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境外投資風險防范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境外投資 風險防范 研究

企業境外投資存在的問題

境外的投資風險防范體系包括不同的層次，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境外投資的各項運行制度，依靠制度使防范境外投資風險時的行為明確化、規范化。目前，我國境外投資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境外投資的投資結構不盡合理

在地區結構上，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及周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對非洲和拉美投資的數量和規模則十分有限，不利于分散風險。在產業結構上，偏重于對加工、制造等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嚴重偏少，這樣的投資行業結構不利于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結構優化調整。

（二）缺乏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由于我國與國外政治、經濟、法律和風俗習慣存有較大差異，因此投資風險較大。如果在決策一個境外項目前不做好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就會造成損失。而目前我國為數不少的境外投資企業在對投資項目尚未進行可行性研究之前，便急于境外投資，這就使企業面臨經濟上帶來的巨大風險。

（三）總體技術水平落后

我國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豐富，這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因而境外投資項目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國外的高科技產品和資本、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產品逐步成為支柱產業，這又導致我國境外投資與國外產品競爭力差距較大，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

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防范

（一）風險防范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境外投資的規模擴大和地理流向的多元化，境外投資也面臨著日趨復雜的風險，我國迄今還沒有關于調整境外投資保險關系的法規，風險防范機制極不健全。1983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制定的《投資風險(政治風險)條款》沒有規定相應的為國內投資者境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投保方式，其境外投資的安全性和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1995年頒布的《保險法》也僅限于商業保險關系的規范，但境外投資更多的面臨著政治風險。一旦遭到政治風險而沒有相應的風險措施，境外投資利益可能會全部喪失。因此，我國境外投資的安全快速發展有賴于與之配套的政治風險機制的建立與健全。

（二）境外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

由于國際經營環境及管理的復雜性，我國境外投資面臨著許多風險，主要表現為企業境外融資風險、投資決策風險、投資環境風險和境外投資保護風險。

1.企業境外融資風險。我國企業境外融資主要是利用國際金融機構和外國官方貸款以及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發行債券等方式。隨著國內外經濟和金融環境的發展變化，我國企業境外融資的局限性逐漸顯露出來：國家和企業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匯率和利率風險明顯增大；利用境外融資的手段和渠道偏少，難以滿足企業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資金需要；融資手段缺乏靈活性，不能適應企業經營發展和提高投資效應的要求。

2.投資決策風險。在境外投資活動中，決策的正確與否往往決定企業的目標能否實現。我國境外投資決策風險主要體現在：決策盲目，沒有建立必要的決策風險分析和控制程序。決策程序通常是根據確定的目標，制定多個備選方案，然后評估各個方案的風險和收益，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選定決策方案，否則很難保證決策的正確性與科學性。決策實施過程失控，缺乏監管和控制程序。許多境外投資企業沒有建立相配套的監管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證決策按照預先的計劃和方案正確實施，在決策環境和企業具體情況發生變化時，沒有及時的補救措施，致使風險進一步惡化。

3.投資環境風險。投資所在國由于其國內政治、經濟的變化而帶來的投資風險，具體表現為：政治風險，如國家政局不穩定，政權更迭頻繁給境外企業帶來的風險；經濟風險，如匯率風險、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風險等；法律風險，如知識產權保護及技術標準壁壘的風險，它是由于企業外部法律環境發生變化，或由于企業自身及有關各方未按照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有效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形成的風險。

4.境外投資保護風險。如果東道國缺乏境外投資保護制度，那么境外投資企業除了要承擔商業性風險外，還要承擔政治風險。一方面由于我國對境外投資缺乏整體戰略和行業指導，使我國企業在境外投資時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無序性；另一方面由于沒有合理的投資保護協定，也使企業因東道國政治風險遭受的境外投資損失得不到補償，從而增加了企業境外投資的安全隱憂。

風險防范的主要措施

（一）企業應采取的措施

1.對投資所在國政治、經濟形勢的正確評估。企業應在投資前對投資所在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政局穩定情況和對外國投資的優惠政策進行綜合評估。境外企業設立后，也應要求海外經理人員及時提供當地各種政策動向的情報，并由專門機構進行分析。評估工作專業性較強，如果企業實力有限，就要注意發揮咨詢公司等中介機構的作用。

2.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企業需要加強和完善公司治理機構，強化企業內部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積極培養人才，完善人才管理。發展國際化經營管理，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理人才。目前，我國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市場法律的人才，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自身培養的不足。

3.充分發揮企業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發展企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品，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重要策略。通過自主開發、合資開發、戰略聯盟等多種形式，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實力雄厚的企業品牌形象。通過兼并、收購、戰略聯盟等多種方式，運用市場化和國際化手段，增強與外國跨國公司平等對話的實力。

4.實行海外企業本地化戰略。我國企業應加強對投資所在國的公關策略。在投資方式上盡量采用合資形式，以取得一定的本國企業身份，可以使合資方分擔一部分投資風險；對資源開發等敏感領域的投資，可根據所在國情況以債務形式出資，通過產品分成獲得收益，這樣可以避免直接取得控股權所帶來的國有化風險。如果投資主體具有品牌、技術、管理優勢，也可以采取特許經營的形式，做到既節約資金、避免直接投資風險，又占領了市場。在境外企業經營中采用本地化戰略，一方面多雇傭當地員工，另一方面盡量實現采購本地化。

