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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論文:試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

論文摘要：比較是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是比較文學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比較文學作為文學研究，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影響研究與社會歷史批評，平行研究與新批評、符號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判等無不滲透著比較文學思維特性。重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是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不容小覷。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方法論；意義

在大學中文專業本科教學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歸于外國文學學科領域，而文學批評則是文藝學中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單指文學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學創作。所以，比較文學屬于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歸屬和基本屬性。比較文學也就有了質的規定；而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欣賞為前提、以文學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研究、評價活動。既然如此．比較文學就應該是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學界對于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探討，更多地是分而論之，對兩者的天然聯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樂黛云、陳悖等比較文學界的前輩都不失時機地強調比較文學與文學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評界應有的響應。在文學批評領域，人們論及方法，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論體系，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關涉以及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的研究還屬于薄弱環節。本文正是針對這一點，嘗試著討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之意義。

一、比較與比較文學

任何存在物都無法獨自存在，任何事物都處于與別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比較的意識應該是隨著人類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比較思維在人類思維的歷史上也會找到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學理基礎；比較的方法作為人類思維的基礎，其運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并將比較稱之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

從學理上推論：比較意識的產生，比較思維的形成，比較方法的運用，似乎一脈貫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較”概念的生成。《辭海》這樣解釋“比較”：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可見，察同辨異是“比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異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識到比較之于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塑像，一個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對比較文學產生的背景作了極為科學的說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的預言很快被證實。19世紀上半葉，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開始發展起來。直至成為一門顯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而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并重。

比較文學研究盡管各有側重，以致形成不同學派，但其共同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與人類思維中早已存在的比較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并沒有根本的差異，然而，比較文學又并非單純的比較，有時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具有某種特異的東西，這種特異性在于：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需要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時作為研究主體的‘我’無法超然于研究對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認同于兩個要素之中的一個．這樣我們要處理的就不僅僅是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還包括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可見。比較文學學科中“比較”的意義具有特定的并且確切的學理內容，它是一種旨在把握“雙邊”或“多邊”文學的內在關系．并進而認識它們的本質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思維形態、思維過程和方法論。

總之，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和方法：有意識的比較思維體現于人類思維的發展進程之中：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有其特定的內涵，是一種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淪的意義。撇開文學批評而泛談比較文學方法論．抑或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忽略比較文學方法，這些都必不能探驪得珠，甚至會南轅北轍。

二、文學批評中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

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如果單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比較文學作歷時性的追溯，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由于各個時期比較文學觀念的不同，它的理論背景和指導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應運而生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還可以發現，比較文學基本的研究方法都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方法有著天然的關聯，即文學批評中滲透著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思維，諸如：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與比較文學，文化批判與比較文學等等。

陳悖等學者在《比較文學》中指出：歷史的實證的方法和審美的批評方法．是比較文學史上存在的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對其流變作了梳理：在l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期，比較文學被看成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影響研究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幾乎成了唯一的方法這類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到極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張的，把比較文學看成歷史科學，只作事實的搜索考證，研究因果聯系，而排斥審美批評。50年代之后，美國學者提倡平行研究，他們的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因而在實踐上強調審美的批評方法．強調“文學性”。這種梳理，實際上觸及到了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符號學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都注重事實的考據，強調實證分析，探微索隱地辨析、說明文學現象之間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都運用審美的批評方法，致力于發掘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的美學價值，體現了法國學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當局限于“事實聯系的研究”．而必須嘗試把研究導向對作品的價值的思考。

文學批評中讀者反應批評的理論主干是接受美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它將讀者置于批評的中心，為考察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接受理論強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重視讀者的接受過程；比較文學關注作品的“創作經過路線”。考量比較的放送與接受，兩者有頗多接近之處。接受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堯斯為了論證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曾經討論了“歌德的《浮士德》與瓦萊里的《浮士德》：論問題與回答的闡釋學”。將德國的歌德與法國的瓦萊里的作品相比。這顯然是比較文學的視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萊里對歌德的接受問題，這又屬讀者反應批評的范疇。堯斯正是領悟到了接受理論中的比較意識以及比較文學中的接受因子，才強調：“我們研究《浮士德》時，所提出的問題，一定要針對歌德的《浮士德》和后來瓦萊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問題，對癥下藥。”他還通過比較和接受研究發現：“歌德以他的人性戲劇回答浮士德神話的原始問題時，已經作r些改動。瓦萊里也發現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話中蘊涵的另一個問題。”堯斯的批評實踐，充分證明了隨著比較文學創作活動、放送者、接受者關系網的滲透，接受美學、讀者批評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并由此開辟了文學研究新的探索途徑。

符號學成為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堅實的理論支撐，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都直接從中獲得靈感。符號學研究力圖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從意義建構的“零框架”上尋求人類文化的同一性．這與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文學與語言學聯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異同)研究如出一轍。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中，有一種間接比較稱為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俗稱“西論中用”)。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學者楊牧和大陸學者周英雄先后對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詩《公無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和符號學原理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典型案例；論者從形式因素人手，創造性地從語音層次的分析上升到語義層次的分析，由此傳達出對生命的喟嘆，進而揭示悲劇精神，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理論移植方法與文學批評的符號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融合；這種批評實踐，是結構主義詩學中國化的開拓性嘗試，并顯示出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不解之緣。

女性主義批評由于其性別的獨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視角的開放性，自然與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許多契合點。當今世界女性主義批評運動千姿百態．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發生在不同國度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注重社會實踐而輕視理論化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法國流派、爭取女權強調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東方女性主義批評。新見迭出，不乏勝解，各領風騷，形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閾。并昭示人們：無論是社會學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心理學女性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意義。

此外，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傳通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到原型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甚至精神分析批評等文學批評方法的特質。

辨析文學批評方法與比較文學方法之關涉．使我們得到的啟示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發生緊密的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而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是文學研究．也就決定了它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將比較文學方法論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是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

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比較方法結合的產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問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各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各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

問題在于，處于當下這個多元參照和學科整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歷史性地從方法論、認識論和學科本體論的不同層面，去理解和認識“比較”的不同內涵及其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去思考和探尋這種比較的價值目標將如何影響到比較文學學科方法和文學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學者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在當下所謂現代性視域和多元文化語境中，比較’只能建立在堅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義、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權利、堅持價值傾向和發展擔當互補共存的意識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支撐，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語言、民族的比較研究，同樣不能保證得到這個時代的文化對話所期待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方法論的探索，許多學者致力于新時期文學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較”作為比較文學的出發點、思維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學界還就“闡發法”、“異同比較法”、“尋根法”、“對話”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效的嘗試：實踐證明，它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批評范疇，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闡發研究既是一種研究類型．也是一種比較方法。它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創造。王國維、胡適、聞一多等現代學者曾嘗試這種實踐；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的研究，稱作“闡發”研究。這種間接比較實質上屬于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而一國文學理論是從該國文學創作總結、抽象而來，在被用于另一國作品闡釋時，無可避免地隱含著兩種作品的比較：理論移用中的逆與順，折射出兩種作品的異與同。

平行研究中根據性質類型可分為類比研究和對比研究，稱為“異同比較法”。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進行的比較。它要求從求同出發，進而辨異，進而探究其深層原因；同時，在異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價值，尋求相互的了解、溝通和融合。

“尋根法”即“文化模子尋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沖突、文化碰撞的產物，是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的。他主張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以文化模子的尋根作為基礎．而且必須從兩個模子的疊合處察同辨異，尋根探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方能窮究事物的本來面貌．達到兩者的融合。葉維廉的思考．為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對話”是比較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傳通的有效方法樂黛云從對話的角度反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學對話這個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礎．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的實質：比較不是理由，比較中達成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并且通過對話產生互補、互識、互鑒的成果．才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兩種文化發生這種對話性相遇的情況之下．它們既不會彼此融合，也不會相互混同，各自都會保持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們都相互豐富起來。

當我們用“比較”的眼光審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深感兩者需要的是學理的滲透和方法的融合．還發現無論是比較、闡發、對話等一般方法。還是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實證批評、審美批評等具體方法，都能找到許多契合點，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重視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為比較文學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較，需要一個“他者”。“他者之夢．也許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之夢，他者向我們揭示的也許正是我們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們自身的相異性。他者吸引我們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幫助我們回歸到自我，發現另一個自我。”在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視域中，這一番言說，既充滿詩意，又耐人尋味。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作為科學、客觀方法的實證是與純屬精神活動的審美批評相對立的。其實，實證方法絕不是純然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排斥審美的批評方法，實證過程就包孕著一定的審美批評成分。同樣，真正的審美批評又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缺乏實證的審美只能使批評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從而使研究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對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關系的片面理解，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看法不無關系。

法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創立者孔德在其《實證哲學教程》中鮮明地提出，哲學的基點就是“實證”，即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從本質上說，就是以“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穩定關系為基礎”，“強調事實，強調對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 ① 。這種實證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對此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不僅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興起與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成為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們一提到法國比較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實證方法。其次，實證方法不再僅僅為法國文學研究所獨有，而是成為超越國界的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嚴格的國別概念，而是體現一種空間性或區域性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方法論的屬性概念” ② 。

就比較文學而言，實證能夠成為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學者對以往文學比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比較文學學科理性認知的結果。法國學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貝格在《比較文學:名稱與實質》的著名論文中，對他之前150年里人們對文學“比較什么”和“如何比較”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他明確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斷的明晰性。”這種比較不過是“那種沒有價值的對比”，是“那些隱約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間進行對比的故弄玄虛的游戲” ③ 。用今天的話說，他堅決反對把比較文學變為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無原則的瞎比，更反對不同文學作品之間進行空泛的無來由的所謂審美分析。為了使比較文學不致陷入不著邊際的空談，巴登斯貝格開始身體力行地進行歐洲各國文學之間淵源與影響的實證性考察，認為只有這種對細微跡象的實證考察，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獲得的切合實際的結論，才能把比較文學整頓為一門科學的、符合文學史的最嚴格的要求的學科。這一做法為此后諸多法國學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④ ，并把精細和準確的考證規定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堅信如果沒有這種精細的考證，比較文學便只能給人們一些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梵·第根所以持比較文學屬于文學史的分支的觀點，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的毛病外，還基于下面這樣的考慮:“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于是這各種影響的復雜的網絡，便組成了一個獨立的領域，它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它只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并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之間以及它們之上，紡織成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 ⑤ 伽列也強調“并非隨便什么事物，隨便什么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如果僅把相似的東西羅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虛構的、空洞的對比，而不是從文學作品本身去尋求它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規律。他宣稱，比較文學重在研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間“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 ⑥ 。基亞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文學是國際間的文學關系史” ⑦ 的著名觀點。上述認識決定了法國學者對實證方法的看重。

客觀地說，法國比較文學有其自身無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國學者在實證方法的引導下對比較文學學科體系的完備與規范上所做出的扎實穩健的種種努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科學嚴謹的學風，于比較文學的規范發展貢獻巨大。難怪美國學者勃洛克不無感慨地說，沒有巴登斯貝格、梵·第根、阿扎爾與伽列這些“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會有叫‘比較文學’的一門學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蓬勃發展” ⑧ 。

然而，正是這種實證方法，又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早在20世紀初，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對實證方法提出過質疑，認為“每件藝術作品是件獨特而個別的結構，是精神的表達，因此是一種創造，而不是一種模仿” ⑨ 。假如企圖用事實聯系來說明影響，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緣，因此他倡導價值的判斷，而不是讓作品淹沒在淵源和影響的簡單歷史綜合之中。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證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尖銳批評。韋勒克在那篇被稱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宣言書的《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著名報告中，把法國學派運用的實證方法列為比較文學出現持久危機的三大癥狀之一加以痛斥，認為有必要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重新探討。之后，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和《今日之比較文學》兩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他的文章“所針對的不 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方法” ⑩ 。那么，韋勒克何以對實證方法如此深惡痛絕呢?韋勒克認為，法國學者“把陳舊過時的方法論包袱強加于比較文學研究，并壓上十九世紀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的重荷”，這樣，比較文學“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無法從總體上研究單獨一部藝術作品” 11 ，這種方法除了可能說明一個作家熟悉和閱讀過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看來，“藝術作品不只是淵源和影響的總和，它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 12 ，“真正的文學研究所關心的不是毫無生氣的事實，而是標準和質量” 13 。如果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使比較文學變得僅僅注意研究外部情況”，那么比較文學只能成為“研究國外淵源和作家聲譽的附屬學科而已” 14 。原來，韋勒克所以對實證方法深為不滿，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學研究引向了對文學外部的研究，而對文學外部的研究則偏離了文學的審美批評原則，從而造成無視或排斥文學價值判斷與美學分析的結果。這位新批評派理論家為了將比較文學研究導向“文學性”的內部研究，也為了打破法國學派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不惜把實證方法擺到了與審美批評截然對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顯然在這一點上，韋勒克的觀點與克羅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韋勒克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研究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精神交往與相互關系，并不能說明審美批評的缺席，更不意味著對“文學性”的忽視。對“文學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審視。韋勒克的新批評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輕、貶低了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暴露了不應有的狹隘與偏見。

那么，以實證為圭臬的法國學派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資料考據、事實聯系和因果關系，而完全忽視或根本不講審美批評嗎?換言之，作為一種科學的、客觀的實證方法與純屬精神現象的審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嗎?

歷史地看，我們注意到，法國學者們從未反對或排斥過文學研究中的審美介入。被同時譽為法國“比較文學之父”的維爾曼和安培，都十分關注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和對美的本質的研究。安培就認為，“文學科學”是由文學哲學與文學歷史兩個部分構成，它既要把“文學提高到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范疇的水平”，又要“對作品的美發表意見”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織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浪漫主義三種不同的傾向。他“一方面是理論上倡導實證批評，追尋一種‘文學的科學’，旨在為‘精神的自然史’服務;另一方面，其具體的批評實踐，則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強調一種‘趣味’批評和歷史批評，他要去探尋‘天才的火花’，‘詩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較文學專家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紀，比較文學既成為學術上的一門學科，又是一種批評的體系，這多半是由現代批評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認的” 17 。法國文藝批評泰斗丹納在《藝術哲學》中申明他“從事實出發”、“不提出教訓而尋求規律、證明規律”的主張，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種族、環境和時代”來匡定文學發展的動因，這些無疑都是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表現出了鮮明的“惟事實主義”和“惟科學主義”的特征，但同時他又注重時代精神的探尋，輝映著黑格爾的歷史觀與美學觀的星光 18 。文學史家朗松在其《科學精神與文學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學研究方法論上，要堅持“客觀的求知精神”，“服從事實的立場”;而在《文學與科學》一文中又明確指出，在批評原則上，不能把文學與科學混為一談，否則就等于把文學分解為生理學、心理學或社會學來運用，這是不足取的。總之，上述學者“學術思維的雙重性，不僅是法國現代文學批評，同時也是比較文學研究興起與形成時期理論與實踐樣態上突出的標識” 19 。

當然，20世紀30年代法國學派理論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論表述，似乎讓人們感覺到了他對文學審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較’這兩個宇應該擺脫全部美學的涵義，而取得一個科學的涵義”。這反映了他的實證主義傾向和立場。這也正是美國學派指責、抨擊法國學派實證主義的最確鑿的“罪狀”。但是，梵·第根又接著說:“比較文學的性質，正如一切歷史科學的性質一樣，是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 20 請注意，梵·第根在這里同樣講得很清楚，比較文學研究并不止于“把盡可 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也不僅僅是“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而是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充分地”將“采納在一起”的“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既然研究者在盡可能多地收集、考證、鑒別、歸納和梳理事實的過程中還要“解釋”，就必然會有所取舍，必然帶有不容懷疑的判斷和價值取向，必然關注作為“終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過濾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新生點”、“創造性叛逆”及其意義和價值，怎么可能會“擺脫全部美學涵義”呢?也許，梵·第根“擺脫全部美學涵義”的表述過于極端，卻也正說明了他擔心比較文學陷入混亂的無邊界的狀態及其對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科學性、公正性的維護的初衷。稍后的伽列雖然也強調比較文學“主要不評定作品的原有價值，而是側重于每個民族、每個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 21 ，但是他在用語上顯然非常慎重，“主要”和“側重”所強調的都只是研究重點，而并不能說明是對審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為對“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的揭示，例如對影響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藝術手法、表現技巧等的淵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審美分析與價值判斷。對此，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馬克已敏銳地洞見到許多法國學者的比較研究中處處可見微妙的、有見地的精美篇章，“顯示了對文學作品美學價值的直覺的洞察力”，而且這種“清晰的、吸引人的風格具有一種藝術的魅力”，“正是美國同行們有時似乎缺少的東西” 22 。勃洛克也認為，阿扎爾的鴻篇巨著《十八世紀歐洲思潮》、《從孟德斯鳩到萊辛》等至今仍是比較文學的經典著作，因為它們“對于文學價值，表現了同樣的敏感性”，“為我們指出了比較文學的一種可能形式” 23 。這些都證明了審美因素在法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紀60年代后期，法國學者更注意強調了實證研究中的文學批評和美學鑒賞。這一發展趨勢既是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彼此對話、相互補充的結果，同時也是其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較不是理由》（1963），被美國學者認為是在一場學術論爭的暴風雨過去后象征著學術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確地提出比較文學要將“歷史方法與批評精神結合起來”，“案卷研究與文本闡釋結合起來”，“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最終“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 24 。這三個“結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與審美批評缺一不可的關系。布呂奈爾等著的《什么是比較文學》（1983）也認為:“比較文學是從歷史、批評和哲學的角度，對不同語言間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進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條理性和區別性的對比和綜合性的說明，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作為人類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學。” 25 這部學術專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更具有開放性和寬容性，它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可見，法國比較文學并非一味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不講批評;它所倡導的實證方法是幾代學者理性探索后所達成的共識，于比較文學研究有其內在的學理價值，絕不會隨時代的前進、學科的發展而時過境遷。

以審美批評為特色的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實證的事實，也反證了法國學派與審美批評并非水火不容的關系。美國學派是在法國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對法國學派研究領域的拓展。它認為，比較文學既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同時又可以將文學同人類其他表現領域進行比較。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中，既包括了無影響關系的平行比較研究，又含有影響關系的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要求確立平行比較對象之間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這個可比性有時是顯而易見的，有時則隱藏在事物的內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審美比較便失去了依據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因此要找尋可比性事實的存在，實證精神和方法就無法缺席，這種實證的精神和方法突出體現在對比較雙方差異背后的共性事實的令人信服的發現和挖掘上。在文學與諸如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跨學科研究中，依然離不開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關系這個基礎。我們無法想象，不找尋文學與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學科之間的聯系事實，這種跨學科研究將何以展開?審美批評的基礎將何以建立?可見，在平行比較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中，同樣要求事實說話，強調對研究對象共有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這一切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事實上，一切文學研究乃至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說，“美學的一切都要從確鑿的研究那兒獲 得” 26 。因此，審美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也必然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

