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歷史紀錄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文化傳播；地域題材紀錄片；耦合性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51-004

紀錄頻道的成功開播，優秀紀錄片引發的熱議，現象級紀錄片所帶來視覺盛宴及廣泛關注，使得紀錄片在中國的發展呈蓬勃之勢，其中的地域題材紀錄片也持續升溫，在展現自然風貌的同時，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譽度、認知度和影響力。[1]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紀錄片傳播文化受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地域文化紀錄片在文化強國的背景下，對地域文化進行“重塑”和“他塑”；在價值重構的同時，調節社會秩序、保護民族文化基因，聯接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其次，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們在審視自然風貌、地域文化的同時，發揮著傳播文化的現實價值。同時，全新的文化傳播環境、媒介融合的變革等因素，顛覆了既有的紀錄片創作和傳播方式。本文通過對多部國內外熱播紀錄片進行梳理和解析及訪談紀錄片創作團隊主創人員，認為地域題材紀錄片應從以下五個文化傳播方面加以強化。

一、弘揚文化的創作內涵

紀錄片的創作與發展，使得紀錄片在弘揚文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勝枚舉，黨的十以來，在文化戰略的引領下，我國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入了協調、快速發展階段，同時推動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紀錄片人理應創新思維，于細微之處深刻體悟與覺察當下生活現實、周遭發展、文化脈動、精神風貌，記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一次次驟然即逝的歷史瞬間、一場場猝不及防的驚人轉變，于宏大敘事中體現細致入微，從局部真實中梳理整體認知，從現實中體察出本質，做到既弘揚文化，亦能夠揭示文化內涵。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作為承載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農村，人口不斷削減，傳統文化亦隨之逐漸消逝。電視紀錄片作為視覺媒介的產品，通過議程設置，重新建構現實世界。電視紀錄片《記住鄉愁》展現了200多個村落，將儒家文化融入鏡頭并貫穿全片始終，通過紀實、記者互動等方式，關聯了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在《城北社區：孝德永彰》這一集中，為了照顧養母，外出打工的李維俊辭職回家這一舉動，傳達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傳承了“父母在，不遠游”優良傳統。同時，《記住鄉愁》多次宣揚了重歸故土、再建家鄉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頓的精神慰藉，讓人們體會到回歸傳統村落，既是身體的回歸，也是心靈的回歸，彌合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割裂，喚醒身處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記憶。

紀錄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記錄了這一文化的起源、興起、發展的歷史過程，通過代表性歷史人物和事件實現了地域題材紀錄片文化尋根的重要價值。紀錄片《第三極》攝制組經過500多天的長途跋涉，足跡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處秘境，攝取美景的同時，向觀眾展現了當地居民最樸實、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發揮紀錄作品視聽語言的優勢，促進了邊緣文化現象的傳播。紀錄片《大黃山》摒棄風光片的桎梏，從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現具象黃山之美，進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載的文化、歷史，蘊含的智慧、靈感，深度開掘了山地紀錄片創作觀念，發揮其作為文化載體的顯在優勢。紀錄片《沙與海》中的牧民劉澤遠，他和后代雖然生活在相對閉塞的環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態度、生存理念，這些不同均蘊含著濃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們對于生存與發展的理念變遷。地域題材紀錄影像的表達，通過對環境和人物的記錄、重構，關照自然環境的同時，亦聯接了人物與自然，提煉并傳播了獨有的地域文化。紀錄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靜的視角，通過鄂倫春族最后的薩滿孟金福呈現了其在居住方式變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記錄了大興安嶺地區即將消亡的文化現象。

二、反思文化的創作“自覺”

紀錄片如果僅僅反映現實圖景、單純地記錄社會真實，是遠遠不夠的。縱觀一些優秀的紀錄片，“記錄”現象的同時，蘊含了思辨和質疑的批判精神，引發觀眾對現實的反思、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對周遭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理論時說“……要認識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聯接多種文化，進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題材紀錄片對于文化的反思，體現了其創作過程中的“自覺”。

