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說話藝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格拉仄姆布魯斯，爵士樂，寵兒

作為非裔美國黑人作家的代表，莫里森深受黑人傳統文化及歐美文化的雙重影響。她曾多次談論音樂的力量以及音樂對她作品的影響，并認為音樂是一種理想的藝術形式。無論從敘述手段或是思想內容而言，莫里森的不朽巨作《寵兒》處處滲透著她對爵士樂的自如運用和發展。

當黑人從非洲大陸被帶到美洲的那一刻起，貧困奴役的生活長期壓迫著背井離鄉的黑人們。1865年，雖然黑奴獲得自由，但他們的生活依然貧困潦倒，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自故土帶來的音樂，他們自娛自樂，吟唱自己的勞動號子、贊美詩、圣歌。黑人民間音樂遇上歐洲古典音樂，融合當時的流行音樂，創造出爵士樂的雛形。

19世紀末，拉格泰姆（Ragtime）盛行。拉格泰姆，稱為散拍樂，其主旋律數量不固定，演奏略帶即興。貧苦的生活使的拉格泰姆演奏者沒有機會學習到正統專業的樂理知識，但通過對歐洲音樂的效法，他們又嚴格按照音符節拍進行演奏。循規蹈矩又即興的演奏給聆聽者以節奏起伏的震撼，蘊含其中的掙扎表露無遺。正如法國爵士樂研究專家呂西安·馬爾松所述：“好像在歐洲，一些為養老院家庭舞會或者茶舞會的老小姐，苦于找不到頑皮的表達方法”（呂西安·馬爾松， 2005:33）

布魯斯（Blues）由人聲敘述，配以樂器伴奏，使演奏者與聽眾間形成微妙的溝通和情感的共鳴文學藝術論文，其旋律憂傷纏綿，包含對世事的感傷和內心的痛苦，對生活與愛的向往和擺脫束縛的渴求。

“爵士音樂直接來源于布魯斯，它的特征也與布魯斯有聯系。爵士樂演奏者用樂器模擬演唱者的歌喉，風格和悲傷的情調…鼓勵演奏者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演奏者同時又是作曲家…便需要摻入演奏者的思想感情和演奏方式”（艾琳·索森，1983:420）爵士樂的曲譜僅有個輪廓，演奏者依據輪廓自由發揮。切分自由，演奏靈活，富于變化，激發了爵士樂自由開放的曲風。

一 格拉泰姆式的掙扎

1.愛而弒之

奴隸制下，奴隸及其子女都被歸為奴隸主的私有財產，黑人女奴更被視為可再生產的一種工具。奴隸主往往已扭曲甚至喪失人性，將女奴當成是泄欲和繁殖新奴隸的工具。他們掌握奴隸的生殺大權，可以將奴隸買賣出租，儲存典當。在了無人性的奴隸制下孕育出的濃烈畸形的母愛成為小說《寵兒》的中心線，貫穿故事始終。奴隸制畸變原本偉大的母愛，使母親不得不用殺死孩子的極端行為來保護子女免遭奴隸制的侵害。塞絲對奴隸制充滿仇恨，但根深蒂固的奴隸制使她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為使孩子不被奴役，她唯一的辦法是殺掉自己的孩子，將他們送到安全的地方——上帝那兒。

殺死自己的嬰孩有悖人倫，殺嬰源于母愛更有悖常理。但發生在塞絲身上卻可以理解。塞絲她深愛自己的孩子，沒有孩子她就“無法呼吸”，她可以承受虐待毒打，卻不能原諒學校老師的侄子搶走她的奶水。奶水是唯一能給孩子的愛，“除了我自己的孩子，誰也不能再得到我的奶水。”她對孩子的愛毋庸置疑，但就是母愛將她逼入兩難的境地，沒有孩子她“無法呼吸”，若孩子繼續留在身邊，他們又將經歷她曾經的痛苦。她的“愛太濃烈”，她寧愿自己“無法呼吸”也要把孩子送往安全的地方。

