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西文學比較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中國現代美學已有百年,先賢們對美學學科建設和美學理論建構做了多方面的嘗試和探討,留下了豐富遺產。但是,由于對和中國兩者的特征、價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長處、短處缺乏真正的認識,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狀態。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走在我們前頭,因而其藝術也先進于我們。正是出于這種認識,五四“文學革命”諸君用西方文學藝術的悲劇精神和寫實主義方法為標準,批判、否定中國文學、戲劇、小說、繪畫及其大團圓精神。這種認識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才逐漸有所改變,但50年代以后又出現照搬前蘇聯美學和文藝理論的狀況。進入90年代,人們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蘇聯的弊端,另一方面卻又搬用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東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與創造,并且仍以否定傳統為代價。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學藝術分屬于兩種很不相同的文化體系,各有自己的特點,不能從西方科學技術先進的事實中推斷出西方文學藝術也同樣先進的結論。;

    模仿、照搬外來的文化模式、觀念、方法,而不與自己的傳統文化結合、融化而創新,是沒有生命力的。中國從20世紀初開始西方美學,至20年代開始在高等學校開設美學課,并陸續出版了各種美學原理或美學概論,發表了各種各樣的美學文章,但在質上卻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蘇聯)模式,范疇、命題、體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們祖先所創造的范疇、命題和重要思想觀點卻長期擱置、無人問津。這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影響的必然結果。當然,西方的美學理論我們必須借鑒,它會給我們很多啟示,會給我們提供豐富的思想營養。但西方的美學理論不能代替我們自己的美學理論建構,因為西方的美學理論是西方文化的結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適用的。我們也不要企圖建構全世界公用的美學理論,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規律。同時,美學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觀規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屬于人文之學。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審美心理、審美風尚、終極關懷等是很不一樣的。正因為如此,建構中國特色的美學理論必須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從西方美學乃至其他民族美學中汲取異質因素,與們固有的優良傳統融合、碰撞、消化,從而才能創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來衡量中國美學史的實際,用西方的審美標準取舍中國的思想資料,有削足適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寫孔孟老莊的美學思想時,大談他們對美的本質的認識。其實,孔孟老莊乃至整個中國美學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質并不感興趣,很少直接談論這種問題。他們所感興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們追求這種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圖那樣進行抽象的思辨和推導,而是進行鑒賞、體驗、感悟、洞觀,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見邏輯體系。所以,大談孔孟老莊如何論述美的本質,無疑是無的放矢。當然,中西美學和中西文學藝術有許多相同之處,求同、相互印證、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們還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對之處,這尤其不能忽視。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學各有自己的論說形式,中西藝術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風格。西方藝術以自然科學為其理論基礎,側重于寫實和客觀描寫,結果落實到認識論;中國藝術以為其理論基礎,側重于寫意和主觀表現,結果落實到育人的實踐;二者的思維方式、表現方法、價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長短。可以說,中西藝術沒有完全相同的范疇、命題和論說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對話交流、取長補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發展、創造。因此,進行深入、系統的跨,乃是未來文化發展不可缺少的認識前提,也為美學創新展開了廣闊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中西美學比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歷史實際;才能通過比較,認識優劣,擇善相從,吸收消化,吐故納新。中西美學融化出新,這是我國未來美學理論建構的主要途徑,也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鑒于以往的經驗,中西美學比較研究應當做到:一是中西美學融化出新,對于我們來說必須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能割斷歷史,否則未來美學的發展便會失去根基,沒有了生長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中國未來美學的發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學的異質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時又必須扎根傳統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獨創性與民族特點。這樣的中西比較既反對“全盤西化”,又反對“抱殘守缺”。二是中西美學比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對話的方式。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對中西文化各自的優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才能清除“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影響,才能正確掌握比較的標準。三是中西美學比較要求研究者對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體驗,對自己所比較的范圍要有系統深入地研究,才能達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獨到的建樹。;

    中國美學研究的深化途徑;

    薛富興

    現代意義的中國美學研究從王國維開始,他用西方近代學術方法和觀念審視中國古典審美傳統,發現了在傳統學術視野下很難發現的東西。此后,以宗白華、朱光潛為代表的新一代學人在深入認識中華審美精神個性方面,得出許多精到的認識。但整體而言,20世紀前期是一個集中輸入西方美學理論、嘗試基礎理論建構的時期,中國美學研究處于零星討論、尚不系統的階段。;

    20世紀80年代始,中國美學研究進入全面系統研究的新階段,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中國美學史著作,斷代史和專題性研究著作也層出不窮,發表的單篇論文則更多。從此,中國美學與美學理論、西方美學鼎足而三,被視為美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國美學這一美學分支學科,系統梳理了中華民族審美觀念發展的大致輪廓。這打破了20世紀前期以西方美學為美學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類審美意識中的民族文化個性,使美學學科內部的生態結構更趨豐富、合理,對美學在中國的深化與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現在,中國美學研究已成為成果豐碩的一個領域。