5.合理安排投資結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調整經營政策和金融政策，把政治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調整的中心是把單獨一家風險變為多個公司甚至把母國與東道國的利益聯系在一起，可采取以下措施：跨國公司應設法在國際上尋找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利用籌集資本的機會把風險分散在東道國或其他國家，以及國際金融機構或公司的持股者、客戶身上。一旦東道國發生任何政治或經濟風險，公司并不會承擔過多的風險，而且還能受到國際性的保護。設法把東道國國內的子公司的原料、零部件等市場與其它國家市場連在一起，還可以把研究與開發設備的特有技術和關鍵部分集中在母國，以便一旦發生國家政治或經濟風險時，可以讓東道國也付出應有的代價。

6.進行周期性國際投資風險分析。對投資者來說，國際投資風險分析不只是投資前期的工作，它貫穿于整個投資期。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因大量雇傭當地勞動力，其政府沒收的風險可能較低，但還存在著其它風險，如資金籌集、企業擴大再生產等。投資企業的外部與內部環境不斷變化，國際投資風險也不斷變化，所以投資方應密切注意各種風險影響因素的變化情況，定期進行投資風險分析。

（二）政府應采取的措施

1.完善我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現階段我國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它是有效保護我國境外投資的前提條件。我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的適用應以我國與東道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前提。目前我國已同2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證協定，并且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因此我國應加快與外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締結雙邊投資保證協定，依靠國內立法與國際雙邊和多邊協定的緊密配合來為我國境外投資提供擔保。

2.建立投資工業園。企業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業，很難獨自成功地避免政策風險。如果有國內好的中介服務機構或組織，可以在境外建立投資工業園，集投資咨詢、法律顧問等一同到境外投資，如果出現政策風險，政府之間可以雙邊簽訂貿易、投資協議，以避免可能的政策風險，甚至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國家計委、外經貿部、國家經貿委和外匯局可以協調，乃至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做這方面工作。

3.建立境外投資咨詢機構以及政府與企業新的協調配合關系。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是復雜多樣的，可能遭遇的風險類型和程度在不同的投資目的國也是不同的。有些國家的政治風險大，有些是經濟、金融風險大，有些是匯率、債務風險大。企業要想及時分辨境外投資有無政策風險，就需要大量資料和研究來做判斷。政府建立一個風險評估和咨詢機構，將對企業境外投資給予幫助和扶持。同時，政府可以設立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的專門機構為企業提供信息、法律、財務、知識產權和認證等方面的服務。

完善企業境外投資的思路及對策

（一）重點選取優勢行業進行境外投資

為滿足經濟發展要求，境外投資行業重點是選擇具有產業和技術比較優勢的行業，如家用電器、紡織服裝和機電行業等。在扶持大企業過程中要積極培育國際知名品牌，提高產品競爭力。同時增大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產品品質，加大品牌經營力度。

（二）鼓勵境外企業再投資

由于中國資本市場成熟，資金尤其是用于境外直接投資的資金格外稀缺，這樣海外企業若想擴大規模，行之有效的途徑是利用已有的資本積累擴大海外的再投資。

（三）政府提供相應的扶持政策

稅收優惠。政府對公司的國外投資征稅時，允許在應征稅收中先減去在國外已交的稅金，避免兩重課稅，并且在公司的國外投資收回前不予征稅。外交支持。政府應當通過外交手段與多國簽定投資協定，在法律上為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創造一個較為安全的環境。

參考文獻：

1.劉曼紅.我國風險投資的現狀及前景[J].中關村，2005(10)

2.陳小寅.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現狀分析及發展思考[J].現代管理學，2005(7)

3.盛立軍.風險投資：操作、機制與策略.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

4.鐘丙祥.國外風險投資比較及借鑒.上市公司，2000

篇(2)

【摘要】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面臨更為廣泛和更為直接的國際競爭,實施“走出去”戰略既是企業的微觀投資行為也是政府的宏觀管理行為。推動有比較優勢的國內產業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利用國際資源,成為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但是海外投資比境內投資面臨的風險更大,因此中國企業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強海外投資風險的識別和防范。

【關鍵詞】海外投資風險防范

海外投資當然有許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數據顯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和布局網點的過程中,由于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的投資環境和法律風險沒有充足的認識,而存在諸多風險,企業損失慘重。

一、海外投資的主要風險

1.政治風險

在資源豐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國家,政局往往很不穩定。在政權更迭之后,對外資政策也會相應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掌握政權之后,他們往往對于外國投資者采取敵視政策。撕毀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諾甚至書面合同,通過強制性方式剝奪外國投資者的權益的現象經常發生,令外國投資者損失慘重。也有一些國家政府的外資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國投資者投訴無門。

2.投資決策風險

決策的正確與否往往決定企業的目標能否實現。境外企業是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環境下活動,必須充分了解東道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習俗等各方面的情況,才能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3.海外融資風險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普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礙,即中國銀行提供的跨國服務基本上局限于傳統的常規銀行業務,自身投資參股于工商企業活動的很少。由于受傳統體制的束縛,中國銀行還不能對中國跨國公司的海外融資起到足夠的支持作用。而跨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一般不愿支持中國海外企業的融資,擔心中國企業規模小、收益低、風險大,會給銀行帶來損失;二是企業對國際融資環境的研究和重視不足,對國際融資環境還不熟悉,利用國際融資的能力不強。

4.政府管理及服務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對境外投資缺乏統一的導向、協調,各部門各地區之間以及企業之間各自為政,在有關國外一般性商務信息和政策法規的情報搜集和傳遞方面,還未建立一個有效的渠道,因此對外投資隨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復投資、惡性競爭,影響中國境外投資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保護本國企業投資者境外投資利益的制度還很不完善,沒有境外投資法,境外投資保險覆蓋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資保護協定簽訂工作滯后。