就國內而言，長期以來，我們由于過度強調了法國學派的實證和美國學派的審美的差別，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視法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審美因素與美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實證因素的實際存在。這種情況的產生，從更深的層面上說，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理解不無關系。眾所周知，文學研究一向被劃分為“文學史”、“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三個不同的主要領域。尤其是其中“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劃分，對于我們理解這兩個領域的不同性質與任務，無疑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也毋庸諱言，這種劃分在具體實踐中所產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視的。其突出表現就是實際上造成了不少人對“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互不關涉的誤解。這種誤解和模糊認識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國內不少文學史著作和教材的寫作模式，致使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單向度的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批評精神的缺失。這大概是目前國內文學史著述雖然多如牛毛卻少有個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作為被劃入“文學史的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就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缺乏審美批評的學派。這種認識是有害的。事實上，大凡優秀的文學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介紹，同樣貫注著鮮明的審美批評的原則。夏志清寫于上世紀50年代的頗具比較文學視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說史寫作盡管在某些方面我們不能茍同，但其中因包孕著鮮明深刻的審美批評成分而顯得生機勃勃，別具一格。他將優美作品的發現和評審視作文學史寫作實踐的一大要務，從而突破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間人為的樊籬，難怪有學者稱他的文學史寫作“是一種文體上的創新” 27 。其實，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就曾對“文學史”與“審美批評”兩者的密切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過充分肯定，甚至認為“文學史和藝術批評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界線”，“即使是文學史中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判斷的行為”，“不確定篩選的原則、不在典型化和評價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寫成文學史” 28 。他還指出，在文學研究中，理論、批評和歷史必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中心任務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這位如此通明的學者，卻對作為文學史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的實證方法作出了那樣絕對的苛刻的責難，這不能不說是他自身觀點的矛盾性顯現。這也是他的文章在當時受到眾多歐美學者贊譽時又同樣遭到不少學者批評的原因之一吧。筆者認為，就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而言，我們無須斤斤計較或糾纏于它的文學史分支或文學研究的性質和身份，只要它的結論有益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有益于拓展對文學作品自身主動影響或接受影響的事實及其特點的認識，就是有價值的研究。

當下，我們重提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的話題，就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對審美批評的過度偏重造成了對實證的某種輕視。結果，實證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無據、信口開河的混亂事實，也是造成當下被稱為x+y式的或阿狗與阿貓式的瞎比亂比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敗壞了比較文學的聲譽。陳思和先生曾舉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較文學教材里的一段話為例，指出實證空疏所帶來的弊病。他認為其中“關于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被接受的論述幾乎每一句話都需要仔細商榷”，因為“既然創造社成員是以感傷情緒來取舍外國文學，為何不喜歡感傷小說《新愛洛綺絲》而喜歡憤世嫉俗的《懺悔錄》?創造社成員何時何地說過對《浮士德》時代的歌德不感興趣?如果真是這樣，郭沫若為何后來翻譯這部文學名著?他們選擇介紹雪萊是否就意味著拒絕拜倫?他們什么時候表示過對雨果不感興趣?如果不感興趣為什么王獨清要自稱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認為，如果沒有第一手資料來證實，以不經過考核的結論為前提，然后推斷出不負責任的證據的方法是站不住腳的。可見，缺乏實證的文學史和審美批評勢必偏離事實并使批評導向主觀臆斷性，從而使話語和結論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我們強調、提倡實證，并非是要把文學等同于科學，而是因為它體現出了一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這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是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這種精神與學風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這一點，在后現代主義思潮顛覆、解構科學和理性的語境下更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總之，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一切學術研究，雖然重點各異，方法有別，但都存在著實證與批評交融的研究格局:實證中有批評，批評中含實證。過分強調一端而忽視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中的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作為科學、客觀方法的實證是與純屬精神活動的審美批評相對立的。其實，實證方法絕不是純然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排斥審美的批評方法，實證過程就包孕著一定的審美批評成分。同樣，真正的審美批評又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缺乏實證的審美只能使批評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從而使研究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對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關系的片面理解，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看法不無關系。

法國實證主義哲學的創立者孔德在其《實證哲學教程》中鮮明地提出，哲學的基點就是“實證”，即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從本質上說，就是以“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穩定關系為基礎”，“強調事實，強調對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 ① 。這種實證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對此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不僅對比較文學這一學科的興起與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成為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們一提到法國比較文學，首先想到的便是實證方法。其次，實證方法不再僅僅為法國文學研究所獨有，而是成為超越國界的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嚴格的國別概念，而是體現一種空間性或區域性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方法論的屬性概念” ② 。

就比較文學而言，實證能夠成為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眾多學者對以往文學比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對比較文學學科理性認知的結果。法國學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貝格在《比較文學:名稱與實質》的著名論文中，對他之前150年里人們對文學“比較什么”和“如何比較”的問題提出了質疑。他明確指出:“僅僅對兩個不同的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一些主觀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生論斷的明晰性。”這種比較不過是“那種沒有價值的對比”，是“那些隱約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間進行對比的故弄玄虛的游戲” ③ 。用今天的話說，他堅決反對把比較文學變為不同文學作品之間無原則的瞎比，更反對不同文學作品之間進行空泛的無來由的所謂審美分析。為了使比較文學不致陷入不著邊際的空談，巴登斯貝格開始身體力行地進行歐洲各國文學之間淵源與影響的實證性考察，認為只有這種對細微跡象的實證考察，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獲得的切合實際的結論，才能把比較文學整頓為一門科學的、符合文學史的最嚴格的要求的學科。這一做法為此后諸多法國學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確提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④ ，并把精細和準確的考證規定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堅信如果沒有這種精細的考證，比較文學便只能給人們一些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梵·第根所以持比較文學屬于文學史的分支的觀點，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說”和“空泛的概論”的毛病外，還基于下面這樣的考慮:“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長一個國家的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將這些結果和別的諸國家的文學史家們所獲得的結果聯在一起，于是這各種影響的復雜的網絡，便組成了一個獨立的領域，它絕對不想去代替各種本國的文學史:它只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并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之間以及它們之上，紡織成一個更普遍的文學史的網。” ⑤ 伽列也強調“并非隨便什么事物，隨便什么時間地點都可以拿來比較”，如果僅把相似的東西羅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虛構的、空洞的對比，而不是從文學作品本身去尋求它的發展過程與發展規律。他宣稱，比較文學重在研究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間“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文學不是文學的比較” ⑥ 。基亞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比較文學是國際間的文學關系史” ⑦ 的著名觀點。上述認識決定了法國學者對實證方法的看重。

客觀地說，法國比較文學有其自身無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國學者在實證方法的引導下對比較文學學科體系的完備與規范上所做出的扎實穩健的種種努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科學嚴謹的學風，于比較文學的規范發展貢獻巨大。難怪美國學者勃洛克不無感慨地說，沒有巴登斯貝格、梵·第根、阿扎爾與伽列這些“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在半個多世紀內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會有叫‘比較文學’的一門學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較文學研究近年來在美國和其他地方的蓬勃發展” ⑧ 。

然而，正是這種實證方法，又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早在20世紀初，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就對實證方法提出過質疑，認為“每件藝術作品是件獨特而個別的結構，是精神的表達，因此是一種創造，而不是一種模仿” ⑨ 。假如企圖用事實聯系來說明影響，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緣，因此他倡導價值的判斷，而不是讓作品淹沒在淵源和影響的簡單歷史綜合之中。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證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的尖銳批評。韋勒克在那篇被稱為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宣言書的《比較文學的危機》的著名報告中，把法國學派運用的實證方法列為比較文學出現持久危機的三大癥狀之一加以痛斥，認為有必要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重新探討。之后，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性質》和《今日之比較文學》兩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他的文章“所針對的不 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方法” ⑩ 。那么，韋勒克何以對實證方法如此深惡痛絕呢?韋勒克認為，法國學者“把陳舊過時的方法論包袱強加于比較文學研究，并壓上十九世紀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和歷史相對主義的重荷”，這樣，比較文學“只能研究淵源與影響、原因與結果，而無法從總體上研究單獨一部藝術作品” 11 ，這種方法除了可能說明一個作家熟悉和閱讀過另一個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在他看來，“藝術作品不只是淵源和影響的總和，它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從別處衍生出來的原材料不再是毫無生氣的東西，而是與新的結構融為一體了” 12 ，“真正的文學研究所關心的不是毫無生氣的事實，而是標準和質量” 13 。如果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兩國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使比較文學變得僅僅注意研究外部情況”，那么比較文學只能成為“研究國外淵源和作家聲譽的附屬學科而已” 14 。原來，韋勒克所以對實證方法深為不滿，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學研究引向了對文學外部的研究，而對文學外部的研究則偏離了文學的審美批評原則，從而造成無視或排斥文學價值判斷與美學分析的結果。這位新批評派理論家為了將比較文學研究導向“文學性”的內部研究，也為了打破法國學派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不惜把實證方法擺到了與審美批評截然對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顯然在這一點上，韋勒克的觀點與克羅齊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韋勒克的批評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研究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精神交往與相互關系，并不能說明審美批評的缺席，更不意味著對“文學性”的忽視。對“文學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審視。韋勒克的新批評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輕、貶低了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暴露了不應有的狹隘與偏見。

那么，以實證為圭臬的法國學派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資料考據、事實聯系和因果關系，而完全忽視或根本不講審美批評嗎?換言之，作為一種科學的、客觀的實證方法與純屬精神現象的審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嗎?

歷史地看，我們注意到，法國學者們從未反對或排斥過文學研究中的審美介入。被同時譽為法國“比較文學之父”的維爾曼和安培，都十分關注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和對美的本質的研究。安培就認為，“文學科學”是由文學哲學與文學歷史兩個部分構成，它既要把“文學提高到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范疇的水平”，又要“對作品的美發表意見”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織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浪漫主義三種不同的傾向。他“一方面是理論上倡導實證批評，追尋一種‘文學的科學’，旨在為‘精神的自然史’服務;另一方面，其具體的批評實踐，則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強調一種‘趣味’批評和歷史批評，他要去探尋‘天才的火花’，‘詩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較文學專家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紀，比較文學既成為學術上的一門學科，又是一種批評的體系，這多半是由現代批評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認的” 17 。法國文藝批評泰斗丹納在《藝術哲學》中申明他“從事實出發”、“不提出教訓而尋求規律、證明規律”的主張，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種族、環境和時代”來匡定文學發展的動因，這些無疑都是典型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表現出了鮮明的“惟事實主義”和“惟科學主義”的特征，但同時他又注重時代精神的探尋，輝映著黑格爾的歷史觀與美學觀的星光 18 。文學史家朗松在其《科學精神與文學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學研究方法論上，要堅持“客觀的求知精神”，“服從事實的立場”;而在《文學與科學》一文中又明確指出，在批評原則上，不能把文學與科學混為一談，否則就等于把文學分解為生理學、心理學或社會學來運用，這是不足取的。總之，上述學者“學術思維的雙重性，不僅是法國現代文學批評，同時也是比較文學研究興起與形成時期理論與實踐樣態上突出的標識” 19 。

當然，20世紀30年代法國學派理論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論表述，似乎讓人們感覺到了他對文學審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較’這兩個宇應該擺脫全部美學的涵義，而取得一個科學的涵義”。這反映了他的實證主義傾向和立場。這也正是美國學派指責、抨擊法國學派實證主義的最確鑿的“罪狀”。但是，梵·第根又接著說:“比較文學的性質，正如一切歷史科學的性質一樣，是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是擴大認識的基礎，以便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 20 請注意，梵·第根在這里同樣講得很清楚，比較文學研究并不止于“把盡可 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采納在一起”，也不僅僅是“找到盡可能多的種種結果的原因”，而是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充分地”將“采納在一起”的“每一個事實”“加以解釋”。既然研究者在盡可能多地收集、考證、鑒別、歸納和梳理事實的過程中還要“解釋”，就必然會有所取舍，必然帶有不容懷疑的判斷和價值取向，必然關注作為“終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過濾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新生點”、“創造性叛逆”及其意義和價值，怎么可能會“擺脫全部美學涵義”呢?也許，梵·第根“擺脫全部美學涵義”的表述過于極端，卻也正說明了他擔心比較文學陷入混亂的無邊界的狀態及其對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科學性、公正性的維護的初衷。稍后的伽列雖然也強調比較文學“主要不評定作品的原有價值，而是側重于每個民族、每個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 21 ，但是他在用語上顯然非常慎重，“主要”和“側重”所強調的都只是研究重點，而并不能說明是對審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為對“作家所借鑒的種種發展演變”的揭示，例如對影響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藝術手法、表現技巧等的淵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審美分析與價值判斷。對此，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馬克已敏銳地洞見到許多法國學者的比較研究中處處可見微妙的、有見地的精美篇章，“顯示了對文學作品美學價值的直覺的洞察力”，而且這種“清晰的、吸引人的風格具有一種藝術的魅力”，“正是美國同行們有時似乎缺少的東西” 22 。勃洛克也認為，阿扎爾的鴻篇巨著《十八世紀歐洲思潮》、《從孟德斯鳩到萊辛》等至今仍是比較文學的經典著作，因為它們“對于文學價值，表現了同樣的敏感性”，“為我們指出了比較文學的一種可能形式” 23 。這些都證明了審美因素在法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紀60年代后期，法國學者更注意強調了實證研究中的文學批評和美學鑒賞。這一發展趨勢既是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彼此對話、相互補充的結果，同時也是其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較不是理由》（1963），被美國學者認為是在一場學術論爭的暴風雨過去后象征著學術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確地提出比較文學要將“歷史方法與批評精神結合起來”，“案卷研究與文本闡釋結合起來”，“社會學家的審慎與美學家的大膽結合起來”，從而最終“賦予我們的學科以一種有價值的課題和一些恰當的方法” 24 。這三個“結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與審美批評缺一不可的關系。布呂奈爾等著的《什么是比較文學》（1983）也認為:“比較文學是從歷史、批評和哲學的角度，對不同語言間或不同文化間的文學現象進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條理性和區別性的對比和綜合性的說明，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作為人類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學。” 25 這部學術專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更具有開放性和寬容性，它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可見，法國比較文學并非一味地只關注事實的求證而不講批評;它所倡導的實證方法是幾代學者理性探索后所達成的共識，于比較文學研究有其內在的學理價值，絕不會隨時代的前進、學科的發展而時過境遷。

以審美批評為特色的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實證的事實，也反證了法國學派與審美批評并非水火不容的關系。美國學派是在法國學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對法國學派研究領域的拓展。它認為，比較文學既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同時又可以將文學同人類其他表現領域進行比較。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中，既包括了無影響關系的平行比較研究，又含有影響關系的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要求確立平行比較對象之間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這個可比性有時是顯而易見的，有時則隱藏在事物的內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審美比較便失去了依據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觀臆斷的泥潭。因此要找尋可比性事實的存在，實證精神和方法就無法缺席，這種實證的精神和方法突出體現在對比較雙方差異背后的共性事實的令人信服的發現和挖掘上。在文學與諸如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跨學科研究中，依然離不開確鑿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確實的關系這個基礎。我們無法想象，不找尋文學與哲學、宗教、藝術、心理學等學科之間的聯系事實，這種跨學科研究將何以展開?審美批評的基礎將何以建立?可見，在平行比較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中，同樣要求事實說話，強調對研究對象共有事實的觀察分析，強調尋找事物的變化規律，強調發現同類事物的共性，這一切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事實上，一切文學研究乃至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實證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說，“美學的一切都要從確鑿的研究那兒獲 得” 26 。因此，審美批評作為一種批評方法，也必然是包含著實證精神的批評。

就國內而言，長期以來，我們由于過度強調了法國學派的實證和美國學派的審美的差別，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視法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審美因素與美國學派比較研究中的實證因素的實際存在。這種情況的產生，從更深的層面上說，與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觀念的劃分與理解不無關系。眾所周知，文學研究一向被劃分為“文學史”、“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三個不同的主要領域。尤其是其中“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劃分，對于我們理解這兩個領域的不同性質與任務，無疑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也毋庸諱言，這種劃分在具體實踐中所產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視的。其突出表現就是實際上造成了不少人對“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互不關涉的誤解。這種誤解和模糊認識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國內不少文學史著作和教材的寫作模式，致使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單向度的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批評精神的缺失。這大概是目前國內文學史著述雖然多如牛毛卻少有個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作為被劃入“文學史的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就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是缺乏審美批評的學派。這種認識是有害的。事實上，大凡優秀的文學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的簡單羅列和介紹，同樣貫注著鮮明的審美批評的原則。夏志清寫于上世紀50年代的頗具比較文學視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說史寫作盡管在某些方面我們不能茍同，但其中因包孕著鮮明深刻的審美批評成分而顯得生機勃勃，別具一格。他將優美作品的發現和評審視作文學史寫作實踐的一大要務，從而突破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間人為的樊籬，難怪有學者稱他的文學史寫作“是一種文體上的創新” 27 。其實，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就曾對“文學史”與“審美批評”兩者的密切關系從理論上給予過充分肯定，甚至認為“文學史和藝術批評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界線”，“即使是文學史中最簡單的問題也需要判斷的行為”，“不確定篩選的原則、不在典型化和評價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寫成文學史” 28 。他還指出，在文學研究中，理論、批評和歷史必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中心任務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這位如此通明的學者，卻對作為文學史分支的法國比較文學的實證方法作出了那樣絕對的苛刻的責難，這不能不說是他自身觀點的矛盾性顯現。這也是他的文章在當時受到眾多歐美學者贊譽時又同樣遭到不少學者批評的原因之一吧。筆者認為，就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而言，我們無須斤斤計較或糾纏于它的文學史分支或文學研究的性質和身份，只要它的結論有益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有益于拓展對文學作品自身主動影響或接受影響的事實及其特點的認識，就是有價值的研究。

當下，我們重提比較文學研究中實證方法與審美批評的話題，就是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對審美批評的過度偏重造成了對實證的某種輕視。結果，實證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無據、信口開河的混亂事實，也是造成當下被稱為x+y式的或阿狗與阿貓式的瞎比亂比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敗壞了比較文學的聲譽。陳思和先生曾舉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較文學教材里的一段話為例，指出實證空疏所帶來的弊病。他認為其中“關于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被接受的論述幾乎每一句話都需要仔細商榷”，因為“既然創造社成員是以感傷情緒來取舍外國文學，為何不喜歡感傷小說《新愛洛綺絲》而喜歡憤世嫉俗的《懺悔錄》?創造社成員何時何地說過對《浮士德》時代的歌德不感興趣?如果真是這樣，郭沫若為何后來翻譯這部文學名著?他們選擇介紹雪萊是否就意味著拒絕拜倫?他們什么時候表示過對雨果不感興趣?如果不感興趣為什么王獨清要自稱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認為，如果沒有第一手資料來證實，以不經過考核的結論為前提，然后推斷出不負責任的證據的方法是站不住腳的。可見，缺乏實證的文學史和審美批評勢必偏離事實并使批評導向主觀臆斷性，從而使話語和結論失去扎實穩健的可信度。我們強調、提倡實證，并非是要把文學等同于科學，而是因為它體現出了一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這種科學求真的精神與嚴謹務實的學風是一切學術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這種精神與學風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這一點，在后現代主義思潮顛覆、解構科學和理性的語境下更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

總之，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一切學術研究，雖然重點各異，方法有別，但都存在著實證與批評交融的研究格局:實證中有批評，批評中含實證。過分強調一端而忽視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較文學論文:從“外國文學”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摘要：1997年學科調整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在信息一體化的全球化氛圍中，再現勃勃生 機，很快從原來的危機狀態下走出，經過幾年發展，碩士、博士、博士后流動站三級體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動了該學科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的深層進展。但學科合并后的高層次整合并不理想，兩個老學科之間的關系 多有爭議，教學中的具體問題依然不少。文章就學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的理論依據、理念目 標、教學新模式建構以及近年來的教學改革試驗談一點自己的認識和思考.

