拉經貿發展需要培養和儲備國際化的復合型應用人才
國際化復合型應用人才體現在專業技能,不僅要掌握外貿基本知識,而且要重視產品、行業知識的積累和應用;英語水平,不僅要有等級水平,更要有實際交流能力。非專業技能,也強調適于企業發展的綜合職業素養,包括心里素質、職業道德和企業忠誠度等。尤其是職業道德和企業忠誠度,在很多企業的重視程度超過了專業技能。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德才雙馨”作為衡量人才的一般標準,從實踐經驗來看,外貿企業衡量人才的第一標準依然是“德”,其本質就是人才的職業素養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危機管理;集團化經營;酒店業
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 (2010)28-0118-02
飯店是為旅游者的活動提供住宿、餐飲、娛樂和其它服務的旅游企業,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旅游業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旅游業是否發達的標志。飯店發展的數量、規模、檔次和服務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一個國家旅游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我國飯店業的發展。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布,全年入境旅游人數13003萬人次,比去年下降1.4%。其中,外國人24店是為旅游者的活動提供住宿、餐飲、娛樂和其它服務的旅游企業,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旅游業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旅游業是否發達的標志。酒店發展的數量、規模、檔次和服務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影響著一個國家旅游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我國酒店業的發展。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33萬人次,下降6.8%;港澳臺同胞10570萬人次,下降0.1%。國際旅游外匯收入408億美元,下降2.6%。
全球金融危機對酒店業的影響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我們不敢肯定未來再也不會發生金融危機。研究全球金融危機對酒店業的影響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意義重大。
1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酒店業的沖擊
美國次貸危機宛如一場大流感迅速波及全球金融業,這場金融流感病毒持續蔓延,迅速侵入很多國家的實體經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酒店業同樣很難全身而退。它對我國酒店業的沖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1酒店出租率下降,價格大幅下跌
從2008年9月份的調查數據顯示,全國主要城市酒店的出租率普遍下滑。例如:錦江酒店、金陵酒店、如家旗下酒店等入住率普遍下跌。大部分城市的酒店出租率與去年同期相比,都出現大幅度的下跌,一些酒店面臨著客房閑置的局面。金融危機直接影響企業收益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將直接減少包括旅游在內的消費需求。國內游客歸巢,海外游客銳減是旅游目的地酒店價格大幅回落最直接的誘因。
1.2對高星級酒店的沖擊遠大于低星級酒店
金融危機對五星級酒店的沖擊高于對其它酒店的沖擊。由于高檔酒店的境外客源比重較大,在這場由外而生的危機中, 高檔酒店成了最大的受災戶。同時,受到物價上漲的影響,酒店的贏利空間將不可避免的出現下降,而隨著部分城市在建高星級酒店數量的增多,各家酒店的客流量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減少。國內多個城市高檔酒店出現經營困難的局面。
1.3對外向型經濟地區酒店的影響大于內陸
從城市表現來看,國際化程度越高,外向型經濟依賴程度越高,受金融危機影響程度越嚴重。例如上海、廣州、深圳等東南沿海一線城市由于經濟發展較快,國際化程度較高,在此次全球金融海嘯中受到的波及相對較大;而我國中西部大范圍地區由于國際化程度相對較低,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
1.4酒店投資項目減緩
目前的酒店投資總體呈現非理性的發展趨勢,主要特征是:酒店的投資檔次偏高;相當多的酒店投資者,把酒店當作是房地產投資的一個組成部分;酒店投資者過分引進國際品牌。這些行為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無疑加大了金融機構和酒店的資金壓力。資金鏈斷裂,酒店投資商資金緊張,許多已經開工的酒店項目進程放緩,未開工的項目被取消。例如原本美國拉斯韋加斯金沙集團計劃在澳門興建龐大的項目,但2008年11月其亞洲區總裁突然宣布,將暫停所有項目。
1.5酒店間的惡性競爭普遍存在
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在當時酒店供給嚴重不足的狀況下,多渠道的投資迅速進入酒店業,酒店數量急劇增長,造成供求不平衡。在前幾年樂觀預期的刺激下,我國酒店的數量規模又不斷擴充,從高星級酒店到經濟型酒店,都可看到不同層次不同品牌、不同規模的酒店在擴張和圈地。原本酒店間的競爭就非常激烈,金融危機的影響進一步加深了競爭的慘烈度。惡性的削價競爭,擾亂了市場的秩序。比如說原本是三星級的酒店提供五星級的服務,只收二星級的價位,那么五星級的酒店該如何生存,如何才能招徠客人并保證投入控制在成本之內值得探討。
2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中國酒店業的應對策略
2.1擴大內需
我們應瞄準內需市場,創造需求,要充分利用我國市場容量大的特點,開拓國內市場,這是我國優勢的根本體現,只有這樣才能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巨大的市場容量使我們長期存在發展的空間。
我們要充分利用旅游節的帶動作用和“奧運效應”的正效應,擴大需求。已經舉辦的或將舉辦的新疆國際旅游節、云南體博會、上海世博會、溫州森林旅游節、徐霞客國際旅游節、馬鞍山李白戶外旅游節和中國北方旅游交易會等,足以起到宣傳、增加客源的作用,將會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資商,刺激經濟發展。
2.2加強市場營銷
