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教育思想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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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韓非；教育思想；反思

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對于韓非是否有教育思想，教育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韓非是否定教育、否認道德的”[1]（p.165）。但更多學者認為韓非“基于其歷史進化論的觀點，強調教育要改革；并從其德治（禮治）不如法治的思想出發提倡法治教育，主張培養法治人才”。[1]（p.165）總結反思韓非教育思想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一、韓非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韓非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在群雄紛爭的戰國，地主階級的立場使他的主張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同時這個身份使他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表現為他教育思想的局限性。從哲學的角度看，韓非的思想中有一定的唯物思想和辯證法的因素。韓非反對“前識”即先驗論，主張“虛以靜后”即要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此外，他看到了事物的發展變化，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要根據實際的情況及時調整政策。韓非持性惡論的人性假設。他認為人生來就是好利勿害、喜利畏罪的。即使在父母子女之間亦存在“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2]（p.87）的利害關系。因此他認為寄希望于人們自覺為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通過法令對人們加以約束才能達到統治者治國的目的。這種人性假設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體現。

二、韓非的教育主張

（一）“因人情，反民性”的教育作用

“因人情，反民性”就是在滿足公利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民私利，以俘獲民心使民眾為統治者服務。韓非認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教育的作用就是借助賞罰的手段，以“利”引導人民，促使人們將私利與公利相統一，從而實現統治者管理民眾的目的。

（二）培養智術能法之人的教育目的

韓非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使他主張培養法治人才為封建的建立服務。具體而言要培養具有以下特征的三種人才：“‘智術之士’見識遠大，明于事理”、“‘能法之士’立場堅定，敢于斗爭”和“‘耿介之士’為人正直、剛正不阿”[3]（p.91）。

（三）“威”、“嚴”并用的教育措施

韓非認為人不可能自覺為善，必須要通過強制的管教才能向好的方向發展，在教育中他主張“威”、“嚴”并用，用強制的手段對人民進行教育和管理。

1.廢先王之教

韓非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欲以先王之教治當時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在法先王這條路行不通的前提下，他提出“美當今”，要求以與國情相符的法令來教育民眾，這樣才能使民眾更好地服從統治者的管理。

2.禁二心私學

面對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韓非認為，于國家統治而言那些私家學派是有二心的，他們的存在是國家禍亂的根源。只有取締私家講學，由國家控制并對人民進行統一的教育才有利于國家統一的實現和維護。

3.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韓非繼承并發展了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和“吏師”的主張，提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就要求官吏充當民眾的老師，把國家的法令教給民眾。以此培養遵守國家法令，服從君主統治的百姓。這是韓非法治教育的內容和手段。

三、韓非教育思想的反思

韓非的教育思想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因此反思總結韓非教育思想的啟示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一）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相統一的教育目的

韓非的教育主張與他的政治抱負密切聯系，可以說他的教育主張是實現政治抱負的輔助措施。韓非的教育目的是為建立統一的封建國家服務的，是一種社會本位的教育目的。人民接受的法治教育是為了引導人民將私利與公利統一起來，優先實現所謂的公利，同時把人培養成建立封建國家的工具。針對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教育目的應當是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的協調統一。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有無私的一面也有自利的一面，單方面的強調公利，會將人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對立起來。但如果單方面強調人的發展，就會造成個人主義風行，集體主義被壓制的局面。因此，我們要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讓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在教育目的中協調統一。

（二）教育要解放人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界的百家爭鳴使得法家韓非的思想得以存在和發展，而韓非“禁二心私學”主張的發展壯大又使諸子百家的思想受到沖擊，甚至消亡。在群雄紛爭的社會背景下，執行“禁二心私學，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來統一人民的思想，有利于國家統一的實現。但長遠來看，“禁二心私學”的思想禁錮是一種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并不利于國家尤其是文教事業的長遠發展。長此以往將出現萬馬齊喑的局面。因此我們發展教育事業，要注意思想的自由和解放。比如在培養學生的時候，可以讓學生接觸并了解多種知識和思想，再用其中好的思想引導學生，讓學生在已有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想法。這樣才會有新的想法出現。新思想的不斷迸發，才會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三）教育改革要隨國情變化避免走極端

韓非說“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因此教育的發展也要根據國情的變化及時調整。韓非“禁二心私學”、“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在群雄紛爭，亟待統一的戰國時代為秦國統一六國做出了貢獻。但在統一實現之后繼續執行這樣的政策則會使教育走上極端，將人民與國家對立起來，阻礙國家的長治久安。韓非教育主張的極端化還體現在他基于性惡論提出“威”、“嚴”并用的教育方法上。這種以法令、懲罰為教學方法的主張會將受教育者與施教育者對立起來，走向了教學方法的一個極端。因此教育改革要根據國情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整，但在調整中也要注意“度”的把握，避免走向極端，走向人民的對立面。

雖然韓非的階級立場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使他的教育主張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教育主張是值得我們反思和研究的。我們只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繼承這些古典文化，才能推動我國的教育事業更好更快地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1]杜成憲 崔運武 王倫信.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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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

張謇，既是實業家，也是教育家。在他的思想中，實業和教育是應該相互支撐的。張謇說：“南通有紗廠，爰設立紡織專門學校；南通經營鹽墾，爰設立農校。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這是張謇“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教育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以后，張謇深感“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不張，實業非有多數之母本不昌。”在談到日本由小國躋身列強的經驗時說：“工茍不興，國無不貧之期，民無不困之望，可以斷言矣。茍欲興工，必先興學。”至此，張謇確立了“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并付諸實踐。