關鍵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整合；教學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學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開設歐 洲文學史，1918 年第一本《歐洲文學史》教材問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華大學國文系后，明確提出從“比較”高 度認識“西洋文學”。1938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對大學課程 進行調整，中文系課程設置沿用清華思路。1946年，按照 聞一多的設想：把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外國語言文學系分解 重組文學系和語言系，后因爭議較大未能實施。1952年新 中國高校學科大調整后，“外國文學史”作為規范的學科 名稱替代“歐洲文學史”、“西洋文學”。1997年國務院社 科規劃辦公室為適應新世紀的發展需要，本著減少舊學 科、發展新學科的宗旨，將高校講壇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國文學與20 世紀80年展起來的比較文學實施學科合 并，合并為“文學”學科之下新的二級學科——“比較文 學與世界文學”，原有學科只能以專業性質（專業方向） 存在.

一、學科整合背景及內部關系明確 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本是該學科兩個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從“各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類意義”兩方面提出“世界文學”（德語復合 詞weltliteraur）的構想：“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 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①研究者據此認為文學是不斷進化 的有機體，從民族文學到世界文學，體現了人類文學的偉 大進步，論者確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日益臨近，相互影 響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

韋勒克·沃倫認為世界文學除歌德賦予的涵義外，還指全 球各民族文學的總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聲譽的優秀作 品，他較早認識到世界文學對于比較文學的重要性，他這 樣界定比較文學：從一種國際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學。從 中我們看到兩種涵義的世界文學：一個著眼于文學發展前 景的理論構想；一個立足于劃定比較文學的對象和角度.

而在國內“世界文學”卻沒有在學科的理論構建中真正發 揮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學關系”說。比如陳?? 劉象愚著《比較文學概論》給比較文學下了一個相當完整 的定義：一種開放式的文學研究，它具有宏觀的視野和國 際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界限的各 種文學關系為研究對象，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比較的意 識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較文學界定為對各種“文學關 系”的研究，這是中國學派較為一致的觀點，而“文學關 系”是一個差異性概念，在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國別、民 族、文化差異等外部因素是其關注的中心，對它的強調消 解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系統性和內在的 同質關系.

由于新學科的誕生，進入核心課的外國文學在大學中 文系的地位獲得極大改善。“外國文學”在“中國語言文 學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問題得以根本解決。但學科合并 后，學科內部與比較文學的矛盾卻凸現出來。從新學科的 命名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不能夠彼此替代，而應該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層次上進行整合，以達至文學研 究的新境界，但實際情形卻不全然如此。碩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貫是學科發展的晴雨表，通過互聯網，僅就2002 年全國有碩士招生資格的50所大學進行了調查。結果發 現，各大學的招生方向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如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原先沒有世界文學 專業，在新學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沒有世界文學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學關系的方向。第二類如北京師范大學、華東 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原先有世界文學專業，在學 科合并后，世界文學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轉向 中外文學關系的方向。第三類如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 等，在二級學科下，沒有設具體方向。這些學校以前有世 界文學專業，學科合并后在發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現有師 資以世界文學為主。第四類以上海師大、蘇州大學、武漢 大學為代表，他們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學關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學方向，二者并重。新學科在研究方向的設置 上，應該是比較文學理論、中外文學關系、世界文學并 重，上海師大一類大學的做法較接近這種理想狀態。② 在大學中文系，世界文學就是外國文學。它包括外國 單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國別文學的研究，包括 區域文學(如歐美文學、東方文學、拉美文學等)及總體 外國文學的研究，同時，它也包括含有中國的世界范圍內 全部的文學的研究。從19 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一百多年 間，外國文學研究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實績，而中外文學 關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規模的，在新的學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學關系的維度，也需要有純粹外國文學的維 度。從學科的整體發展來看，世界文學無疑是比較文學基 礎，而比較文學則是世界文學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間的確 存在著知識平臺與方法論的互補性。世界文學在新學科中 不僅要維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動它的發展，因此，我們需 要在更高的層面上認識世界文學的意義。不論世界文學作 為對象還是角度，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就像聶珍釗在 2002外國文學年會所說：外國文學史本身就有比較文學的 特點和內涵，外國文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在本質上 是一致的.

二、課程設置及知識體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從1999年起，師范院校逐步以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取代原來的“世界文學”或“外 國文學”。因此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 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問題。本專業 課程設置、專業方向、教學的內容和方法等都要進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為止，很多條件不具備的大學和師范院校都 還沒有開設“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課程。我們還是按原 有的外國文學教學計劃、教學內容運作。課程怎樣設計， 如何安排教學計劃，教學內容如何調整，教學方法如何改 善，這正是我們需要探討和急需解決的問題.

根據教育部有關課程教學的要求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 學教學內容的需要，我們按照現有師資和在中國文學教學 的基礎上，認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課程設置可分這樣 幾個科目實施教學：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外國文學史 （歐洲部分至一戰前）；東方文學經典選讀；20世紀諾貝 爾文學選講。并在這些課程中貫穿中外文學關系比較研究 的具體內容.

1 、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34學時左右） 科目宗旨及說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紹比 較文學的各個層面及研究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平行研 究、科際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學生認識比較文學的本質以 及研究比較文學的途徑和方法，側重理論的說明，學習和 研究比較文學的方法。第二部分討論比較文學的各種范疇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學運動與思潮，兼及個案示例，通過 案例的分析可使學生知道怎樣以比較的思維閱讀世界名 著，從事鑒賞和研究.

2 、外國文學史（歐洲部分102學時左右） 科目宗旨及說明：本科目旨在通過選讀外國文學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學生對世界文學有系統認識，幫助學生理 解中西方文學的異同。學生通過從不同角度審視中國文學 在現代世界文壇的位置，在對世界文學有認識之余，也可 以對比較文學及其研究的趨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將會通過選讀外國文學名著（詩歌、小說、戲劇等）使學 生掌握西方文化觀念下的重要文學現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評鑒能力。授課時可以刻意引介所選文本背后的文藝思 潮、文學運動來培養學生的比較性思維觀念.

3 、東方文學經典選讀（34學時左右） 科目宗旨及說明：本科目旨在重點學習東方文學的經 典作品，作為外國文學史課程知識體系的必要補充，使學 生了解世界文學發展歷程中東西方文學的差異化及相互影 響。接受中國以外的其他東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為廣闊的比較文化視野。本科將會通過選讀國外東方 文學名著詩歌、小說、戲劇等使學生掌握東方文化觀念下 的重要文學現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評鑒能力，進一 步強化學生的比較性思維觀念.

4 、20 世紀諾貝爾文學選講（34學時左右） 科目宗旨及說明：本科目旨在重點學習20世紀諾貝 爾文學獲獎作家的代表作品，作為外國文學史課程知識體 系的必要延伸，使學生了解世界文學的最新發展及現代主 義、后現代主義文學與傳統文學間的繼承和反動。接受更 接近于我們的生存時代的文學作品精神信息，并對我們現 代意識培育和生存觀念更新產生直接影響。本科將會通過 選讀20世紀產生了廣泛而深刻影響的諾貝爾文學名著， 使學生掌握作為20世紀重要文學現象的現代主義、后現 代主義文學觀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對學生創新意 識的培養予以啟迪.

三、教學改革的基本思路與具體方法 面對學科合并后的挑戰，面對校園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對大學生群體中名著閱讀量極小的現實，面對教學內容 作品多、地域廣、時間跨度長的特點，如何在21世紀的新時代條件下搞好外國文學教學，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昔日拿著紙頁發黃的講稿“滿堂灌”的教學模式、習慣了 的“文學背景——作家簡介——作品分析”的講授模式， 必須代之以充滿銳意創新精神的全新外國文學教學模式.

因此，教學內容、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學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強化人文精神，重視非智力因素。當代教育首 先表現為綜合素質培養，而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單純的 知識，而是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這是衡量大 學生道德品質、人格完善和文化學識等方面成長的基本標 準。正如啟蒙思想家洛克所說：一個只要科學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識沒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學教學 永恒的主題，外國文學積淀著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內涵， “自立自強自尊”和崇尚個性自由的人文關懷與當代大學 生息息相通。從古希臘以人為本的理念到文藝復興的人文 主義，從盧梭對人性的張揚到雨果、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 及其20世紀文學對人性回歸的呼吁給我們提供了人格修 煉的豐富營養。因此，弘揚人文精神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 質應該成為外國文學教學的基本價值理念.

在外國文學教學中，注意培養個體意識的健康發展.

對于生長在重群體而輕個體的中國文化之中的中國青年學 生的健全人格培養，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在教學中，要 使青年學生通過文化比較認清：西方文化重個體而輕群體 的傳統的優點和弊端，懂得如何從體現個體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學中獲得可貴的借鑒，同時也認識到西方個體自由傳 統的實質及其消極因素，以及經過現代詮釋后的中國重群 體的傳統所具有的積極價值.

（2）優化教學內容，實施“精品”教學。外國文學 內容十分廣闊、流派紛呈、名家燦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棟。教學內容選擇要根據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標準和學生 的實際：一是理清線索，幫助學生獲得整體的文學發展觀 念，這是教學的基礎；二是大膽舍棄，壓縮重點作品數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廣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選更具類型代 表和藝術價值作家且只選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討分析。三是注意學術動態、開拓發現視界，講授 自己的科研發現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創新思維和方法 論啟迪就成為外國文學教學的制高點。四是對研究對象資 源幾近枯竭、研究資料沉積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導學生在 課外學習整理，以減輕教學負載量.

在優化教學內容的同時，切實突出教學內容的重點、 難點。就整個外國文學的發展而言，古代是原點，近代是 重點，現當代是難點。講授的重點部分再分出次重點。如 希臘神話、人文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和現實主義文 學，其中神話原型、莎士比業、塞萬提斯、拜倫、托馬 斯·哈代、雨果、巴爾扎克、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等， 應是重點講授和學生重點學習、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經》、《羅密歐與朱麗葉》、《傲慢與偏見》、《簡·愛》、《罪 與罰》等這些閱讀性較強的作品可視為次重點。而20世 紀文學，重點是現代主義文學，現實主義作品為次重點.

現代主義文學離我們的時代生活距離遠，人們對各種藝術 鑒賞還未能拉開時空距離，很多問題少有結論，這是我們 教學的難點。教師把重點、難點講深講透，學生深刻領 會，能舉一反三。略講部分，教師精心設計“作業與討 論”，督促學生自己來完成.

（3）增加批評方法在外國文學教學中份量。首先， 用文藝理論準確地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為學生閱讀作 品前必要的知識準備，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礎。作家的 創作已有了某種標簽或是受到某種文學思潮的影響，決定 了他的藝術思維和表現視角，只有理解了這些內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實處。其次，針對不同的作品選用適當的評鑒 方法。譬如用馬斯洛人格理論分析《哈姆萊特》，用基督 教教義理論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義理論解構 《簡·愛》等，尤其是現代主義作品已很難再適應社會歷 史批評，而必須選用適合于它們的新批評方法。選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為個案，用適當的文藝批評方法指導作品分 析，不僅教給學生方法，也激發了學習興趣、提高了課堂 教學的量和質。再次，增進與外界的交流，增強觀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種不同的聲音。隨著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東西方觀念撞擊和相互解構，我們走進一個 思想與方法多元的世紀，我們不能再以國人特有的思維方 式用中國文藝理論理解外國文學作品中的現象和問題，應 該用外國文藝理論解讀外國文學作品，更能準確地理解外 國文學中難以理解的內涵。引導學生向文藝理論之門邁 進，培養他們對文學和文藝理論的興趣，提高理論素養， 這也是大學高年級外國文學教學的重要任務.

（4）打破學科界限，豐富文化含量。比較文學與世 界文學的學科整合為外國文學教學打開了新的視界，教學 中應該打破學科界限，注意文學與歷史、哲學、心理學、 宗教、藝術、自然科學等的聯系，豐富外國文學課的文化 含量。特別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與文學融為一體，使學生 在學習外國文學知識的同時，提高文化素養，達到拓寬知 識領域、強化素質教育的目的。在教學中，注意尋找契合 點，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內容，如通過《被縛的普 羅米修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加強人生理想教育； 通過《羅蘭之歌》、《羊脂球》等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通過 《高老頭》、《美國悲劇》等強化社會批判意識；通過《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現代人的信仰危機；通過文學作 品中的愛情詩，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愛情觀等等.

2、教學改革的手段與方法 （1）網絡資源運用。置身于網絡時代，現代化教育 技術在城市中學開始全面普及，近年來高校的教學評估和 教學成果評審對網絡技術及多媒體教學格外看重，迫使已 經走在了中學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資完善設施，為學生提供 更多的機會更好的條件。外國文學教學面對圖書資源嚴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網絡資源來輔助學習和研究不失為 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一是到三年級學生掌握了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二是數字信息資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節省時間；四是作為教學內容的大作家及經典作品網絡資 源非常豐富。面對一部作品選擇好話題和角度，學生盡可 以各顯神通，從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經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組織的討論中見仁見智的闡述。 所有這些窗口為外國文學教學提供了便利，只要運用得當 使用熟練必然是“別有洞天”.

（2）現代教育技術運用。“人腦”＋“電腦”的多媒 體課堂教學實現了圖文聲像兼具的理想模式，為課堂教學 營造了一種民主、寬松、和諧的教學氣氛，使學生的主體 意識在生動活潑的、自由民主的氛圍中得到全面激發，在 一種新穎的、多維的思維空間展示進程中，教師和學生都 成了積極的參與者，真正使從記憶型教學向思維型、創造 型教學轉變。學生不再是知識的儲存器，而成為學習的主 人。現代教學采用多媒體的輔助手段，如重要場景、精彩 片斷的音頻、視頻材料的運用，有渲染氣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題的作用，使學生身臨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詩詞音樂、配樂詩朗誦會使學生對羅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課件教學使教學內容密集 的知識點予以很好的空間壓縮，圖表處理與文本的超級鏈 接，更加方便實用而且功能強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現代 化攝像監控系統，嘗試學生在教師退場的教學情境中，通 過精心準備，實施自主組織教學或討論，然后師生共同評 點分析，實現真正的教學互動.

當然，手段不是目的，從以人為本的現代教育理念出 發，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適當靈活地運用多種現代 教學媒體的輔助，不能搞成電腦“滿堂灌”淡漠了教師激 情，眼花繚亂之中使學生應接不暇，失去課堂教學師生間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語詩歌“雙語教學”試驗。外國文學的教學 內容本來應該涉及“原語文學”，像外語類的國別文學就 是針對某語言專業的原語文學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應的師資，也就沒有這類課程設置。中文專業的“外 國文學”嚴格意義上也包括了“原語文學”，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學國文系外國文學課程全由外文系教師擔任，但問 題是苦于語種太多，授課者無師能通，后來多用本系教師 上課，自然“外國文學”也就變成了“譯語文學”.

現今提倡“雙語教學”（非民族地區的漢語化提升）， 這是高校課程建設英語化與世界接軌，而對于英語國際化 時代的“外國文學”來說，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我們 在通過研究生教育積極培養“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雙語 教師的同時，可與外文系文學研究者合作進行英語詩歌的 雙語教學試驗。像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英國浪漫主義詩 歌以及現代英語小說（節選）賞析等。筆者近年在專科班 做過一點嘗試，將莎士比亞、彭斯、拜倫、雪萊的原詩拿 來師生共同學習，大部分學生的接受理解都沒有問題，少 部分學生甚至能熟練背誦。當然，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 雙語教學，仍受母語思維的局限，無法根據需要在雙語之 間自由切換。基于雙語教師奇缺，培養難度大時間長，又 很難聘請到合適的外籍教師，目前的選擇只能是降低標 準，走具有中文特色的雙語教學之路.

（4）“精彩片斷”模擬表演和英語詩歌朗誦。中文系 有著豐富的“課本劇”表演經驗，對此歷屆學生都表現出 濃厚興趣和參與的積極性，教師可根據外國文學教學實際 的需要，引導學生進行“課本劇”名著改編和“精彩片 斷”的模擬表演，甚至采用洋涇浜雜語對白，開展系際交 流，與外文系學生聯手活動并請外文系老師指導，像2002 年《羅密歐與朱麗葉》片斷表演就有過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劇名片通過影片觀摩，細心演練都可能有意外收獲.