二、海外投資風險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據商務部研究所的一項數據表明,中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65%是虧損的。吳田平認為,企業到海外投資應當建立在科學的、對目標市場全面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在選擇合作伙伴和咨詢機構時要保持謹慎。

1.投資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細究中國一些企業在海外投資失敗的原因,常常是因為沒有對項目和當地情況進行認真地考察,沒有做出一個符合實際的項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項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國企業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對當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爭取拿到各方面的數據,這是做出投資決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學的項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規律進行,按照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過程進行探詢,領導者的主觀臆斷常常是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

2.強化行業協會和政府的服務功能

行業協會要發揮指導作用。行業協會要教會企業如何規避風險、如何尋找合適的合作方式、如何選擇投資方向、如何避免惡性競爭等。協會應該就企業擬投資國家的基本情況提供咨詢和指導,有條件地,對企業海外投資過程中碰到的問題進行主動協調。

大多數發達國家設立特別金融機構,對本國投資者在海外的投資活動,用貸款或出資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此外,加強對境外投資的指導和加快相關立法的建設、加強對境外投資的信息服務及對涉外企業的稅收優惠保護等都是政府宏觀服務的體現。

3.了解相關的法律及保險制度

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的法律問題很繁雜。如江蘇昆山一家生產童車、玩具的企業,在進入歐美市場的同時,就申請了專利和商標等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東道國市場的其他競爭者仿冒其技術,侵犯了企業的知識產權,由于缺少資金和法律援助,企業一直無力提訟。

投資的組織形式應該屬于投資所在國的管轄范圍,應依照該國關于投資的法律規定辦理。但是,無論在哪個國家投資,從控制法律風險及限制和減少經濟責任看,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形式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眾多海外投資企業分散風險。

4.做好海外投資的結構性安排

如果投資目標國是美國、加拿大、歐盟等發達國家,可以限于股權、債權、服務合同等方面的常規性考慮;如果投資目標是法治欠缺的發展中國家,以股權形式投資會面臨財產被當地合法侵蝕的風險。就投資的行業而言,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海外擴張,為了保證制造品質量和品牌價值,對海外企業進行內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資源性企業的產出并不是與大眾市場打交道的消費品,持股反而增加企業的海外產權風險,不妨以保證資源供給為首要目標,采取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過購買跨國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經營也是值得考慮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國和歐盟對外國投資者的持股基本沒有限制。中國公司可以通過公開購買股份,成為占較大股份的股東,進入董事會參與跨國經營。這樣,外國公司在第三國獲利以后,中國也能夠分得一部分,這比自己去直接投資更安全。

5.加快培育國際化經營人才

海外投資是一項復雜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僅要求經營者通曉國際投資、金融、貿易等必要的專業知識,熟悉國際慣例環境和國際市場,還要求對東道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環境、法律制度、經濟情況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備較強的管理技能。因此,長遠看來,中國要制訂出培養人才戰略,加強培養一批高素質的外向型經濟人才,從而增強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欲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應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風險。這樣才能盡量將風險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內,降低因某一筆投資失誤而導致企業承受滅頂之災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篇(3)

提要：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是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中所面臨的最大的環境風險。隨著全球化經濟的增強，強化跨國經營中東道國政治風險防范顯得尤為緊迫。本文講解了FDI的具體含義，并將政治風險做出不同的分類，介紹跨國投資中政治風險的評估問題，著重講解政治風險與FDI的關系，最后提出政治風險的防范對策。

一、導論

FDI指一國的投資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得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FDI被認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跨國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為東道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方法、工作機會等，使其經濟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尤其是面對流動性約束的發展中國家和過渡性國家，FDI帶來的資金被認為是取得穩定資金流和吸引到能夠提高本國勞動生產率的跨國公司的最好手段。

關于FDI的本質，專家學者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經營資源”，特別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例如，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FDI是以經營管理上的技術專業知識為核心。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控制權”。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認為FDI是指一國的某公司在另一國設立分支機構或獲得該國某企業的控制權。相關的國際機構、政府部門與理論界，例如聯合跨國公司與投資公司、IMF、WTO、美國商務部等，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因為FDI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處于核心地位，而貨幣資本則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進行直接投資，所以FDI不僅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而其直接目標就是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

二、政治風險的種類

根據不同的分類方式可以把政治風險分類，本文采用的是Simon（1984）的分類方法。

（一）內部政治風險。內部政治風險來自于東道國內部，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政局不穩。來自于東道國內部不同的利益沖突所引發的暴力行為（比如內亂、游擊戰及襲擊）對跨國企業的財產造成潛在的經濟損失或者人員傷亡；（2）政策調整。出于保護民族工業或者保持本國企業的優勢，東道國采取政策上面的調整。對于關系東道國經濟命脈的行業政策的調整尤為集中，主要表現在金融機構、能源產業、軍事設備等行業；（3）法律環境。跨國企業在東道國最應深入了解法律環境。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是在不斷完善的過程，因此對于東道國法律環境的熟識也是需要長期持久進行的。倘若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經營的過程中觸犯相關的法律條款，訴訟過程既浪費時間又浪費財力。因此，法律環境對經營者的理財活動有重大影響，形成了企業風險的外在發源地；（4）政黨因素。企業跨國經營的過程中應當了解東道國所有主要政黨的政治觀點和價值取向。尤其在換屆選舉中，要明確分析參選政黨對于外國投資者的態度，這樣才能利用東道國的有利政治環境來提高本企業的業績。