在處理實業與教育的關系時，張謇始終把實業放在首位。他指出“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撓，下復塞之，更無憑借”，這說明張謇辦實業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展教育。從1895年到1924年，張謇共創辦了廣生榨油公司、復興面粉公司、大達輪步公司、資生鐵冶公司、通海墾牧公司、淮海實業銀行、大有晉鹽墾公司等20多個工廠企業。南通實業的快速發展，為教育的發展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尤其是為辦學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張謇本人從1900―1925年，把實業所得薪金257萬元，都用于了教育、慈善事業和地方公益事業。至于各工廠企業及其他股東的捐款就更多了。在困難時期“紡廠籌應教育之需要，每年亦七八萬”。張謇指出：“教育必資于經費，經費唯取諸實業，所謂實業為教育之母是也。”

二、師范為教育之母

張謇是中國近代創辦師范教育的鼻祖。他在190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他深切地認識到“師范為教育之母”，因此提醒國人“中國今日國勢衰弱極矣，國望虧損極矣”，“諸君以為可恥否乎！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范始。”因此，在創辦南通師范學校后，張謇又于1906年創辦了南通女子師范學校。

張謇在首創師范學校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力。1902年，他向當時的江蘇省政府請求官立師范學校，不但沒有得到支持，反而挨了一頓批評。他非常氣憤，下定決心自立師范學校。他改建和擴建了南通城南的千佛寺，“成屋凡一百三十余間，合之培墊基地、購備圖書儀器、動用器具，費三萬數千元矣。”后又“購城北北呂家巷陳氏舊宅葺為校舍”，到1909年“來學人數漸增，乃購城北市河岸珠媚園暨左右民房改建”。

三、普及社會教育

張謇認為要實現開民智、通風氣，改變中國國民愚昧無知，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首要推行社會教育。此外，在國民教育中，初等教育是基礎，沒有完備的初級教育，就不會有高級知識人才，其他諸如富國強民便無從談起。1903年，清政府發出實施義務教育的命令，但各地多未認真執行，“真正在地方上推行義務教育的，應是張謇于南通推行普及教育開其端”，“真正具有計劃普及小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應首推張謇”。

張謇主要在故鄉南通辦學。為了改革普及國民教育，他把師范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等多種教育相結合，形成了一個與當地實業密切結合較為完整的獨創性教育體系。除了廣設小學，創辦中學、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外，還根據南通地方實際需要，興辦各類型的學校。例如，南通工業首推紡織，張謇就辦起了紡織染傳習所，紡織專門學校；開辦法政講習所、巡警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服務南通自治所需；興辦醫學專門學校，設立醫院，培養醫生；為了充實南通文化生活，他辦起了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伶工學社，培養戲劇人才等等。張謇的社會教育不僅造福了南通，而且影響了全國。就是我們今天的現代教育，也是發展和完善了這個教育體系。

四、注重職業教育

張謇創辦職業教育有很明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以教育改良實業”，以實業的發展為職業教育的出發點，振興實業。他說：“夫學生之入實業學校，固將為實業界效力也。”所謂實業，是指農、工、商三業。他認為“農工商皆資學問”，所以“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1899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事業有了成效之后，就開始創辦職業教育。張謇在“農工商皆資學問”思想指導下，倡導和創辦各類職業學校。到1920年前后，在南通一地，除了通師曾附設有測繪科、工科、農科、蠶科，女師曾附設有手工傳習所，還陸續創建了工商補習學校、鍍鎳傳習所、女子蠶桑講習所、女紅傳習所等；有培養政工巡警等方面工作人員的法政講習所、巡警教練所、鹽場警長尉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宣講練習所等；培養中高級科技人才的甲種農業學校、紡織專門學校和醫學專門學校（此三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學院）、商業學校、銀行專修科等，共有20多個不同專業的職業學校。僅有百萬人口的南通一縣有這么多的職業學校，在當時的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張謇的職業教育體系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他創辦的許多職業學校是從業余或短期講習所開始，然后發展到中等和高等的職業教育。例如紡織業，為了防止技術人才的造就，1912年在資生鐵廠的空屋內，因陋就簡地辦起紡織染傳習所。到1913年，又在大生紗廠之側捐資建校舍，成立“紡織專門學校”，后來該校成為普通高校的同時，尚辦高級職業班。

張謇十分重視學習的務實和實踐，他要求學生“負責任，如實踐，務合群，增閱歷，練能力”，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相結合，提高實際能力。各類職業培訓和職業學校主要教授專業技能，如女紅傳習所課程有刺繡、美術、倫理、習字、體育等課，但每天有6個小時是學習刺繡課程。張謇還十分重視實習場所建設，強化技能訓練，他重金購置設備，開辦實習工場和技能實踐室。先后建立紡織、針織、金工、“銀行實踐室”等實習場所。他還提出職業教育“首重道德，次則學術”，“德行必兼藝而重，而藝尤非德行不行。”例如紡織專門學校四個學年均安排倫理課程，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重點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要求學生遵守紀律、勤勞儉樸、勇于進取。他在《河海工程測繪養成章程》中提出“注重學生道德、思想，以養成學生高尚之人格”，“養成勤勉耐苦之習慣”。

五、結論

張謇是處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人。由于知識背景和社會條件的局限，張謇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尚比較保守。比如，他主張用封建道德教育學生，反對自由平等，要求學生關門讀書，反對學生“涉外界漩渦”等等，都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在風雨飄搖的近代中國，張謇能夠毅然拋棄仕途，開辦實業以支撐教育，又是值得完全肯定的。而且，他所倡導的“實業救國”的精神，艱苦創業和力求奮進的精神，以及“知行并進”、“學求致用”的學習方法，都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張季子九錄?????教育錄》第5卷，第15頁，張謇著，張怡祖編，上海：中華書局，1932

[2]《張謇的職業教育思想及其特點》張廷棲王觀龍，《教育與職業》1998年第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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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豐子愷；兒童；藝術教育；教育思想；教育目的；竹影

眾所周知，豐子愷不僅是我國著名的畫家、散文家和書法家，更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尤其重視兒童的藝術教育，對此提出了許多具有獨到見解的教育觀點。《竹影》主要講述了年少時的豐子愷和弟弟，以及弟弟的同學借著月光在屋后院子的水門汀畫竹影，并通過爸爸的教導，領悟到了藝術美的故事。這篇散文雖然不長，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窺探出豐子愷的兒童藝術教育思想。