2. 丹芙的矛盾情感

在塞絲逃跑途中，丹芙出生了。雖然過程驚險波折，但丹芙最終順利活下并健康成長。但塞絲的弒嬰行為使整個124號處于社會群體甚至是黑人群體的鄙視排斥中。外人的疏遠加上塞絲的過度保護，使丹芙完全與外界隔離，“沒有人跟我們說話。沒有人來。男孩子不喜歡我，女孩子也不喜歡我”。在家中，怨恨的鬼魂嚇跑了兩個哥哥。自從哥哥逃跑后，祖母整天沉迷于色彩研究，母親沉浸于對死去女兒的懺悔中。丹芙雖然在物質生活上衣食無憂，但在精神層面上，她卻從未被真正的關懷。她被家人忽略，被外界孤立。無窮的孤獨感使她將長期以來騷擾124號的鬼魂當作自己的唯一伙伴。這段一廂情愿的友誼看似詭異，但對于長期處在寂寞中的丹芙而言，那是唯一心靈的依靠。但是保羅·D來了，趕走了作亂的鬼魂，也趕跑了她孤獨世界中唯一的伙伴文學藝術論文，他甚至將唯一還在乎她的母親的注意力也轉移了。被孤立的感覺使她將女孩寵兒當作另一精神寄托，她想要徹底得到寵兒所有的注意力。生平第一次，丹芙有了被需要、被重視的感覺。她將寵兒當作另一個自我。當她發現寵兒回歸的唯一目標是塞絲，面對越來越虛弱的母親，丹芙開始擔心寵兒會殺死母親。為了拯救母親，她走出124號，向社區人求救，最終趕走寵兒。

塞絲畸變的母愛及丹芙和寵兒間矛盾的皈依，矛盾又成其自然，向讀者展示了拉格泰姆式矛盾掙扎的風格。

二 布魯斯的憂傷

1. 西克索的悲劇

西克索是《寵兒》中不甚起眼的人物，但他卻是“甜蜜之家”男黑奴中一個特殊的存在，他是莫里森在《寵兒》中塑造的一個完美黑人的形象。莫里森形容他“靛青色的西克索長著火紅的舌頭”。靛青色是一種穩重沉靜的色彩，讓人聯想到廣闊深邃，但又不失孩童的天真。用這樣的詞來形容西克索實在恰當不過，西克索知道料理食物；知道作為人類追求愛的權利，他歷經千辛萬苦，只為見他那“三十里地女人”一面，“為了讓他的血統后繼有人”，“西克索是唯一不因渴望塞絲而癱瘓的人”。

西克索曾是溫柔沉靜的，而且說英語。在其他黑奴都甘于生活在“甜蜜之家”服從加納先生的統治時，西克索已經預知他們的未來不會美滿，現在的生活只是五彩泡沫。西克索深思熟慮、知識豐富。他們的逃亡是由西克索設計的，因為在每次和“十三里地女人”的約會中，他清楚記下了“甜蜜之家”以外的地形路線。只有西克索敢于質疑并反駁“學校老師”“定義屬于定義者，而不是被定義者”的觀點，他無疑是一個善于雄辯、邏輯清晰的智者。

西克索的舌頭是火紅的。紅色是《寵兒》中大量運用的一個色彩意向。紅色之于不同人物擁有不同的含義，對于寵兒，紅色是死亡、暴力和奴隸制的殘酷、人性的血腥；對于保羅·D，是自由與勇氣的想往；對于愛彌爾是希望與光明。對于西克索，火紅的舌頭包含了正負面的所有情感。早期的西克索，對未來充滿渴望，他火紅的舌頭代表對自由的向往。逃亡失敗被抓時，他放任自己瘋狂，用火紅的舌頭唱歌大笑，西克索從不笑，“他平生只大笑過一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西克索沒有堅持到最后，他最終仍被奴隸制摧毀。他不再說英語，這是對未來的絕望，亦是對英語這種白人語言的反抗。最終，他在大笑中被活活燒死。西克索微笑著迎接死亡，給人心酸悲傷的感覺。才為他自己乃至所有反抗非人性待遇的黑人保有了生的尊嚴。

