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三秦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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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鑒于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派中，長安文化不顯于世，從文化傳統的整體性上對長安文化的定義進行了研究，并對其文化形態的發展階段、主觀基礎、客觀奈件進行了梳理，歸納出長安文化5個方面的特征。分析認為，長安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陸地文明的代表，其內在的普適性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值得繼承和發揚。

在歷史上，長安地區的文化深深地影響了周邊地區和鄰邦，也曾深深地打動了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的心靈。中外文化在長安地區交流互動，使得世界越來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國，中國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流派中，長安文化雖厚重卻不顯于世。其中有多個方面的原因。筆者以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長安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比較模糊，與其他概念相交叉、重疊，其主體性特征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文化相比較也顯得不容易歸納。這種比較大多是從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性、獨立性以及完整性來考量的。如果以現代意義為價值取向來追溯，古代的長安文化雖然復雜多變，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特點，而且，作為陸地文明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長安文化的內在普適性價值值得進一步研究。

一、長安文化的基本定義與發展階段

這里所說的文化，根據其發生和影響的范圍，從基本形態上來劃分有地區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國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種類型。最基本的觀察和分析的出發點不外乎“大中見小”和“小中見大”，實質上就是研究和比對文化的一元性與多元性的相互關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事實上也沒有絕對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總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為基礎，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價值觀與追求。一元與多元之間的和諧性與社會的和諧性成正比例關系，而文化與社會的和諧度也構成了該文化范圍文明程度的標志。

長安文化屬于地區性文化。其名稱有二義:第一，顧名思義，就是這一地區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第二，以稱名“長安”時期的文化為這一地區傳統文化的概括與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稱名“長安”之前的萌發和之后的延伸。從時空概念上分析，具體由以下幾個要素構成。

第一，長安文化是稱名為“長安”時期的文化。稱名“長安”的時期，即從漢代到唐代(當然也可以延續到現代，一方面是有“長安地區”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長安文化陸地文明的一些傳統特色仍然有遺存。這需要聯系現代與古代來研究，特別要調查古代長安文化的現代遺存，所以暫不在本文探討范圍之內)。盡管有漢長安和隋大興、唐長安的區別，但從地理范圍和文化特質的傳承來講，本質上沒有大的區別。“長安”雖然是城市的名稱，是因為稱名“長安”的時期是這一地區文化發展史的鼎盛階段，具有比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長安文化是“長安”地區的文化。這里指的是長安地區，不僅僅是城市地區。其具體的地域范圍可以分為核心地區和輻射地區。核心地區又有兩個部分，即長安城區和關中地區。長安城區包括了津、鎬、咸陽、大興和長安。關中地區，也就是地理學上所劃分的渭河平原，古稱八百里秦川，南至終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黃土臺源地帶。其輻射地區，是直接受長安文化影響以及與其他地區文化交流滲透的地區，即東至洛陽，南至秦巴山區，西至河西走廊的東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長安文化是“活著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禮失求諸野”，文化的傳承是一種自覺的本能。盡管滄海桑田，長安屢經劫難，但是長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這主要緣于長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還應該重視文化的精神和物質2個層面。在陜西現存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不少文化遺產深淺不等地打著長安文化的印記，如兵馬俑的制造、法門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樂、老腔、還有民間的喪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說，長安文化不僅是一種歷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種現實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響力依然存在，是“活著的”文化。

第四，長安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內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現出的階段性。地區文化的生成和發展是長期的過程，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長安文化從漢代到唐代為核心時期，也是鼎盛時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積累和之后的延伸。

從文化的發生學意義來講，長安文化從形成、發展到衰落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然后綿延至現代。其中，長安文化的孕育階段，是從渭河文明到先秦;長安文化的形成階段，是從先秦到秦漢;長安文化的鼎盛階段，是從秦漢到隋唐;長安文化的衰落階段，是從五代到現代。

二、長安文化概念上的重疊與交叉

從不同的時代和角度來概括，習慣上把這一地區的文化歸納為各種不同的名稱，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著眼點，有具體的針對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這些都與長安文化有重疊和交叉的地方。筆者認為，這些命名和長安文化雖有重疊和交叉之處，形式上以及時空上有重合之處，但本質上應該區別開來。從這些文化體系中可以抽象出長安文化的內容，但是這屬于一元與多元或根與枝葉的關系，并不影響長安文化的獨立性。這里存在2個問題需要辨析。