一、藝術教育必須與生活相關聯

豐子愷撰寫《竹影》這篇散文，主要是想通過“畫竹影”這件趣事對兒童進行藝術教育。但月光下的竹影是生活中很常見的景象，隨手涂鴉也是兒童生活中很常見的行為，這樣的取材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想這和他認為藝術教育應該和生活相關聯的思想密不可分。文中孩子們畫竹影這一行為，可以看成是兒童的隨手涂鴉，兒童的隨手涂鴉其實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畫像，是他們思想情感的表現，是他們對于現實世界的所思所想所悟。豐子愷認為，評判一幅兒童畫的好壞，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與生活相關聯，如果一幅兒童畫與生活相關聯，那就是值得稱贊的畫作。同時，他也告誡人們“不僅兒童畫是如此而已，文藝之事，無論繪畫，無論文學，無論音樂，都要與生活相關聯，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藝術的形式、表現的技巧、與最重要的思想感情。藝術缺乏了這一點，就會變成機械的、無聊的雕蟲小技”。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兒童畫也好，文學音樂也罷，只要是有關藝術的就必須與生活相關聯。那么，藝術教育當然也是如此。藝術教育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圖畫和音樂學科，因為圖畫音樂只是“直接的藝術的教科”，藝術教育應該融入一切的學科之中；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教育只有與生活相關聯才能稱之為“完整的藝術教育”。所以，豐子愷取材于“畫竹影”這件趣事來實施兒童的藝術教育，主要是因為竹影這一景物是來自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畫竹影這一行為也是來自于兒童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藝術必須與生活相關聯，兒童的藝術教育當然也必須如此。

二、藝術教育要堅持“兒童本位”思想

當孩子們正在興致勃勃地畫竹影時，爸爸出現了。原文寫道：“忽然一個大人的聲音在我們頭上慢慢地響出來：‘這是管夫人的！’大家吃了一驚，立起身來，看見爸爸反背著手立在水門汀旁的草地上看我們描竹，他明明是來得很久了。華明難為情似的站了起來，他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后，似乎害怕爸爸責備他弄臟了我家的水門汀。”從“大家吃了一驚，立起身來”和“華明難為情似的站了起來，他拿木炭的手藏在背后，似乎害怕爸爸責備他弄臟了我家的水門汀”這兩句話可以看出，孩子們當時是很緊張害怕的，主要是由于他們弄臟了水門汀，這反映出兒童隨手涂鴉的行為在大人眼里是不被允許的。不僅是在那個時代不被允許，就算是在當下，也是會被制止的。那爸爸看見孩子們在畫竹影有什么樣的反應呢？是不是也像其他大人一樣，馬上制止孩子們的行為，并呵斥責罵他們呢？從下文我們可以看出，爸爸并沒有那樣做，或許從一開始爸爸就沒有想過要那樣做，因為文中還寫道了這樣一句話“他明明是來得很久了”，如果爸爸要制止孩子們的行為，應該早就動手了。從爸爸的這一行為中我們完全可以窺探出豐子愷“兒童本位”的藝術教育思想。他在《兒童的大人化》里提到：“大人因不理解孩子，而強迫孩子照大人自己一樣地做人，這是一般的兒童教育上的病根。”“兒童本位”的教育思想是豐子愷教育思想的基礎，他認為我們必須以兒童為本位，充分尊重兒童的天性，不要用大人的標準去約束兒童的行為。文中孩子們畫的竹影就是一幅幅兒童畫，一副“思想感情特殊，而畫技未練的人所作的畫，是‘重興味’而‘輕理法’的繪畫”。“重興味”強調兒童在日常的學習生活和游戲活動中的趣味性和隨意性，“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們為趣味而游戲，為趣味而廢寢忘食”。他們可以將襪子和鞋子脫下來給凳子穿上；吃藕時，用紅線在藕片上有規則的孔中穿出一朵花來；他們也可以將兩把芭蕉扇當做自行車來騎等等，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在成人的眼里，童心就是一種“趣味”。孩子們因為始終保持著一顆童心，所以生活中處處都充滿著趣味。“人生無論何事，第一必須有‘趣味’，然后能歡喜地從事。這‘趣味’就是藝術的。”所以兒童畫完全是孩子們由“趣味”而生發出來的藝術。“輕理法”強調的是兒童繪畫時根本不注意繪畫的技法。因為兒童處于身心發展還不健全的時期，他們根本不懂如何細致地觀察物體的各個部分，不知道如何用線條和色彩去表現眼前的物體，所671周刊以只能粗略地把物體的輪廓畫出來。豐子愷認為“他們本能地將事物去提純、簡化，把事物最重要的特征、最本質的東西反映出來，在提煉簡化這方面，兒童比大人做得好”。因為大人的眼光常常被思慮所迷惑，看不清楚物象本身的姿態，兒童的思慮卻非常簡單，最容易發現物象的本相。可以說兒童畫是忠于主觀，故意把客觀加以變化而表現的畫作，和中國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一切中國畫都是忠于主觀，不肯依照實物而描寫的，兒童畫和中國畫都是主觀派藝術。