隨著學校向本科全面過渡和學生英語水平的逐年提高，舉 行英語詩歌朗誦比賽條件已經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這 樣的課外活動學生有興趣參與、教師有必要參與，不僅拓 展了教學空間，也提高了師范技能，還能為大學生素質教 育活動科目提供優秀范例.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學科界限及比較文學學科定位

[摘要]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學科合并帶來了許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關于學科范圍的紛爭。本文引入釋義學視角試圖 解決這一問題,并進一步對比較文學學科方法與研究程式進行探討。哲學釋義學認為一切闡釋都是從前結構出發,是基于前結構的 創造活動。本文指出由于傳統的變遷,當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這構成 了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分野的基礎。在面對他者本文時,調動他者文化對他者本文進行闡釋屬于外國文學研究;而充分調動前結構 中的傳統文化闡釋他者本文,從而跨入闡釋學的橫向地帶,在問答邏輯中達到視域融合是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

[關鍵詞]學科界限;前結構;視域融合

1998年,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中國高 等院校中文系誕生了,成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學科合 并一方面使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成倍增長,比較文學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給比較文學界和外國文學界帶來了諸多 煩惱,激發了許多學者對其深思、探討。2000年,《外國文學研 究》雜志設置了“學科建設研討專題”的專欄,對“‘比較文學與世 界文學’學科的有關問題開展了討論”[1];2002年,在中國外國 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期間,幾位學者就“學科建設與教學研究” 進行了座談[2];2003年,第二界“北大-復旦比較文學學術論 壇”對學科合并及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3];2004年,在 首屆中國比較文學高層論壇中,學者們繼續就此話題進行討 論[4]。對于學科合并,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對合并表示 了認同,不過認為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是兩個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學科[5];有的學者認為外國文學就是比較文學[6];另外一些 學者則對合并帶來的問題憂心忡忡[7].

學科合并帶來的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模糊、教學的混亂、學 術質量的低下[8]等等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由學科定位以及身份 問題所決定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其前身就是外國文學)身 處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盤如何界定、劃分?兩者錯綜復 雜的關系是否會導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決這些問題的關 鍵在于能否在學理上將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區別開來。本文將 引入哲學釋義學中前結構的概念,對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進行 身份界定,并進一步探討在釋義學的視角下,比較文學研究如何 在一開始就與外國文學分道揚鑣,并怎樣一步步在視域融合中 展開自身.

一、前結構對于闡釋學的意義 傳統闡釋學以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為代表,他們認為理解 就是重構,是詮釋者通過本文達到作者的方法。“對狄爾泰來 說,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圖的表達;詮釋者必須把自己置換入 作者的視界以便使創造活動獲得新生。”[9]這種思想基于闡釋者 和作者心理同構的基礎之上,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對本文意義的通達不僅可能,而且是釋義學追求的目標.

海德格爾將前結構引入理解活動,從而真正改變了釋義學.

他認為,解釋從來就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或在真空中進行,“一 切解釋都活動在前已指出的‘先’結構中。對領會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釋無不已經對有待解釋的東西有所領會。”[10]海德格爾將 解釋前對事物的領會稱為“先行具有”;將先行的解釋角度或取 向稱為“先行視見”;將對事物預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稱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構成了領會的先結構或者 前結構。[11] 伽達默爾進一步開辟了哲學釋義學空間。他認為,釋義學 不僅僅是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問題,也不是主體認識客體的主觀 意識活動,而是人類基本的存在活動。理解的過程就是世界向 人類展開的過程。“解釋開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適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這種不斷進行的新籌劃過程構成了理解和 解釋的意義運動。”[12]人類就是在對世界的不斷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達默爾的釋義學理論“由哲學為中心源, 迅速輻射到文藝批評、美學、法學、歷史學、神學、政治學、社會 學,甚至科學史領域,并由歐洲大陸向美洲和東方蔓延,掀起了 一個世界性的學術潮流。”[13]如果我們采用釋義學的視野對比 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分野加以觀照,也許會對問題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結構中的傳統概念與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范疇。比較文學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語境’”中的比較思維之上 的對世界文明互動及文化和文學發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學 (外國文學)不可能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只能落實到具體的國 別、民族文學中去,諸如‘美國文學’、‘英國文學’、‘俄羅斯文學’ 等。”[15]然而,在看似明顯的區別背后,卻隱藏著陷阱和誤區.

聶珍釗先生認為,“無論從定義上看,還是從發展歷史、課程 設置和教材內容上看,外國文學在本質上就是比較文學”。[16]聶 先生做出這一判斷的主要支撐點是認為我國外國文學最基本的 特點是“把許多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認,外國文學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許多國家放在一 起進行比較研究的。以外國文學史教材來說,張玉書主編的《二 十世紀歐美文學史》的概論部分即考察了整個歐洲范圍內政治、 經濟等因素對文學思潮的影響以及各國文學的互動[17]。此類 研究確實具有比較文學性質。但是,外國文學中還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將外國文學視為比較文學,就把外國文學的 一大片領地劃走了,并使其失去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 學研究所資料組編的2003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報刊外國文學研 究文章索引》,將外國文學的研究文章分為四類:文藝理論、比較 文學、總論和國別文學。其中,文藝理論類共收文章44篇,比較 文學類26篇,總論類12篇,國別文學類91篇。[18]從以上數據 可以看出,文藝理論類與國別文學類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這些研究并非如聶先生所說“把許多國家放在一起 進行比較”。勿庸置疑,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著與比較文學重疊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這一部分,顯然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與 具有跨越性的比較文學相對應,外國文學還是應該將主要目光 投入到單個的國別文學當中去.

然而,另一個問題又隱約出現了:既然比較文學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是否具有跨越性質呢?這種跨越 性是否決定了外國文學就是比較文學呢?這種想法是以釋義學 理論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歷史存在,中國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結構。在本文解讀過程中,前結構必然 會發揮作用,這就是一種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而不同 民族、國別和語言的文學之間的對話與聯系正是比較文學的特 征,因此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必然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

這種觀點很令人懷疑。其中不合理之處首先在于對傳統概 念的理解。傳統文化是否一成不變,只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 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傳統一直處在不停的變動當中。正如 伽達默爾所說:“甚至最真實最堅固的傳統也并不因為以前存在 的東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實現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養。傳統按其本質就是保存,盡管在歷史的一切變遷中它一直 是積極活動的。”[19]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內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現代性的沖擊,中國傳統文化 開始遭到破壞。五四時期,傳統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擊,這種打擊一直延續到建國以后,時期達到高潮。在 庸俗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下,傳統被無情拋棄,占據了統治地位的 則是西方的近性。“這一文化時期一個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發展的共時軸與歷時軸出現嚴重的傾斜和不平衡,歷時軸萎縮, 共時軸取得優勢地位。歷時軸的萎縮導致歷史深度感的喪失, 歷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眾多平面的堆積和拼 貼。”[20]當前,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價值觀、對人的理解、對科學 的態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現代性,而不是傳統文化。加之,傳統文 化賴以存在的本文是用與口語有較大差距的文言書寫的,這進 一步加大了傳統與我們的隔閡。在我們的闡釋前結構中,傳統 文化能夠占據多大的比重呢? 從小接受傳統文化滋補的嚴復,很自然地用傳統文化前結 構來理解外來本文。美國學者哈茨在為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 與西方》一書撰寫的序言中說:“嚴復站在尚未經歷近代化變化 的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下子就發現并抓住了這些歐洲著作中 闡述的‘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21]但是嚴復并不僅僅局限于 對西方的觀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尋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許是在“使用一種教學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詞匯解釋人們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經典來解釋可疑的新穎”,或者是 “對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確實感覺到了兩種文化的相 同之處”。[22]林紓同樣以“中國傳統文人文學———具體說是史傳 和唐宋派古文———作為‘前理解’,在西方小說中尋找審美契合 點”[23]。他用古文義法來比附、闡述西方小說,稱贊《黑奴吁天 錄》“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嚴、林雖然并非有意進行比較研究,但是他們前 結構中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使他們在面對西方文化這一他者的 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文化放在自身傳統中加以觀照。他 們對于中-西契合點的準確捕捉,體現出人類精神的關合之處, 這正是比較文學的目的和任務之一。然而,我們當下還能具有 嚴、林的前結構嗎?傳統文化的知識可以保留下來,但是我們的 思維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可以令生產力大幅提升從而極大 改變世界的現代化挾帶其現代性意識形態洶涌而來,現代中國 三種主要意識形態進化史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是在本 土產生。雖然傳統與現代對立二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國人對上述意識形態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傳統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傳統因素已經“不太容易辨認”[25]。中國的 現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的特點,但它是來自于西方 現代性意識形態的變種,這一點勿庸置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是否還有信心說,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就是不同質文化的交流, 屬于比較文學范疇? 理解必然是在前結構之中進行的。“解釋者無須丟棄他內 心已有的前見解而直接地接觸本文,而是要明確地考察他內心 所有的前見解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較文學學科來說,對前結構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為 重要。在闡釋外來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闡釋傳統,厘清傳統在前 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現代語境下發生的變異,以及這種 變異在本文闡釋中可能的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 加強傳統文化的傳遞和教育。雖然我們不可能返回傳統,但是 我們可以透過傳統經典本文,體察傳統的思維方式,尋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歷史存在中返視自我。也許只有這樣,比較文學 研究者才能夠在面對外來本文的時候,應用已經相對儲備完善 的傳統前結構與之進行對話.

然而,具備了適當前結構的中國人從事的外國文學研究就 一定是比較文學嗎?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恰當的解釋,還需要考 察前結構在闡釋中發揮作用的方式。在對前結構發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許能夠發現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真正分野.

三、視域融合與學科界限 前結構在闡釋中會在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第一個層面是 對于本文的即時反應,這是一種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許是下意 識的反應。比如說,受制于傳統前結構,中國讀者也許認為外國 小說太冗長,心理描寫太繁復,或者敘事結構不太合理,或者對 基于宗教情緒的行為感到難以理解等等。這種情形在國外小說 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特別明顯。林紓在翻譯《黑奴吁天錄》之時 就說:“是書言教門事孔多,悉經魏君節去其原文稍煩瑣者。”[27] 傅東華在譯《飄》的時候也說:“還有一些冗長的描寫和心理的分 析,覺得它跟情節的發展沒有多大關系,并且要使讀者厭倦的”, “就老實不客氣地將它整段刪節了。”[28]闡釋者的這種反應是由 其前結構中的傳統因素所決定的,但是這種闡釋并不能達到真 正的視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視域的三種經驗:第一種是“隔閡 感”,“會讓人產生一種排斥的情緒”;第二種是“誘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東西之中去冒險”;第三種經驗是“發現”,“通往 他人的視域有可能成為彼此間的聯系”。前兩種經驗“還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視域:如果某人仍然帶著自己的視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視域,或者只是對陌生的視域表示驚嘆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間的話,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從不同的視域中獲得別 的不同于自己的經驗。”[29]耀斯列舉的前兩種經驗是對本文的 即時反應。這種初步的、下意識的闡釋經驗并不能帶來有意義 的文學研究.

如果要對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從而達到第三種經驗,就 必須使前結構在第二個層面上發揮作用,即有意識地使用、調動 前結構與本文進行對話。在對話中,前結構會從蟄伏狀態中顯 現出來。前結構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不同內容組成的拼合 板。中國人前結構構成中的傳統不再是沒有變樣的傳統,而西 方文化也絕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們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還是隱約可見。闡釋者要根據需要選擇不同的內容與本文 對話。此時,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分野就出現了,如果調動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結構來闡釋西方本文,顯然不屬于比較文 學的范疇。只有調動傳統文化的前結構(當然需要同時調動相 關的西方文化前結構),來同西方本文進行對話,才是比較文學 研究.

“流傳物對于我們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間的地帶,乃 是具有歷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對象性和對某個傳統的隸屬性之間 的中間地帶。詮釋學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這中間地帶內。”[30] 伽達默爾在此所關注的是對于傳統的理解,但是對跨文化理解 同樣適用。闡釋就發生在前結構與本文之間的中間地帶,對前 結構不同內容的調動決定了離開前結構以后的方向。如果從異 域文化前結構出發闡釋異域本文,闡釋就處于縱向地帶之中,屬 于外國文學范疇。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國散文的流變》,[31] 它以平易散文為主線、結合語言分析和文學闡釋,考察了英國散 文的發展、流變,揭示了散文的本質特征。這主要是以英國文學 的前結構為依托對英國文學進行的闡釋。比較文學則在自身傳 統前理解與異域文化之間的橫向地帶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闡釋 看成帶著前結構外出探險的話,不同的裝備與方向將決定步入 不同的區域,從而帶來不同的經驗融合。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 在出發時就由出發者的方向選擇決定了.

步入比較文學的橫向地帶之后,如何與他者展開對話呢? 前結構與他者本文如何發生關系?伽達默爾指出,“一切闡釋學 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這種前理解來自與同一事物 相關聯的存在。”[32]傳統中必然有對他人本文所關切事物的闡 發,而我們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會對這一事物有所理解.

這種相關聯的存在就是文學、文化之間對話的平臺,是對話得以 存在的基礎。錢鐘書先生作為我國老一輩比較文學學者,其煌 煌巨著《管錐篇》被陳思和教授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不朽之基 石”,“應該成為不論哪個方向的比較文學學生的必修教材”。[33] 我們來看錢先生是如何在闡釋中構建對話的平臺的。在論《老 子》開篇之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節中,錢先生 首先考察了傳統對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釋:“名”為“名 字”。在提出反對意見“‘名’之與‘字’,殊功異趣”之后,進一步 論證“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劉禹錫、陶 潛、劉勰、黃庭堅、黑格爾、尼采、斯賓諾莎、霍柏士、邊沁、但丁、 歌德等人論語言與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觀點。他接著又援引古 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海德格 爾稱“‘人乃具理性之動物’本意為‘人乃能言語之動物’”,來闡 釋“道”,指出該句“首以道理之‘道’,雙關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見與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無名’雙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闡釋。結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圖“早謂 言語文字薄劣,故不堪載道,名皆非常”,以“譯注《老子》”。[34]錢 鐘書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構建中西對話的平臺,即尋找傳統 前結構與他人本文之間“相關聯的存在”,并進一步在平臺上展 開對話,從而實現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個環節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個環節是采取什么樣的方法進行研究。中國人研究外國 文學固然稱不上是比較文學研究,而在不同文學、文化之間進行 的隨意比附同樣不屬于真正的比較文學。謝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評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當我閱讀在它們各自的文學歷史語境中對一首中文詩或 者英文詩作出詮釋時,我往往能學到一些東西,”“但是與此同 時,我也發現,當我閱讀一篇比較中文詩和英文詩(或者其他歐 洲詩)的文章時,我常常對于其中任何一個傳統都一無所獲。”比 如稱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并將其與華茲華斯、拜倫等人相比 較,這就使“浪漫主義”成為一個普遍的范疇,放棄了“特殊歷史 語境”。“這種比較文學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36] 釋義學經驗是一種對話,而對話則具有一種問答邏輯的形 式。“理解一個意見,就是把它理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為理解的對象,意味著它問了闡釋者一個問題,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問題是一種挑戰,為了 回應這種挑戰,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視域中重新構造本文提出的 問題。重新構造的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來本文的視域 中,它必然是闡釋者的視域。“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 種可能性,因而就讓有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意見中。”[38]使有 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視域中就是視域融合。重新構造問題的 過程就是突破兩個視域、產生一個新的更大的視域的過程。這 個新視域的產生正是比較文學所追求的目標.

四、結語 現在,我們可以試圖為比較文學下一個闡釋學意義上的定 義了,那就是,“充分應用本國(民族、語言)文化的前結構對其他 國家(民族、語言)的文學進行闡釋和解讀的研究工作。”這一定 義首先將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區分開來。在外國文學研究中, 理解調用的是外國文學、文化的前結構,而比較文學則調用自身 傳統與他者本文進行對話。其次,這一定義對從事比較文學研 究的工作人員提出了本學科的基礎要求:不斷充實、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結構。只有具備了不同背景的前結構,才有可能在闡釋 過程中搭建交流的平臺,進一步激發研究者探尋各種意義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內,或者接受了比較文學學 科訓練的人必須在與他者本文的接觸中認識、反思自己的前結 構,并且敞開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們的前結構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現,從而在問答邏輯的不斷推進下,在永無止境的視域融合中 發現理解的可能性。

比較文學論文:試論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發展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　世界文學　跨文明研究

論文摘要：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跨越國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學思潮、流派、運動、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學發展有關的各種現象的學科。縱觀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累進式發展的三大階段,即影響研究的歐洲階段(法國)、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階段(美國)和跨文化研究的亞洲階段(中國)。

在當今世界學術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學科之一。自它在中華大地上復興以來，發展迅猛，至今仍然方興未艾。

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概念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較文學》藝術中對比較文學進行了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司各特與維涅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各國文學的作品之間、靈感來源之間與作家生平之間的事實聯系。比較文學主要不考慮作品的獨創價值，而特別關懷每個國家、每位作家對其所取材料的演變。”

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雷馬克對比較文學進行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我國學者季羨林先生對比較文學曾下定義：“顧名思義，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出來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錢鐘書先生的說法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更具體的說，就是把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文學現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它們在文藝理論、文學思潮，具體作家、作品之間的互相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比較文學定義為：比較文學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比較文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中西比較文學是否也能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猶如“紅學”之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魯迅學”之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我們認為，把中西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中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固然，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取異域文學之長，補我國文學之短，中國文學與朝鮮、日本、越南文學的比較，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東亞文學與以印度文學為主體的南亞文學的比較，乃至中國文學與中東文學、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比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開發的研究領域。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說，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文學像西方文學那樣，對我們民族的文學沖擊那么大，發生過那么無孔不入的影響。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文學傳統仍在受歐美文學傳統的沖擊。我們現在的文學教科書，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在內的教科書，都在使用著歐美文學的概念。我國當代的作家，仍在自覺或者不自覺、直接或者間接的接受著西方文學的影響，我國一般大學的外國文學課實際講授的是歐美文學課。因此，作為專門學科的中西比較文學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較文學，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大的研究領域。一是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二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前者應側重于法國學派正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即影響研究，后者應側重于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不長，而古代又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和豐富的文學遺產，這個傳統總在有形無形地對中國新文學發生影響。因此，隨著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應該把研究的重點從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移道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上來。

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發展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史》中談到“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實施，就是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一個個‘人為圈子’的不斷被沖破，一堵堵圍墻的不斷被跨越，從而構成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走向。”[1]縱觀全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較為清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學術之鏈。這條學術之鏈歷經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階段,呈累進式的發展態勢。

第一階段，在比較文學歷史上，法國學派是最早出現的一個學派，從19世紀末開始至20世紀20年代已具雛形。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亞等人。法國學派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可以概括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國與國之間文學的事實聯系和實際的影響關系，在有些學者那里，對這種聯系和影響的研究甚至被嚴格的限定在兩國之間，如梵第根就持有這種觀點。所以法國學派學者嚴厲，比較文學一詞是一門系統而科學的學科沒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實證主義。認為要使學科建立在堅實的科學性上，只有對文學關系的事實聯系進行細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主張把比較文學看成為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在比較文學形成之初就為學科發展開辟了一條科學、嚴謹的研究道路，為學科理論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雖然法國學派在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偏狹的觀點，但影響研究至今，認識比較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始終充滿生命活力的研究領域。