（二）外部政治風險。外部政治風險并不是來自于東道國內部，而是來自于東道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政治環境尤為復雜，企業面臨的外部政治風險也趨于復雜。跨國企業面臨的外部政治風險主要包括：（1）貨幣政策的不穩定性。在某種特定的經濟條件下，貨幣可能產生增值或者貶值。跨國經營的企業可能產生潛在的資金問題，從而對企業的經營產生危機；（2）外交因素。主要指跨國公司所在的母國與東道國的關系。兩國政治上發生爭端時，經濟會成為一方壓制另一方的必要手段，而跨國公司會成為其主要的攻擊目標，從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正常經營活動會受到打壓，影響其經濟收益；（3）東道國所處的國際局勢。在特定的國際大環境下，某種國際資源價值的增值或者貶值都會影響跨國企業的制造成本，結果使商品的利潤相對減少。這種情況對于原材料需要進口的跨國制造商影響比較大。

三、跨國投資中政治風險的評估

東道國政治風險的復雜性會使企業對外投資遭遇風險。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是企業管理者決策的直接依據，是風險管理的關鍵因素。對東道國政治風險做出正確的評估可對跨國公司經營起到指導作用。政治風險的評估可以從宏觀和微觀進行。

（一）政治風險的宏觀評估。宏觀方面的評估代表有美國BERI公司定期在《經營環境風險資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國政治風險指數、美國紐約國際報告集團制定的ICRG——國家風險國際指南和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中心（WERCCN）編制的中國第一個《國際貿易投資風險指數》報告。

《經營環境風險資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國政治風險指數動態地考察了不同國家經營環境的現狀以及未來5年和10年后的情況。是國際上公認的權威性政治風險指數。它先選定一套能夠靈活加權的關鍵因素，再由擅長于政治科學而不是商務的常設專家組對評估國家多項因素按照國際企業的角度進行評分，匯總各因素評分即得出該國政治風險指數。

國家風險國際指標每月公布一次，其構成因素及各自權重如下所示：

ICRG=0.5×政治指標＋0.25×金融指標＋0.25×經濟綜合指數

其中，政治指標包括領導權、法律等14個指標；金融指標包括外匯管制、融資條件等5個指標；經濟綜合指數包括物價上漲、償付外債比率等6個指標。該方法中，不論政治風險指數還是國家風險指數都采用了定量的方式，方便實用。

國際貿易投資風險指數重點分析進入21世紀后，全球75個國家政治經濟環境及政策變化產生的國際貿易投資風險特征及趨勢，也為國際貿易投資提供了晴雨表、方向標和政策指南。該報告指標采用0-1分制和賦值方法，分值越高，風險越小。該方法的政治風險指標中，將國際和平和國內穩定因子納入貿易投資風險評估體系，并賦予政治風險30%的較高權重。此外，法律效率、社會安全等也均納入了評估體系。

（二）微觀政治風險的評估。微觀風險方面代表性模型有“丁氏逐漸需求模型”和理查德羅賓森提出來的“產品政治敏感測定模型”等。但這些模型都是相對于一般產業或產品來說的。實際投資項目的微觀政治風險評估中，考慮的風險因素很多，政治風險因素應當根據投資國家和項目的不同而發生變化。跨國投資項目政治風險的評估體系應包括東道國政治環境評估、法律環境評估及經濟環境評估。

四、政治風險與FDI的關系

當外國投資者進入新興國家時，政治風險可能組成國家風險的一個很大部分。累積的政治風險指標是重要的，國家會有很多的政治風險從而吸引到更少的FDI。如果東道國存在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將會面臨充公的威脅，這些跨國公司作為本國企業的合作伙伴與東道國政府應該有戰略性的相互交流。因而，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要考慮該國政府機關的決策等政治風險（包括政府穩定性、內在和外在的沖突、腐敗和種族緊張、法律和規范、政府和機構的民主穩定性），防范政治風險影響FDI流入。

良好的政治環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具有良好政治環境的國家會有更多的FDI的流入，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這樣也可以說，國家政治風險影響了FDI生效的結果。

五、政治風險的防范

一是投資保險。對境外投資的資產進行保險工作是政治風險防范的一項重要的預防措施。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對本國企業境外的投資承保政治風險，例如美國通過獨立的政治公司——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從事這種業務，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為美國企業的境外投資解決了問題。中國境外投資基本上是國有資產，當這些國有資產屬于商業投資性質的時候，東道國一般不承認其豁免，而是按照外國私人投資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爭端來處理。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明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作為國家保險公司承包境外企業投資的政治風險是目前一項亟須解決的任務。

二是簽訂特許協定。特許協定指境外投資企業與東道國政府就投資項目內容規定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等而達成的書面協議。只要東道國政府講信譽并保持相對穩定，必要的協商不失為一種防范政治風險的有效方法。

主要參考文獻：

[1]陳佳.融入本土、戰略規劃——跨國公司在華危機公關媒體關系管理透析[J].營銷，2001.1.