三、大人要平等的對待孩子

后文繼續寫道：“爸爸似乎很理解他的意思，立刻對著他說道：‘誰想出來的？這畫法真好玩呢！我也來描幾瓣看。’弟弟連忙揀木炭給他。爸爸也蹲在地上描竹葉了，這時候華明方才放心，我們也更加高興。”從這里可以看出，爸爸不但沒有制止孩子們畫竹影的行為，還自己參與到繪畫中。但前文提到爸爸只是在旁邊看，就像大多數的家長一樣，當孩子們在畫畫時，大人們只是站在旁邊靜靜地看著。那為什么后來爸爸還要參與到孩子們的繪畫中去呢？因為豐子愷曾在《兒童苦》里說，“試看現在的家庭里，桌子都比小孩子的頭高，椅子都是小孩子所坐不著的，門都是小孩子開不著的，談的話與做的事都是小孩子所聽不懂又感不到興味的”，“一切日常生活諸事，都以大人自己為本位，把小孩子當作附屬物，全不參考小孩子的意見，顧到小孩子的方便，或征求小孩子的同意。”他深感世間兒童者的痛苦，所以告誡大人們應該設身處地想想孩子們的生活，應該站在和孩子們一樣的高度去看世界，也就是要大人們平等的對待孩子。當孩子們正在創作“藝術作品”時，應該俯下身去和孩子們一起參與，一起創作，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孩子融入其中，平等的對待孩子。

四、大人要因勢利導設計孩子學習

雖然豐子愷強調要堅持“兒童本位”的藝術教育思想，但絕不是任由兒童胡亂地進行藝術創作，在適當的年齡段，大人們就應該對其技法上的錯誤進行糾正，并補充知識上的不足。所以他認為大人們不僅要參與孩子們的藝術創作，還一定要懂得因勢利導設計孩子學習。在《竹影》中，豐子愷虛擬了一個父親的形象，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強調“兒童本位”的藝術教育思想，尊重兒童的童心、童趣。二是因勢利導提升孩子們的藝術眼光、藝術涵養。文中，孩子們正是在爸爸的教導下，知曉了吳昌碩、官夫人、趙子昂等人；了解了“畫馬的困難在于馬本身上，畫竹的困難在于竹葉的結合上”；懂得了“中國畫不注重‘像不像’，不像西洋畫那樣畫得同真物一樣”；此外，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們明白了“那些竹葉的方向、疏密、濃淡、肥瘦，以及集合的形體，似乎都有意義，表現著一種美的姿態，一種活的神氣”，從而提升了孩子們的藝術眼光、藝術涵養。所以當面對孩子們的隨手涂鴉時，千萬不要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臟亂的、不整潔的、不道德的，非得嚴令禁止不可。然后就要沒收他們口袋里私藏著的炭條、黃泥塊和粉筆頭，邊沒收的時候還要邊狠狠地教育一番，殊不知過了幾日，孩子們的口袋里又私藏了炭條、黃泥塊和粉筆頭，當大人們不注意的時候，他們又會取出這些畫具來，在雪白的墻壁上，光亮的地板上，整潔的門窗上，重新開始他們的藝術創作。這樣的情況屢禁不止，與其去阻止他們，何不因勢利導設計孩子學習呢？這就是豐子愷說的：“所謂培養，就是做父母做小學先生的人，應該趁機助長，修正他們對于事物的看法。助長其適宜者，修正其過分者。”豐子愷對藝術教育的目的有三重解讀。第一，他認為“教育是教人以真善美的理想，使人可以窺見崇高廣大的人世。從人的心理上說，真、善、美就是知、情、意。知情意，三面一齊發育，造成崇高的人格，這樣的教育就完備了。”如果其中有一面偏廢，那這樣的教育就是不健全的。科學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藝術是美的、情的。這是教育的三大方面，所以藝術教育就是美的教育和情的教育，教人“涵養美感”、“陶冶情操”，學會藝術的生活。第二，人的心靈向來是很廣大自由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碰到的釘子越來越多，為了能夠順利的生活下去，我們漸漸壓抑了內心自由奔放的感情。但是那顆渴望自由的心卻一直在悸動，這就是“人生的苦悶”的根源。“藝術的境地，就是我們大人所開辟以發泄這人生的苦悶的樂園，就是我們大人在無可奈何之中想出來的慰藉，享樂的方法”。藝術教育是為了讓人擺脫“人生的苦悶”。第三，他繼承了李叔同的藝術教育觀點：“先識器而后文藝”，識器是辨識藝術的外在形式，然后在藝術形式的辨識中涵養藝術人格，藝術修養，這是一個涵養的過程。由此可以看出，藝術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教人掌握藝術技法，但這只是藝術教育的目的之一，藝術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對人進行人格和德行的培養。

綜上，《竹影》這篇散文體現了四點豐子愷的兒童藝術教育思想。第一，藝術教育必須與生活相關聯；第二，藝術教育要堅持“兒童本位”思想；第三，大人要平等的對待孩子；第四，大人要因勢利導設計孩子學習。

作者:郝益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豐子愷著．豐子愷集［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08．

［2］徐俊西主編，殷國明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48豐子愷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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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主體性和主導性

在教與學的雙向教學活動中，主體性的爭論由來已久。其實在兩千多年前《國語》中，我們會讀到肯定學生的主體作用的篇章。《國語·晉語四》中記載：晉文公問晉臣說，“我想叫陽處父做讙的老師來教育他，能教育好嗎？”晉臣回答說：“這在于讙本人。對本質好而又有賢良的人教導，就可以期待他有所成就。如果本質邪惡，教育他也聽不進去，怎么能使他為善呢！”這次對話從一個層面上，讓我們認識到學生的起點特質，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教育的效果，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價值。

《國語》中不乏與教師主導性相關的文字。《國語·晉語四》晉文問胥臣：“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胥臣還進一步闡釋了教育的作用，這位古代思想家，把教育的本質闡釋得形象具體。在肯定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的前提下，肯定教育的作用，就是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教者不能代替學生，不能完全決定學生的成長，關鍵是發揮指導的作用。

二.有關教育的手段方式

在《國語·楚語》上，我們看到古代教育家，已經注意運用多種教育手段開展教育活動。一曰積極性引導。教育經常用正面教導的手段，使青年按照奴隸社會的道德規范成長。二曰養成教育。讓青年參加各種禮儀，用以禮相待的行為影響他，制訂一些節義準則，約束他的行動。讓他在符合古代道德準則的活動中，逐漸養成好的品德。三曰身體力行。讓他們誦讀《詩經》，接受古代思想精華的滋養；做老師的身體力行，按照古代道德規范去做，從而影響他。四曰正面激勵。當他們做了好事以后，用好的聲譽表揚，肯定，達到鼓勵號召的作用。