    當然,20世紀后期的中國美學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礎薄弱。依理,一門學科的建立當從具體、微觀的專題實證研究開始,只有專題研究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通史式的宏觀成果。但20世紀后期中國美學研究正好相反,一開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導的宏觀研究階段。著者積數年之功來言說數千年審美傳統,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單篇學術論文,也以大話題居多,缺乏扎實的專題實證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癥。二曰觀念研究。現行中國美學研究大多停留在審美觀念梳理階段,觀念只是人類審美活動的最后階段、最抽象形態,審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審美觀念,沒有更質樸、豐富的審美實踐來支撐,將始終是無根之苗。這一點,現在已開始為美學界所認識。;

    中國美學研究正處于自我深化的新階段,其具體途徑有四:;

    化宏觀

    :應屆畢業生畢業論文

    為微觀,走出通史情結,重新回到具體、實證的專題研究,重新做斷代史、專題史的研究工作,補先賢之未足,為中國的健康發展奠定一個較為扎實的基礎。現在,我們對中華意識發展的具體情形尚知之甚少,諸如中國自然審美史、工藝審美史、生活審美史這些極具意義的專題,尚待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也只有這些較為具體而又有普遍啟示意義的專題研究成果出來之后,我們對中華審美意識發展才會有更符合實際、更新、更高的認識。;

    化觀念為活動,走出理論文本,回到生動、豐富的大眾審美實踐,回到更質樸、具體的審美活動的器物、文字中,重新做系統的分類整理工作。美學史首先當是現實的審美活動史,觀念的梳理當是終結而非起始環節。美學是人類感性精神現象學,從豐富復雜的現實生命活動中分析審美要素,從浩如煙海的器物與文獻中爬梳審美的蛛絲馬跡,確是一樁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國美學研究便無以深化,永遠只能處于前科學階段。這實際上是以實證專題研究補課的方式來超越20世紀后期的觀念研究。;

    以中華審美的特殊性材料來解決人類美學的普遍性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充分展示中華獨特審美精神視為中國美學研究的唯一目標,其實這只是中國美學研究的初步。若僅以審美民族個性呈現為職責,中西美學將永遠各自言說而無法形成人類共享性美學知識體系,中國美學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學術價值。中國美學研究若沒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學術視野,沒有美學基礎理論,實證研究也將很難深化、提升。因此,以中華審美獨特性材料為基礎,提出一些對研究人類審美意識發展史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解決一些西方美學尚未提出,或雖已提出卻還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將中華傳統審美智慧融入人類美學共享性知識體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國美學研究的學術價值,所謂美學的“失語”、無平等對話權、中西美學各自為政等問題,也才會逐步得到切實解決。;

    堅持審美世俗本性,發揚中華審美傳統。審美是人類精神生活的起點,當下感性立場決定了它永遠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國有深厚的以審美樂生的文化傳統,自然審美、工藝審美、生活審美和審美在中華古典文化中全面展開,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這些正需要在當揚光大。較之西方那種以審美為真理、信仰的傳統,中華以審美為樂生之情的傳統更符合人類審美活動本性。中國美學在審美觀念和審美實踐兩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資源,因此,在促進當代美學基礎理論建設和現實人文關懷方面,中國美學研究應該有極好的前景。;

    現代性視野中的美育學科建設;

篇(2)

一、教學理念：尋求工具性、審美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學術界對大學語文的定位存在多種爭論：一是強調工具性。主張大學語文應該回歸傳統的知識性、工具性教育，重點培養大學生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一是突出審美性。主張大學語文“以經典的或優秀的母語(漢語)書面文本為材料、以閱讀解析鑒賞為主要方式，注重學生素質提升的教育教學活動。”[1]一是彰顯人文性。認為大學語文的出路應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觸及乃至正面應對大學生‘精神成人’時所難免的‘成長的煩惱’，從而讓同學能在一片彌散想象的詩意空間去體悟宇宙人生、歷史與世界。”[2]三種觀點均對目前的大學語文教育現狀進行了反思，都有充分的現實依據，顯示出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大學生經過中學階段的基礎訓練，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語言文字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就課時設置而言，大學語文課一般在40個課時左右，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內系統講授語言文學基礎知識，惡補基本的語文技能訓練，顯然勉為其難。對于少數語文讀寫能力不足的學生，不妨通過《公共寫作》、《普通話訓練教程》等選修課來針對性地加以解決。大學語文應該淡化工具性，區別、超越于中學語文。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說：“現在的‘大學語文’課程，必須重視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養。‘大學語文’的工具性當然仍要注意，但不斷漸進，進一步還得講究兼顧文學性、藝術性、審美性、創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總目標乃在提高大學生的品格素質與人文精神。”[3]因此，大學語文不應滿足于增加語言文學知識，教學重點必須轉向更高的層次，應該堅持“從文學、文化相結合的角度，融語文的工具性教育于人文性與審美性教育之中，引導學生做具有人文意識和審美素養的高質量人才。所以，尋求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審美性的契合，才是大學語文定位的方向。”[4]