第一，長安文化與國家文化的關系。周秦文化、漢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從性質上來說都是國家文化，是中國國家文化的歷史形態。而三秦文化雖有較強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屬性的時代特征比較狹窄，文化內涵也比較龐雜，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這就影響到對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謂國家文化，是各個優秀的、先進的地域文化的總和與代表，而地區文化是獨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國家文化的基礎，也就是前文所說的一元與多元的關系。在多元的地區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國家文化。相對于國家文化，長安文化屬于后者。有的時候，某些地域文化的優勢和先進性會因為客觀環境的便利而上升，與國家文化的主流相匯合，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高度和諧。這是完全正常的，如當年的長安文化。但長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陸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圍上畢竟受內陸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輝煌的時期，如盛唐時代，長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國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疇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質也屬于國家文化，不能劃歸人長安文化。

我們也需要對同屬國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漢唐文化作分析、對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時代和文明發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對更強一些，而漢唐文化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圍內影響也更為廣泛。在這些時期，長安文化也同樣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二，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的關系。長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羅馬、東長安之說，長安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曾有過非常發達的“京城文化”。長安文化與“京城文化”之關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疊，但仍有本質上的區別，長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盡管長安文化在一定的時期內很容易與“京城文化”融為一體，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蓋，因為“十三朝古都”的語境很容易導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較清晰，地域小，更絢麗時尚，領風氣之先，但根基淺，往往短暫而變化多端(當然，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從“國家文化”中剝離出來)。在同樣的時空環境下，長安文化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礎性的貢獻。這一方面說明了長安文化的張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長安文化形態的豐富多彩，但這些畢竟與長安文化自身的體系結構是兩個概念。

從文化的整體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稱上的“國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對區別的概念，其定義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內涵則顯得更清晰、準確，歷史的延續性更為持久，也更為“草根”性。這也是長安文化作為基礎性地區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

三、長安文化形成的客觀條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長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來的。受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的制約，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復雜的規律，是長期的發生、積淀與發展的過程。為什么長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和連綿不斷的持續性?這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從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環境中去尋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區的客觀環境作比較。歸納起來，長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觀條件有3個方面。

第一，土地問題。長安文化植根于內陸型農耕文化的土壤中，黃土文化的生存條件是規定長安文化的根本要素。這一地區有非常良好的農業耕作條件，位居渭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國內類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續性的開發時間也有區別。漢代司馬遷記載道:“關中自汗、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墻，殖五谷，地重，重為邪。”“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區還有豐富的資源可資利用，如終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拓，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網密布，可資利用的水資源非常豐富，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日用和農業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證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問題。在古代，中國以農業大國聞名，統一與戰亂時相交替，保障農業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穩定極為重要，同時也關系到民眾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質量。這一地區不僅土地肥沃，澆灌方便，而且四面環山，有許多臺源，為四塞之地，軍事上易守難攻，和其他地區相比較有天然的優勢。這一地區又名“關中”，自古以來關中四周修建有許多關隘，扼守要沖。東面中條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關、潼關、武關、臨晉關、龍門關，西面六盤山有堯關、旬關、子午關、饒鳳關、駱谷關、斜谷關、陽平關，北面黃龍山、子午嶺有金鎖關、石門關、冉店關、陽峪關，等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關隘。另外，在交通水運方面，附近河流眾多，設有許多渡口。如黃河上的蒲津渡、風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東渭渡、西渭渡、寶雞渡，南面還有漢水上的漢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著拱衛關中的水路要沖。以上這些關隘和渡口從陸上和水上全面保證了關中的安全，維護了農耕經濟的社會穩定。

第三，地理位置與發達的交通狀況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流。文化依靠獲取不斷的信息創新、獲取發展的動力，形成不斷的生長點，而創新就必須借鑒其他文化，與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問題是制約古代文化交流的關鍵因素。中國是一個內陸型國家，而關中本身也是一個封閉型的地區，但關中所處地理位置的大環境經常是開放的。

秦和隋的兩次大統一促進了長安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交通發展。秦、漢的馳道、棧道連通了全國各地。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交通路線一直延伸到南亞、中亞。隋唐時代，潛渠連接渭河、黃河，自成體系。隋朝時:“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憧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唐代交通更為發達，如:“東至宋汁，西至岐，夾路列店肆，待客酒撰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騷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顯然，依靠這些便利的交通條件，長安地區獲取了比其他地區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長安文化形成的主觀基礎