第二階段，1958年9月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二次大會上，耶魯大學教授韋勒克做了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發言，向法國學派的理論觀點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挑戰。這個發言被認為是美國學派的宣言書，此后不僅打破了法國學派的一統天下，也確立了美國學派在世界比較文學領域中的地位。

美國學派對文學進行的平行研究在與法國學派爭論中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理論重點和對學科發展的貢獻可小結如下：第一，擴大了研究的領域，把不同學科引入到文學研究中來；第二，把比較文學研究的目光轉向了文學的內部，更加關注作品的結構、語言、層次等方面的問題；第三，開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張針對不同作品、不同問題運用不同方法，或綜合運用多種方法。

在第三階段，學科自我發展的又一次機遇是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臺港及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迅速崛起，為開拓比較文學的領域，尤其是東西方文學的跨文明比較做出了實績。這種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全世界比較文學引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為比較文學拓展了更加寬廣的視界，將比較文學導向了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學術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構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新體系。臺港學者對于東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索，已邁開了比較文學新的學科理論建設的步伐。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論體系輪廓的初步勾勒，更進一步奠定了學科理論建設的堅實基礎。可以說，全世界比較文學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轉變，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這是一個更加廣闊的視界，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新階段。

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今后邁向何方？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跨文明研究”，或者說著眼于在中西文明沖突、對話與交流的跨越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是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比較文學論文:試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

論文摘要：比較是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是比較文學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比較文學作為文學研究，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影響研究與社會歷史批評，平行研究與新批評、符號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判等無不滲透著比較文學思維特性。重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是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不容小覷。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方法論；意義

在大學中文專業本科教學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歸于外國文學學科領域，而文學批評則是文藝學中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單指文學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學創作。所以，比較文學屬于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歸屬和基本屬性。比較文學也就有了質的規定；而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欣賞為前提、以文學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研究、評價活動。既然如此．比較文學就應該是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學界對于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探討，更多地是分而論之，對兩者的天然聯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樂黛云、陳悖等比較文學界的前輩都不失時機地強調比較文學與文學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評界應有的響應。在文學批評領域，人們論及方法，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論體系，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關涉以及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的研究還屬于薄弱環節。本文正是針對這一點，嘗試著討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之意義。

一、比較與比較文學

任何存在物都無法獨自存在，任何事物都處于與別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比較的意識應該是隨著人類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比較思維在人類思維的歷史上也會找到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學理基礎；比較的方法作為人類思維的基礎，其運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并將比較稱之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

從學理上推論：比較意識的產生，比較思維的形成，比較方法的運用，似乎一脈貫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較”概念的生成。《辭海》這樣解釋“比較”：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可見，察同辨異是“比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異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識到比較之于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塑像，一個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對比較文學產生的背景作了極為科學的說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的預言很快被證實。19世紀上半葉，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開始發展起來。直至成為一門顯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而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并重。

比較文學研究盡管各有側重，以致形成不同學派，但其共同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與人類思維中早已存在的比較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并沒有根本的差異，然而，比較文學又并非單純的比較，有時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具有某種特異的東西，這種特異性在于：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需要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時作為研究主體的‘我’無法超然于研究對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認同于兩個要素之中的一個．這樣我們要處理的就不僅僅是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還包括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可見。比較文學學科中“比較”的意義具有特定的并且確切的學理內容，它是一種旨在把握“雙邊”或“多邊”文學的內在關系．并進而認識它們的本質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思維形態、思維過程和方法論。

總之，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和方法：有意識的比較思維體現于人類思維的發展進程之中：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有其特定的內涵，是一種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淪的意義。撇開文學批評而泛談比較文學方法論．抑或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忽略比較文學方法，這些都必不能探驪得珠，甚至會南轅北轍。

二、文學批評中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

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如果單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比較文學作歷時性的追溯，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由于各個時期比較文學觀念的不同，它的理論背景和指導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應運而生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還可以發現，比較文學基本的研究方法都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方法有著天然的關聯，即文學批評中滲透著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思維，諸如：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與比較文學，文化批判與比較文學等等。

陳悖等學者在《比較文學》中指出：歷史的實證的方法和審美的批評方法．是比較文學史上存在的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對其流變作了梳理：在l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期，比較文學被看成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影響研究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幾乎成了唯一的方法這類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到極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張的，把比較文學看成歷史科學，只作事實的搜索考證，研究因果聯系，而排斥審美批評。50年代之后，美國學者提倡平行研究，他們的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因而在實踐上強調審美的批評方法．強調“文學性”。這種梳理，實際上觸及到了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符號學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都注重事實的考據，強調實證分析，探微索隱地辨析、說明文學現象之間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都運用審美的批評方法，致力于發掘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的美學價值，體現了法國學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當局限于“事實聯系的研究”．而必須嘗試把研究導向對作品的價值的思考。

文學批評中讀者反應批評的理論主干是接受美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它將讀者置于批評的中心，為考察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接受理論強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重視讀者的接受過程；比較文學關注作品的“創作經過路線”。考量比較的放送與接受，兩者有頗多接近之處。接受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堯斯為了論證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曾經討論了“歌德的《浮士德》與瓦萊里的《浮士德》：論問題與回答的闡釋學”。將德國的歌德與法國的瓦萊里的作品相比。這顯然是比較文學的視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萊里對歌德的接受問題，這又屬讀者反應批評的范疇。堯斯正是領悟到了接受理論中的比較意識以及比較文學中的接受因子，才強調：“我們研究《浮士德》時，所提出的問題，一定要針對歌德的《浮士德》和后來瓦萊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問題，對癥下藥。”他還通過比較和接受研究發現：“歌德以他的人性戲劇回答浮士德神話的原始問題時，已經作r些改動。瓦萊里也發現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話中蘊涵的另一個問題。”堯斯的批評實踐，充分證明了隨著比較文學創作活動、放送者、接受者關系網的滲透，接受美學、讀者批評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并由此開辟了文學研究新的探索途徑。

符號學成為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堅實的理論支撐，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都直接從中獲得靈感。符號學研究力圖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從意義建構的“零框架”上尋求人類文化的同一性．這與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文學與語言學聯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異同)研究如出一轍。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中，有一種間接比較稱為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俗稱“西論中用”)。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學者楊牧和大陸學者周英雄先后對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詩《公無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和符號學原理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典型案例；論者從形式因素人手，創造性地從語音層次的分析上升到語義層次的分析，由此傳達出對生命的喟嘆，進而揭示悲劇精神，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理論移植方法與文學批評的符號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融合；這種批評實踐，是結構主義詩學中國化的開拓性嘗試，并顯示出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不解之緣。

女性主義批評由于其性別的獨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視角的開放性，自然與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許多契合點。當今世界女性主義批評運動千姿百態．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發生在不同國度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注重社會實踐而輕視理論化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法國流派、爭取女權強調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東方女性主義批評。新見迭出，不乏勝解，各領風騷，形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閾。并昭示人們：無論是社會學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心理學女性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批評。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意義。

此外，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傳通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到原型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甚至精神分析批評等文學批評方法的特質。

辨析文學批評方法與比較文學方法之關涉．使我們得到的啟示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發生緊密的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而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是文學研究．也就決定了它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將比較文學方法論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是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

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比較方法結合的產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問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各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各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

問題在于，處于當下這個多元參照和學科整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歷史性地從方法論、認識論和學科本體論的不同層面，去理解和認識“比較”的不同內涵及其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去思考和探尋這種比較的價值目標將如何影響到比較文學學科方法和文學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學者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在當下所謂現代性視域和多元文化語境中，比較’只能建立在堅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義、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權利、堅持價值傾向和發展擔當互補共存的意識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支撐，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語言、民族的比較研究，同樣不能保證得到這個時代的文化對話所期待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方法論的探索，許多學者致力于新時期文學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較”作為比較文學的出發點、思維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學界還就“闡發法”、“異同比較法”、“尋根法”、“對話”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效的嘗試：實踐證明，它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批評范疇，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闡發研究既是一種研究類型．也是一種比較方法。它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創造。王國維、胡適、聞一多等現代學者曾嘗試這種實踐；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的研究，稱作“闡發”研究。這種間接比較實質上屬于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而一國文學理論是從該國文學創作總結、抽象而來，在被用于另一國作品闡釋時，無可避免地隱含著兩種作品的比較：理論移用中的逆與順，折射出兩種作品的異與同。

平行研究中根據性質類型可分為類比研究和對比研究，稱為“異同比較法”。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進行的比較。它要求從求同出發，進而辨異，進而探究其深層原因；同時，在異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價值，尋求相互的了解、溝通和融合。

“尋根法”即“文化模子尋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沖突、文化碰撞的產物，是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的。他主張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以文化模子的尋根作為基礎．而且必須從兩個模子的疊合處察同辨異，尋根探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方能窮究事物的本來面貌．達到兩者的融合。葉維廉的思考．為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對話”是比較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傳通的有效方法樂黛云從對話的角度反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學對話這個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礎．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的實質：比較不是理由，比較中達成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并且通過對話產生互補、互識、互鑒的成果．才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兩種文化發生這種對話性相遇的情況之下．它們既不會彼此融合，也不會相互混同，各自都會保持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們都相互豐富起來。

當我們用“比較”的眼光審視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深感兩者需要的是學理的滲透和方法的融合．還發現無論是比較、闡發、對話等一般方法。還是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實證批評、審美批評等具體方法，都能找到許多契合點，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重視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為比較文學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較，需要一個“他者”。“他者之夢．也許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之夢，他者向我們揭示的也許正是我們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們自身的相異性。他者吸引我們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幫助我們回歸到自我，發現另一個自我。”在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的視域中，這一番言說，既充滿詩意，又耐人尋味。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

【摘 要】本文探討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種類型：影響研究、平行研究、闡發研究、歷史類型學研究。文章探討前三種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具體運用，試圖在學術論文寫作范圍內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有所指導、幫助。

【關鍵詞】當代文學 比較文學研究 運用

就大多數情況而言，文學研究就是文學評論，文學研究方法就是文學評論方法。各個學科有著共同的基本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針對具體學科，又都有專業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簡略談一下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眾多專業方法中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及其運用。

二十世紀，是整個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劇碰撞、交流中走向對話和交流的重要歷史階段，而二十一世紀是全球化的世紀，尤其經濟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國門，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文學作為一種“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在文學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強烈關注。在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少學者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框架中，還運用心理學、文化學、形式分析等多種方法，使文學比較研究深入全面。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具有四種類型：最早的源于法國的“影響研究”，繼而又有美國首倡的“平行研究”，蘇聯創造的“歷史類型學研究”，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主要運用“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闡發研究”這三種研究方法。

比較文學研究中“影響研究”的法國學派注重國別影響，也就是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學影響，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來印證有關“影響”的假設，凸顯作家作品之間的精神聯系。某個作家可以通過各種方法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寫作中可能受到他們的影響，如魯迅的有些小說就是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在內容和形式上體現出了和傳統小說不同之處。這種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尋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響的規律，研究作家接受外來影響與個性創造的辨證關系，影響發生的原因、條件以及變化過程。“比較學者們對影響所作的界說大都強調它的外來性和隱含性。”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題材處理、主題原型、藝術風格、技巧等藝術創造的范圍內都可以運用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展開研究和比較。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王蒙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我們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種“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從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濃縮的荒誕性”和“黑色的”戲劇性。并且我們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創作中，在作品的結構方面獨樹一幟地采用意識流動結構法，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他的這種寫法與西方的現代派的表現手法有著深刻的聯系，所以我們可以從這些方面，運用“影響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對王蒙創作的影響。這方面論著如《論王蒙小說的文學空間》李珠魯(韓國仁濟大學中文系)就重點考察了王蒙小說所展現的文學空間形態及其性質,探討王蒙在藝術創作中如何運用現代主義的意識流交錯手法來結構作品，強調了西方意識流手法對王蒙小說創作的影響。再如許子東《當代小說探索與西方現代派文學影響》，就探討了西方文學流派對新時期小說創作的影響，《沈從文與精神分析學說》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的影響。當然，影響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要找到文化影響對作家作品影響的普遍規律。在當代文學中這樣的影響俯首皆是，我們要用發現的眼光更深入研究當代文學。

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比較方法研究，提倡文學跨國界“共時性”研究，是“將那些相似、類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沒有直接關系的兩個民族（或幾個民族）文學，兩個（或多個）不同民族的作家，兩部（或多部）屬于不同民族文學的作品加以比較，研究其異同，并導出有益的結論。”也就是以文學作品為中心的比較方法。是對那些沒有事實聯系和影響的文學現象進行跨文化的對比研究，將不同的文學現象貫穿起來，揭示它們之間的邏輯和理論聯系，以探索世界文學創作的共通規律。平行比較方法包括兩種類別的研究，一是探討作品的類同，一是探討作品的對比。它并不是將兩種文學簡單地相比，而是在主題、題材、類型諸方面建立比較關系：以文學作品的主題為中心，考察同一主題在不同國家的文學里表現的異同點；以題材為中心，分析同一題材在不同國家文學中的不同處理；按照文學的不同類型進行分類比較，如風格比較、情節技巧比較、人物形象比較等等。如《〈天龍八部〉的原型分析（從〈俄狄浦斯王〉談起）》,這兩個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過深入研究從作品表層的巨大差異中找出了它們之間深刻的內在一致性。《不同國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不同語境》、《廖輝英〈盲點〉與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母親角色》等，都為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對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也可以采用這種比較分析的方法。

在運用平行比較方法時，對比研究注重在某類現象的比較中尋找差異時，較多采用演繹思維方式，如對中西文學中吝嗇鬼形象的比較研究;類同研究在差異中尋找共同點時，則更多使用歸納思維方式，從個別中見一般，分析文學的社會、歷史土壤和文化條件的研究，如《〈莫須有先生傳〉與〈堂吉坷德〉之比較研究》。平行比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領域，讓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在更廣大的空間中來研究文學，是大有裨益的。

中國提出的闡發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論闡發中國文學。這種研究方法在近十幾年受到學者相當的重視，并作出了相當的成績。比如用精神分析法來分析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徹地看到狂人的無意識行為中隱藏的心理動機，能夠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進而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藝術心理與政治心理的沖突——矛盾小說理性化傾斜的心理學闡釋》運用榮格的心理學理論分析矛盾的小說創作，可以說是另辟蹊徑，從非傳統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內容，讓我們看到了作品內容的更多層次。二十世紀西方在文學理論方面大有收獲，文學的各個環節，不管是作家、作品、讀者還是文學創作過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論，這些理論傳到中國，對當代文學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結構主義理論，新批評理論、存在主義理論、女權主義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我們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可以運用這些理論來尋找與當代文學的契合點，用它們的理論來分析文學作品，可以融會貫通，更加細致地解剖作品。《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對比研究》就是運用女權主義的理論來分析中韓當代女性小說的異同。《須一瓜小說中的荒誕性》則是從存在主義的理論出發，看到須一瓜作品中的荒誕的性質。當然，不管我們運用什么理論去闡述文學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對一種理論模式做分析和選擇。另外我們還可以在尋找文學創作與歷史、宗教的聯系中，加深對文學的認識，如當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對創作的影響，當代作家創作與佛教、道教文化的關系等。如賈平凹、孫犁等作家作品中傳遞出濃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們的創作與道家文化影響的關系等。

我們對中外的文學作品、作家進行比較研究，同時我們也不要忽略了在歷史縱向范圍內的對比研究，可以探討中國古代、近代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可以將不同時期的作家的創作行為及作品進行比較研究，如《張愛玲、王安憶小說創作中的市民意識比較》《異中有同的兩種中國味：觀照趙樹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們對作品的理解，加深對文學的認識。

總的說來，新時期文學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容易出新的批評領域。借鑒新觀念、新方法，剖析比較研究對象，作出新穎而深入的發現、體現出鮮明的當代性特征。

比較文學論文: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陸學者文人隨國民政府來臺者眾，當時進入臺大任教的幾位師長，帶來了“五四”文學的精神，也開啟往后的現代文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臺靜農，他是魯迅的學生，來臺后雖然轉向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但他的小說集《建塔者》、《地之子》，后來也出版了，使讀者一窺“五四”遺風。在外文系則以夏濟安為代表，他創辦《文學雜志》，帶動寫作風氣，影響了當時仍是學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締造了學院派文學雜志的成果。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

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中外文學》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中外文學》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中外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三、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為小說家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光環，“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說法也流傳一時。然而隨著中文系現代文學課程的增加與寫作風氣漸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現代文學研究的中文系學者，也日漸增多，“現代文學”遂形成中文系學術傳統的脈絡之一;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葉慶炳教授實有開創性的貢獻。而當代年輕一輩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陳幸蕙、簡，小說家郝譽翔、黃錦樹，詩人陳大為等，都是臺大中文系畢業。在外文系方面，雖以外國文學課程為主，但中文、外文兩系常有合作開課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興所授的現代小說、王建元所授的文學批評、齊邦媛所授的高級英文(講授英美小說與詩)等，系為中文系而開;中文系也長期為外文系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因此除了在文學雜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課程、師資的援引上，中文與外文兩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擔負文學教育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臺大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簡稱臺文所)，因為課程設計與發展方向的關系，進入臺文所的學生，不乏已經有現代文學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專業取向，臺文所加入了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陣容。按，臺灣文學的發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除1930、1960年代是現代主義興盛時期外，臺灣文學的多元性，以及與日本文學、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關聯，都可以從中發掘比較文學的議題。是故，臺大教授對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紹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現代散文研究、陳翠英的現代小說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現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藝/社會思潮研究、張小虹的性別/同志文學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劉亮雅的臺灣后殖民小說研究、朱偉誠的同志文學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臺文所教授對于現代文學研究可說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柯慶明的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郭玉雯的張愛玲小說研究，王文興小說研究，梅家玲的現代小說研究、眷村小說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現代詩、女性文學研究，都已出版相關的學術論著。另外，黃美娥的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研究、張文薰的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以及蘇碩斌的臺灣都市文化與文學研究，也都為現代文學研究擴充了領域與視角。

四、結語

展望歷年來的臺大師生藉由現代文學創作、譯介與發行文學刊物的成果，和臺灣文壇產生密切的互動，在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上更有開創性、主導性與關鍵性的位置。現今，為了促進現代文學研究，總圖書館也積極展開作家手稿資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禎和、王文興、林文月與葉維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也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常模，相信臺大教授與研究生將秉此深厚的人文傳統，在新世紀共同勾勒出臺大、現代文學、比較文學以及文學史的復雜網絡。