具體來看，加強大學語文的審美性、人文性對于農業院校尤為迫切。由于專業原因，農業院校的學生對于自然界的理解感知大多基于實用的角度，這種功能性的片面理解不利于豐富人性的提升。因為技能教育與生俱來的功利傾向，缺乏人文理念的有效約束，就會適得其反。因此，大學語文課應積極引導學生研讀文化經典，深入作品、作家世界之中，去感受語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于潛移默化之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從而自覺地傳承優良的文化傳統，以審美的方式看待人生，去體驗人生的智慧，追問生存的終極意義。

現代社會是一種崇尚多元、尊重個性的時代。如陳寅恪所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現代大學之道。如果再沿襲中學語文解決字詞句、概括段落大意、總結中心思想的簡單模式，無異于畫地為牢。相反，大學語文課應該設置更多富有意義的開放性話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從而突出對人文性的強調。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傾聽不同的聲音，切實改變尋求唯一的標準答案的傾向。對于教材中涉及的經典作品的理解，更應堅持學術觀點的多元與開放，讓學生熟悉各種不同的觀點，尊重學生的自主選擇。例如海明威《老人與海》的解讀，通行的觀點認為表現了人與自然、與厄運頑強對抗，體現了老漁夫圣地亞哥永不屈服的意志，展現了抗爭英雄的形象。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啟發學生聯系當下的現實，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對抗關系的負面意義，也可以比較中西文化傳統不同的自然觀的影響等等。這種求異求變的教學策略，顯然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

二、教材編寫：講述“人生成長的故事”

全國高校大學語文的教材大概有1 000余種。與數量之多形成鮮明對比，是教材編寫質量上的良莠不齊。毋庸諱言，大多數教材仍未突破傳統的文體式編寫體例和文學史式編寫體例，缺乏整體性綜合視野，類似于高中階段的語文讀本。教材編寫的困局也反映出傳統教學理念的根深蒂固。正是教學模式上的固化思維，導致創新性教材的缺乏。當然，近期也出現了幾部特色鮮明、影響較大的典范性教材：如夏中義主編的《大學新語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注重人文精神主題的弘揚;溫儒敏主編的《高等語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按25個文化專題形式編寫;陳洪主編的《大學語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則注意選文的當下性，并注意引進多媒體數字教學資源參與教學。在借鑒上述教材優點的基礎上，2006年我們編撰了《大學語文》教材，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成為全國農林院校“十一五”規劃教材，2008年獲得了全國農林院校優秀教材獎。

篇(3)

關鍵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中國比較文學 比較意識 比較視域

綜觀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謂淵源深厚。中國的比較文學最早可追溯到漢代,那時候的中國古代比較文學雖有比較文學之實,但無比較文學之名,成就雖浩繁但卻零散,所以在比較文學學科還沒有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古人有求‘通’的關照意識,卻沒有獨立的專業意識”①,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國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廣度,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學也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為第一份在中國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傳教士郭士立編撰,創刊于1833年,終刊于1838年,其傳播內容豐富,分別介紹了西方的歷史、地理、科學技術、天文學、經濟學、政治法律、文學等方面的知識,很多內容都開了中國之先河,對中國的新聞界、出版界、文學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開了中國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國人耳目一新。在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又注意比較中西方社會因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不同而所產生的差異性,雖然介紹、比較都較為簡略,不夠深入,但是這可以被認作是第一次系統地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的期刊。