三.有關思想品德教育

《國語》用大量的篇章，論述帝王、大臣以及后代子孫優秀的品德，與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的關系。縱觀全書，與《戰國策》相比，講謀略權術少，更著重強調“德為福之基”。

《國語·晉語九》中《智果論智瑤必滅宗》一章，智果是這樣評論智瑤其人的：“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使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一個“不仁”，使“五賢”不僅不能成事，反而促其敗事。《國語》就是這樣看待道德品質與才能的關系的，從中可見當時的貴族對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視程度。

禮儀實際是古代待人接物的行為規范。《國語》中記載禮儀典章制度的文字俯拾即是，如《王孫滿觀師》《曹共公不禮重耳》《鄭文公不禮重耳》《楚成王以國禮享之重耳》《秦伯享重耳以國君之禮》等等。《國語》中把個人的行為規范與自我的成敗，乃至國家的興亡聯系起來，可見其對個人行為禮儀的重視。近年來，國家教育部門和各類學校都相繼制訂了符合時代要求的學生行為規范和準則。這些行為規范和準則，又何嘗不是當代的“禮”呢？

四.有關青年成長的環境

《國語》古版本二十一卷，其中《晉語》九卷。占二分之一的篇幅。《晉語》中，主要記載了重耳的出奔、流亡和復國。《國語》中對重耳這段經歷的重視，正是發現了外在環境對青年成長有重要的影響，逆境中出人才。

《國語》還注意到在青年成長的過程中，性情品質行為會受到朋友、輔臣的影響。讀到重耳必能返國為君，人們都提到與他一起出奔的三個輔臣。《晉語四·宋襄公贈重耳的馬二十乘》章中有：“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孤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御戎，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倫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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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意義： 提升素養，治理國家

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素養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認為人的先天素質是一樣的，是環境與教育的不同使人有了差別。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學習禮樂之道，各有其現實意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盡管當時已有人將孔子稱為圣人，但他始終強調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認為是好古、勤學讓自己有所成，所以他強調“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意思是說，“圣”與“仁”的境界，是可以通過努力學習來達到的。他還強調學習是為了端正和充實自己，不是為了向別人賣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教育是治理國家的根本

孔子認為對治國而言，政令、刑律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如教育更加有效，所以他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重視民生，主張富民，百姓富了就更要受教育以提高素質。他與冉有有以下對話。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這里，孔子談到了先富后教，但其實他始終把教育作為立國之本，放在治國的首位。“足食”“足兵”“民信”是孔子認為立國應具備的三項基本條件。在這三項中，迫不得已時，可以去掉“食”和“兵”，但“民信”是絕對不能去掉的，“民無信不立”，使百姓受教育是取得民信的方法之一。

教育的對象： 有教無類

對于教育的對象，孔子認為“有教無類”。他提出這個主張是有社會和思想基礎的。首先，在春秋末期，原本由統治階級壟斷的教育已經逐漸向民眾開放；其次，孔子認為人是可以改變的，除了“上智”和“下愚”，其他人都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提升素養。

對于“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身體力行。他不僅對自己的兒子無所偏愛――“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招收弟子也是不看貧富、不分等級的，他的弟子中既有貴族，也有被稱為“鄙人”的下層人士，還有像顏淵那樣的窮人。

“有教無類”的思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統治階級之外的普通民眾也能有受教育的機會，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開創了普及教育的先河。當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普通民眾中真正能受教育的還是少數。

教育的內容： 歷史文獻、社會實踐、道德修養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說的是孔子教學的內容，包括歷史文獻、社會實踐、盡心竭力、誠實可信四個方面，而后兩者又可以概括為道德修養。

孔子希望通過教育培養仁人志士，所以他特別重視弟子的道德修養。“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子認為首先應教育學生在家孝順父母，外出敬愛兄長，不多說話，誠實可靠，博愛大眾，親近有道德的人，在有余力的時候，再去學習文獻。

這里的“文獻”指的是孔子整理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

歷史文獻的學習，能使人掌握文化知識，同時還能提升道德修養。比如，孔子以《詩》來教育感化百姓，認為“詩教”能讓人變得文明禮貌、溫柔敦厚。他教育兒子伯魚“不學《詩》，無以言”；對子貢和子夏在讀《詩》過程中的感悟異常高興，“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予者商也”，語氣中透露出無限欣慰。

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與《詩》的學習同樣重要的還有禮和樂。禮是道德標準，是立足于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都說明孔子對禮教的重視。

而通過自己學習音樂的體會，孔子充分認識到“樂教”的巨大作用。他平時擊磬、彈琴、唱歌，即使處在困境之中，也弦歌不絕。在武城，聽到弦歌之聲，他高興地與弟子開起玩笑來。見到曾皙鼓瑟的從容淡定，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但僅有文獻知識是不夠的，孔子十分重視社會實踐，強調要“篤行之”。他經常帶領學生周游列國，一方面向各國統治者進行游說，一方面讓學生在實踐中增長知識和才干。

當然，以上三點僅是孔子教育內容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比如孔子還十分重視技能教育。除了“禮”“樂”知識，他也要求學生學習“射”“御”“書”“數”，顯然，孔子想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才。

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孔子不太重視科學知識，甚至鄙視生產勞動――孔子曾評價“請學稼”的樊遲是“小人哉”，這是他教育思想的消極方面。

七大教育原則及方法

平等對話――孔子與弟子的關系非常和諧融洽，師生感情深厚。“沂水春風”就是突出一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陪孔子，弟子們不僅毫無拘束地自述志向，還反問了孔子一些問題，孔子一一加以指點。