在以往的論著中，關于紀錄片中的“文化自覺”大多停留于“虛構”與“紀實”表現形式的爭論中，忽視了紀錄片作為藝術作品的創造性，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固化了紀錄片創作者的思維，于其本身所要體現的“文化自覺”也是相背離的。紀實能夠呈現事實，而虛構則能將文化內涵創作性地蘊含于影像之中，凸顯區域文化與藝術的張力。其次，在“文化自覺”的理論框架下，不僅要記錄文化外觀，更要深刻表達其所依存的文化結構；在展現和描繪文化的同時，注重地域文化的時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維構建文化圖景，揭示文化內涵。因為，只有“自知”，才能“自覺”。紀錄片《紐帶》運用歷史場景再現的方式，協調兼顧海外漢學者的性質和趣味、中國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受眾對歷史紀錄片的審美期待等多種因素，是紀錄片創作者高度文化自覺的產物。

紀錄影片《消失的村莊》中呂氏父子所居的村莊，正如中國若干的偏遠村莊一樣，成為老人與兒童的留守地，而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青年男女則隨著經濟大潮奔向城市；而遷徙令的頒布，后代對城市的認同和向往，使村落從物質和思想層面不斷衰敗直至瓦解。地域題材紀錄片以真實的事件，微觀的人的視角，講述了地域因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文化、思想的變遷，通過深入記錄和旁觀審視，更有利于觀眾透過鏡頭反思發展著的中國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中國經濟和整個世界高度相聯。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不但展現人文風貌、地域特點，更應該深刻刻畫人與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與觀念變遷，塑造區域文化圖景，探索經濟發展機遇。英籍社會學家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強調：“當代文化展示已經從嚴肅的官方描繪轉向民間。”[3]而紀錄片也不僅是顧茲曼眼中的“相冊”，更是一張文化名片，一張避免被誤讀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麗中國》被譽為一張遞給世界的“中國名片”。如果說《美麗中國》是一張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國》則是一張中國自己遞向國際的“飲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滲透于中國人生活各個層面的美食為中心，折射了與美食相關的人和事，蘊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這樣的“名片”越來越多，才能更為客觀、理性、多角度地展現出豐富立體的中國。

其次，通過紀錄片塑造地域乃至國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體在國際社會相對強勢地位，因此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是其塑造中國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國媒體在中國國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給了西方媒體更多的機會。《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錄片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發達英語國家的主流媒體及知名的播出機構的紀錄片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分析了他者視角下“中國崛起論”、“中國”等觀點的建構。撇開觀察視角、內容本身的局限，單從諸如《中國人要來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國人如何蒙騙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聳聽的片名中，我們解讀到西方主流媒體并未能呈現真實中國，展示中國國家文化所蘊含的應有之義。因此，紀錄片應發揮其題材內容真實、在國際傳播中的傳播力較強的優勢，勇于擔當講述中國國家故事、傳播中國文化內涵、樹立中國國家形象的重任。

發展中的國家、變化中的國際環境，令我們能夠客觀審慎地記錄、呈現、審視乃至傳播我們的文化。進入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文化的對話需要更多的平臺消除彼此間的誤解，達到互通有無的目的。具體而言，紀錄片應主動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在主題內容、表現形式等因素及傳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風格，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有力載體。

同時，紀錄片的創作者在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在尊重紀錄片創作的基本規則的同時，還需要把握紀錄片傳播市場化運作體系，做好充分的市場調研，遵循紀錄片市場規律，在技術層面滿足國際市場標準，在內容層面繼續深耕與打磨創作者的講故事水平。西方國家的紀錄片創作理念與市場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戲劇性、邏輯性強，兼具娛樂化的同時，給受眾以很強的代入感，這些創作規律需要中國紀錄片人在不斷的交流和學習中吸納和創造性地運用。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他者”視角的紀錄片作品《超級中國》在尊重跨文化傳播規律之下，能夠以懸念的方式揭曉并解讀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的多重原因，堪稱跨文化傳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講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實現有效傳播，國家的形象在有效傳播中得以塑造。