《東西洋考》中始終貫穿著編纂者自覺的比較意識和明確的比較目的。《歷史》是《東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欄目,編撰者除了序、論之外,《歷史》從創刊號起都是作為每一期的首欄刊發的,總共刊發了11期,這一專欄的標題是《東西史記和合》,從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較之意。東史即中國歷史,從上古傳說中的開天地開始止于明亡;因為郭士立本為傳教士,所以西史選用了《圣經》而沒有選用通常所說的希臘神話,從上帝造天地萬物和世人開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這一專欄的序中說道:“與讀者觀綱目,較量東西史記之和合,讀史者類,由是可觀之。……善讀者,看各國有其聰明睿知人,孰為好學察之,及視萬國當一家也,盡究頭緒,則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雖是轉述,但是這段話道出了郭士立設立這一專欄的真實用意,從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華民族傳統哲學中“和合”的觀念,目的是試圖用中西歷史比較的方式來促使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卻可以被認作中文著作中比較敘述中西歷史的首次嘗試”③。這一專欄在版式上分上下兩欄,其中中國歷史為上欄,西方歷史為下欄。后來,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號上發表了《史記和合綱鑒》,補敘了清朝歷史和歐洲列國近代史。這篇歷史文章同樣借用了中國傳統的“和合”的比較手法:“自至堯舜之時,自亞坦到諾亞,東西史記庶乎相合,蓋諸宗族之本源為一而已,蓋前后異勢,疏密異刑,各族繼私風俗,故史記也不同,但諸國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脈相通,而相關。茲史記之和合,結其聊絡,及通疏遠焉。”④進一步說明進行中西方歷史比較,是為了說明中西方歷史因風俗不同結果歷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們不是蠻夷,也不是遠客,中國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號的《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洪水之后》、甲午三月號的史記《萬代之始祖》、甲午四月號的史記《始祖之衍》、甲午五月號的史記《洪水先世記略》、丁酉年正月號的史記《洪水后記》分別比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話,包括創世神話、人的起源神話、征服自然的神話和歌頌美德、仁義、智慧的神話,雖說這些比較是簡單的,但是通過對比我們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話的差異性,通過這些差異性我們了解到了民族歷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民族精神的演變也會呈現不同的規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處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愛之心,關心著他的所屬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惡。在郭士立的論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東西洋考》的編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學的比較視域中來看待中西方文學的,他雖為傳教士,但他精通中國文化,熟讀儒家經典,喜好中國詩詞,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蘇軾的詞,在癸巳年十二月號上還刊發了署名為漢士的《倫敦十詠》。編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經典,期刊當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話來解釋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號上題為《詩》的專論,在文中高度贊揚了李太白之詩作,稱“李太白為學士之才華魁矣”⑤,但是又說“漢人讀誦李太白國風等詩,而不吟歐羅巴詩詞……歐羅巴詩書,萬世之法程于是乎備,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豪烈豪氣于是乎生,精神勇發樂而不過無一理而不具矣……諸詩之魁為希臘國和馬(荷馬)之詩詞,并大英米里屯(彌爾頓)之詩”⑥,推崇荷馬為詩中之魁,米里屯的詩是“其詞氣壯,筆力絕不類,詩流轉圓美如彈丸,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奧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號上的《論詩》之文,闡述了對中西詩作的看法,且對兩者的異趣有所比較,稱“漢詩之義為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外國詩翁所作者異矣”⑧。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妙不勝矣”⑨。呼吁中國有知識的人,不應該只流連于本國的文學,眼光應該更開闊,去讀讀外國的文學,必定收獲頗豐,受益匪淺。流露出中國文學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風格的同時,也應該引進、融入世界文學。