因材施教――正因為孔子善于因材施教，所以他的弟子各有專長――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針對子路與冉有同時提出的“聞斯行諸”，孔子作出不同的回答，對此他解釋道：“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誨人不倦――孔子從三十歲左右開始辦學，四十多年來從未間斷教學活動。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他始終本著耐心說服的原則，即使學生屢犯錯誤，他也從不嫌棄。例如子路的性格比較粗暴，“卞之野人，以黎藿為食”，孔子仍不厭其煩地教育他，培養他成才，并與他建立起情同父子的關系。

身教重于言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話雖是對施政者說的，但同樣適用于教育。孔子重視身教，甚至有過不再有所言說的念頭：“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啟發式教學――孔子特別注意對學生進行啟發誘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他與子貢、子夏討論《詩經》的內容時，就以“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繪事后素”的回答啟發他們自己思考領悟。

溫故知新――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是指溫習舊知識，就能得到新的體會、新的發現，這是孔子治學經驗的總結。

學思結合――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認為只學習不思考是沒有用的，子夏對此作了具體的闡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說，廣泛地學習，堅持自己的志趣，誠懇地發自內心并且認真思考當前的問題，仁德就在這里面了。

【練一練】閱讀材料，然后回答問題。

1. 子之武城①，聞弦歌②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注】 ①武城：魯國的一個小城，當時子游是武城宰。②弦歌：以琴瑟伴奏歌唱。弦，指琴瑟。

（1） 在“割雞焉用牛刀”的比喻中，“割雞”與“用牛刀”是喻體，材料中與其相對應的本體分別是什么？

（2） 子游引述孔子的話有什么用意？請簡要說明。

2.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1） 材料中“問一得三”中的“一”和“三”分別指什么內容？請用自己的話概括。

（2） 材料體現了孔子怎樣的教育原則？請談談你對這一教育原則的認識。

【參考答案】

1. （1） “割雞”對應治理武城縣，“用牛刀”對應運用禮樂之道。

（2） 子游引述的孔子的話意為“君子學習禮樂就能愛人，小人學習禮樂就容易使喚”。可見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都要學習禮樂之道。所以，武城雖小，作為縣宰也要用禮樂之道教化百姓，使君子和小人各安其分。子游用孔子自己說過的話巧妙地反駁了“割雞焉用牛刀”的比喻。

篇(6)

［關鍵詞］道德經；尊道貴德；返樸歸真；生命教育

《道德經》被譽為“生命的大智慧”，它強調尊道貴德、貴生重生、無為自化、利而不害，這不僅與現代生命倫理學“尊重生命”的宗旨和“自主”、“有利”、“不傷害”等基本原則多有相通，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為探索生命的奧秘，提高生命的質量作出了富有啟示的論述，深刻地闡發了道德與生命的內在聯系，并具體落實為“見素抱樸”、“柔弱不爭”、“儉嗇寡欲”等養生之“德”，以圖教育人類通過修德悟道的實踐活動，超越如同“白馬過隙”般短暫和有限的自然生命，在無限的時空中建構人的道德生命，實現“死而不亡”、與道合真的人生理想，從種種對于生命的糟蹋、浪費和無知的“失道”狀態中覺醒，珍愛生命，善待生命，道德地安排生命，讓我們的自然生命和道德生命更為精彩！

一、道生德蓄，尊道貴德

道德與人的生命有何種內在聯系，人何以應當道德地對待生命，又如何讓自己的生命活動更加合乎道德，從而讓短暫、有限的自然生命獲得道德之滋潤而在時空中綿延并激發出更燦爛的光芒？這是古往今來的哲人孜孜以求的重大課題。對此，蘊含著生命大智慧的《道德經》作出了凝煉、深刻且極富啟示意義的回答：道生德蓄，尊道貴德。第五十一章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上文說的“道德”，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外在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而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范疇。“道”乃是人類以及宇宙萬物造化之本源和根本規律，是一種本源性、生長性的力量，它生長萬物，而又分化于、內在于萬物之中。“道”分化于萬物之中的本性即是“德”。“德”是“道”貫通于事事物物而展現出來的內在本性，是“道”落實到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的行為原則和彰顯于各種具體道德情境中的正當之行，體現為人類遵“道”、從“道”而行的品行。正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注:第二十一章。]可見，“道”和“德”是二而一的關系，故老子將“道”所具有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注:第十章。]的特性又稱之為“玄德”。

人既然由“道”所生，受“道”所支配，故人若希望健康地生存和發展，必須合“道”而行，遵循自然、社會以及各類事物的客觀法則——“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但這種對“道德”的“尊”和“貴”不是由于外在的強制，而是一種內在生命的要求：“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是一種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自律原則，順之則生，逆之則亡；亦是行為主體對于自身內在生命根源和自我本性的崇尚。因此，所謂尊道，即是尊奉“道“這一世界本源和根本規律；所謂貴德，即是因任“道”貫通于個體生命而展現出來的本然之性，遵循“道”落實于個體道德實踐層面及社會生活層面的道德要求。“尊道貴德”的主張是針對封建仁義禮法所產生的人性扭曲以及道德的外在化、功利化和虛偽化等弊病進行反思而提出來的，它反映出老子試圖糾偏補弊、回歸道德之源頭的期盼，更是老子對于生命本質和生命的理想存在狀態的精辟詮釋。

“道生之”對于人的存在體現為一種生長，而“德蓄之”則體現為一種蓄養、護衛的功能，“德”是維護、保養人的生命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道德經》中，“德”具體表現為柔弱不爭、儉嗇寡欲、抱樸守真以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等道德要求。而尊道貴德即是要人們自覺地遵循這些道德要求。但與通常外在的、具有某種強制性的道德規范有所區別的是，它們是“道”這一生命本源的本質特性，是保持身心健康所必需，是發自內在生命的需求。因此具有“莫之命而常自然”的特點。以下我們對其分而論之。