在有利的環境條件下，長安文化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動態積淀過程。這個過程與齊魯、荊楚、巴蜀、嶺南等地的文化形成過程迥然有別。

遠古時代，關中就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僅從考古發現來看，100萬年前，“藍田人”在這里生活，20萬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著“大荔人”，2萬年前氏族公社時期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已有大量發現，特別是洛、徑、溺、滬、橘、沫、皂、漆等河流的兩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橋半坡遺址和驪山姜寨遺址，龍山文化則有洋西客省莊遺址和西安東郊的米家崖遺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發展，炎黃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傳向東方。從西周至唐的約1 100年間，這一地區連續成為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頻繁的政治活動和中外商貿活動促進了文化往來，使得這一地區的文化長時間地保持著激揚多彩的活力。

國內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和豐富性。進人封建社會之后，亞洲腹地的社會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社會分工和生產方式都有了各自的進步，長安地區成為中原農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門戶，也是西北草原文化東進和南下的人口，這一政治、經濟之要地的戰略地位，使得各民族爭相在這里活動，從而帶來了各個民族的文化融合。漢通西域之后，這里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更承擔起了將東方文化輸往西方并首先審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晉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鮮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長期處于民族大遷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斕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這里激蕩、展示，大大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賦予了長安文化開放性的品格。

國際文化的長期交流形成了長安文化博大雄渾的氣魄，形成了不同于國內其他地區文化的胸襟與眼界。由于絲綢之路的開辟和長期處于中國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長安地區成為當時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國最先吸納、消化和再創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為長安地區最先接受，在這里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在這里完成了“中國化”和“化中國”的進程。一方面，長安地區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擔任了北傳佛教譯傳中心的重任，被稱為佛教的“第二故鄉”;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沖突都發生在這里，同時說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國文化改造的曲折經歷，也說明了長安文化具有剛性的一面。

五、長安文化的特征

綜上所述，和國內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較，長安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個性特征，這些特征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5個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歷史悠久，積淀深厚，連綿不斷，通常表現出先進性。以這種先進性為基礎，成為千余年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撐點之一，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強烈的沖動為中華文化的繁榮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第二，東方文化基礎上的農耕民族文化與草原民族文化匯合狀態下的多元結構，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體。多種成分并存，有比較強的包容性，既活躍又豐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體性不鮮明。在所謂的中原文化圈里，這里也不處于中心地帶，但卻帶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這與其他以本地域傳統為核心而凝結和升華的齊魯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嶺南文化等有明顯的區別，很難在文化上歸納出一個完全有中國傳統特色的主體體系，而是保持著一種百花齊放、此起彼伏的態勢。

第四，文化外形多變。雖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又與國家文化相和諧，有時又以民族文化為特點，有時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個性特征，有時又顯示出國際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開放、活躍，文化態度寬松、寬容，文化形象大氣而粗豪，剛毅而散漫。排他性較少，創新性強，富于進取和開拓精神，也顯示出較強的凝聚力與反饋性。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長安地區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開放的、活躍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懷。特別體現在對異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將新的文化信息向外傳播上。向外傳播的文化信息增強了適應性和融合性，增強了長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傳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環。

篇(2)

[關鍵詞]《紅高粱》；民族音樂；功效

中國的民族音樂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是中華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情感、力量、意志和追求。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是根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同名小說《紅高粱》改編而成，整部片子充滿了生命的躍動，表現了西北高原人們的生活和情感態度。片中的音樂以豪放的形態與故事情節恰當地融合在一起，敘事又抒情，寫實又寫意，是對中國音樂文化一種創新的解釋。

一、民族歌曲和童謠在電影中的作用

《紅高粱》這部影片中，首次出現的配樂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歌曲《顛轎曲》，電影畫面是一群光背壯漢抬著花轎齊聲合唱，歌曲的長度長達七分鐘之久，在音樂的播放中顯現出影片要表達的重要信息：壯漢們一邊抬轎一邊齊唱《顛轎曲》的時候，觀眾們看到了一望無際的紅高粱、中國西部特色的黃土地以及影片重點部分――土匪搶劫的地方青殺口。這段民族音樂在壯漢們的齊唱下，體現了我國西北地區的名曲特色，將當地的民俗民風表現得非常突出。尤其在抬花轎民族樂曲與顛轎子時壯漢們故意雜亂步伐的配合下，將花轎中新娘的復雜心理動態完美、鮮活地表現出來，為整部電影增加了獨特的色彩。