《東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時時穿插有中西方比較的意識,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號的《煞語》中論及比較了中西方關于靈魂的看法,西方主張靈魂永永遠遠不死不壞,并不像中國如范縝所主張的“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侄外奉姑書》中就對比了中西方對待女子問題的不同。英人“產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異,一均撫養成立,并無溺女及死罪,男女無別,父母一起眷愛之……設女學館教之,以樂、唱、畫、寫、作文、識地理、認文理,可誦史記”⑩,在婚戀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識佳女之性情”而“不用執柯,乃親自造次成婚”,幾句話突出了中西方婚戀的不同,中方必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則是主張自由戀愛。丁酉年(1837年)二月號的雜文中名為《本草木》的文章,比較了中西方對待科學的態度:“除非藥材,漢人不留草木,至于禽獸,未看一本書總括其綱領,此又可怪矣。蓋歐羅巴之士巡普天下閱草尋蟲,甚究察其類別,知之,就用之,若論金廠,就諸山領之地方有之……國家勤民專務此事,覓新法用之。”大意是說中國沒有自然科學,除了關注研究可以入藥的草木之外,不關心其他的動物、植物,更不要說礦藏了,而且至今沒有專門的動物著作,缺少西方專人專事研究觀察自然科學和學習其他國家自然科學經驗的熱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連載了《英吉利國政公會》,介紹了一種與中國封建社會迥然不同的社會制度,雖沒有明確的“比較”一詞出現,但與中國封建制度作比較之意溢于言表。還有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為思想觀念、社會體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們必須通過和其他民族的比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學的特色,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國詩人彭斯所說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賜予我們一種才能,可使我們以別人的眼光來審視自我”,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通過對比,我們就更會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點。這樣我們既不會強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標準,但也不會以為自己的標準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過郭士立系統的介紹和對比,一些先進的中國人終于站起來“睜眼看世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國四說》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等。而他們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東西洋考》的影響,其中魏源所受影響最大,“引用《東西洋考》的文字達28處,文章達24篇”,引用之時,對文字稍加潤飾和刪減,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語,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圖說》卷一的按文中,引用《東西洋考》文字兩處,一處說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稱愛漢者,所刻《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有《列國地方總論》”,引用文字600字,又稱“西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云”,等等。在郭士立的這種世界視域的比較文化視野影響下,促使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自覺地以世界文學的胸懷審視中西文化的差異,世界觀念逐漸進駐中國人的頭腦之中,中國人的思想、眼界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由原來的根據來自經典教條,唯書唯上縱向思維比較,由世界意識的不斷增長,轉向了橫向多元思維比較。這種轉變從后一直貫穿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之中。在這種有意識的世界意識影響下,人們橫向世界比較意識的逐漸形成,使這一時期和以后的知識分子思考問題的參考系和著眼點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將,由以前的恪守經典成規而逐漸轉向注重中外現實。取法泰西、借鑒日本也因此而成為一種新的價值取向。考察這一時期人們的時論文章,最明顯的是以往的傳統縱向比較已經為中西、中日之間的橫向比較所取代。凡是帶有若干時代氣息的論述,無一不引證泰西和日本作為其立論根據。據說有人對鄭觀應《易言》36篇統計,發現其中運用橫向比較的文章多達30篇,占全書篇幅的83.3%,比較的范圍也涉及30個方面的內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報》時論中,僅以“中西比較”為題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魯迅發表了比較文學論文《摩羅詩力說》,論述了以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摩羅”詩人,稱贊他們的反抗精神,試圖給中國的文壇帶來新聲。這一切都在證明“泰西在變,中國安能不變?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嘗不可行之于中國?”在中國已成為一種共識。這些做法無疑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拓寬了中國文學的視野,促進了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為中國文學加入世界文學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東西洋考》的編撰者在比較東西方文化的時候,雖有明確的比較目的和世界文化視域,但是沒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圈子,得出西方社會文明高于東方社會文明,東方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向西方社會學習的結論,有失比較的目的,比較乃是為了互補、互影、互取,最終形成世界文學,但是郭士立這種跨國家、跨民族、跨語種、跨學科的研究在那個年代仍不失進步意義,無論其是否有理論的合理性和現實的可行性,它對中國比較文學成為有意識的專業學科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借鑒。我們應該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釋:

①楊乃橋:《比較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愛漢者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頁。

這個教字是蕭永宏根據《申報》時論標題的一個粗略統計。

蕭永宏:《洋務時期中國人世界觀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會科學》,1998(3)。

參考文獻:

1.吳家榮:《比較文學新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樂黛云:《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篇(4)

關鍵詞： 劉再復；紅學研究；悟證法；述評

劉再復先生作為國內知名學者，雖從未自詡為紅學家，但卻為紅學研究領域做出更為深廣的別開生面的開掘。從2005年開始，在短短幾年間，他先后出版發表了《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人30種解讀》、《紅樓哲學筆記》等紅學著作與《悲劇與荒誕劇的雙重意蘊》、《〈紅樓夢〉與中國哲學》、《〈紅樓夢〉與西方哲學》等單篇紅學研究論文，援引中西文學、美學、宗教哲學理論，自覺地摒棄了索隱派繁縟的考證與無由猜測，運用直觀把握方式，重視《紅樓夢》的精神內涵，不僅以《紅樓夢》作為審美對象，而且更以《紅樓夢》作為生命感悟與精神開掘的對象，巧妙地將美學、哲學、宗教學、文學有機結合起來，以感悟的方式解讀《紅樓夢》，無疑在紅學研究叢林中自立一家，為紅學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簡而言之，劉再復先生的紅學研究大體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援引中西理論，深入揭示《紅樓夢》思想內涵

劉再復先生紅學研究的最突出特點，是援引中西文學、美學、哲學理論，作為聯系比較的參照系，不僅重視宏觀的把握與微觀的文本細讀，而且重視精神內涵與審美意蘊的開掘。這種比較聯系，諸如“《紅樓夢》與中國哲學”、“《紅樓夢》與西方哲學”、“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騎士精神與女兒崇拜”、“曹雪芹與尼采的貴族主義”、“曹雪芹與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紅樓夢》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曹雪芹與海德格爾的死亡哲學”等等，開辟出紅學研究的許多新視角，力求從根本上扭轉《紅樓夢》研究中索隱派繁縟的考證與無由猜測的研究方向，令《紅樓夢》彰顯自身超越具體歷史與個人局限的永久的審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較與聯系，一是援引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探索《紅樓夢》的哲學內涵，一是對西方有關荒誕意識理論的借鑒。