二、返樸歸真，防微杜漸

讓生命合乎“道德”的要求，避免非“道”的狀態，這是《道德經》生命倫理的核心。而抱樸守真則是合道的首要原則，因為“樸”是道的基本屬性。《道德經》第三十二章中說：“道常無名，樸。雖小，萬物莫能臣也”。第二十五章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文所說的“樸”、“自然”皆是指未經雕鑿裝飾的本來如此、自然而然的狀態，這實際上也就是生命誕生之初身體內信息系統和諧有序、陰陽平衡的狀態。

但是，人在出生以后，由于外在物質環境的不良影響或感官欲望的牽引，人的行為常常違背道、德，與道日益相隔，離道越來越遠，故體內的和諧有序狀態日益遭到破壞，日積月累，演化成各種疾病，遂至不可收拾。故老子告誡人們，養護身體必須防微杜漸，未雨綢繆。《道德經》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注:第六十四章。]。當事物還處于安定時容易把持，未有征兆時容易謀劃，脆弱時容易破解，微小時容易消散。故要在平日注意保養身體，將疾病的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之中。同時，還要通過一系列自我調整和修養，恢復到出生之時的和諧有序狀態，“復歸于嬰兒”[注:第二十八章。]，“見素抱樸”[注:第十九章。]，“復歸于樸”[注:二十八章。]，才能夠達到與“道”相合的生命理想境界，成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的“大丈夫”[注:第三十八章。]

返樸歸真、“治于未亂”等思想后來被中醫學和養生學發展為“不治已病治未病”、“養元保精”、“調和陰陽“等調治原則，充分體現出《道德經》生命智慧之高妙和實踐價值。返樸歸真、防微杜漸等思想具有重要的養生作用。臨床經驗證明，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合理的生活方式，潔身自好、真誠質樸、無欺無詐，才能無疚無愧、心志平和、陰陽平衡，形成健全的免疫機制，遠離疾患的侵擾。同時，在與他人交往時，以誠相待，與人為善，才能形成和諧融洽的人際環境，置身于這種環境，必然心情愉悅輕快，有益于身心健康。相反，虛偽狡詐，好用心機，或者矯情曲性，故作姿態，必將導致焦慮、煩惱、后悔等不良情緒甚至產生精神衰弱癥，侵害人的免疫系統。現代心理學實驗也證明，人在說謊之時，心跳加快，情緒緊張不安；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或猜忌等不良心態亦將直接損害人的身心健康。可見，虛偽欺騙，猜忌無信，無異于給自己套上精神枷鎖，是養生之大害。

三、柔弱不爭，慈讓利人

《道德經》認為，柔弱是“道”發揮其功用的方式，體現出“道”所具有的柔性力量，此即所謂“弱者道之用”；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不爭之德亦是“道”所體現出來的最高的“玄德”。

柔弱是老子基于對生命的生長興滅過程的觀察而總結出來的辯證智慧。《道德經》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注:第七十六章。]柔弱的一類事物往往更有生命力，而堅硬剛強的一類事物往往容易被毀壞；柔弱的反而能勝過剛強的：“強梁者不得其死”[注:第四十二章。]，“柔弱勝剛強”[注:第三十六章。]。從心理調節的角度來看，守柔更優于執剛。唯其“柔”，才能保持恬靜安適、心平氣和；而執剛則往往使人逞強好斗，激化矛盾，增添很多無謂的煩惱，引起各種心理障礙。不爭又是老子從天地自然中體悟出來的哲理。老子認為，大自然默默地哺育萬物，不爭己功。正因為如此，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成就自己:“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注:第七章。]天地的重要特性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注:第十章。]。大自然默默地哺育萬物，不爭己功，正因為如此，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道德經》通過天地“不自生”卻能“長且久”、“不爭而善勝"這一事例，引導人們體悟無私、利人的生活態度和精神境界對于個體的養生延壽、拓展生命的價值，這就是：“外其身而身存”[注:第七章]，“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注:第八十一章。]這就啟發人們，付出和奉獻才能更好地充實生命，實現生命的價值，獲得和諧發展的人際環境。

從生物學層面的意義來看，慈讓不爭之德亦有利于保持泰然自若的心理狀態，這種心態能把血液的流量和神經細胞的興奮度調到最佳狀態，從而提高機體的抗病能力，實現身心之間、體內各個系統之間的和諧有序，促進軀體健康。相反，唯利是圖，唯我獨尊，必然損害他人利益，造成人際關系惡化，引起諸多煩惱和心理問題。

可見，《道德經》柔弱不爭的生命智慧，能夠幫助我們更明智地對待個人利益，保持心態的平和與人際關系的和諧。這不僅對于身心健康和生命的健全、發展十分重要，更有助于個體認識有限的個體與人類乃至天地萬物在本源層次上的相通一致，從而對于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人類與天地宇宙的本質聯系有更為深刻的把握，提升個體生命的意義。

四、身重于物，儉嗇寡欲

老子將儉嗇奉為立身處世的“三寶”之一，將“少私寡欲”作為日常飲食起居的重要養生保健原則。應該指出，老子所要節制的“欲”是指感官享樂、名利財富等欲望。他們認為，沉溺于聲色滋味等感官享受，受制于名韁利鎖，不僅會大大地損害身體，更會妨礙體悟大道。因此，老子倡導“少私寡欲”，恬淡儉嗇，節制物質欲望或個人私欲。

老子更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注:第十二章。]這種激烈而極端的話語指出了感官享樂對身心健康的危害，并且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嗇”這一“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為了防止人們孜孜于名利財富而傷害身心健康，老子語重心長地提醒人們說：“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注:第四十四章。]眾所周知，私欲膨脹乃是促使人們絞盡腦汁爭奪名利財富的內驅力，而動機是與需要密切相聯系的。《道德經》的上述話語啟示人們，生命才是最寶貴的，一旦失去則不可復得。懂得了這一道理，便不會為聲色財富這些個人私欲所牽累，自然能夠在實踐中做到去奢去貪，崇儉節欲，從內心深處認同儉樸廉潔等道德要求，將其化為自身的品德。這是從人們貴生、養生的基本需求出發，通過確立珍愛生命這一價值取向，來調節人們的需要結構，從而淡化人們對于一己之私欲的過分貪求，淡化小我，不為物累，以求得心靈的安和與精神的自由，正如《道德經》所言：“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第十三章。]如此，才可望實現體悟大道的人生理想。