四、構建軟實力的路徑選擇

尹鴻教授認為“提升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需要注重價值觀的輸出” [5]紀錄片《的誘惑》在當時被譽于“散文詩式”的紀錄片佳作，但在今天看來，夸張的抒情、空洞的解說不僅難以吸引受眾，更難以表達文化之精髓。對于紀錄片的創作者而言，攝像機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僅記錄文化、表達文化，同時也闡釋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環境不斷發展的今天，中國紀錄片創作與傳播在國際市場已成功打開局面，要作為國家“軟實力”一個窗口，還需要把握當前時機，加強與海外機構的合作，持續不斷輸出精品。構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也為我國資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但是，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在紀錄片傳播過程中，將獲取影展資格及經濟利益作為主要傳播目的進而迎合西方國家視點，將會失去紀錄的品格，遑論“軟實力”構建。

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吸引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的結果，它能夠讓其他人信服地跟隨你或讓他們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準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設想行事。”[6]《望長城》堪稱當時紀錄片創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卻習慣于拋棄受眾意識，以一種無可辯駁的“宏大”姿態，難以以受眾、市場接受的創作思維構建文化軟實力。除了技術的發展，《望長城》是創作思維的煥新。創作團隊在中日合作中，大膽摒棄觀念的窠臼，將《東方老墻》文本、“畫面加解說”的桎梏拋出“長城之外”，將直觀感性的語言融入恰當的文化傳播，堪稱彼時紀錄片創作的一股清流。紀錄片通過視聽語言吸引受眾，激發其感性想象與理性思考，較之博物館式的展示，生動而直抵人心，傳播面更廣、效果顯著。然而，紀錄片的創作者應清醒地認識到從感性到理性，是認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眾更樂于在視聽愉悅、情感共鳴之后，于“潤物細無聲”之中接受或領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實現意識的感召作用。一個民族對其所處環境及文化的認同與共識，形成了這個民族所共通的記憶和歷史，借助文化的紐帶構建文化軟實力。可見，不同時期的紀錄片創作，應借助技術手段和藝術觀念的發展，協同文化的創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構建文化中蘊含的軟實力。

五、創新格局下的思維革命

如果說技術和觀念的發展使紀錄片從“小眾”走向“大眾”，那么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更是以“顛覆”性的飛躍，重構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體的時代，“傳者”與“受者”的概念幾近模糊；“草根媒體”平臺的涌現，豐富了資源，降低了門檻；利益的裹挾、唯“用戶眼球”商業格局，使得文化傳播在互聯網的思維框架之下，專業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終將不保。全新的媒體環境、多變的智能設備、新興的媒介組織，用戶主體意識的強化、信息化進程飛速發展，對于地域文化紀錄片的創作者與傳播者而言，既是機遇也是考驗。傳播迅速、便捷、互動性強的優勢乃傳統媒體無法超越，然而浮躁的傳播環境之下，更加需要紀錄片的創作者能夠以審慎的態度書寫文化，以專業的精神傳播文化。紀錄片《大秦嶺》通過逼真的景像還原展示了秦嶺文化，并以專業的視角解讀地域文化，取得了顯著效果。誠然，藝術創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終極目標。因此，紀錄片的創作者應充分發揮紀錄影像的具象連貫、生動完整等方面的優勢，從對地域人文地理風貌的展示中傳播地域文化，建構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學者劉潔在《活態：紀錄片中傳統文化的存續》文章中認為：“……傳統文化也是活態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現實生活剝離物。……‘活態’已成為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基本認知。”[7]基于“活態傳承”的視野，在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中，不應止于描述和記錄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聯網環境下，關照歷史與當下、人與周圍的環境同時，創新思維，以媒體人應有的專業策略，重構我們的認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價值、獨創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邏輯、理想、世界觀和道德觀，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應該聯系其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紀錄片的創作者也應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認識文化的多樣性及合理性。對于地域文化的敘述，是在國家歷史的框架中展開的，其選題的范圍、創作的視野不應受地域的影響，以一種全局思維，無論在理論研究框架還是在實踐創作模式上，耦合當下文化，發揮紀錄片這一片種的優勢，促使我國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達到更為理想的境地。