篇(4)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經濟陷入低谷，許多國家資金匱乏，資產價格大幅縮水，投資成本下降，這給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帶來了更多“走出去”的機會。然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阻力和挑戰也在加大。

首先，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規模不斷擴大，一些國家產生了較強的戒備和抵觸情緒，甚至在政治上猜忌，以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所謂的國家安全問題和東道國國內輿論等因素將商業行為政治化。它們對于來自中國的投資，特別是重要資源和關鍵技術的收購與投資，往往設置較高的門檻，導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受阻或失敗的例子越來越多。

其次，中國的對外投資尚處于初級階段，部分企業對外投資存在著一定的盲目行為。由于缺乏對外投資的經驗和相關分析機制，加上浮躁心理，一些“走出去”項目在決策過程中缺乏科學嚴謹的分析研究，對于投資對象國的具體情況調查不夠，導致項目投資最終失敗。

其三，缺乏國際化的人才也是制約中國企業成功“走出去”的主要瓶頸。“走出去”急需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具有較高外語水平、懂得國際規則和商業運作的高級人才，而這恰恰是中國企業普遍缺乏的。

篇(5)

1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與環境問題

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逐步提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真正起步是從改開開放以后才開始的，但是在短短的30年里，中國的對外投資卻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和成就。

1.1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明顯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002年起呈現出一個高速發展的態勢，如圖1-1所示，2002~2008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65.7%。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進入低谷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雖然增速減緩，但是仍然再次突破了歷史最高值。

1.2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大

中國對外直接投的規模不斷擴大（見圖1-2），到200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已經超過兩千億美元，覆蓋了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行業分布也很廣泛。

1.3對外投資發展潛力大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增長迅速，流量屢創新高，但是投資量占世界的比例仍然與中國整個經濟在世界中的地位不相符合，中國的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從圖1-3可以看出，雖然近兩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全球流量的比例有所增加，然而對外投資存量占全球存量的比例卻仍然只有1%左右。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全國GDP的比例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GDP的比例還遠低于美國。

1.4對外投資存在環境風險

近幾年來，國際上對中國企業的海外行為關注得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水電、采礦、砍伐等行業，一些西方媒體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環境保護方面進行批評，個別媒體還存在惡意歪曲中國形象的嫌疑。通過對中國對外投資環境問題進行反思，我們確實發現了一些存在的環境問題和潛在風險，比如：環境敏感度較高的行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高；對外投資缺乏全面的環境政策指引；中國海外企業社會責任感有待提升；銀行對外投資缺乏操作性較強的環境保護標準等。而這些問題都可能會給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正常經營帶來巨大的風險。

2國際對外投資環境保護的理論和實踐

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明顯的特征之一，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則是其兩大支柱和主要推動力。在國際投資領域，對自然環境影響最深遠和最直接的就是國際直接投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較低的環保要求和較弱的監管力度而為這些外國企業提供了污染的便利，成為它們的“污染避難所”。同時，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迎合這些跨國公司降低環保成本的需要，紛紛進行“競爭性環保降級”，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這種趨勢，最終使國際直接投資成為加劇全球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使用的更先進的生產和環保技術及其在東道國的外溢效應，卻對環境有著明顯的積極影響，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對環境的總體影響及其程度日漸成為人們討論和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些國際組織已經開始展開對國際投資與環境的關系的研究，聯合國環境署金融計劃項目了一份題為《指點錢途：聯結環境、社會、治理因素與公司價值》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通過案例分析研究了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簡稱ESG因素）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呼吁那些為投資者服務的金融中介機構將ESG因素整合到他們的業務中去，從而幫助投資者關注環境、社會與治理問題（聯合國環境署，2007）。世界自然基金會貿易與投資政策項目對中國境外投資進行重新思考，認為全球工廠正在改變地球的面貌，并且中國境外投資成為全球可持續性的一個指標，它還提出我國缺少相關的政策指導或企業可持續/綠色投資指南，成為發達國家或國際組織放大中國對外投資環境問題的重要口實（世界自然基金會，2007）。除此之外，地球之友、國際河流等NGO分別對中國跨國公司的環境影響、銀行信貸的綠色化程度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評價。

經濟合作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出臺一系列指南或規定，對國際投資提出了環境上的要求。對于環境，OECD制定了跨國公司環境管理指南和方法，鼓勵跨國企業通過改善內部環境管理、完善環境影響應急計劃來提高其環境績效，鼓勵企業信息公開和積極主動征求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等。OECD在對外融資信貸上也有統一的環境標準。赤道原則是目前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綠色信貸標準，加入該原則的金融機構已達60家。但是中國目前只有興業銀行加入該原則。世行把實施和完成環境影響評價作為其批準貸款的先決條件，制定了有關環境評價政策和項目環境審查程序及步驟并頒布了有關環境評價的工作指南，規定環境評價應綜合考慮自然和社會各方面的因素，包括：自然環境（空氣、水和土地）、人類健康與安全、社會因素（非自愿移民、少數民族和文物）以及跨越國境的環境問題和全球環境問題。

3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管理狀況

隨著對外投資規模和水平的日益擴大和提高，走出去的企業越來越多，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海外業務對環境政策的需求并有所行動。在國家的宏觀戰略方面，黨的十七大提出關于建設和諧世界的指導思想，提出“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提高綜合統籌能力，完善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強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宏觀指導和服務；要求“走出去”的企業和境外合作項目履行社會責任，造福當地人民。總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加強對外投資的宏觀指導，健全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防范投資風險。

在法規政策層面，目前我國還沒有特別針對對外投資環境保護問題進行規定的法律法規，只是在一些相關的對外投資法律法規和政策中有籠統的表述。商務部是中國對外投資事務的主管部門，國內企業境外投資創辦企業，商務部和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從多方面進行審查與核準，并且逐制定政策來引導和規范中國對外投資的健康發展。目前有關對外投資的政策主要是由商務部制定和、或者與有關部門聯合的。