2.貝比·薩格絲的含恨而終

貝比·薩格絲一共有八個兒子，雖然其他的孩子不是死了就是下落不明，但她還有最小的兒子黑爾陪伴在身邊。相比其他女奴，貝比·薩格絲無疑是幸運的。加納統治時代的奴隸們擁有相對稍寬裕的生活，甚至令黑爾可以出賣勞動力為貝比贖回自由身。

長期被奴役后突然獲得自由，貝比被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震撼了。獲得自由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掉自己的名字。對于她來說，這是自由意識的實際象征。不僅自己擁有自由的意識，她還想要將這種意識傳遞給社區的其他人。她成為一個不入教的傳道師。她在“林間空地”布道文學藝術論文，號召黑人熱愛自己，熱愛自己的身體。

然而，親眼目睹社區人的背叛與嫉妒，看著賽絲被迫殺死自己的女兒被警察帶走而她卻束手無策，貝比心中剛建立起的信念徹底崩潰。最終她選擇封閉自己，玩味無法對她造成任何傷害的色彩打發時間。終其死去，貝比也沒能擺脫心中的恨意，找回迷失的自我。

西克索從未笑過，唯一一次大笑，卻是在死亡之時；貝比·薩格絲擁有自由與自我信念的權利，卻被推進虛幻的色彩世界，含恨而終。對西克索和貝比而言，死亡不是結束而是解脫，是新的開始，但就是這樣不正常的死亡，現實而悲哀，傳承了布魯斯哀傷的風格。

三 爵士樂的開放

1.開放的結局

小說最后一字雖已完結，但情節卻似乎沒有完結。作者留給讀者一個全然開放的結局， 一個想象的空間：寵兒是否真的是塞絲的女兒；黑爾是否真的死去；塞絲最后是生是死，與保羅的發展又是如何。

寵兒的到來和離去都充滿神秘感，她沒有交代她從何而來，只說她從水里來，她的脖子“周長不足一個茶碟”，她的名字和塞絲為死去女兒墓碑上刻的名字一模一樣。種種跡象顯示她就是塞絲的女兒。推斷是如此，但小說卻又暗示她好像只是一個逃跑的女奴。關于黑爾，我們只知道他瘋了，失蹤了，臉上涂滿牛油和酸酪，自己在嘴上勒著鐵嚼子。我們甚至難以確定他是怎么瘋的，是因為看到了自己的妻子被，還是因為意識到自己作為奴隸的悲哀。他是活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或是已孤獨的死去。

對塞絲和保羅·D，小說的最后一幕定格在貝比薩格斯的病床上，塞絲在等死，保羅·D努力勸說，希望她回到過去。保羅走出自己迷失的內心，編織著未來屬于他們的美夢。但最終塞絲是否從寵兒離開的痛苦和殺死女兒的悔恨中走出來，并與保羅幸福的生活，都仍是未知數。

小說雖已完結，故事仍可持續，讀者可以在反復閱讀中尋找想要的答案。開放的結局，不同的讀者心中自有不同的詮釋。這就是爵士樂開放自由的體現。

2.最后的解放

貝比·薩格斯，塞絲，丹芙是美國黑人女性在認識自我，尋求自我，塑造自我旅程上的三代標志性形象。貝比開始產生自我意識，并期望通過傳教的形式向其他黑人傳遞這一想法，但最終卻在深受打擊后崩潰文學藝術論文，預示了第一代黑人女性尋求自我意識的失敗。