作者：洪淑苓 單位：臺灣大學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概況與問題

一、關于比較文學研究轉向的合理性問題

（一）國際文學研究“向外轉”趨勢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的“向外轉”自然都指向了文化。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幾乎是當代文學研究各派別的共同趨勢。比較文學的開放性決定它向來都能對學術研究的變化做出敏感的反應，更何況它本身就有著文化研究的性質。20世紀80年代初期比較文學的“理論化”傾向就是這種“文化熱”的開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趨勢變得更加明確更加自覺。

（二）比較文學的研究視域決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隨著全球趨勢的日益迅猛，從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比較視域來看，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必然成為比較視域的基本內涵，而跨民族與跨學科是比較視域中的兩個基本要素。比較視域具有聯系及流動的特點，使比較文學不斷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領域，并使這一學科超出文學研究的范疇，進而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文學研究。與比較視域的聯系性特征相聯系，比較視域始終持一種多元的，開放的研究態度，隨時間變化和時代變遷調整自身，這是比較文學研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比較視域走出了歐洲中心，進入了一種在多元文化語境中進行文學研究，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相互參照、相互闡釋的時代。大家熟知的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加拿大學者米列娜?多列熱諾娃等，都積極地對中西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再從比較文學安身立命的基點———比較視域來看，在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也是符合這一學科自身的學理特征的。

二、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概況及問題

“二戰”后，文化研究在英國逐步興起，80年代傳到美國并形成多元發展的趨勢。它主要關注當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眾文化，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的態度，把文本分析與其他研究方式，諸如結構學、人類學、心理學相結合。它所運用的多學科、多維度的方法給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東西比較文學的興起，比較文學研究要求徹底打破“歐洲———西方”占據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觀念。于是結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學說，有了施展理論價值的天地。比較學者用這些理論來說明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之間的平等關系，說明文化交流中的對等原則和互補、互惠關系等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在內的后現論，有效地調整了比較文學近十幾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偏頗，大大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疆域，為比較文學輸入了新觀念、新術語，形成了文化人類學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與比較文學等頗具特色的研究領域。通過上述文化理論的研究，有利地推動了東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中外許多著名學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體系，并對之進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國的歐洲》、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出版了《比較詩學———東方與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的具體研究中引進文化比較，這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需要。文學是人類文化這一龐大有機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創作總是在既定背景之下進行。反過來，文學又是人類文化成果的一種富有獨特價值的載體，包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而這種內涵又只有聯系文化背景才能發掘。東西比較文學興起后，文化研究顯得更為必要，更加迫切。東西方文學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許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別。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進文化研究，對東西文化的異同進行內在的、深層次挖掘，同時把東西文學研究置與廣闊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這樣才能把東西文學比較中出現的不同現象和共同規律，訴諸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體系，并在其中尋找原因。這就需要東西文化加強溝通和對話，按照互識、互證、互補的對話模式加深彼此之間的了解和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吸收對方文化中的長處為我所用，從而更好的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文化研究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非邊緣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審美性文學批評。它重在揭開大眾文化形式和實踐中意識形態的機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視野里自然沒有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與高雅之分，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文化研究越來越對精英文學研究意味著挑戰。文化研究的這種傾向也對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經典文學研究衰微的趨勢。大眾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進，瓦解和虛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經典文學的價值和文化意義。因而在比較文學中甚至出現了以歐美與中國的影視文化、飲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經典文學的比較分析，拋棄了古典文學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楊義指出文學研究在追求學術現代性的同時，要對浩繁而燦爛的古典智慧進行深度的現代轉化，開展一種匯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學學術工程。他的話對我們應對上述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一方面，要運用現代文化理論重新審視、解讀傳統經典文學，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運用21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導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盡量擴大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談、討論和寬容的空間。雙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嚴和存在的權利，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補充自身的不足，緩和近年來二者出現的嚴重沖突與交鋒。這也有利于比較文學在一個更為寬松、廣泛、平和的文化語境下，從文化理論和政治權利話語的角度研究文學現象，使文化、文學相互溝通、利用。

其次，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泛文化”研究趨向，忽視了比較文學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學研究。從最近幾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及地域性的會議討論的中心題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學者門熱衷的話題似乎不是文學自身，而是文化差異、人類學、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領域。針對當前比較文學界出現的“泛文化”傾向，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對比較文學學科的清醒認識？如何體現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簡言之，要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有一個正確的定位。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學研究，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應該是文學。文化研究是為了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作為它的背景和補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較文學工作者要以文學文本為出發點，并關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同時要正確處理文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系。劉象愚教授說得好“比較文學工作者無論在不同文化和學科的領域里跨出多遠，研究的立足點應該始終在文學上，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對于保持比較文學的生命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三、21世紀的比較文學展望

比較文學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今天已經蔚為大觀，被認為是21世紀的一門“顯學”。21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既要樹立一種文化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意識并重的文化觀念，又要成為人類精神相互對話和溝通的語境和操作平臺。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它實際上已經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學與文化中介與交流媒體的角色。世界范圍內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過程，都在作自覺或不自覺的比較、鑒別，而比較文學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以其自身獨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讓人們即認識了自己———本國本族的文學與文化，又認識了“他者”———他國他民族的文學與文化，甚至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把握世界文學的共同走向與共同規律，這是國別文學或民族文學研究所無法企及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樂觀地預見，比較文學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21世紀將有更大的學術空間，對世界文學和人類文明將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何玉 單位：山東科技大學國際交流處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的內外研究

一、國外比較文學是一種真“外部”、偽“內部”的文學研究

文學研究的內外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在比較文學發展史上，所謂的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之爭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之爭。在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理念中，基本原則就是去尋找和實證確實存在過的“事實聯系”，能夠實證的事實聯系是法國比較文學的基石。如卡雷對比較文學下的定義為:“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萊爾、司各特和維尼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實聯系。”卡雷的定義對法國學派影響深遠，他基本奠定了法國比較文學注重文學外部關系的基調。其后梵?第根的定義更突出了法國學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點。梵?第根指出:“比較文學的目的實質上是研究不同文學相互間的關系。”顯然，“國際間”“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的作品、靈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學”“事實聯系”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國學派注重的是文學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實關系，探討的是不同文學現象間的影響與傳承。或者說，體現在量上，法國學派研究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文學現象之間的事實關系。

美國學派針對法國學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們反對法國學派重視外部聯系，忽略文學內部關系的做法。但美國比較文學并不僅僅就是后來的美國學派，在美國學派嶄露頭角之前，美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從事相關研究。真正把美國比較文學推到世界學術前臺的是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的概念》中對法國學派提出批評，認為“他們過于重視‘事實關系’，對比較文學定義的解釋比較狹隘，忽略了對藝術作品的美學分析”。在此基礎上，美國學者著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兩種或兩種文學現象以及進行平行的跨學科研究。從此，美國學派開始發出自己的最強音，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正是韋勒克。而韋勒克作為“新批評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二十世紀最博學的文藝批評家之一”，“是一個執著于對文學進行內部研究的批評史家”。他的重要貢獻是把文學研究劃分為“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并更鐘情于文學“內部研究”。但這里的問題是，不能因為韋勒克的“內部研究傾向”，而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學派倡導的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內部研究的比較文學。“實際上，他雖然身為該學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將，但卻未曾盲目地局限于這種方法，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國學派的其他領軍人物并不完全贊同韋勒克的主張。我們考察美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定義也不難發現，美國學派的比較研究并沒有分清楚韋勒克式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韋勒克那里，內外之分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同社會歷史批評脫鉤，不僅僅指的是文學要脫離政治、脫離歷史賦予的“因果性”聯想，還指的是文學研究要“區分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與‘經驗存在’，并由此確立這樣一個理論論點: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即一種‘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韋勒克認為，文學作品建立在語言基礎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語言，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聲音層面、意義單元和世界層面”，是一個“符號與意義的多層結構”。“內部研究”就是對這一現象學意義上的“本體結構”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則主要涉及文學作品的“經驗存在”，諸如它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狀態以及讀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見，韋勒克“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二元區分最主要的話語功能就是要突顯文學作品這一超越一切經驗現實的“本體存在”由語言構成的“符號結構”，并進而對其進行審美的分析。因而，所謂的內部研究就是指對文學本體結構的研究，關注的是文學語言的符號性，而外部研究則指的是對文學經驗層面的研究，包括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會影響到文學的種種外部因素，如社會歷史背景、作家創作心理、讀者接受情況等。再來看美國學者對比較文學的界定，以雷馬克為例，他指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及信仰領域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雷馬克的定義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國內學者在寫作比較文學教材時竟然沒有人對這樣一個內涵和外延幾乎都不確定的定義進行責難和質疑，而是想當然地把它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性定義接受和吸納。殊不知，美國學者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要遠遜于他們的法國同事。除了眾聲喧囂地進行所謂的理論變革之外，他們在比較文學上的貢獻可謂少之又少。從雷馬克的定義里，我們除了能感覺到新批評的一大弊端———不負責任地亂聯系之外，幾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說韋勒克的“內部研究”了。韋勒克的重要貢獻就在于其對文學批評的重新解釋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學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學批評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較文學領域幾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回響。美國學派號稱進行了比較文學的內部轉向，從事實聯系轉向了對文學審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國內學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為審美價值關系，但是從美國學派的定義和研究中，很難感受到其價值和審美究竟體現在哪里。

因而，其實可以下這樣一個論斷，美國學派的平行轉向，實際上是把比較文學的外部研究擴大化了，并沒有解決文學審美關系研究這一問題。我們熱衷于翻譯各種各樣美國學者的理論，實際上如果我們清醒一點就可以發現，即便是在理論建設上，美國學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從比較文學研究文學外貿到無所不包的大“跨越”，國外比較文學注定打上了在文學外部關系兜圈子的理論缺憾。

二、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尷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論沼澤

反觀中國學者，我們缺乏對國外學者批判的力度，并沒有意識到國外比較文學研究的真正問題所在。再不客氣一點說，我們是在美國學派大而無當的泥潭里繼續深陷不出。這種情況不是比較文學獨具的特點，整個外國文學研究似乎都存在這一問題。在貌似客觀和真實的學術研究立場上，我們集體性盲從，集體性不敢說“不”。一旦有人對國外理論提出某些質疑，馬上就有相關人士從各種角度進行辯護和還原。這種情況暫時不會改觀，慣性思維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國理論活著。試看國內學者對比較文學性質的一些界定。學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劉象愚先生。在《比較文學的不變與變》中，他指出:“比較文學的不變，在于標志它本質特征的那些東西。我想，至少有三點是它必然要堅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發，比較文學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學的界限之類，因而比較學者也需有兩種以上語言、文學與文化的學養;第二是方法論上的比較性。也即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學性。由此出發，比較文學的研究，無論跨越了什么樣的界限，總須把文學性也就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那些基本性質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較文學則將喪失自我而不復存在。”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界的代表性人物，劉象愚先生對中國比較文學進行了最精彩的總結。但是這三個方面存在的問題依然是內外不分。我們不是強調文學研究一定要進行內部研究才算高層次，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缺少內部研究，文學研究的價值肯定會大打折扣。從國內比較文學的理論建設和實際研究來看，其關注焦點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來看“跨界性”。“跨”意味著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現參照物。在比較文學相關論述中，這種參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現。按照相關學者的看法，中國文學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參照中才能顯示自我的價值和存在意義。因而，相關學者在進行論述時，基本上都會采用或提到“他者”這樣的觀照視角。比如孫景堯教授的《簡明比較文學———“自我”和“他者”的認知之道》(屬于較早的比較文學教程)明顯地具有這種傾向。但“他者”盡管可以彰顯“我”的特異性存在，從而可以更清晰地確定“我”的特點和意義，但假若“我”本身的特點和內涵并不明晰，或者說，“我”缺乏足夠的力量與“他者”進行對比時，“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顧“他者”理論的學術發展史可以發現，最早對“他者”進行過闡釋的黑格爾，是把“我”與“他者”的關系放置在主人與奴隸這一對應性關系中進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開始就打上了奴隸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論中，“他者”就是邊緣化的弱勢群體。換而言之，按照這種理論，中國實際上是處于“他者”這樣一個范疇里。如果我們忽略“他者”的這種文化劣根性，想當然地變“他者”為“我”，試圖用一個帶有西方學術話語權色彩的詞語構筑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難免會導致策略上的失誤，甚而言之，會中了西方文化的一個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國比較文學試圖站在一個客觀的“我”與“他者”立場上去討論問題，去面對世界文學、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個缺陷，即主體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過于強勢。詞語的轉換并沒有太大意義，反而掩蓋了一個“敵強我弱”的事實。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進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導致間接或者無意地證明了“他者”(主要是歐美文化)的優越性，而由此導致“我”的瓦解和崩潰。

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文學學界為什么會一邊倒地在“他者”問題上兜圈子，甚至連一點點微弱質疑的聲音也沒有呢?我認為主要原因就在于國內學者對世界環境的定位過于寬泛。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相信西方現代哲學講述的就是真理。換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環境，我們相信需要對話、需要交流;立足于現代西方哲學，我們相信哲學已經發展到了“他者”證明“我者”的時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提，導致了相關學者的盲目樂觀和理想主義。

究竟該怎么看待這一問題呢?全球化究竟對我們有什么樣的影響呢?一定要參與對話嗎?不對話可以嗎?我們的對話到底有多少說服力?時代對學術的影響是必然的嗎?我們是不是在宏觀地談論世界形勢而缺乏微觀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趕西方的“流行風”可行嗎?真的是當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價值的參考嗎?“他者”真的就具有絕對的魔力嗎?比較文學在說明自己存在理由時有意無意地制造了一種宏大敘事———空談世界形勢、空談全球化、空談文學交流的日益頻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學”的時代快要或已經來臨。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大都相信交流無可避免。交流當然無可避免，即便沒有全球化這個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學時代的來臨究竟有何實際意義，除了在理論上表明民族文學之間交流日益頻繁，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上它的價值有多大?至少在當前的研究中并沒有體現出來。與此同時，對于比較文學的本土立場上，中國比較文學很少涉及。我們只是空談一些歷史問題，空談一些源流問題，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真正應該關注的中國現實問題很少涉及。

這樣的學術立場決定了根本無所謂對話不對話。我們的立場跟西方的立場沒有差別，都是對西方生存環境的宏觀回應。唯一區別的是，對他們而言，這個宏觀現實場是真實的，對我們而言，我們只是在想象世界的處境，想象他們的立場，進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對我們自己的推介，則少之又少。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我們很少能讓外國人了解我們自己，反而是我們在向他們表明我們到底了解了他們多少。這樣的情況就決定了“他者至上主義”的過分與“我”的徹底失語。所以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環境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就想當然地認為這個時代就一定會對我們發生巨大作用。對于建立在上述立場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進行審視。我們是不是跨的有點太寫意，跨的有點太脫離中國國情，“跨”得太超越學科發展的速度。同時這種無邊無際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學研究變成一種無法約束和界定的研究。我們經常批判“x+y”式的比較文學研究，但是仔細研究一下相關論文，有幾篇不帶這樣的比附?在這樣的跨上，我們很容易就會把文學研究變成一種“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較文學的“向外轉”，從一種本位主義變成一種他者主義。

再看比較文學的“比較性”和“文學性”。比較，顧名思義，面對的至少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對象。結合前面所講的跨，不管這種“跨”是跨語言、跨國家、跨民族，還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學科，一旦比較與這些“跨”相結合就注定造成一種文學外部研究的假象。這也是當前比較文學研究執著于文學外部研究的一個原因。在歷史上某段時期，我們已經受夠了文學外部研究的摧殘，當然這并不是文學外部研究的問題，而是因為不知道如何處理二者關系的問題。現在我們一方面畸形反對、極其厭惡這種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從骨子里擺脫不了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而真正的比較文學研究應該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還是內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讓我們領略文學作為藝術帶給我們的美感，以及文學能否作為思想研究的自由領地，催發出新的有益于時代的思想。因而所謂的文學性就在于以上兩點。但是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究竟何指?我們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文學指的是文學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學研究中的“文學”?究竟什么是文學，對比較文學而言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中國學術界對文學的理解基本上還停留在康德、黑格爾階段上，強調美的理念與感性形式的統一，認為美具有無功利性、無目的性等，認為文學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學的正統，承認經典永久性，執拗于追尋文學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盡管我們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學理論，但我們仍然堅守著自己的文學觀念。現實主義仍然是中國學界比較認可的一種文學創作方式，也是學者們進行研究時有意無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經之地。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還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德國血緣。馬克思沒有系統的文學美學理論，因而德國古典美學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蘇俄文學實踐的影響，整個中國文學美學研究現狀也就不難理解了。整體而言，我們的文學審美觀念仍然是近代的，帶有很深的傳統印記。

但是我們所處的現實情況是，文學已經在發生種種變化。無論從作家群體還是作品存在形態，無論是從讀者接受群體還是作品傳播媒介，全方位的變化已經改變了文學的本質。但是充斥在大學中文系教科書里的“文學”很多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盡管我們承認傳統的文學觀念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較文學真的就能承擔起審美價值關系研究的重任嗎?至少在當前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實踐中，我們沒有看到太有說服力的成果。對“文學”重質輕文的認識改變不了，對文學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內部”實際依然“重外部”上，中國比較文學的“文學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處。就此而言，中國文學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文學性”的解讀和展開。誠如有學者所言，比較文學在國別、總體層面構成另外一種文學研究邏輯。但是假如承認這一點，是不是要成立國別文學和總體文學這樣的學科。有人可能會認為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即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別文學，但是對于中國文學而言，其內涵外延非常明確，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響其學科的合法性。而比較文學顯然不具備與之并列的明確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說總體文學了。同時，國別文學中的“文學”，不僅指的是文學研究，還可以指文學現象，而比較文學的“文學”如果強制性地界定為文學研究，顯然是與國別文學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補關系，兩者邏輯聯系并不嚴謹。

三、結語

從文學的內、外部研究這一角度來分析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性質就可以發現，比較文學仍然處于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態。究竟是外部研究還是內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還是固守中國本位，這些問題依然需要進行思考，特別是后者。在一個本位主義極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學里，奢談走向全球化，奢談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只能造成中國比較文學更加積重難返。比較文學的內外部研究，表面上顯示的是文學研究的內外之分，從本質上講，反映的也是本位主義與外來主義之間的沖突。