與中國對外投資環境保護問題相關的政策主要有：商務部于2005年的《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工作細則》中環境條款的規定，體現出了對東道國環境問題的關注（2009年被《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取代）。2009年商務部相繼出臺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第一批和第二批，加強了對外“走出去”企業的引導服務工作，將有利地促進國企業積極穩妥地開展境外投資。2010年，商務部《關于2010年全國對外投資合作工作的指導意見》，督促、引導走出去企業樹立互利共贏的理念，遵紀守法，尊重當地宗教習俗，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構建和諧關系，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2010年，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以完善境外安全風險控制體系，指導企業加強境外安全風險防范。商務部還會同國家林業局于2007年8月27日了《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森林培育指南》，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本國企業境外從事森林培育活動的行業指導性規范和自律依據，此舉開創了我國海外森林采伐的新模式。2009年3月31日兩部委又聯合了《中國企業境外可持續經營利用指南》，積極指導和規范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可持續林業活動，促進東道國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并維護我國政府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4加強對外投資環境保護的政策建議

加強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管理，積極制定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對于中國企業走良性發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維護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意義，對于避免走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老路、避免對東道國環境造成破壞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應盡快制定和出臺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環境行為指南，引導中國對外投資企業更好地規范自己的環境行為，為全球生態保護做貢獻，也利于防范環境風險，實現中國對外經濟的國際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第二，我國有關部門和媒體應更多關注中國企業的海外生存狀況和需求，對海外企業的環境行為進行監督和鼓勵，努力提高海外企業的環保意識。對于環保工作做得好的單位以及與當地社區關系處理得好的單位給予宣傳、表彰等獎勵。

篇(6)

關鍵詞：對外投資；策略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6月25日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趨勢特點

（一）投資規模迅速擴大。199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為10億美元；到2011年，這一數字已迅速擴大到746.5億美元。截至2011年底，中國在國（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8萬家，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4，247.8億美元。年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近2萬億美元。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存量的4.4%和2%，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按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6位，存量位居第13位。

據商務部最新統計，2012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仍保持快速增長趨勢。

（二）在行業選擇上以資源能源開發、加工制造和批發零售業為主。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我國企業在農林牧漁、采礦、水、電、燃氣等資源能源開發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72.55億美元，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2.06%；在加工制造和批發零售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113.93億美元，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8.93%。同期，我國在通信及計算機行業、科學技術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分別為5.06億美元和10.11億美元，分別僅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0.84%和1.68%。

2011年我國企業在農林牧漁、采礦、水、電、燃氣等資源能源開發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171.19億美元，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24.96%；在加工制造和批發零售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173.65億美元，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25.32%。同期，我國在通信及計算機行業、科學技術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分別為7.76億美元和7.07億美元，分別僅占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13%和1.03%。行業選擇的集中度進一步加強。

以上數據表明，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一是占有資源、能源；二是利用別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外貿市場。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還缺乏足夠的投資并購能力。

（三）在區位選擇上主要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主。根據《201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1年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的80%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累積投資存量的89%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華南師范大學李敬子的研究，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與投資東道國的GDP總量呈負相關關系，在澳門、蒙古、尼日利亞、贊比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存量位居前列。其原因主要是我國企業目前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占有資源、能源和獲取廉價勞動力，這與上文關于對外投資行業選擇的分析一致。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價格低，對于資源和環境保護的限制較少，符合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需求。而發達國家勞動力價格高，在資源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壁壘較多，對外來投資有更多的限制。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盈利能力偏低。雖然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快速增長，但對外投資的盈利狀況不容樂觀。作為中國對外投資的最大主體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其自成立以來的年化投資收益率為6.4%。這是以美元計價的測算結果，若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因素，則該公司投資收益率水平將進一步降低，甚至低于同期人民幣貸款利率。相對于有中央政府支持的中司，地方企業對外投資的收益水平更加低下。據中國人民銀行北海市中心支行的研究數據，廣西13地市的民營企業2011年只有8%的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實現盈利，利潤總額僅為72.13萬美元；虧損企業占到43%，虧損總額達到1，044.9萬美元。許多企業的境外投資項目處于停滯狀態。另據吉林省外匯管理局的研究數據，吉林省歷年累計匯回利潤僅為0.39億美元，匯回利潤占匯出資金的比例為4.14%。

（二）投融資方式較為單一。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主要是以外匯貨幣資金的形式現金出資，直接購買境外市場的權益，很少有企業通過技術或實物出資來開展投資并購，也缺乏利用境外資本運作平臺的經驗。從融資方面看，除部分中央企業在進行戰略性的對外投資時能享有較多的財政支持外，包括地方國有企業在內的絕大多數企業對外投資都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企業自籌資金和國內銀行貸款是主要資金來源。

單一的投融資方式，使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利潤很大程度上被資金利息、繳納的稅金所侵蝕。同時，大量的外匯現金支出，也使得企業將承擔較大的現金流壓力，面臨更多的財務風險以及匯率波動風險。

（三）面臨的投資環境風險較大。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資源、能源及加工制造、批發零售業，使得我國企業必然面對當地社會的巨大壓力，包括當地政府和民眾對本地區資源“被掠奪”的擔心，強大的勞工組織壓力等。對于在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威脅是政策壁壘和強大的勞工組織壓力，比如中鋁集團收購力拓公司股權失敗的案例，就是受到了美、英等國的政策壁壘影響；而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汽車公司失敗的案例，則來源于與當地勞工組織的沖突。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然政策壁壘相對較少，勞工組織也不如發達國家強勢，但發展中國家政府普遍對社會控制力較弱，政權更替較為頻繁，法制相對不健全，社會治安狀況相對較差，潛在的風險因素反而更多。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