塞絲是個極富自尊的黑人女性。這或許可成為推動她尋求自我意識的內在特質。殺死寵兒后，她一直活在悔恨痛苦中，當寵兒到來之后，塞絲將已蠢蠢欲動的自我意識建立在寵兒身上。這是種危險的行為--自我意識怎能建立在她人身上。因此，當寵兒消失后，她好不容易才剛建立起的自我意識消失殆盡，第二代黑人女性自我意識的尋求也以失敗告終。

丹芙從未受過奴隸制的摧殘，雖然孤獨的環境造壓抑了她對自我意識的認知。但長期的寂寞鍛造了這個孤獨小姑娘勇敢堅強的內在。因此，為了保護母親，她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在尋求幫助的過程中，她的自我意識逐步累積。成功趕走寵兒，保護了母親，她甚至還將去念大學，這昭示著第三代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識追求之路終于成功。

這種思想解放與開放的結局，體現了爵士樂自由開放的音樂特性。在成功地尋求自我意識變為可能之時，就是黑人女性甚至是整個黑人種族的民族意識得到解放之時。

爵士樂在非裔美國人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無可替代的。在深受爵士音樂特性的影響下，莫里森小說貫徹爵士樂發展三部曲的步調，從拉格泰姆掙扎矛盾性，到布魯斯的悲傷基調，直至爵士樂的自由曲風，在《寵兒》小說中處處有所體現。《寵兒》的思想內容與黑人爵士樂發展歷史的契合這一音樂特性，體現了莫里森對黑人傳統文化的熱愛，對黑人歷史的緬懷，也讓讀者體會黑人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莫里森正是通過爵士樂的特點，向族人呼吁熱愛自己文化的同時，弘揚自己的歷史文化的。

參考文獻：

[1]MUSIC - Mendi + Keith Obadike[DB/OL]./blacknetart.com/Morri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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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許曉萍.《論<寵兒>中色彩的象征意義》[J].宜春學院學報. 2010, 32(1)

篇(2)

[關鍵詞]文學;文藝;人民性

[中圖分類號]I0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6-0065-02

在當今話語轉型的大環境中,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文學的人民性依然沒有淡出理論研究的視野,文學的人民性問題的當下思考和討論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主題。同時,頻繁更新的社會現實及文學現象之下,對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觀群體價值定位,而趨向于對民本、邊緣等個體價值的發現和強調,甚至由此過渡到將文學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學形式層面的邊緣性。文學的人民性作為一種文學理論和審美尺度,在我國曾一度遭受冷遇乃至被否定,給批判繼承文學遺產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學事業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損失。現在,我國社會發展已進入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階級關系和時代特點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的概念和社會的任務都有了新的內涵。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論證文學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學實際存在的一種社會屬性。“文學的人民性”這個特定概念是用來說明文學與人民群眾的關系的。從這個概念質的規定性以及文學的社會功能來看,它的生命力應該是永恒的,它的意義應該得到充分肯定。

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學道德最主體的內涵。因此,文學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當文學的人民性普遍喪失并形成危機的時候,能夠救助這種危機并成為文學重建之重要一維的便只有人民性。

高爾基曾經說過:“知識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民眾說話,反映民眾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馬克•吐溫這些偉大作家一樣,他們作品中的人民性也相當鮮明。

人民性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俄國文學辭典里,還可譯作國民性、民族性或群眾性。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認為:人民性產生于18世紀中葉俄羅斯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流派之中,19世紀俄國進步的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指出,民族生活不是統一的,它有民眾的生活和“有教養的社會”的生活,即貴族的生活兩種;而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寫農民的命運;文學的人民性在于無情地批判統治階級,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于真實而深刻地描寫現實生活。很明顯,進步作家理解和認同的人民性是針對當時文學中的貴族性而提出來的。

