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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企業環境行為；環境政策；微觀視角；工業綠色化

中圖分類號 X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3-0040-05

環境問題從邊緣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政治和經濟議程的核心內容之一，以政府規制為主的傳統污染控制手段在促進企業控制污染排放、推進清潔生產、保護生態環境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成立了環境保護機構，并從國外引入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至80年代，我國逐步建立了各項環境保護制度，目前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環境保護政策體系，并在一些地區開始探索通過市場機制和信息手段來促進企業的污染控制和工業綠色化。然而，以往企業環境污染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踐，使得政策往往不能很好地實施，增加了環境管理的成本，顯著降低了環境政策的實施效果，政府為此所支付的經濟成本也相當可觀。[1]企業環境行為研究從微觀動力學角度對企業進行污染控制、清潔生產等行為的動機及驅動因素進行分析，從而識別影響企業改善環境行為和表現的關鍵因素，找到促進企業改善環境行為和表現的最優方式，對政府制定有效的環境政策有著積極和迫切的意義。

1 企業環境行為的內涵

企業環境行為是企業面對來自政府、公眾、市場的環境壓力，而采取的宏觀戰略和制度變革、內部具體生產的調整等措施和手段的總稱[2]。企業接受環境壓力，并將其轉變為環境成本的信息，根據企業自身的特點，將一部分乃至全部認可為企業預算成本，做出相應的環境行為響應，使得原來由社會承擔的環境外部負效應逐步為企業所認知和承擔（見圖1）。一般企業在初期只看到短期直接環境成本，如環境治理、排污許可、懲戒費用等，而忽視了中長期環境成本，如信用成本、市場成本、機會成本（環保新產品的市場機會喪失）等[2]。企業行為和環境壓力的相互作用，刺激了新規則和商業行為的出現，促使企業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化戰略。

2 企業環境行為研究述評

隨著全球環境的惡化，西方發達國家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研究工業企業環境意識和行為，討論工業企業如何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減少污染，使投入、生產過程、產品與人類提高生存環境質量的要求相適應。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與外部環境壓力互適過程和變化的實證方面。

2.1 外部環境壓力與環境行為響應的相關研究述評

早先企業環境行為主要是滿足政府的要求，表現為企業遵從各種政府法規和政策，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預和企業遵從之間的關系，通過對企業環境行為程度的調查來評價政府監察、各種處罰、環境管理政策的效果，如Gray-Deily[3]、MagatViscusi[4]等人在制漿/造紙和鋼鐵行業研究了包括排放標準在內的政府干預對企業環境表現的效果； Earnhart研究了公共污水處理廠對政府監察和處罰的行為反應[5]；Epple-Visscher[6]、Stafford[7]調查了企業對EPA關于危險廢物管理制度的遵從情況；Anderson-Talley[8]調查研究了政府干預對石油溢出的影響；May和Winte則調查了暴力環境規制對企業服從的影響[9]。研究發現，強的管制帶來企業在環境行為方面更好的順從，而企業更好的順從則減少了往后管制的投入[10,11]。早先的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石油運輸業、冶金行業和紙漿造紙業等行業，而關于政府規制對企業環境行為的效果的經濟分析則非常少[12]。

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系統地探討政府管制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既包括前面所述政府的檢查、罰款等特定干預 (specific deterrence)，也包括受到政府特定干預的威脅，即一般干預 (general deterrence)。隨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兩類干預的不同組合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Gray-Deily[3]在研究中同時考慮了兩種干預，首先識別特殊干預，然后識別一般干預；Earnhart研究了兩種干預的共同作用對公共污水處理廠環境表現的影響[5]；Bardach-Kagan認為環境意識不同，一般干預的影響也不同[13]。一般來說，企業環境行為是一般干預和特殊干預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但一些研究者認為，相比而言特定干預才是改進企業環境行為的主要原因[14,15]。此外，研究者還探討了政府管制對工人或消費者安全狀況改善的效果[16]，也有學者探討了政府規制和企業實施清潔生產的關系[17]。