通過市場營銷調研,酒店企業可以了解營銷環境及變化情況,從而進行市場細分,確立目標市場和特定的顧客群體。同時,酒店企業可以根據市場營銷調研的結果,在進入目標市場后,針對不同顧客群體的需求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營銷戰略和市場競爭戰略及營銷組合,改善酒店的經營管理。進一步了解市場狀況和發展趨勢,制定出更合理的計劃,增強活力,提高酒店的經濟效益。
2.3突出品牌化建設
在現代社會,品牌已成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酒店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求有其自己的品牌。品牌不但有助于酒店形成核心競爭力,贏得長久競爭優勢,而且可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帶來客觀的經濟效益。酒店的品牌內涵就是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做品牌必須全方位的投入,靠長期的積累,不能靠幾個策劃就能夠出品牌。并且,要腳踏實地,從質量抓起,不斷創新,才能鍛造出市場競爭的利器――品牌。
2.4加強管理和運用多種經營方式
由于我國酒店業起步較晚,在管理過程中還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這就要求酒店需要一批高素質的管理者。管理的提升,工作流程的改善和整體效益的提升,能使企業增強內功。管理者在危機面前應樹立信心,并用這種信心來指導行為,而不要看到別人怎么干自己就怎么干;勇于開拓創新,加大研發投入,積極開發新產品,形成一套特色的管理方法和服務技巧。
3金融危機后的中國酒店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殃及中國酒店業,但總的來看程度不大,不足以阻礙中國酒店業的持續向前發展。酒店業在面對金融危機時應擺正姿態,正確看待問題,遇到金融危機并不意味著只有坐以待斃,并不是每一場危機只會給企業帶來破壞。金融危機將導致部分經營不善的酒店退出市場,但更多的是,金融危機給酒店的經營管理能力的切實提升帶來了機遇。位于亞特蘭大的研究機構PKF在報告中稱,盡管中國近年的旅游業前景存在不確定性,有關人員也預計近年中國的增長率將會放緩,不過分析師們預測,中國市場旅游需求將依然保持強勁,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消費者的心理壓力會比較輕。中國旅游研究院副院長戴斌教授說,酒店資產和宏觀經濟基本面的相關性非常高,我國經濟基本面決定了我國旅游酒店業長期仍然看好。
金融危機雖然帶來酒店客源在一定程度上的趨緩,但是它并沒有打亂酒店業正常的競爭秩序,反而使得市場競爭更加激烈。酒店業應該將金融危機下的壓力化為動力,積極的提升自己,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從一般的規律來看,由于危機的滯后性,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的時間將很長。因此,酒店要作好長期準備,苦練內功,轉變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抵抗金融危機的襲擊,將危害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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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調控;財政
1金融危機的影響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出現明顯下滑,進而使發達國家幾乎整體陷入衰退。日本、歐洲一些國家都出現了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增速放緩,悲觀的情緒在市場上蔓延,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使中國經濟正經受著嚴峻的挑戰和重大考驗,全球經濟步入寒冬。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由于我國經濟長期依賴的出口需求的萎縮,我國經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2)國內影響。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我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依存度高,我國出口占GDP比率約為40%,外貿依存度約為70%,世界經濟衰退會降低世界市場需求,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風險。危機從外部增大了我國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壓力,顯示了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經濟涉足美國經濟程度畢竟不很深,中國金融體系相對獨立和穩定,中國工農業生產形勢穩定,內需強勁,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日益提高。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部困難不少,經濟持續增長外部因素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畢竟美國是巨大的經濟體,對華爾街危機的影響還要繼續觀察,現在,華爾街危機對我國影響有向實體經濟蔓延的勢頭。所以,要辦好自己的事,強身健體,提高警惕,謹慎應對,加強監管,防范風險,穩定社會經濟發展預期。
2我國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財政政策
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環境下,我國經濟正面臨一個短期經濟快速下滑的風險,長期面臨經濟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非均衡發展向協調可持續發展轉型的巨大壓力。為了防范經濟景氣指數持續下滑,也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創造有利的條件,最近政府各部門高強度、高密度地出臺了大量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外貿政策、價格政策、農村政策、就業政策、區域政策、經濟改革政策。其中動作最為明顯的可以簡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財政政策及時掉頭。眾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觀調控基調是“從緊”,不僅財政從緊,貨幣政策也從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政府為拉動內需,當機立斷改行積極(擴張)財政政策。