在別林斯基率先使用之后,后來的許多俄羅斯理論家都談論過這個概念。烏賓斯基在《土地的威力》中說,作家尤其是“人民知識分子”不應該迷戀和縱容那種“動物界和叢林界中信奉的真理”,而是應該把“上帝的真理帶到民間去”,“他們扶起被無情的大自然拋棄、孤苦伶仃聽任命運擺布的弱者。他們幫助,而且總是以實際行動幫助人們抵抗動物界真理的過份兇殘的進逼”。文學藝術的人民性是文學藝術和它的創造者和人民的聯系,人民大眾的生活在文學藝術上的反映,勞動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學藝術上的表現。從作品的角度來說,人民性就是要表現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與期待,也就是反映勞動群眾的利益;從作家的角度來說,人民性就是創作主體的對待人民的態度問題,同情人民大眾,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愿望,代表他們的利益。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學歷史的大國。早在《詩經》年代,文學就有著采民風、觀得失的功能。從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著反映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傳統。即使在“五四”中,仍然涌現出了像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等一批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關注民生,都有著一種濃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文壇在春風頻吹下逐漸解凍,無論是被冠以“朦朧詩”的“崛起的詩群”,還是以知青題材為代表的“傷痕文學”,幾乎都是以反映現實、對現實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動文壇的。也就是說,中國文學的改革開放,最初便是以現實主義的旗幟撞破堅冰、打開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傷痕》、《天云山傳奇》、《芙蓉鎮》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學稱為“新現實主義”文學。

這里需要強調一個問題,在張揚現代中國文學人民性精神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一種偽人民性有所分別。它們以人民的身份出現,而在所指層面,是極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與這種政治概念共生的權威性“超人”。在一種貌似雄壯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揚的人民性因為附和時代共鳴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層虛偽的色彩。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掩蓋、抹殺了“我為人民鼓與呼”的正義聲音而企圖制造出一派處處鶯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換了內涵的人民性是我們當下重倡人民性精神應該警惕的。

人民性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當下知識分子的一種道德理想。人民性包含著深厚的對于黎庶的真實關切,一個真正的人民知識分子,對于人民的生活理所當然地應該采取“介入”的態度。

今天,我們倡導文學的人民性,并非對現實主義的簡單回歸和瞬時的感性沖動,而是有著深刻的背景和所指,是文學重新歸屬大地為人類植根而努力的一個向度。作為當下文學危機中使知識分子重拾道德理想的出發點,人民性是危機中重建的重要一維。文學應該是創作者和他的文本世界對于外在世界的張望,是對于他人(也可能是對立的)基于人性意義的關愛,是對自己的也是對他人的生存權利的尊重。它在表現的過程中可能是情緒化的,但卻出于一種人文的理性。它不是一種用來規范所有人的道德模式,但卻是當下知識分子為抵御政治權力和經濟的合謀侵害所提出的一個最切實的話語命題。盡管在它面對現實時,仍不免帶有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

文學對人民性的守護不是要文藝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歸屬性,以我們精神的飽滿豐富,帶著神圣價值和審美尺度,重新返回現實中充滿著苦難、歡樂、艱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紛爭的大地。文學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這才是文學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靈魂的棲息地,它守護著美、善和真理,啟示著永恒的奧秘和神圣。因對信念、信仰的守護,文學因理想之光的普照而從世俗中提升出來,生命由此而獲得一種充實,作家和作品也因此獲得尊榮和高貴!

文學對人民性精神的守護就是守護一種信念、理想和信仰。

文藝的人民性理論是文藝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必然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遭遇新的挑戰,并在實踐推動下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內涵。近年來,我們的文藝在同人民的奮斗一道前進的同時,也出現了這樣那樣脫離人民的不良傾向。對這些不良傾向,人民群眾強烈不滿。

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藝、進步文藝的顯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屬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疇的廣大性和革命性是文藝人民性理論的一個根本論點,僅是一孔之見,供研究人民性理論的方家批評和參考。我們要繼續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論,以堅持人民性、高揚人民性,努力促進我們的文藝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中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參考文獻]

[1]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文學[M].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

[2]莫•謝米沃斯基.反對錯誤地解釋文學的人民性問題[C].蘇聯文學藝術論文集:學習雜志社,1954.269.

[3].文藝論集[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43, 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