隨著公眾、市場等對環境問題日益關注，企業環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并逐步形成對企業多方面的環境壓力。除了上述政府的經濟體制改革、環保政策等形成的規章制度壓力(regulatory pressure)，還包括：企業滿足公眾環保要求的信用壓力(credibility pressure)，環保產品和工業中間品需求及綠色環境認證、貿易協定等市場壓力(market pressure)，投資者、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對企業資信認知的財政壓力(financial pressure)等[2]。社區主要通過政治、社會和物質上的懲罰來激勵企業控制污染，當正式管制渠道存在時，社區通過政治途徑影響政府管制力度；當管制者不存在或失靈時，非政府組織 (NGOs) 和社區團體――包括宗教機構、社會團體、群眾運動和政客――運用非正式手段 (informal regulation) 來迫使污染者遵從社會規范[19]。

Huq和Wheeler在1992年對孟加拉國的調查中發現，一般政府規制對7個大型國有肥料企業的影響非常小，但是其中三個由于受到社區壓力而表現出很好的效果[20]；Henriques和Sadorsky探討了社區壓力對加拿大公司的決定采用一項環境規劃的效果[21]；Dasgupta等人探究社區壓力對墨西哥的公司采用一定環境管理措施的效果[22]；Maxwell 等人解釋了企業為什么希望事先了解市民尋求更加嚴格環境規制的政治運動水平，即市民對企業減少污染排放的期望[23]；Hamilton調查了有害廢物排放企業在選擇廠址的時候，如何考慮社區的潛在環境保護行動[24]；Konar和Cohen探究社區環境知情權對TRI排放的效果[25]。這些研究均表明社區壓力在企業改善環境行為和表現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成為污染控制的一個新手段。

市場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消費者通過對商品的選擇來激勵企業控制污染，投資者通過金融市場給企業施加壓力。在綠色消費者方面，綠色消費者對生態保護日漸重視，如果廠商不重視其產品的環保作用，將遭受消費者抵制或排斥[28～30]，很多的研究證實消費者比較愿意選擇那些他們認為對環境有所幫助的產品[31～33]；溫肇東、陳泰明認為來自顧客市場需求拉力是推動綠色創新的一個強大力量[34]。在公司的競爭者方面，Hart分析企業的可持續競爭策略，他認為企業可以采行污染預防以降低成本，或是經由產品管理來取得領先地位，在未來環保趨勢中取得先機[35]，Shrivastava認為企業藉由技術、市場和產品的發展，改變產業或市場原有的架構，進而創造一種優勢[36]。而關于投資者作用研究最多的是考察股票市場對企業環境行為信息的反應。企業污染強度高或者環境表現差會給投資者一種生產效率不高的信息，投資者也會權衡由于污染處罰和污染責任賠償而帶來的潛在損失，這種權衡的重要性隨著新的股票市場和國際金融手段的發展而愈加明顯。一些研究表明美國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場對環境信息有明顯的反應。由于好消息所帶來的好處和壞消息引起的損失在1%～2%的范圍內[18]，而且Konar和Cohen的研究表明這種變化能夠激勵企業采取相應的污染控制或清潔生產行動[25]。世界銀行在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證實了這個結論[18]。此外，工業中間品需求及綠色環境認證、貿易協定、銀行和保險公司等對企業資信認知等市場因素均會對企業環境行為產生影響，企業開始把環境問題看成是長遠的關乎生存的問題。

2.2 企業內部因素與環境行為響應的相關研究述評

隨著來自市場及社區的壓力成為企業環境行為的主導驅動力量[2]，企業開始將環境保護從原來的應付行為轉變為自覺的主動行為，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研究也從企業對環境壓力被動反饋轉向博弈抉擇和主動反饋，開始探究不同企業的環境行為模式。企業由于不同的規模、財務狀況、環境意識和工業部門類別，對環境壓力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因此納入環境成本也是不一樣的，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環境行為和表現。