其次,適度放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控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兩大政策工具,在宏觀經濟面臨不利的外部環境和較大滑坡風險情況下,國家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內涵而言,實際上是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以此來促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最后,穩定人民幣匯率。上次亞洲金融危機后,周邊國家貨幣一邊倒,紛紛貶值。而中國政府一諾千金:人民幣不貶值。當年朱總理說,人民幣不貶值,一是中國要擔負大國責任;二是中國的出口結構不同于周邊國家,出口會受影響,但無大礙;三是可迫使國內企業實行產業調整與升級。現在看,朱總理做得好,完全對。設想一下,要是當時不穩住匯率,讓人民幣貶20%,那么現在就得升50%,大量投機熱錢涌入,局面恐怕更難應付。
3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沒有及時減稅。經濟學說,刺激投資應有兩個重點:一是政府采購訂貨;二是為企業減稅。財政發債增加政府采購,無疑可減少企業壓庫,但中國的企業多,而政府采購有限,鞭長莫及,政府不可能關照到所有企業。所以對多數企業來說,減稅更管用。可遺憾的是,國家雖允許出口退稅,但主體稅率卻未作調減。其次,把物價問題看得太重。物價事關民生,不論東西方,政府都重視物價,沒有錯。但如果把物價看得過重,則勢必會影響政府的大政決策。想當年,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終不敢放開物價。不料后來物價負增長,通貨緊縮,令原本疲軟的消費市場雪上加霜。其實,消費者有個心理,買漲不買跌。商品漲價就搶購;降價則持幣觀望。最后,沒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論,朱總理當年是有意加薪的。記得2000年秋天朱總理來中央黨校演講,正好我在場,那天朱總理說,三年內要給公務員漲工資,漲三倍。可結果呢?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我想過,之所以會如此,是政府沒法給職工漲工資。官漲民不漲,必引發社會矛盾。另一層原因,政府未減稅而加工資,會加大企業成本,抑制投資。
(2)改良措施。第一,義無反顧地減稅,刺激民間投資。實際上,只有民間投資才能顯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潤好轉的情況下,應把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的重點放在民企投資上,全面減稅。只有減輕企業負擔,才能釋放企業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時,這也是鼓勵民企投資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貸與利率管制。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應當是降低對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賴,逐步引入市場化的調控措施,鞏固前一階段主要通過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調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曾說過多次,相對10%的GDP增長率,消費物價漲5%不算高,關鍵是工資增長要跟上物價。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還對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倒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要漸進地、不斷地進行;要綜合考慮物價、經濟增長等各方面情況;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監管,保證落到實處。
4迎難而上——抓住危機中的最佳機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GDP的6%增速,雖然與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離,但在全球經濟負增長的環境下,中國經濟的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奮的。雖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來中國將是新的救世主,中國也毫不掩飾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然而此時,中國卻是“有心無力”。中國現在緊要的問題是面對“樓市寒冰難融”、“港口業將遇十年低谷”、“中國外匯儲備面臨雙重風險”、“嚴峻就業形勢”、“外貿出口壓力增大”等種種經濟難題,也急需尋找醫治的良藥。
中國經濟復蘇的速度和質量要想突圍,不但與國際經濟危機的發展程度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國內宏觀調控的著力點和力度。從內部和外部經濟環境綜合看,處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的調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內部則是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帶來的轉型壓力。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什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于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于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采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于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于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于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為對其他國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為“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然后轉變為我國而已。