劉再復先生援引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指出《紅樓夢》是從‘存在’層面的提問。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里，死既是時間的標界，又是生的參照系，因為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對存在意義的把握成為可能。劉再復由此加以聯系比較，認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盡管身份、地位、權力、財富相差懸殊，但正如其在書中所一再強調的“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一樣，最后的歸宿均為墳墓。并進一步指出曹雪芹對人生的思考與海德格爾“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人在面對必有一死這一無可遁逃的必然后，才能認真思考如何生這一人生命題。不過二者對待死亡的態度卻有巨大的差別，海德格爾強調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開，在死亡面前僅有赴死的悲壯，這一哲學的中心點是禮贊毀滅、鼓動毀滅，在毀滅中實現存在意義哲學，而曹氏則全然不同，《紅樓夢》一書中主人公賈寶玉為一個個生命的死亡而一一感傷，尤其是對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而晴雯、尤三姐等女性雖均有赴死無畏的勇氣，但卻是悲憤盈胸，而見到他們死亡的大愛者更是肝腸寸斷，悲慟欲絕。柳湘蓮為尤三姐之死，揮慧劍斬斷塵緣，賈寶玉為晴雯之死而撰寫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兒誄》，面對死亡痛惜的背后，是對生命的極端珍惜與無限眷念。在海德格爾的哲學中，讀不出珍惜，更談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傷。因此，與曹雪芹雖同為面對死亡，循著“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思索人生，但一個認定的是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開，一個創造的哲學是存在在愛的面前才充分敞開，應該說一為絕情主義哲學，一為傷感主義哲學。劉再復先生以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作為聯系比較的參照，來探索《紅樓夢》的哲學內涵，從而賦予存在與死亡這一人生命題以一種深邃的哲學思索，這無疑更為準確地貼近《紅樓夢》被文學形式所遮蔽的哲學內涵，令我們完全有可能探尋《紅樓夢》人物更為博大的情感空間。顯然，這不僅是劉再復先生對《紅樓夢》哲學意蘊的細致探析，更是對《紅樓夢》人物精神境界的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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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西方文化；擇偶觀；女博士；文化差異

Jone是一名來自愛爾蘭的27歲男青年。2012年曾在沈陽師范大學擔任對外漢語專業外語口語教師。他不理解中國大多數男人不選擇學歷高的女性成為自己的女朋友。在西方，一個女人擁有的博士學位不會阻礙兩人成為男女朋友。丁嵐[1]的關于“是否會選擇女博士成為他們的女朋友”的調查顯示：如果有其他條件相仿，學歷低一點的女性，他們會放棄女博士。

一、 中西方社會對于女博士的包容度存在差異的表現

（一）中西方男人在擇偶觀上對女博士學歷水平的包容度的差異

丁嵐的調查顯示出我國青年擇偶長期都延續“男高女低”模式。西方人崇尚男女平等并信奉著“愛情至上”的擇偶觀。[2]郁龍余也闡釋過“西方人的擇偶標準，最主要是兩個人的互相契合 ，其余的條件像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因素則可以不在考慮之列。”[3]所以自己的女朋友是否是女博士根本不是西方人擇偶標準里的內容。

（二） 中西方社會對于女博士容貌形象的包容度上的差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從中可以看出中國人比較在意結婚對象的容貌。張進輔的研究也表明：女性的容貌因素比智力、社交能力等更能引發異性的注意。[4]西方人也注重容貌，但容貌形象不是拒絕一個人成為自己真愛的緣由，在《傲慢與偏見》中：“婚姻幸福與否不在外貌的美丑、門第的高低、財產的多寡，而在于婚姻雙方是否感情融洽、志趣相投。”[5]

（三）中西方社會對于女博士年齡的包容度上的差異

在史振英的一項關于“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妻子的年齡比丈夫大時，丈夫的感受”的調查中顯示，認為丈夫會存在感受不好傾向的比例為72.9%，不會存在感受不好傾向的比例為27.1%。[6]在西方年齡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可以成為配偶的條件。如李江山闡述：“男女初婚年齡的延遲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這些現象在發達國家，是不會被冠以“剩女”一名的。” [7]

二、中西方文化在擇偶觀上出現差異的原因

（一）地域環境的差異

西方由于多山不適宜農業生產，人們很早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西方的工業革命后婦女解放運動要求婦女在社會中與家庭里取得與男子同等的地位。中國文化是重農文化，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適宜農業生產。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樣從事同樣勞動強度的社會工作，所以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男尊女卑的模式。現今社會總體來說，妻子仍需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自己的丈夫才符合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所以中國男人擇偶時很少會選擇女博士。

（二）傳統文化的差異

西方人認為比容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靈，如諺語Beauty is only skin deep.[8]（ P20）在西方，女博士和形象呆板不劃等號。反而覺得女博士是智慧的象征。在中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見證了中國人對女子容貌的態度。雖多數男子不愿娶美女為妻，這不是中國男人內心認為容貌不重要。而是刻意為之。因有些對生活不滿足的俏女子，在復雜的大千世界，有可能招惹是非。為保證家庭的穩定，有的男子在理性的思考后會娶相貌平常的女子。但女博士古板不時尚的形象在相貌形象平常之外。