一些研究已經表明企業自身的一些屬性（規模、教育、技術、所有制結構和財務狀況等）會對其環境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Hayami認為企業的規模是企業改善環境表現的另外一個決定因素，企業規模越大，將會采取更多的清潔生產工藝[37]，Pargal和Wheeler則認為企業規模越大越容易受社會的關注，受到更大的社會壓力[38]；Henriques調查了加拿大400家企業中的環境負責企業，發現在自然資源部門的企業更有可能進行環境規劃，而服務部門則相對較少[21]；Downing和Kimball評價了管理者對企業環境形象的關心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39]；GottsmanKessler[40]、EarnhartLizal[41]研究了企業財務狀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這些研究表明：規模大、財務狀況好、企業環境意識高的企業有更好地的環境行為和表現。

2.3 企業環境行為評價述評

隨著企業環境行為與環境壓力的相互作用變化，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環境行為從20世紀60年代抗拒回避的基本不合作到70年代的勉強為之再到90年代的主動為之，成為企業的責任、透明和公開的戰略[2]。目前，國內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研究非常有限，王遠等人在世界銀行企業環境行為信息公開化項目的資助下，對企業環境行為進行綜合評價，并分為綠色、藍色、黃色、紅色和黑色五類，其中綠色代表環境表現最好，企業廣泛應用清潔生產技術，并且通過ISO14000認證，企業的環境表現達到了國際水平[42]。此后，很多城市開展了類似的評價和信息公開。徐雪峰還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環境行為歸納為適應型環境政策、防御型環境政策和主動型環境政策[43]。

3 現有研究的不足

綜上所述，企業根據各種環境壓力和自身屬性，做出相應的環境行為決策，企業環境行為也逐步從被動行為轉向主動行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環境壓力、企業屬性和環境行為關系的表層現象分析上，尚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主要包括：

(1)對企業環境行為目前尚沒有統一的定義和分類，使得許多研究往往將企業環境行為和企業環境表現混用。

(2)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的單一因素對企業環境行為的影響，如政府規制、社區壓力等，而企業環境往往受到多重壓力影響，單一因素研究往往無法隔離其他因素的影響，需要綜合考慮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企業環境行為反應。

(3)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環境壓力、企業屬性和環境行為關系的表層現象分析上，較少對環境壓力如何產生、如何作用于企業理論分析。

(4)目前的研究較多為企業與外部環境壓力互適過程和變化的實證，較少以企業為主體的環境行為決策過程進行研究，而企業如何根據環境壓力和內部因素做出相應的行為反應的機理恰恰是企業環境行為研究的核心。

4 企業環境行為研究展望

鑒于企業環境行為研究的重要性和現有研究的不足，根據我國企業和環境政策的特點，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系統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企業環境行為界定及其影響因素的識別和表征。從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行為與其環境表現的相互作用關系角度界定企業環境行為的內涵，在此基礎上，分析企業環境行為在時間序列上的演變規律，并從政府、公眾、市場等方面對影響企業環境行為的內生要素和外在作用力進行識別和量化表征。

(2)企業環境意識與響應行為。研究“企業家心理―企業環境行為―企業環境表現”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和作用過程，旨在尋找如何培養和形成企業家的環境意識，進而影響企業環境行為，最終達到改善企業環境表現的目的。

(3)企業環境行為費效分析。研究企業各種環境行為（如污染削減、清潔生產等）的經濟成本與其環境表現之間量化關系，一方面建立企業內生產成本的測定方法，另一方面為企業環境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4)企業環境行為決策模型。對不同企業如何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利益博弈中選擇其行為的機制和過程進行研究，并最終建立基于“壓力―狀態―響應”的企業環境行為決策模型。

(5)企業環境行為動態仿真模型研究。利用計算機仿真模擬技術，對企業環境行為與其內生要素和外部驅動力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進行動態仿真，通過可視化的界面，使得企業環境行為的動態變化過程簡潔明了。

企業是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在不同的環境政策對企業的約束下，企業會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而企業的行為將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其環境表現，進而影響區域環境質量。當前，企業面臨多種環境壓力，企業環境責任的建立已經成為轉型期企業面臨的重要社會約束。因此對企業環境行為的深入研究，明確企業改善環境行為的動機及其影響機制，將為環境政策制定者提供微觀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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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ZHANG Bing BI Jun YUAN Zengwei3 WANG Shi GE Junjie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 Resource Re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2.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 Jiangsu EPD,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3.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