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并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新并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發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后于實踐的需要。金融發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定金融系統。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征,這一模式有助于美國籌集資金、穩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定其金融系統。破壞這一模式的穩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松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后,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于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并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
主要是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后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轉為投機狀態,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于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采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采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關鍵詞:商業銀行;分業經營;混業經營;金融控股公司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9-0028-04
一、金融海嘯下我國銀行業經營模式的再思考
(一) 金融危機的根源并非混業經營
次貸危機爆發后,歐洲混業經營的大型金融機構,如巴克萊銀行、匯豐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也遭遇擠兌;全能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受到質疑,關于是否恢復銀行分業經營的討論重新開始。美國總統奧巴馬設立的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沃克爾認為,美國銀行業應該恢復分業經營,以防范金融危機再次發生。
從表面上看,證券化是此次危機的導火索,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是證券化走到極端的結果。全能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不能增強金融機構的抗沖擊能力,相反,復雜的混業模式不僅不能有效吸收風險,還會導致風險的串聯和擴散。資本市場上的損失可能使本來運營良好的存貸款業務也遭受沖擊。但是,金融自由化首先是利率自由化,而后才是業務自由化。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寬松貨幣政策特別是低利率政策造成了房地產泡沫。此外,獨立投資銀行模式與相應的監管模式也難辭其咎。獨立投資銀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資銀行的風險承擔能力。從歷史經驗看,混業經營在促使銀行業務多元化的同時,促進了保險、證券等相關金融業務的發展,加速了金融市場的完善和創新,在此過程中引發的金融危機是由于經濟層面、監管不當等多種原因而產生的代價,并不能籠統地歸為是混業經營的結果。
(二) 金融動蕩不改國內混業趨勢
近年來,在世界混業經營潮流的影響下,我國政府開始允許金融機構開展混業經營試點。1999年,人民銀行允許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2001年,允許商業銀行開展金融衍生產品業務;2006年,允許保險機構投資商業銀行股權。實踐中,我國四大商業銀行都在混業經營上有著不同程度的探索,同時出現了中國光大集團、中信集團、招行集團等一批金融控股集團。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席卷歐美之際,中國銀行業實現稅后利潤5834億元,同比增長30.6%。
商業銀行只有更深入地參與到證券、保險、信托業務中,才能促使其加速轉型,提升經營實力。與國際金融巨頭相比,國內銀行無論在產品,還是經營模式上,都存在較大差距。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浪潮中,只有繼續推進綜合化、多元化的經營平臺,才能有效分散風險,提升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在面對金融危機時,才會有足夠的資本與能力防患和化解風險。金融危機讓國外銀行業的擴張型混業轉向相對保守的模式,但并未改變國際金融的混業發展趨勢,同時警示銀行業在衍生品創新上將采取更加謹慎的措施。在第五屆中國金融改革高層論壇上,來自證監會、財政部、央行、銀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的官員表示,銀監會已和保監會就銀行試點保險公司達成共識,首先在北京銀行、交通銀行等4家大型銀行試點,這意味著我國銀行業混業經營有了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選擇――金融控股公司
(一)銀行業綜合經營的模式選擇
銀行業從事多元化金融服務最終體現在一定的集團組織模式上。由于各國在金融監管的法律和市場環境上存在較大差異,因此,金融集團應根據銀行業發展戰略的需要以及本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相應法律法規采取最優模式。具體看來,銀行業多元化經營的主要模式,如表2所示:
比較以上模式,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公司在可行性、穩定性方面更加適合我國金融業國情。主要原因是:(1)在向金融混業過渡的進程中,必須考慮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高、金融監管效率偏低與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尚在進程中等因素。金融控股公司跨行業投資及綜合經營的特色緩沖了單一金融市場波動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其廣泛的客戶資源和豐富的產品庫有利于穩定公司的經營收入。(2)當前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仍是分業監管,實行金融一體化公司及銀行母公司模式在當前監管模式下可行性極小。金融控股公司下商業銀行、證券、信托與保險公司分而經營,自負盈虧,既實現了同一利益主體下互相協作的混業經營,也便于分業管理體系。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特征
1.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模式
金融控股集團模式是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分業經營體制轉向綜合經營體制所選擇的金融機構組織形式。金融控股集團也成為我國銀行業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2.金融控股集團的主要特征
作為一種創新性金融經營組織形式,金融控股集團具有以下特點:
(1)集團控股,綜合經營。金融控股集團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擁有一個通過股權紐帶對金融子公司進行聯合經營、統一管理的控股母公司。母公司可以是純粹的控股公司,也可以是從事某類主要金融業務經營的金融機構,如銀行控股公司、證券控股公司、保險控股公司等。
(2)子公司分業,降低風險。在金融控股集團內部,通過不同的金融子公司分別經營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信托、期貨等具有不同風險特征的金融業務,從而防止商業銀行金融安全網通過集團形式擴散到其他金融子公司,減少不同的金融業務,尤其是非銀行金融業務風險對銀行安全的威脅,并遏制內部交易等行為。
(3)合并納稅,自負盈虧。在金融控股集團架構下,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一般都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金融控股公司對子公司的責任,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間的責任,僅限于出資額,而不是由金融控股公司對整個集團統負盈虧,減少個別高風險子公司(如投資銀行)拖垮整個金融控股集團的可能性,保持金融控股集團的穩定性,也有利于保持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
三、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模式――以中信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為例
(一) 中信集團的經營組織結構
近年來,我國加快金融控股公司建設有了較大發展。目前國內已有光大集團、中信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金融控股集團。本文以中信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為例,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發展模式做一探討。
中信銀行成立于1987年,原名中信實業銀行,是中國最早參與國內外金融市場融資的商業銀行。2002年中信控股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掛牌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2005年8月,正式更名“中信銀行”。2006年12月以中國中信集團和中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為股東,正式成立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07年底,中信集團總資產為132117億元,當年凈利潤為160億元。目前,中信集團的業務集中在金融業和非金融業領域。金融業包括商業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資產管理、基金、租賃等;非金融業主要涉及房地產基礎設施與區域開發業務、工程承包業務、資源與能源業務、制造類業務、信息產業、商貿與服務業等領域。
(二)我國商業銀行設立金融控股集團的途徑
在嚴格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國銀行業綜合經營的一種現實選擇。以中信集團為例,一般通過一個管理總部或境外控股子公司的模式,形成一個垂直型機構。我國商業銀行組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過以下途徑:
(1)通過金融產品和業務創新設立。商業銀行應大力發展財務顧問、信息咨詢、資產托管、衍生工具等中間業務,提高非利息收入比重;應與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進一步合作,積極開拓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交易與投資業務。
(2)通過并購設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與其他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之間的并購整合,與外資銀行的參股和并購組建金融控股集團或集團下設子公司。在監管許可的條件下,實力較強的商業銀行要積極通過參股、控股形式并購境外商業銀行,以迅速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和國際化水平。
(3)通過不同種類金融機構之間的混合并購形式設立。以中信集團為例,中信公司與英國保誠集團共同設立信誠人壽保險公司,中信證券還持有信誠基金49%的股份。隨著金融管制的逐步放開,商業銀行在時機成熟時應積極橫向并購證券、保險、信托、期貨、租賃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可以在我國香港、澳門和其他國家或地區以新建或并購等方式發展投資銀行、保險等業務,逐步形成金融控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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