參考文獻：

[1]閆偉娜.紀錄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藝術研究，2013，（4）：32―37.

[2].論文化與文化自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馮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曉培.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錄片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J].現代傳播，2015，（4）：102―106

[5]張國濤，張陸園，楊賓.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提升：理念與路徑――中國高校影視學會第十五屆年會暨第八屆中國影視高層論壇綜述[J].現代傳播，2014，（12）：136―137.

篇(2)

李春鋒，1976年出生于遼寧綏中。2005年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獲碩士學位。2010－2011年中央美術學院唐勇力教授工作室國內訪問學者。現為渤海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工筆畫學會會員。

李春鋒是一位藝術探索者，他以純正的心性感悟藝術真諦。他以生活為源頭，以筆墨來覺悟生命境界。追求藝術是李春鋒的一種生活方式。畢業創作中國畫《灰色的天空》被魯迅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并獲“美苑杯”學術獎。中國畫《墨韻1》《墨韻2》參加美國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學術交流展并被收藏。

李春鋒畢業后，應聘來到渤海大學，來到第二故鄉——錦州。面對著遼闊的渤海灣，面對著蒼茫的遼西大地，面對著博大精深的錦州文化和歷史。李春鋒的創造靈感在涌動，創造力在勃發。在繁忙的教學之暇，李春鋒辛勤創作，他畫渤海捕魚船，他畫遼西的山山水水，他畫錦州市的歷史人物，一幅幅藝術精品在他筆下陸續誕生。上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中國人民紛紛起來抗擊日寇。誕生于遼西的東北義勇軍，奮不顧身可歌可泣的歷史史詩，使李春鋒深受啟發，他的藝術心靈在顫抖，他的情感時時都深受感染。李春鋒在研究錦州市這些豐富的歷史文獻，觀看了多部國內歷史紀錄片與圖片資料，心中油然升起了崇敬。他醞釀創作謳歌抗日英雄的畫卷。經過數月的艱苦創作，中國畫《高高的山崗》以獨特的造型語言，以深沉的藝術形式，以詠史的方式，再現了當年中國的抗日英雄的光輝形象。中國畫《高高的山崗》參加慶祝中國人民建軍8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漁者歸來之一》參加首屆遼寧省青年美術家學術提名展、第四屆中國西部大地情——中國畫、油畫作品展；2008年《祥云》人選“和諧家園”全國工筆畫作品展；《靜靜的港灣》參加全國第七屆工筆畫大展并獲二等獎；《陜北夏日之一》參加首屆山水畫雙年展并獲優秀獎；2008年《中國工筆》雜志專題采訪李春鋒，并發表文章與作品。對中國畫創作的深厚心靈體驗，成為李春鋒的藝術創作動力，他籍以抗日英雄事跡的心靈感應，綿延并書寫著中國文化的氣象和精髓。將生活之中的素材逐漸向藝術中的真我完善，從而獲得了華滋濃郁的筆墨意像，意蘊生動妙味無窮。

篇(3)