本文作者：許相全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比較文學論文:小議比較文學的形象學理論

一、整體總論

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形象學突破了原有的文學陣地，從文學形象轉向文化形象的研究，異國形象的文化問題也因此備受關注。如吳鴻志、蔡艷明的《異國形象的文化誤讀》、姜智芹的《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姜源的《異國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義》、杜平的《異國形象創造與文化認同》等文章探尋了異國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認同、誤讀、過濾等現象，揭示了這些現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動機，闡釋了不同文化中異國形象的復雜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一種描述，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的成分，形象學的文化轉向和異國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種文學的文化審視，二者都不能脫離“文學性”這個根本。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理論體系的建構決定著學科的定位。具體來說，國內的形象學理論體系主要表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基本沿襲歐洲形象學理論。這是國內早期形象學研究的常見形態，并被大部分比較文學教科書所采納。二是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一些觀點的確為形象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如周寧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也有一些觀點表面上充實了形象學理論，但缺乏堅實的個案研究，經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學文本研究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見解，如孟華等著的《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這種個案研究對形象學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代形象學對傳統理論進行革新，從對形象真偽的辨析轉向形象建構者的討論，從實證主義“是什么”的關系考證轉向審美批評“為什么”的本質探求，從注重求同的個體研究轉向注重差異的總體研究，這需要我們堅持經驗和批判并重的立場，在一種宏觀的視域中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對形象學給予全景式的關照。

二、基本問題探究

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究。形象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主要包括形象學的定義、研究內容、范疇、方法、意義功能、學科歸屬等問題。

形象學的界定是形象學理論的首要問題，而形象學定義的核心在于對“形象”的理解。國內對形象的定義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國學者巴柔的形象學定義:“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或者是對此定義的進一步闡釋，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實踐》、王瑜嘉的《中國之“形象”與西方形象學之“形象”比較》，褚蓓娟、徐絳雪的《“他者”在注視中變異———論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張月的《觀看與想像———關于形象學與異國形象》等論文都對形象有所界定，觀點大同小異，大多是對巴柔定義的替換和延伸，形象學的不同定義直接影響著研究對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選擇。一些教材有時將研究對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時又將研究范疇和研究對象混為一談。如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一書認為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領域不再局限于國別文學范圍之內，而是在事實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跨語言、跨文化甚至跨學科的研究。”實際上，形象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疇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它們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交叉滲透的形態，需要我們仔細地辨析。在研究內容上，中國文學中的外國形象、外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普遍為人熟知，但一些論述忽視了自塑形象、游記、地域文學形象、少數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較單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尋。在形象學的功能和目標定位上，學界觀點不一，綜合起來就是在考察異國形象在異質文化中產生的原因、機制和復雜表現。而目標的實現，則必須審視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話、想象、互動理論等形象學基本問題也備受研究者關注。孟華的《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一文對巴柔的套話理論提出質疑，認為套話具有時間性，“套話都只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內有效，其使用‘期限’遠不像歐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話那樣恒久。”孟華以時間和歷史為經緯，論述了套話與時間的關系，言他人未言，對于形象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針對當代歐洲學者對形象學研究偏重于“言說自我”功能的弊端，孟華在《言說他者，言說自我———序＜中日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強調形象研究不能忽視形象“言說他者”的功能，應該同時注重對形象“言說他者”和“言說自我”功能的研究。劉雅瓊的《形象與文化攜手———論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他者與自我關系》一文認為要建構“他者”與“自我”之間的深層對話模式，就要在審視他者的同時也要審視“鏡像化自我”，實現文化的雙向交流態勢。楊葉的《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互動性理論》一文主張“注重建構者與被建構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建構者、被建構者和第三方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與社會集體想象物之間的互動關系。”文章若能進一步分析從雙方到多邊是如何互動的，結論將會更有說服力。顏梅的《當代比較文學中“想象”設定的問題及其解決》一文緊密圍繞“想象”的設定，認為想象植根于創造性和虛擬性，但與當前的創作和研究實際產生了裂隙，解決的辦法是嘗試運用中國古代想象理論。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現”的認知功能，若以“再現”為參照研究“想象”，或許可將問題談得更細致。

形象學在比較文學理論體系中的位置和坐標問題，即形象學的學科歸屬也是研究者頗有爭議的問題。國內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大多數學者沿襲法國學派傳統，將形象學歸于傳統國際文學關系的實證性影響研究。這是將歷時性的理論體系相互重疊后的一種歸屬。二是一些學者則認為形象學“專門研究一個民族文學中如何構造他民族(異國)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作品是如何構造他種文化的形象。”由此將形象學歸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順慶教授認為在文學交流過程中，異國形象在由起點經由媒介到終點的流傳過程中，在諸如審美、心理等難以確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會發生信息的失落、變形等現象，由此將形象學歸為變異學研究。四是王向遠教授受形象學概念啟發提出了“涉外文學”的概念，他認為涉外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學，涵蓋了異國形象及異國想象，“包含了一個國家涉及到另一個國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學作品以及該作品的所有方面。”還有一些學者有意無意地模糊了形象學的學科歸屬。歸屬研究反映出中國學者對形象學的思考和定位，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形象學歸屬的難處所在。問題的焦點和原因在于人們對形象學理論研究不深入和沒有找到真正合適的歸屬標準。

世變時移，形象學的定義、性質、特征、理論范疇、研究內容、方法等已經在部分或整體上發生質的變化，這需要我們在反思中重新審視中國當代的社會文化和文學語境，在超越中構建新的形象學范式，使其更加適合當下的形象學研究。

三、學科互涉研究

20世紀以來，隨著學科之間的頻繁交流和多元對話，學科互涉逐漸成為知識整合和更新的顯著方式，形象學也出現了學科互涉的研究趨勢，使形象學在歷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詩學特性。

一是形象學與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融合。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理論大潮影響著形象學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形象學的當展得益于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后現論。后殖民主義對形象學的影響頗大。美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通過剖析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隱藏的帝國意識和種族主義，在方法論上與形象學不謀而合。而“后殖民理論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視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關系、多數民族與少數族裔關系在各種文本中的復雜表現，這些研究和形象學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周寧在八卷本著作《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和傳說》中，引入后殖民理論對西方的中國形象進行研究，是形象學領域一次有意義的嘗試。同樣，女性主義理論對形象學也有所影響。在高旭東主編的《比較文學實用教程》中，編者依據英國比較文學學者蘇珊?巴斯奈特對旅行者描述異族時的性別隱喻與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論基礎是女性主義。“強勢的文化和種族總是男性化的、陽剛的，弱勢的種族和文化總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種族歧視和性別優越之間就有著驚人的對應關系，這對具體分析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從理論的生成來看，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本身就表現出明顯的學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蘊含的符號結構、隱喻、套話等特點，又特別適宜于這些理論的闡發和應用。劉洪濤在《對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幾點思考》一文中說:“現在的情形是，形象學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繞過法國學者精心建構的理論規則、術語，直接從各種后現論中尋找武器，展開自己的研究。……‘東方主義’、‘異國情調’、‘西方主義’、‘中心與邊緣’、‘族群認同’等等話語方式在逐漸擠占形象學原有的空間。就像比較文學一樣，形象學的面目也越來越難以辨認。”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將關注點放在形象學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而沒有在理論和方法上使二者達到真正的有機融合。要實現二者的有機融合，尋找理論契合點是關鍵。同時，也要預防將形象學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編碼化，忽視形象的情感性和獨創性，使形象學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理論關聯。從文學和其它學科的關系來看，文本材料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文學與心理學、傳播學、歷史學等跨學科研究促使人們在形象學研究中越來越重視學科之間的關聯，積極地吸取其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在學科內部之間的關聯上，張曉蕓的專著《翻譯研究的形象學視角》以凱魯亞克的小說《在路上》為個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學翻譯中的處理及其變異問題，認為“在譯介的過程中，原語文化在譯語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決于作為中介的翻譯。對他者的態度，決定了在翻譯時所采取的態度，而翻譯活動又反過來決定了他者在‘我’處的形象。”該書從形象學角度進行翻譯研究，闡釋了形象翻譯與形象建構的關系，以及翻譯活動中形象的主體形態。李紅、張景華的《在形象學視角下美國華裔文學的漢譯問題》一文以美國華裔文學的漢譯為研究對象，認為“漢譯者在做好傳遞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時，應加深了解美國文化，努力減少翻譯過程中產生的變異，以促進中美文化的交流。”論文從翻譯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點分析了如何減少翻譯中的變異問題，對異國形象的翻譯很有參考價值。在學科的外部關聯上，李曉娜的《呼喚感性回歸，重回審美之維———審美文化學對形象學研究的啟發》一文從審美文化學與形象學的關系入手，闡釋了審美文化學對比較文學中形象的解讀、異質文化的交流和溝通在方法論上的啟發意義，并嘗試用審美文化學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審視藝術作品的問題。石黎華的碩士論文《傳播視野下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問題初探》立足于跨學科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大膽借鑒傳播學理論，借用傳播學的“議程設置”、“說服理論”等理論術語，分析了傳播視野下形象的傳播過程，闡釋了形象在此過程中是如何形成、傳播、接受、改造的，解構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總結出形象傳播過程的基本規律，以傳播學理論研究形象學，開拓了形象學的理論視野。

學科互涉為形象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實際的研究中，學科互涉大多還停留在觀念層面，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在實踐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地運用。因此，形象學如何恰當借鑒和有機融合其它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將會是形象學理論研究大有作為的一個領域。

總體來看，國內形象學理論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學術特色。我們應當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學科理論的基礎上，彌補現有形象學理論的不足，拓展形象學的理論空間，為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和文化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指導。

本文作者：宋虎堂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學科范式轉換問題研究

一、法國學派的“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

比較文學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得到命名,進而在進化論與科學實證主義的指導下不斷將比較文學學科規范化精確化。學科理論與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國學派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圈定在了歐洲文化中心之內。然而在成熟的“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內存在著大量的異常現象,由此導致了美國學派所聲稱的“比較文學的危機”。正如巴登斯貝格所言,“生物學方面的‘比較’科學,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時期內形成了專門的學科,文學史自然會效法它的方法。”后來韋勒克在考證“比較文學”這一名稱的時候也談到這一問題:“這個詞的產生顯然受到了居維葉(Cuvier)的名著《比較解剖學》(1800)或德熱朗多(Degerando)的《哲學體系的比較史》的啟發。”自然科學的影響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借用問題,而是一種范式的借鑒。因此韋勒克先生才說:“浪漫主義思想喪失了信譽,從自然科學引進的思想大獲全勝,連在文學史上的撰寫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實事實遠不像韋勒克想象的那樣簡單,科學作為一種進步的神話,也作為一種范式的霸權幾乎支配了當時乃至現在的所有人文學科。正如伽達默爾所言:“科學的方法論精神滲透到一切領域。”然而當時的文學研究不僅沒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學范式的姿態,反倒主動迎合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其中影響最大的除了進化論之外就是實證主義哲學。

進化論的觀念讓當時的研究者將文學史看作不斷進化的歷史。比如法國學者布呂納介耶就非常熟練地運用了這種理論分析法國的文學史。后來比較文學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論》便是具體運用進化論的觀念將整個文學史的演繹分成了氏族、城邦與國家三個階段。這些文學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進化論的觀念奠定起了文學史研究的歷時性范式,打開了文學研究的國際視野,也為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法國學派在科學實證主義的指導下確定了相應的領域,即歐洲范圍內的文學交往歷史事實。這在梵?第根的規定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在那么廣泛的定義之下,如果只就歐洲而論,它便包含希臘、羅馬文學之間的關系,以及從中世紀以來近代文學對于古代文學所負的債,最后是近代各國文學之間的關系。”后來的伽列與基亞都在力圖圈定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無論是伽列為比較文學所作的定義所包含的研究領域,還是基亞在《比較文學》教科書中指定的研究書目,他們都明確地將“國際文學關系史”定格在了歐洲。由此法國學派在“歐洲文化中心的歷時性”范式之內確定了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領域,比較文學的發展似乎步入了一個常規時期。然而“常規科學不會產生目標之外的任何新現象,事實上這些與盒子不合的現象根本就不會被發現。”這些與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現象便是庫恩先生所說的“反常”(Anomaly)。所謂“反常”就是現象與范式的預期不相符合。比較文學也是如此。在法國學派的范式之內,大致出現了這樣幾種反常現象,這是他們無法在范式內解決的,也是引起美國學派詬病的地方。即文學歷時性之外的共時性問題,即沒有事實聯系的相似性問題;科學實證主義之外的美學價值問題,即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性問題;歐洲文化范圍外的文學現象問題,即西方國家之間的平行文學現象問題。

二、美國學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

美國學派的出場首先是在危機的吶喊聲中掀開比較文學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發出洪鐘般吶喊的是捷克裔學者韋勒克。他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較文學所面臨的危機狀態:“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接著在后文中以嚴密的邏輯性與火藥味十足的論戰歷數了法國學派的各種罪狀,諸如事實主義、唯科學主義、歷史相對主義、文化貿易主義與沙文主義等等。這場論戰雖已過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觀地運用范式理論的分析我們發現,法國學派的這些“罪狀”其實是他們在建構比較文學學科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導致的問題。祛除美國學派的意識形態背景,我們關注的是比較文學到了美國學派的手中會走向何方?這便是我們要論述的以美國學派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通過前面的分析,法國學派從科學實證主義范式視域將比較文學定性為“國際性的文學關系史”,其實就是從時間性維度來分析文學現象。也正因為如此,法國拒絕或放棄了對文學本身的美學價值分析。而共時性范式則主要從橫向對比分析出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要素,也即是俄國形式主義所提出的“文學性”。文學性問題成為自新批評以來整個西方文藝理論所關注的焦點,它將文學研究導致了關注文本的“內部問題”,著重從文學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學的本質性問題。(具體請參見朱立元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前言)美國學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評。正是以韋勒克為代表的新批評理論家首先強調文學的文學性問題,然后以此為契機在雷馬克、韋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構起了一個共同的美國學派。

國際性的文學現象是法美學派的一致的研究領域。然而之所以有論戰,主要在于他們持有不同的范式視域。法國學派秉承的是歷時性范式,以科學實證主義眼光將比較文學的國際性文學交流事實進行了追根溯源式的匯總,以達到一種“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國學派認為“必須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它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藝術的本質。根據這樣的文學學術觀,文學藝術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韋勒克開創的共時性范式下,雷馬克及韋斯坦因等美國學派學者建構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體系,主要來講包括了這兩大研究體系:本學科研究與跨學科研究。在本學科研究體系中包括了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與類型學;在跨學科體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宗教、歷史、哲學,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與法國學派一樣,確定了學科理論與方法也開始圈定研究范圍,繼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韋勒克聲稱:“關于贊成提‘比較文學’,還是‘總體文學’……至少西方文學是統一的,它形成一個整體。……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包括整個歐洲、俄國、美國以及拉丁美洲文學的緊密整體。”科修斯也認為:“文學運動和文學評論也證實了西方文學這個基本的統一體。比較文學建立在對西方文學的這一看法上。”當然,韋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較文學研究西方文學的同時否定了東方研究比較文學的可能性,固執地將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圖。通過歸化吸納或排斥拒絕,美國學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最終確立起來。然而范式的確立最終讓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一樣陷入了不可掙脫的范式悖論之網。在美國學派所持的范式內同樣出現了這樣幾類反常現象:比較文學與文藝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問題;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東方文學問題。其實美國學派將比較文學從歷時性的追求國際文學關系史拉回到文學本身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然而在規定比較文學的定義時則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為收縮而后者則無限放大,導致后來比較文學研究大有被文藝理論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險,由此導致了比較文學的另一次危機。因此才有了蘇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論”:“比較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走向死亡”,“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過時。”為什么會如此呢?共時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時間界限,從橫向研究跨越性的國際文學現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較文學與文藝理論、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馬克的定義所涵蓋的內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詞才能包含。從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頓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14次大會到后來伯恩海默的《跨世紀的比較文學》學科現狀報告,比較文學還是比較文化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比較文學的學術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較文學學科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該怎么處理這種文學與文化的問題?很多學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態,甚至自愿放棄。美國著名學者喬納森卡勒認為,如果將比較文學擴大為全球文化研究,比較文學學術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為“照此發展下去,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將會大得無所不包。”卡勒還只是有點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對這種紛然雜陳危機四伏的比較文學干脆表示放棄:“如果我們想給比較文學下一個嚴密的定義,或者把它歸納在一種科學或一種文學研究體系里面,我們必然得不償失。”最后他決定將比較文學學科取消!

不僅如此,當美國學派的共時性范式遭遇學科身份泯滅的危機之時,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帶來的反常現象也困擾著美國比較文學文學學者。當韋勒克、雷馬克與韋斯坦因將比較文學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時候,各種文化研究的熱潮打破了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處理由于文明所帶來的異質性與變異性現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報告中審慎地提出了“放棄歐洲中心論,將目光轉向全球”的號召。即便如此,舊范式已經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也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內看到了反常現象而已,因其無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時性范式”,全球化的號召最終就蛻變成一種口號!