（三）價值觀念的不同

西方人持“愛情至上”的觀點。恩格斯說過的“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14]但是在擁有愛情的基礎上，西方人也明白物質條件對于婚姻的重要性。如西方諺語：When poverty comes in at the door，love flies out of the window.[15]（ P340）而女博士能夠分擔今后婚姻生活中的經濟支出。門當戶對擇偶觀是對男女雙方自身條件和家庭條件的充分考慮和權衡。而且中國人受傳統父權文化的影響，不愿接受“女強男弱”的婚姻家庭格局。女博士也就不再選擇范圍之內。

三、如何應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產生的文化沖突

（一）注重個人自身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首先學習跨文化交際理論知識。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在準確的掌握跨文際理論知識的前提下，接受實踐的檢驗。遇到類似于中西方面對女博士作為擇偶對象產生的文化差異時，運用熟悉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知識解決問題。了解本國的文化，熟悉異國文化，對在交際中產生的沖突有足夠的認識，努力去克服障礙；在參與社會生活和人際交流的時做到積極主動，樂觀面對交際中的困難以及障礙；對于文化差異，能夠采取的態度。在跨文化交際中，尊重對方的文化，以對方的價值來審視和評價對方的行為。

（二）應加強學校對人們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首先是學校對學生的課程設置上增加跨文化交際知識的課程。同時也需要給予學生一些實踐的機會，讓他們與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交流，通過與外國留學生的日常交流與接觸，讓這些學生消除對異國文化的陌生，從而提高他們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其次是加強對外國文化知識的學習，尤其是宗教文化、禁忌、交際習俗等方面進行教學。引導學生正確處理及應對文化沖突現象。介紹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生活習俗、社會規范。減少因習俗不同造成的文化沖突。使中西文化觀念、社會習俗共同發展。加強文化交流與合作，不斷擴大不同文化間的價值共識，最大程度的減少和避免文化沖突的發生。

（三）發揮社會媒體對人們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的作用

社會媒體對于廣大民眾的生活有著一定的導向作用。是社會公眾獲得新思想的主要來源。所以我國社會應發揮媒體的影響力，在節目的編排上體現文化因素，讓公眾更好的掌握中國文化。中國媒體人應該從中西文化交流中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同時也要堅守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成為文化的傳遞者與表達者。幫助社會民眾減少因異文化對其他國家文化的誤解.同時也避免使中國人因缺乏對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了解與掌握，導致皈依西方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和道德觀，從而漠視、遠離傳統文化，淪為異文化的附庸。（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丁嵐，女博士婚戀難的心理問題分析研究，[碩士論文]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2.

[2]蔡琪，孫有中.現代美國大眾文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90

[3]郁龍余 .中西文化異同論 [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2.

[4]張進輔.青年心理概論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王晶晶.從《紅樓夢》與《傲慢與偏見》中透視中西傳統婚姻觀的異同.湖北成人教育院學報.2006，9.

[6]史振英 ，高學歷女性婚戀難的原因調查分析，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1，3.

[7]李江山.從“女大當嫁”到“剩女當道”―― 透過語言比較中西方婚姻觀.文學界?語言研究2010.

[8]英，曼瑟.英語諺語典故詞典[M]，黃家寧譯.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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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秉鈞（也斯）,現任教于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書與城市》、《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藝術中心1995年版,第20頁,第29頁,第30—31頁。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發展經驗》（合著）、《中國人的三個政治》、《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國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后現代后殖民思想脈絡《中國政治與文化》。

⑥⑦⑧金耀基:《全球化、現代化與世界秩序》,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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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闡述如何在中職英語教學中高密度地、多方位地導入跨文化教育，以培養中職生的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與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

一、培養跨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1.新大綱要求所需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隨著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跨文化交際日益增多，人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意識以便理解來自不同文化的知識，因此，文化積累比任何時代都豐富和深刻得多。教育部2009年1月頒布的《中等職業學校英語教學大綱》對原大綱內容做了修訂，修訂后的新大綱明確指出：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思想品德修養和文化素養；引導學生了解、認識中西方文化差異，培養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可見，大綱要求我們有必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因此，中職英語教學必須重視跨文化教育，通過英語語言這個載體，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讓學生在學習中體驗英語文化，體驗中西方文化的異同，從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