（一）要制定清晰可行的總體戰略。企業開展對外投資要結合自身發展的實際，制定清晰可行的投資戰略，并將對外投資戰略納入到企業發展總體戰略當中，將目標投資企業或資產權益納入到企業自有業務的上下游產業鏈中。通過對外投資，除了獲取經營利潤外，還要綜合考慮該項投資能否有利于企業開拓海外業務、能否有利于企業提升技術水平、能否有利于將企業的國內業務融入到國際資本市場體系中去。要堅決避免投機心理，不開展與國內主營業務不相關的境外投資。

（二）要實行靈活多樣的投融資方式

1、組建投資綜合體。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特別是進行大額投資時，可以通過與國內外有實力的投資機構組建投資綜合體，來增強在政策、信息、技術、資金方面的保障性，減少自身承擔的投資風險。在合作伙伴方面，可以選擇專業化的私募基金、國際知名投行、行業內具有影響力的其他企業等。有條件的企業，應爭取同中非基金、國家進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政策性專業投資機構合作，進一步提高投資的安全性。必要時，還可以吸收當地企業參股，以幫助優化企業的投資環境。

2、設置離岸市場投資平臺。通過在香港等離岸市場設置投資平臺，可以有效減少稅收損失，更加充分的獲取國際市場信息，并且有利于取得國際資本市場的支持。比如香港，其與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簽有稅收協定，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控股公司，再以香港公司為主體開展境外投資就可以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多層的稅收協定安排，企業在境外投資的利潤通過香港匯回中國時，可以減少在境外的整體稅務。另外，類似于香港、新加坡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大量的為國際資本流通服務的中介機構，可以為企業進行境外投資提供更加充分的市場信息和多元化的融資渠道。

3、充分利用境外資本市場。企業進行境外投資，無論是利用自籌資金還是從內地銀行貸款都要承受較高的融資成本。另外，使用外匯資金出資還要面臨匯率波動風險。因此，開展境外投資要充分利用境外資本市場，通過所投資業務在境外資本市場上市或發債來籌集資金，盡量減少現金在不同國家地區間的流動，從而降低融資成本和匯率波動風險。有條件的企業，甚至可以利用離岸市場投資平臺，將國內業務與國際業務打包在境外上市，在解決境外投資資金的同時，為國內業務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三）要進行集成風險管控。境外投資的風險是全方面的，包括政策、法律、社會文化、市場、匯率，等等。企業開展境外投資要對目標投資項目進行全面評估并設置風險防范措施，對各種來源的風險設立評價、控制、研發、融資和監測的集成系統。其重點：一是要甄別項目信息。要從源頭上保障項目信息的真實性。要聘請專業機構幫助進行盡職調查，同國內有關政府部門、駐外使領館、所在國政府部門、項目關聯方及銀行、保險機構等有關方面密切溝通，從多個角度深入研究論證；二是在投資協議中設置保障性條款，避免資金的一次性支出。可以根據項目簽約、項目開工、項目達產、實現盈利等幾個階段設置資金支付節點，將項目運作進展同資金支出有機結合起來，確保項目運作的穩定性；三是要重視后續整合風險。在項目啟動初期就要著手制定后續整合管控計劃，包括企業與當地社會的融合、中外工作人員的安排使用、形成足夠的技術能力等。

主要參考文獻：

[1]李敬子.探析影響中國企業境外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12.10.

[2]羅道芳，潘莉莉.廣西13地市調查顯示：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現狀不理想.區域金融研究，2012.12.

篇(7)

    一、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相關研究述評

    國內學者對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的研究是隨著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范圍擴大而逐步開展的。孫天法、張良華(2004)認為,生產自動化水平達到一定的條件下,人工勞動成為大機器的操作異常的代替品,失業率將成為工業時代普遍的社會現象[1]。與此同時,隨著自動化生產發展,社會生產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人類生命周期的延長使人類依賴社會保障生存時間更長。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使傳統的社會保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劉子蘭、嚴明(2006)采用均值—方差模型、VAR模型等分析工具,對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的風險進行了度量,構建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模型并進行了實證分析,對社會保障基金可量化風險的管理提供了解決思路[2]。毛燕玲等(2007)提出實業投資是社會保障基金拓展的新業務,未來的社會保障基金將更多地投資國內實業。其還研究了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現狀,以及社會保障基金國內實業投資面臨的主要風險,最后提出防范和管理社會保障基金國內實業投資風險的具體對策和思路[3]。黃莉(2007)從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風險的產生出發,分析了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在投資途徑和投資模式、投資運營水平、投資運營法規等幾方面存在的風險,最后從拓寬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方式、加大社會保障基金投資規模、加強投資監管等幾方面提出了防范風險的建議[4]。

    楊軼華、關向紅(2009)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對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中面臨的風險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建議進行組合投資,分散投資風險,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補償機制,加強監管部門的有效監管[5]。廉桂萍(2009)對社會保險基金境外投資風險及其防范展開研究,指出風險主要包括流動性風險、匯率風險、信息披露和交易成本風險、稅收法規風險、投資限制風險和國家風險[6]。許海英、魏建翔(2011)運用克魯格曼三角形理論對基金投資進行風險分析,在借鑒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優化投資結構、強化投資監管、完善風險補償機制等對策化解風險[7]。通過上述文獻可看出,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的分析框架還沒有完全確立,而且投資風險的定性分析較多,定量分析較少,在實證研究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方面,還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因此,本文試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風險進行測度,并且提出在后危機時代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風險防范路徑。