三、中國學派的“東西文明對話的異質性道路”

范式作為一種悖論話語,不僅建構著學科也解構著學科。法美學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將比較文學推向危機,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學派都以西方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元范式”影響下以追求“同質性”為旨歸。而這一點卻是范式理論本身也無法看到的。因為范式理論本身便建立在科學主義的話語體系之中。因此庫恩先生一方面聲稱所有人文科學根本還未進入一個成熟范式的階段,另一方面在他看來,自然科學成就屬于西方。因為“只有從古希臘時期發展而來的文明才擁有最基礎的科學。”鑒于范式理論本身的唯科學主義傾向,我們根據李凱爾特有關文化科學的異質性理論來進一步描述法美學派范式的局限與中國學派的合理性。德國著名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認為,科學有兩種分類方法即質料的與形式的分類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二者的對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類原則即“現實的連續性和異質性原理”。“每一個占有一定空間和一定時間的形成物,都具有這種連續性。我們可以簡要地把這一點稱為關于一切現實之物的連續性原理。”通俗地講,所謂連續性原理就是說自然的萬事萬物都是流動的連續體。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說,他在現實中曾經看到某種絕對同質的東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們可以把這一點表達為關于一切現實之物的異質性原理。”連續性與異質性構成了現實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學“只有通過在概念上把差異性和連續性分開,現實才能成為‘理性的’。(科學)我們把每個現實中的異質的連續性,或者改造為同質的連續性,或者改造為異質的間斷性。……數學采用的是頭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從排除異質性開始的。”自然科學的形成是通過對異質性的同質化或排除異質性而達到,而文化科學則直接關注異質性。然而比較文學要實現真正的“世界文學”,要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必須擺脫自然科學的同質化范式而強調異質性。從現實而言,東西文明的異質性也是全球化的時代里必須認識到的文化現象。當比較文學在美國學派那里遭遇到各種文藝理論思潮,尤其是自德里達以來的各種帶有解構性理論流派(如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及族群主義等)之時,就應該發現他們用人文主義反抗科學主義,用邊緣解構中心,實際上是在追求一種“異質性”。因為現實的東西方世界的發展正在面臨這一問題。亨廷頓在《文明與沖突》一書里從學理方面探究了東西方在今后發展中所面臨的文明異質性沖突。雖然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但他指出現在世界文化發展必須要關注的東西方文明的異質性問題。然而因為法美學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學同質性范式長期地遮蔽了這種異質性,當然也就解決不了比較文學在面對文化大潮與東方文明的時候所帶來的危機。

當比較文學傳播到中國的時候,因其東西方文明的異質性的強烈沖突,因此中國學派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烈的自覺意識。然而中國學術長期以來也籠罩在西方的科學同質化范式的陰影下,企求通過“求同”來縮短與西方學術的距離,最終導致中國學界的“失語”。比較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從最初臺港學者提出的中國學派到大陸積極響應,一直都以“求同”心態在進行著理論與方法、研究與實踐的探索,其結果是不僅理論特色與立場缺失,甚至學科學派也常常遭到學界詬病。后來在學界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后開始了論爭與探討,以期總結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可持續化發展道路。曹順慶先生率先在總結中國學派的理論與方法體系的基礎上,提出了長期以來在西方的科學同質化范式下所遮蔽的“異質性”問題。根據中國文學實際與東方文明獨特性,結合當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學術的走向,曹順慶先生具體地論述了“異質性”作為比較文學的可比性問題,并且于2005年在比較文學第八屆年會上正式提出了“文學變異學”理論。正是通過異質性的變革,不僅在跨文明的立場上運用文學變異學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學派的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形成了一套比較文學中國模式以互補對話交流溝通為宗旨的理論體系,從而避免了法美學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論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順慶先生所倡導的比較文學中國模式充分地關注了李凱爾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學的異質性原理在現實學術與東西方文明中的呈現,才找到了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發展的真正動力,才徹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學同質性范式的壁壘,比較文學也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終尋找到世界文學“共同的詩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單位：長江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

比較文學論文:比較文學課程改革淺談

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比較文學發展的歷程還十分短暫，自1998年國務院將其與世界文學合并為一個專業以來，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并歸為中國語言文學類的二級學科。目前國內許多高校爭相開設比較文學課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學過程中逐漸凸顯出來。雖然其作為高校文學專業必修課開設已久，但是與其他主干課程相比，無論是從學科體系方面，還是教學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講授這門新興學科的時候，如何處理好“教學內容”與“教學重點”的關系，“采取何種教學方法”等問題成為教學過程中面臨的難點和挑戰。本文擬就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比較文學專業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問題提出些自己的觀點，以期對比較文學課程的發展有所幫助。

一、比較文學課程的背景與挑戰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文化不斷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面臨兩方面的危機：一方面是全球一體化所產生的對于文化多元化的沖擊。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使得全球一體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種趨勢的沖擊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丟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實質和內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則被徹底遺忘、拋棄，成為歷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則為了保護本身文化的獨立性而采取封閉、孤立的態度，他們拒絕與外界文化交流、接觸，以此來維護本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和純潔性。面對這種趨勢，當務之急就是增強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其能夠面對全球化的沖擊，適應新的發展需要，這些現實都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和發展平臺。按比較文學所建構的比較視域來看，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對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確自己的存在意義。尤其是在這種全球化語境中，采取何種態度對待文學是關系到我們人類文化發展的重要問題。將“比較”納入到文學領域，可以給予其以新的視角審視本土傳統文化，并保護邊緣文化免遭文化同質化的侵蝕，對于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意義十分重要。

二、確立切實的教學目標

雖然比較文學學科表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時時存在著危機。一方面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沖擊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和領域，許多之前屬于比較文學領域的問題現在正逐漸被其他領域所侵蝕，特別是文化研究的興起，使得其研究范圍從政治文化、影視文化，直至大眾文化等方面無所不包，滲透到任何一個學科領域之中，比較文學的范圍也逐漸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變也給這個學科帶來極大的影響，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較文化與其他學科很難區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戰。目前我國高校本科教學的現狀是，比較文學教學無論是從教學效果還是重視程度上，都無法得到教育部規定的其作為必修課的地位，教學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復制研究生的成功經驗，而缺乏針對本科生所需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目標不清楚導致的后果一則是教師在講授本門課程時目標過高，本著“學貫中西”的目的，這就導致學生對比較文學產生畏難情緒，部分學生干脆敬而遠之，或者應付了事；二來部分高校教師過于重視理論課程而輕視實踐課程，導致課堂變成了定義和基本理論的堆砌，學生很難從中真正體會到比較文學的美感與實際意義。教師這種“灌輸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學生能力的培養，這種教學方法很明顯不適合這門新興學科教學。根據筆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經驗，我非常贊同一些專家學者對于比較文學課程的看法和觀點，其認為比較文學在本科中的教學目標應為初步確立打通意識，以一種開闊的視覺審視問題，即“比較視域”。所謂“視域”，在比較文學中指的是“一種多元觀察的、多視點透視的研究視野”。對本科學生來說，能夠把握“打通”、“融會貫通”等能力，熟練的用其來比較兩種不同文學之間的差異和共同點，或者是比較本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異同，這才是學生學習本門課程應具備的能力。學生通過本課程的學習能夠有更加開闊的視野，他們的心智得到擴展，更具有同情心與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學者所說的，比較文學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心智更具彈性，能使我們超越自己狹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關系。正是比較文學的這種特性，使得其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顯得更加重要。

三、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

“比較視域”的教學目標決定了高校本科教師不能再以傳統的教學模式來組織教學，不應將理論與學科史作為教學內容的重點來把握，而是應該及時調整、充實教學內容，增加本科生實踐能力與文學思維的培養。目前高校比較文學課程設置很多還未達到高校必修課的要求，更多的還是以選修課形式存在，不僅形式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課時安排上也相對較少，而這門課程包羅的內容又比較多，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完成所學知識，提升觀念顯然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因此，教師在教學內容上應注意把握重點，有選擇、有針對性的組織教學，與其籠統的講授理論，不如著重強調個案的舉例教學。個案教學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將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讓學生產生具體可感的知識內容，從而更好的理解比較文學，有利于學生比較視域的培養。例如在講到中外文學對“復仇主題”的表現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畫時，可以以《趙氏孤兒》與《哈姆雷特》的對比來展開，雖然二者都是采取復仇作為作品的主線，中間故事情節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處，但由于二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與人文景觀不同，導致了其無論從戲劇沖突、主題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畫等方面均有不同，體現了不同文化觀念下的文化價值差異。通過比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異及深層原因，使學生能夠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內涵，從而能貫通中外文學知識，并深入到未來的學習中。在確定了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之后，如何將其貫穿到教學過程中變成了關鍵因素，特別是教學方式方法會影響到教學目標的達成，更應針對不同的學校、不同教學對象等具體情況考慮教學方法。筆者認為比較文學課程可采取如下方式進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一）組織好課堂教學，奠定扎實基礎知識

時至今日，課堂教學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見的教學組織形式，通過課堂教學可以讓學生掌握基本的理論知識，對比較文學課程有大致的了解與認識。但是，教師的任務并不僅僅是將基礎知識傳授給學生，而是應該在介紹基礎知識與理論的同時，指導學生將所學理論與腦海中已儲備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相關知識聯系起來，擴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楊周翰先生曾經說過的那樣：“研究外國文學的人必須要有一個中國人的靈魂。”那么對于中國學生來說，在學習比較文學的過程中，應立足于我國文化，以中國文化作為根基，體現中國比較文學的特色。在當前的比較文學教學、研究領域存在一種偏頗，即對西方文學的注重而對中國傳統文學忽視。不少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在談起外國文學時如數家珍，對于外國文學理論也能侃侃而談，而一旦談到中國文學理論，則知之甚少，缺少扎實的中文功底作為支撐，因而很難把握到這門課程的重點和精髓。

（二）增加課外閱讀量，拓展思維

大量的閱讀能夠給予學生足夠的素材和內容，讓學生通過自己在閱讀中的感悟來更深入的理解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可引導學生在學習完相關理論后，應以比較的視域去重讀經典、闡釋經典，學生在此過程中不僅對基礎理論理解的更加透徹，對經典文學也有了個人更深的見解。就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必要的閱讀量是其應該具備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較文學不是以“精英”培養作為教學重點的，教師在教學中應注意到這一點，努力讓學生通過學習，拓展自己的思維，開拓文學視野，從而能用比較的、聯系的、平等的視域看待事物和現象，為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奠定基礎。

（三）促進學生交流溝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教師可利用課堂活動時間，組織學生進行相關理論的討論，具體資料的查閱學生可在課下完成。例如在講到“主題學”這一章內容時，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內容，教師在組織課堂教學時可分步進行。首先抽出一節課進行基礎知識的講解，之后指導學生將理論與示例范文結合，讓學生把握具體的研究方法，隨后組織課堂辯論與討論。以此為話題，學生可結合所學材料，也可根據在網上搜集到的內容來進行“主題學”大討論，交流各自的心得體會，并在交流過程中相互啟發，碰撞思想的火花。對于師范院校比較文學課程教學來說，理論如何與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是決定教學效果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為此，學校可以通過組織優秀畢業人才或專家來學校參與教學活動和組織講座等形式，結合各自的經驗現身說法，促進學生更好的領悟這門學科的實際應用與意義，并能自覺運用到未來的科研寫作中去，提高實際運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單位：集寧師院中文系

比較文學論文:地方師范比較文學教學危機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較文學陷入了教學危機，危機首先源于比較文學學科自身定義不清，其次因理論化傾向導致晦澀難懂，師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學手段落后，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為此教師要加強自身知識和理論學習，同時貫徹理論結合實際的方針，并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關鍵詞：地方師范；比較文學；教學危機

比較文學在地方師范院校開設產生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既有諸如學科自身危機帶來的普遍性教學難題，又有地方師范學情帶來的授課難題。

一、學科自身危機帶來教學困難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一稱呼沒有凸顯出“比較文學”學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界限，甚至有將比較文學淡化之嫌。這樣一種稱呼加重了比較文學學科危機，帶來了比較文學教學的危機。學生對學科本質誤解嚴重，教師陷入正本清源的辯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講授學科史。然后，再以具體的學科研究理論與實踐為主要授課內容，而這些理論與實踐往往涉及世界文學內容。很容易讓學生以為比較文學只是世界文學學科范疇下的一個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誤以為本學科沒有獨特的方法論給教學帶來了困難。學科定義不明確讓師生均難以適從，研究方法不規范讓教學難以說服人。比較文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危機不斷，“一個多世紀以來，各國學者為了尋求這一問題的答案，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和爭論，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圓滿的權威的結論。”①正因為學科概念不清，導致學科危機不斷。克羅齊認為“比較方法不過是一種研究方法，無助于劃定一個研究領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較文學變成一個專業。”②針對這一發難，比較文學專家們紛紛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的口號，指出比較方法不是比較文學的本質屬性，“比較的真諦，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較文學的本質在于它是一種跨界線的文學研究。”③這時候在課堂教學中就出現了一些問題：這種僅僅把沒有跨越的文學比較研究切割出去的學科主張不夠嚴謹，跨越的文學研究依然是用比較方法來研究。學生寫作的時候依然會套用某外國作家與中國某作家之間，或外國某作品與中國某作品之間的比較等諸如此類模式。對于寫作依據往往語焉不詳，不能找到科學有效的可比性來比較。等教師回過頭來再講什么是比較文學的可比性時又套用各種各樣的理論，而這些晦澀的理論難以激發青年學生的學習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熱情。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多樣，大致上可從學科內部研究、跨學科研究和總體文學研究三個角度去把握。④學科內部研究又分為若干個研究范疇，如：文類學、主題學、譯介學、形象學、類型學等。跨學科研究又分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宗教、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等幾個范疇。總體文學研究則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國文學為關照，尋找總體文學規律為旨歸，主要包括闡發研究、比較詩學、文學人類學等。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疇不清，如對王國維的兩部作品《紅樓夢評論》和《人間詞話》的研究歸屬問題。陳惇等《比較文學》將之歸入“比較詩學”，認為闡發研究和對話研究則是比較詩學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教程》則將闡發研究與比較詩學并列同屬總體文學研究下的研究類型，“跨文明闡發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重要類型，它是指運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學觀念或其他學科知識來闡釋、研究生產于乙文明當中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⑥這樣勢必會造成學生閱讀專業基礎書籍時即產生種種困惑，教師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實相告專業現狀，無法擇一確切回答。

二、學科知識理論化傾向導致師生溝通不暢

地方師范院校通識教育滯后導致學生知識視野均偏向某一專業，而對相關領域的了解不夠，因而研究起來如盲人摸象。教師本身對許多學科內部研究方法尚不能應用自如，更不能進行深度理論開拓。難以在全面建立師生互動基礎之上的教學相長。學習比較文學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不然難以把握宏大的理論體系。僅就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之關系而言，20世紀60年代大量理論著作問世，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符號學、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理論洶涌而至。比較文學界在學科自身危機尚未滌除的情況下又要應付理論圍剿，以及吸收、利用這些理論來應用于自身實踐研究。這樣不僅與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范疇交融，而且使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味道淡化。文學內在的美學價值不被重視，而是過度強調與前沿理論的契合。筆者并不是主張去理論化，而是指明課堂教學中理論化傾向對授課的負面影響。在只喜歡閱讀圖畫的淺閱讀時代，眼花繚亂的理論難以找到知音。個中原因，除了理論艱澀之外，大學生閱讀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視。“一份來自中智的最新調查顯示，我國青年‘沒時間讀書’的比例高達57%，‘不習慣讀書’的占44%。調查還顯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業余時間以讀書來休閑，而上網(59.65%)則取代了閱讀，成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閑方式。”⑦據筆者調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師范學院，除了個別目標明確、立場堅定的大學生在認真閱讀專業書籍外，更多的同學把時間投入到了網游、兼職和社交活動上。課程作業雖然布置了，但多數同學總會在交作業期限前一天才開始動手查資料，動筆寫文章，目的只是為了交差，結果只能是令人失望。這樣的閱讀現狀是我們時代的無奈，更是地方師范院校的無奈。這樣的學情讓理論教學變成了自話自說，不能在課堂上達到共鳴，不能啟迪學生思索、創造。

三、教學方式落后導致學習興趣低落

學科自身的危機加上偏愛宏觀理論，往往使研究顯得空泛.沒有“文藝學”那樣清晰的脈絡，也沒有“文學史”那樣生動的內容。這樣的課程對授課教師是一種極大的挑戰，教師除了需要具備扎實的學科功底之外，還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結構，合理設計講授內容。根據筆者本人的實踐和觀察，令人遺憾地發現，我們在授課時往往是填鴨式教學，帶著自己整理好講義，按照填好的教學進度表逐一講授。這一責任不能全怪教師，因為地方師范院校的教務部門對教學要求非常細致，要求每個教師都要嚴格依照教材內容授課，嚴格按照教學進度表內容上課。教師們為了達到管理部門的要求，發現問題也難以抽出時間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學生琢磨后與自己交流。而當代大學校園的師生關系也不如中小學的師生關系親密，教師上課時才夾著講義走進教室，學生放學后就匆匆收拾書包去做兼職。師生之間鮮有課堂互動，更別提課下答疑解惑。教師教學內容缺乏創新也是導致學生學習興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識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體時代，人們對知識和信息的獲取十分容易，一臺電腦，一根網線，鼠標一點就能搜集到許多信息。同學們可以很方便地從網絡上下載到別人已經整理好的課堂筆記來參考，而不必花費心力去把知識點一一寫到筆記本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僅僅把學科知識歸納出來讓學生記筆記備考的教學方式必然會受到學生抵觸。如果說知識點是無法避免的重復的話，那么教師對知識點的個性化梳理與講解點評應該是教師授課特征的體現。遺憾的是許多教師的教學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與時俱進，實時更新。教學內容無法滿足信息多元化時代青年學生的求知愿望。

四、對策及建議

要解決這些危機，教師要負起責任。首先應強化專業知識學習，對學科歷史、學科知識體系了如指掌，掌握學科前沿理論和研究動態，使自己立足在一個堅厚的知識基地上。這樣便于應對教學中出現的學生對學科危機的疑問。“比較文學概論”作為一門課程已是地方師范院校常態，然而尚難以找到權威的教材，教材之間存在著觀點爭鋒。甚至對什么是比較文學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徑庭，容易讓學生無所適從。這時候教師不宜作某一種觀點的宣傳員，也不能當調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學的態度和客觀的原則告訴學生學科現狀，幫助學生認識比較文學，甚至鼓勵他們去參與這一“顯學”的探險，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儲備優秀的人才。其次，教學中應注意理論結合實踐。面對理論洶洶，要以恰當的案例來幫助同學們理解某理論對科學研究的幫助。比如說在講授平行研究時，重點落在對可比性的尋找上。甲乙雙方的異同羅列難免會有隨意之嫌，而把問題上升到各自所處的文化傳統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異同的原因。這里我們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鳳與福斯塔夫：談“美”的個性和道德化思考》作為案例，方平先生把兩個異時空存在文學形象的可比性落腳在將現實丑轉化為藝術美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尋中西方審美的共性與特殊性。⑧這樣把優秀的研究成果當做教學案例來講授，既能解決理論困惑，又能指導學生如何進行學術研究。第三，教師應積極探尋適宜教學內容的教學手段和方法。比較文學課程理論性強，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學過程中應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和手段，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興趣。不僅授課內容采用理論加實踐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學們也要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僅要把理論知識消化吸收，而且要能應用到實踐研究中。教師應充分利用多媒體時代的便利解決當下教學難題。可通過網絡來教學內容、設立討論主題，組織學生結合各自的學習心得和讀書經驗進行討論，讓大家暢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觀點形成文字發給教師，教師擇優到網絡空間供大家點評。這樣既可以調動學生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又擴展了課堂教學內容。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課時普遍較少，這樣做也為本科爭取了學生一定的課外學習時間。比較文學教學難題擺在同行教師面前，需要大伙兒群策群力，以集體的智慧應對時代挑戰，應對學科挑戰，應對理論挑戰。如果教師都對學科理論了如指掌，并對相關學科廣泛涉獵，如果教師懷著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學中，那么，比較文學教學的難題也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