2.現實交際所需

在英語學習中，學生經常會遇到由于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或中西文化的差異，而出現歧義、語用失誤迭出的現象。大家對這兩種現象并不陌生：一是苦讀多年英語的學生碰見英美人士，根本沒有勇氣開口與之攀談，只有“Yes”到底或“No”到底。二是一見老外便激動地說：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a month? 他們可能只是想打破見面時的尷尬，殊不知這是一些冒犯的問話，侵犯了對方的隱私，會引起對方的反感。這種社交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在于學習者缺少目的語文化知識、缺乏跨文化差異意識。可見，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與能力是跨文化交際實踐中所需。所以，在中職英語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文化導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以幫助學生減少語用失誤，提高英語交際能力。

二、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與能力的途徑

那么，如何在中職英語教學中滲透跨文化教育，建構中職生應知的跨文化交際的知識、技能，從而形成跨文化意識與能力，筆者就此問題，闡述了一些日常教學中的看法。

1.巧妙利用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是文化傳輸的主渠道。下面簡要介紹一下各種課型的文化導入：

（1）詞匯教學 （2）聽說教學

中職英語教材中每單元的Listening & Speaking 模塊，是基于語境的對話形式呈現。在情景對話中，英美人士的待人接物、言行舉止、風俗民情自然顯露出來。因此，在聽說教學中，一方面，教師應有意識地培養學生觀察和理解語言的社會語境：觀察什么場合用什么語體；了解說話人的身份；說話者之間交際的深淺與語體的關系等。而學生通過了解對話中的文化語境，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交際氛圍和文化氛圍，逐步形成跨文化意識，掌握正確的交際規則。另一方面，教師要多鼓勵學生總結歸納出英美人士在口頭交際中常涉及話題的語言規律，尤其是與母語觀點相差較大的，如：說閑聊、說禁忌、論娛樂、說恭維、說謙辭、說請客、說致謝、說消費等，以便消除聽說障礙，使語言更為地道、得體。如A:“You sing very well.”B:“Thank you.”這就是英美人士的恭維觀，他們說話三句不離稱贊語，聽者無須自謙，只須道謝即可。又如見面時聊什么好呢？其實，討論天氣是與英美人交談的一個合適的話題。學生有了這樣的文化差異的認知，便不會出現上述的一些誤會了。

（3）閱讀教學

中職英語教材中各單元都編有Reading & Writing 以及Life & Culture 板塊，旨在提高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同時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開拓國際視野。這些閱讀材料內容涉及到很多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充分體現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的這一重要理念。因此，教師應在閱讀教學中不失時機地向學生傳輸相關的文化知識，引導學生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加深學生對閱讀材料的理解。如閱讀中常出現類似Black Friday(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這樣的專有名詞或一些典故和習語，如果學生缺少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對語言材料的理解就會造成困難。又如：“Food and Drink”文中提到的black tea是中國人的“紅茶”， 這是由于中國人和英國人著眼點不同，同是茶，我們中國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顏色， 故稱“紅茶”，而英國人注意到茶葉本身的顏色是黑的，故稱“black tea”。了解這樣的中西文化差異，學生就不至于把“紅茶”說成red tea了。事實上，閱讀教學堅持文化信息的導入，堅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不僅能較好地消除閱讀理解上的障礙，而且使學生對課文的理解不會膚淺地停留在課文所提供的那點信息，而是向他們開啟了一扇了解異國文化的窗。

2.充分利用課外優秀英語教材和讀物

僅靠一套中職英語教材來進行跨文化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程度的差異，向學生推薦一些優秀教材以備選用，如《新概念英語》《環球英語教程》《走遍美國》《初級英語聽力教程》等，通過對這些原汁原味的教材的學習，學生對英美國家的文化才有更深的了解，無形中也加強和培養了文化交際的意識和能力。同時，鼓勵學生閱讀一些簡易的文學作品，如《書蟲》。英語專家胡文仲說：文學作品能夠提供最生動、具體、深入、全面的材料，使讀者從中得到對于西方文化有血有肉的了解。讀者的感情與書中的人物融合在一起，親身體會人物的喜、怒、哀、樂，完全進入作者所創造的情境，在不自覺中汲取了文化營養。可見，閱讀優秀英語教材和讀物是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

3.充分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和深入，網絡技術的發展突破各種資源的時空限制，使得課程資源的廣泛交流與共享成為可能，給英語學習者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教師可以充分利用各種網絡資源為教育、教學服務，學生則可以合理選擇和有效利用網絡資源，更直觀地感受并比較中西方文化異同，增強跨文化意識與能力，同時使得英語學習更有趣。如涉及到Holidays話題時，學生通過上網查詢可以快捷了解中西方不同的節日及節日來歷、主要活動等，感受濃濃的節日氣氛；又如談到學生喜愛的Music這個話題時，學生可上網下載了解各地著名的音樂，如美國搖滾樂、鄉村音樂、非洲音樂、印度音樂等，使自己置身于愉悅的異國文化中。另外，優秀的英文影片同樣為學生提供了異國風土人情、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等豐富翔實的文化信息。

4.積極開辦第二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