《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這首具有濃厚西北地區民族特色的歌曲，是整部電影的音樂核心，唱出了西北男人的豪邁，當音樂響起，能夠立刻把觀眾拉進到電影要表達的環境中，歌曲中有許多襯詞，例如哎、哇、呀、啊、兒等，都是我國民族音樂的元素，歌曲是由電影中的人物“我爺爺”唱出，具體歌詞是這樣的：“哎，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頭，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十九；哎，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頭，從此后你，搭起那紅秀樓哇，拋撒著紅繡球哇，正打中我的頭啊，與你喝一壺啊，紅紅兒的高粱酒啊，紅紅的高粱酒啊，哎，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頭……”在這段民族音樂的行腔中，著名音樂作曲家趙季平主要采用了具有山東戲曲的柳腔和茂腔，同時還加入了陜西地區的秦腔和花腔，曲調主要利用打夯歌為主要素材。《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這首歌曲在整個唱腔方面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修飾，在有的環節上作者甚至還留有破音的音節，使整個樂曲變得更加原生態。在樂曲的結尾部分采用上揚和拉長的曲調特點，完美表達了“我爺爺”這個人物對愛情火辣、熾熱的情感表達以及對當時歷史背景的生動描繪

《酒神曲》在片中出現了兩次，一是祭酒神，這主要強化了“酒神精神”，表現了當時人們對勞動的崇拜。二是為羅漢大爺報仇，那充滿血性的陽剛之氣富有很強的感染力，充分地表達了人們仇恨日本鬼子與決定報仇的英勇決心。歌詞中唱到：“九月九釀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氣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陰壯陽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站在青殺口，喝了咱的酒，見了皇帝不磕頭，一四七三六九，九九歸一跟我走，好酒……好酒……”《酒神曲》這首歌趙季平特意采用了河南豫劇的民族因素，利用同音反復的音節節奏的表達手法，通過直線型的旋律走向和較窄的音域跨度，將影片中的人物特點鮮明表現出來。

影片最后是由劇中人物的“我”――豆官所唱出的歌曲童謠：“娘，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娘，娘上西南，騮騮的駿馬足足的盤纏，娘，娘上西南，你甜處安身你苦處化錢；娘，娘上西南，寬寬的大路長長的寶船，娘，娘上西南，騮騮的駿馬足足的盤纏，娘，娘上西南，你甜處安身你苦處化錢……”這段童謠在歌詞沒有變化中反復吟唱了兩遍，隨著童謠聲的逐漸消盡，影片的故事情節也逐漸走到了尾聲環節。這段十分有意思的童謠音樂，題材也是采用了民族歌謠音樂的元素，在影片中利用反復吟唱的手法，讓“大愛大恨”的電影主題思路，永久回蕩在觀眾們的心中，讓觀影者回味電影的意義。

二、電影中民族音樂的意義

《紅高粱》這部影片主要講述的是時期，居住在我國陜北地區黃土高原人們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生活故事。電影中通過各種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配曲體現了西北地區人們粗獷豪放、放蕩不羈的人格魅力。電影導演張藝謀說：“該片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說到這部電影音樂的處理可以說是匠心獨運、獨樹一幟。電影中的音樂素材主要選擇我國陜北地區特別是體現了黃土高坡地帶的民族風格。為了很好突出電影人物的民族文化和地域風情以及電影中人物粗獷奔放、自由追求的性格特點，在電影音樂選擇上，利用了二十多支嗩吶、四支民族笙和一架大鼓，創作出具有強烈沖擊效果的配樂作品。給人一種非常強烈而且震撼人心的霸氣，正是這種氣勢很快把觀眾帶入到了影片環境中，感受到影片人物形象的魅力和要表達的情感。說實話，這種處理很大膽，甚至有些離經叛道。在《紅高粱》民族樂曲的配合下，把張藝謀的思路很好灌輸到了中國電影中，這種思路是一種逆向思維的體現。說到音樂的功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彌補視覺的缺陷