    二、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現狀

    目前,社會保障基金主要投資于國內金融市場,投資產品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國債和股票等。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社會保障基金選擇銀行存款和國債作為主要的投資產品。近年來,社會保障基金一系列多元化投資的探索和創新,2003年開始擴大試點范圍,投資謹慎穩健;2004年開始向實業股權投資;2006年開始對外國投資;2008年開始向股權投資基金投資,以分散風險增加盈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不斷優化組合,2009年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產業投資比例是20.54%,固定收益產品的投資比例是40.67%,國內和海外股票投資比例是32.45%。從收益水平看,過去10余年,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累計收益率為9.17%(見表1),比同期累計通貨膨脹率2.14%高出7.03%,這表明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益率水平還是較為滿意的。從表1顯示的收益率水平看,僅在2004年和2008年投資收益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其余年份均完成了保值增值功能。2004年,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縮水”,主要原因是股票的投資回報率并不好。2008年,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收益率稍差。近年來,股市行情較好,社保基金投資收益上升。

    三、我國社會保障基金中股票投資風險的測度

    2009年,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收益的22.7%來自股票收入,年末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長期股權投資余額為4131.74億元,占資產總額的53%。由于股權投資、境外投資和股權投資基金投資缺乏相關數據,因此本文只對社會保障基金的股票投資展開分析。對于社會保障基金而言,股票是收益率較高、風險性最大的投資渠道,股票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受到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資本市場的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雖然股票投資只是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部分,但分析社會保障基金股票投資的風險測度對于防范社會保障基金的風險而言具有重要意義。1952年,馬可維茲(Markowitz)明確提出,使用收益率波動離散程度的統計測度———方差和標準差這兩個指標作為風險的測量工具,并在使用這兩個變量的數據結構中進一步豐富了其投資組合理論[8]。

    (一)樣本選擇

    本文從社會保障基金2011年第二季度新進與增倉兩大股票池中,篩選出持股比例最為靠前的10只股票(見表2)作為樣本,依次用x1,x2,…,x10表示,本文中只考慮由這十只股票組成的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對于市場證券組合,本文選擇上證綜合指數。計算使用日度數據,數據區間定為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同時,本文上證綜合指數的日對數收益率由每日的收盤指數計算所得,以每只股票收盤價的每日對數收益率為基本數據。

    (二)確定置信水平

    為了滿足不同的風險規避需求,可以選擇不同的置信水平進行比較分析。本文選擇95%與99%兩種置信度,便于進行比較分析。

    (三)計算相關指標

    1.計算收益率。根據Rt=ln(Pt)—ln(Pt-1)公式計算股票收益率,其中Pt和Pt-1分別表示股票在第t日和t-1日的股票價格。本文沒有考慮樣本數據的排列順序、所謂的“周一效應”等現象,當股票價格指數不是很大的波動,其種類約等于股票價格指數變化的速度,對應于股票市場整體收入水平。因此,即使出現假期也不影響數據序列。

    2.計算協方差矩陣。通過SPSS軟件,計算出社會保障基金前10支重倉股票的每日對數收益率的協方差矩陣(見表3)。

    3.計算股票權重。以2011年6月30日的收盤價為基準,根據社會保障基金的持股數和收盤價來計算其市值,從而得出股票投資權重。

    (四)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與上證指數風險度量值的計算

    筆者假設投資組合的總價值為1,計算VaR可以轉化為在給定的置信水平1-c下,計算出Δt日(本文采用1日和10日)內的投資損失不超過投資總額的百分比。同時針對不同的風險度量指標,計算出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和上證綜合指數的三種風險度量值即方差、β系數和VaR,具體結果見表4。

    四、簡要結論與后危機時代防范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的路徑

    (一)實證分析結論

    從表4中可看出,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的β系數為0.88,這意味著組合類型是一個保守的投資組合,風險低于上海綜合指數,該組合的波動性相對較小。在95%的置信水平上,利用方差—協方差法計算得出的VaR:在99%置信水平下,上證指數的VaR1值為2.976%,而社保基金投資組合的VaR1為2.811%。即在2011年6月30日的下一個24小時內,99%的可能性認為損失值的最大限度為投資總額的2.811%。同理,在未來10天的持有期內,有95%的可能性認為損失值不會超過投資總額的7.269%,有99%的可能性認為損失值不會超過投資總額的9.412%。上證綜指的VaR1為1.996%,這說明指數每日有95%的可能性損失不會超過1.996%。也就是說,每日損失大于1.996%的可能性不會超過5%,而相同置信水平下社保基金投資組合的VaR1卻為1.968%。通過實證分析表明,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的三個風險度量均低于上海綜合指數的風險度量值,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比相應市場平均風險水平要低。因此,在這一時期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組合具有一定的風險控制能力特征。

    (二)防范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的路徑

    1.要堅持審慎投資方針。一是正確選擇投資目標與風險政策。現階段的中長期投資最低目標是戰勝通貨膨脹,5年預期年化收益率不低于3.5%。二是樹立長期投資、價值投資和責任投資的投資理念[9]。三是進行組合投資,分散投資風險。多元化投資是確保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合理最有力的武器,同時可以擴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渠道,適當的海外投資將有助于分散投資風險。根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社保基金投資的范圍限于銀行存款、國債和其他具有流動性良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信用評級在投資級以上的有價證券、證券投資基金和股票。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不平衡,低風險投資主要有銀行存款、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其他投資產品。

    2.對投資風險進行再保險或采取資產證券化的形式。對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風險進行再保險,保險機構可以承擔部分風險,并且隨著保險公司的干預,可以逐步形成一個有效信用增進的機制。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再保險,可使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放心地把資金交由管理公司進行運營。若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房地產和實業,以資產證券化方式能夠提高流動性,建立應對流動性的風險補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