可見，儉嗇寡欲等道德要求不只是簡單地服從規范，而是直接與人的生命、生存和理想追求緊密相聯的。它們與人的內在生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是一種內生性的道德需求，而不是外在的強制性規范，對于這些道德要求的踐履正是一個趨道、近道、悟道的過程，是實現得道、合道之人生理想的必由之路，亦是蓄養和呵護由“道”所生之性命的必由之路。

《道德經》道生德蓄、尊道貴德的生命智慧將道德要求與保持身心健康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正確地揭示了人的道德狀況與身心健康之間的密切關系，與現代心身醫學和心理治療理論多有相通，更為當今改革道德教育的方法、開展生命教育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資源。它能夠更為有效地激發起人們的道德需要，促使抱樸守真、儉嗇寡欲、柔弱不爭等道德要求不僅依賴于人們的道德自覺得以恪守，而且依托于人們對于生命的珍惜和熱愛而得以愉納。這不僅能為當代生命倫理學研究注入中華民族的智慧，為建構具有中國氣質的生命倫理學提供豐厚的文化資源，而且有助于世人更為自覺地、合乎道德地安頓自己的生命，確立有中國特色的整體健康觀念，促進從個體心靈的和諧到人際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

［參考文獻］

［1］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

篇(7)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疏導教育法

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方針的提出豐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和視野，體現了堅持以人文本的原則，也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眾多實施方法中，疏導教育法始終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占據著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一、疏導教育法的含義

疏導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重要實施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中的疏導教育法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遵循人的思想活動形成與發展規律，對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通過疏通引導，創造條件，讓其充分表達，又善于引導，從而幫助人們理順思想障礙，提高思想認識，選擇正確行為方式的一種方法。

早在我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就有了“道法自然”。這一關于疏導教育法的言論。“自然”是使事物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自然而然地發展。在當代，疏導的原意是疏通和引導，疏是開浚、疏通、開拓，消除之意，導是啟發、引導、選擇之義。疏通與引導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疏通是引導的前提，引導是疏通的目的和必要繼續，疏通離不開引導，引導離不開疏通，二者必須融合在一起才能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必須堅持疏導結合。

疏導教育，不僅要重視疏導的過程，而且要重視疏導的結果，要疏通人們的心理和思想，影響人們的心理狀態，改善或改變人們的認知、信念、情感、態度和行為等，以達到降低或解除不良心理狀態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社會適應能力的目的。

二、疏導教育法的基本方式

（一）疏導形式

1.集體疏導

集體疏導是針對一定數量的群眾進行的疏導，目的是解決組織內的矛盾和群體的突出問題。集體疏導的形式很多，有溝通協商、民主討論、干群對話、問題發生現場的疏導等形式。組織和群眾之間的疏導教育是在一定的場合、一定的時間內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隨著我國社會組織出現的多樣化發展趨勢，集體疏導成為了疏導教育在當代中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方式。

2.個別疏導

個別疏導是針對個別人進行的疏導，其形式主要有個別談話、個別訪問、書信談心等形式，著眼于解決個別教育對象的思想與行為問題。個別疏導是靈活性與經常性相統一的疏導形式，教育主體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的對教育客體進行疏導教育。在當代，由于我國公民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個別疏導也成為疏導教育在當代中國的思政教育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

（二）疏導手段

1.分導

分導是教育主體針對某些情緒強烈、沖擊性大的群體意識和行為而采取的分散而導、分步而導、分頭而導的方式。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思想與行為都要受到種種社會關系的影響與制約。因此，教育主體根據教育客體的社會關系，有針對性的對教育客體進行引導是非常有效的。

2.利導

利導，即因勢利導，是教育主體抓住有利的教育時機和事件，順勢展開深層次、寬輻射引導的方式。教育主體要掌握思想發展的規律和發展趨勢，利用教育的有利時機和有利條件，充分發揮教育客體的自身的積極因素，對其進行有效的因勢利導。這種擇機而發的疏導手段，能取得水到渠成的教育功效。

3.開導

開導，則是開啟教育對象的認識視野，擴展其認識和思考問題，進而得出正確結論。教育者在開導教育對象時，要幫助他們以系統的、全局觀點看待和思考問題；用長遠的，發展的眼光認識人們的思想活動。這種疏導手段，具有引導教育對象轉變狹隘認識和行為的功效。

4.勸導

勸導是以事實和道理作依據，引導教育對象認識錯誤思想和行為必然產生的不良后果，規勸其放棄原有的錯誤思想，回到正確軌道上來。教育主體就要通過擺事實和講道理，使教育客體認識到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認識并接受正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放棄錯誤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三、疏導教育法的基本要求

（一）必須有利于疏導教育目的的實現

疏導教育要實現提高人的思想認識的目的，就必須通過運用一定的疏導教育方法開展疏導教育活動。提高人的思想認識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可以采用分散而導、分步而導、分頭而導、因勢利導、啟發誘導等具體疏導教育方法來實現展疏導教育目的。雖然多種疏導教育方法可以實現同一個疏導教育目的，但在運用疏導教育方法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要必須有利于疏通教育目的的實現。

（二）必須與疏導教育的內容相協調

疏導教育方法必須與疏導教育內容相結合，達到一種協調狀態，才能對疏導教育對象產生的思想認識問題起到積極的疏通與引導作用。疏導教育主體在選用疏導教育方法時，必須把疏導教育方法和疏導教育內容能否相協調作為考察評估疏導教育方法的重要尺度和衡量依據，必須做到所選用的疏導教育方法和疏導教育內容兩者之間達到最佳協調狀態，才能有利于人們的思想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