影片與小說對比，有其局限性，可能是因為很難把小說中語言藝術所表達的東西很巧妙轉化為視聽藝術的電影，但將民族音樂摻與其中，借助其闡釋性的功能，便能或多或少彌補這種缺陷。在該片中，以“我爺爺”唱給“我奶奶”的那支《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為主題曲，演員姜文用粗啞雄豪的嗓子把這首歌“吼”了出來，重復了一次“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粗獷的歌聲，淳樸的陜西信天游的風格，不僅表現了“我爺爺”豪放的性格，刻畫了鮮明的人物形象，也表達出一種充滿生命質感的感性騷動的情緒。而這首歌在當時也迅速地傳遍全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是“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更多應當歸于歌曲曲調的豪邁和歌詞的質樸與當時青年的心聲產生了強大的共鳴。

（二）彰顯電影的時代和地域特色

用音樂來表現電影所處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特征，是電影音樂常用的功能之一，當然這也是和電影本質的藝術規律分不開的。每一部電影都是要體現一個時代和地域的特色，通過音樂的配合，將這種時代背景和地域特色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才能達到電影音樂的功效。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不同的地域環境下，所產生的電影，就應該有相應的電影音樂所配合。因此，在生動描繪出電影所要表現的文化，就需要具有特色的民族音樂作為背景音樂，才能很好激發出觀眾的思維。

影片開頭則似一種在荒野中狂歡的顛轎段，轎夫們唱著俏皮粗野的歌詞，酣暢淋漓釋放了轎夫們的活力，生動演繹了當地的民俗風情。野合時低沉的大鼓聲與高亢的嗩吶聲相混合，讓觀影者壓抑許久的情感徹底迸發出來。尤其通過二十支嗩吶一起吹響，這種震撼的效果，使人們的情感噴發難以阻擋，那是自由與生命的贊歌，很好為影片所要表達的主旨“展現生命的張力，歌頌人性”服務。在影片中，通過“我爺爺”在高粱地中和“我奶奶”在高粱地外生動的畫面效果和視覺造型，特別是著名演員姜文采用民族與通俗相結合的陜北民俗唱腔，在沒有任何伴奏的情況下唱出“妹妹你大膽往前走……”，這是黃土高原的男人用自己原生態的粗獷性格“吼”出送自己深愛的女人時的情歌。充分體現出西北男人對愛情的大膽表白，同時也表現出黃土高原的男人征服女人后，深感勝利喜悅的一種放肆、豪爽情懷。

（三）引人入勝

開頭要怎樣吸引人？顛轎時眾人唱的曲子營造的氛圍立刻讓人覺得就是那里特有民俗，而且普通話的唱段也能讓觀眾聽清楚、聽明白。值得一提的是劇中人物“我奶奶”的演員鞏俐的音色，在到了影片25分鐘的時候，“我奶奶”才真正開口說話：“我走，我走！”到了影片25分鐘的時候，女主角才說出第一句話，而且一出口語言就非常高亢驚人，為了配合這樣的效果，影片通過嗩吶的音調很好體現了女主角當時的意境，最有力配合表達出這樣的效果。整部影片中配樂基本上是以具有濃厚民族氣息的嗩吶和鑼鼓構成的，很多人認為趙季平臆造的開頭的“婚娶”和“顛轎”段落的喜慶音樂失去了民族傳統的味道，而實際上這是趙季平在民俗、民歌方面的大膽創新，使人們能夠很好體會到當時時代背景下的人物要表達的情感。

三、結 語

張藝謀導演從小就受到西安獨特的民族風情、風俗習慣和地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的電影音樂中運用了大量的中國元素，使他的電影作品獨具東方特色。而著名作曲家趙季平是扎根于祖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杰出代表，這與他自身高尚的人格品質、扎實的生活根底和對藝術的不懈追求分不開。在不斷的積累過程中，實現著影視音樂上的自我突破與超越，把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音樂素材與影片畫面和情節有機結合，賦予這些地方音樂更具活力的生命力，體現了其獨有的民族音樂情結，為電影觀眾不斷帶來視覺、聽覺和心靈上的震撼，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電影是聲畫結合的魅力，張藝謀導演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視作品加上趙季平獨具匠心的音樂創作，那就是一場視聽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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