入高中政治課程的心理學依據傳統文化對認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決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著“人化”，它是有意識的人類在現實的生命活動——實踐中產生，并不斷歷史的繼承和沉淀下來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正是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人將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于外在客體，從而賦予客體屬人的意義和內涵，創造了絢麗多彩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歷史的沉積中，多彩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得到深化和內化，從而成為標識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的文明符號，即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著“化人”。雖然人創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為現實個體的人總是需要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在這個意義上，人是前一個歷史階段的產物和結果，傳統文化構成了人生成與發展的前提，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類的思維方式、行為規范和觀點態度，也就是說歷史文化構成了當下人認知的“邏輯的格”（列寧語）。

文化與認知的互動關系意味著，教育不能脫離傳統文化的脈絡而成為孤立的獨白和僵硬的灌輸，理論的活力在于為人們所理解和內化，而一種理論只有注入了歷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個體的精神世界。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產生了如此大影響，正是因為他實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一方面，以理論為出發點，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新的內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為視角，給予以中國特色，創造性地發展了，促進了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高中政治課程的對象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學生，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知識的記憶和把握，更應當是理論的理解和內化，只有如此才能為中國夢的偉大實現培養既具有專業素質，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紀人才。過去的中學政治課程往往以灌輸而非引導，記憶而非內化的方式展開，進而淪為了學生為應付考試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識。這種方式的教育不僅效果微弱，甚至會使學生產生厭煩和抵觸情緒，從而產生負效應。造成中學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視了文化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相關規律，脫離文化傳統和文化語境闡述知識，讓本該喚醒學生道德意識的學問變成了知識的獨白，讓本應內化的理論變成了工具理性的運用。

二、契合與啟迪——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課程的現實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與當代教育理念內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對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深厚的影響。在教學方法上，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個體在認識結構和性格特征上不盡相同，標準化的課堂教學雖然滿足了大多數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視了個體及其個性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學中往往針對不同學生的相同問題給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內容的回答，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隨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實際上卻是孔子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做出的有針對性的教育。在教學原則上，孔子主張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此，孔子主張教學應當是帶著問題意識的教學，課堂不應當是教師的獨白，而應當是在教師引導下學生的主動思考。在教學目的上，孔子主張立人，培養學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韓愈的名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對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師最重要的目的是傳道，但這里的“道”不僅僅是學問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當代教育主張素質教育和尊重教育，認為教育應當以人為本，應當讓學生實現“知情意行”的有效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無疑與當代教育的這些理念有著深刻的一致性，給予巨大的啟發。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為高中政治課程提供了豐富的具有啟發性資源。中國傳統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很多內容與中學政治課程有著密切聯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為政以德的主張體現了民主理論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則對于思考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在經濟思想方面，荀子對如何實現“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這一理想探討，體現了積累與消費的辯證關系；儒家與其他學派關于利義之辯的討論則為思考法治經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在哲學思想方面，佛教哲學關于“有”、“無”、“空”三個概念之間關系的闡述為理解辯證法和對立統一具有深刻意義；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論則能更具體和生動的理解實踐及其與認識的關系。可見，中國傳統思想與中學政治課程中所涉及的內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時代和地域的人類在發展中，總會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先賢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為理解和解決當下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發和借鑒，在授課過程中也可以應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的相關內容，在歷史的闡發和對比中，展現理論的豐富性和生動性。

三、超越與創新——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課程的方式和路徑第一，超越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辯證看待傳統文化。當前對傳統文化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觀點全盤肯定，另一種觀點全盤否定，而兩種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說的兩極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體現。全盤肯定者主張回到過去，否認當代文化的價值，忽視了文化和思想應當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有所發展的；全盤否定者則總是為傳統貼上種種標簽，從而簡單粗暴地排斥傳統，例如：在對傳統哲學思想上，大家往往習慣性地貼上“唯心”和“唯物”的標簽，并毫無思考的認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對此列寧曾提醒大家“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昧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在此列寧正確地指出，對待傳統思想和文化時，應當保持客觀的立場，應當深入其具體內容本身而不是對其內容簡單的定性，只有以辯證的觀點分析，以歷史的視角理解，才能防止兩極對立的錯誤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