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保險利益原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保險利益；射幸性；立法意義

保險合同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完全履行，因為它不僅是當事人滿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體投保人精誠合作、分擔危險之必要途徑。依照各國保險法的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的人必須是受到實際損害的人，因為補償是保險的基本職能。那么，保險上的損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現的呢?又如何來量化呢?這涉及到保險制度的核心內容——保險利益原則。

所謂保險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稱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見于英國《1774年人壽保險法案》。該《法案》第一條要求被保險人對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險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對保險利益的含義并無界定。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均沒有保險利益這一用語，但在理論上卻對保險利益制度有系統研究。就我國研究現狀來說，理論上將保險利益描述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一種利害關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受損，或因保險事故的不發生而受益的損益關系；同時將保險標的根據其性質不同分為財產及人的壽命和身體，并相應地把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明確指出，“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以此涵蓋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保險利益，但并未就兩者做出進一步詳盡規定。

一、保險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險制度發端于貿易發達、風險巨大的海上運輸。在13世紀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險中，保險人假裝稱已從被保險人處受領一定金額之貸款或以信用方式賒購被保險人之貨物，約定若船舶未安全抵達時，將該款項返還給被保險人或支付價金。實際上是使被保險人在貨物損失時可從保險人處獲得一定金額之價款。這種約定中，未來船舶是否發生危險事故無法安全抵達或危險事故何時發生不確定，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取決于保險事故是否發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這種所謂的保險和賭博有著相似的機理。兩者都決定于偶然事件的發生。顯然，賭博是為社會公益所排斥的。它變一定（原有之賭本）為無定（輸或贏），[2]是一種參加者創造風險的活動，鼓勵利己主義、貪婪和不勞而獲，使偶然性成為人們行為的主宰者，破壞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產生這樣的問題：被保險人是否必須是船舶未安全抵達會受損之人？被保險人獲得的價款是否應不超過其貨物損失？據此，有學者提出，因保險行為而請求保險金額的，被保險人應證明保險利益之存在，強調約定保險事故發生后受損害者才能獲得價款且價款不得超出損害金額，以區別于賭博。從此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保險，即填補損害制度。[4]保險利益理論也由此開始發展。

二、保險法上對保險利益的概念定位

財產上的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于特定財產所具有的實際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險利益對于投保人本人為其主觀價值，對于第三人則為投保人和該第三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國《保險法》第12條規定：“保險利益是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實際上只是將法律上權利稍稍擴大至法律承認的權利和利益，對保險利益并沒有給予充分說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對保險利益給予分析。

理論上，學者眾說紛紜，可概括為以下兩種學說：

第一種是價值說，或稱經濟利益說。此學說認為，保險的本質乃在于補償經濟損失。換言之，即在于填補所滅失或所減損物上之價值。因而認為有利益才有損害，有損害才需要補償，故認為保險合同之對象為保險利益，即保險利益就是保險標的物上的價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經濟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因為保險事故的發生，以致保險標的物不安全而受損，或者因為保險標的物不發生損害而受益。[5]依價值說，構成保險利益需具備三個要件：(1)須為經濟利益。保險是以補償被保險人所受損失為目的，保險利益須屬于經濟上的利益或以與經濟上利益有密切關系且可以貨幣量化為限。(2)須為確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確定或可確定。(3)須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規定。價值說對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能進行科學的解釋，國內學者多持此學說。[6]價值說比較重視保險標的物的價值因素，突出了保險合同的經濟補償功能。第二種是關系說。在人身保險中，由于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為人格權的內容，無法以金錢價值對其加以衡量，故價值說無法解釋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于是關系說乃應運而生。該說認為，保險利益乃是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利害關系，此種利害關系，包含有經濟上之利害關系及精神上之利害關系兩種。德國及我國臺灣學者一般持此學說。[7]關系說與價值說相比，其獨到之處是不拘泥于經濟價值上的解釋，而是從關系的角度來分析，為人身保險獲得了一席之地。

筆者認為無論贊同哪種學說，有幾點我們是必須認可的，也是各國對保險利益內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險利益必須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為保險利益為保險合同或保險法所保障。如對盜竊、搶劫之財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販毒的經濟利益,劫匪對劫持的飛機或者人質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構成保險利益。第二,保險利益應為經濟上的利益。所謂“經濟上的利益”,是指可以體現為貨幣形式的利益或稱為“金錢利益”,保險是以補償損失為目的,以支付貨幣為補償方式的制度,若損失不是經濟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錢來計算,則損失無法補償。第三,保險利益是可以確定的利益。惟有保險利益這種經濟利益是確定的利益,在實踐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險標的發生損失時,保險人才可以據此進行補償。所謂“可以確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現有利益或者因現有利益而產生的將來預期利益可以確定。對于人身保險而言,可以確定的利益也可以稱為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利益。回過頭來看我國保險法對保險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邏輯不夠嚴謹，不利于實務操作。這些缺陷對于保險法的實踐以及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有著不利的影響，這可能也是我國保險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會發展中，明確相關概念的任務任重道遠。

三、保險利益原則的立法意義

保險制度因其“分散危險和補償損失”的職能而具有積極意義,并得以存續和發展,任何人均不應通過保險而獲得無損失的利益或者超過損失的利益。確立保險利益原則的價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將保險作為賭博的工具。保險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道德危險與保險相伴而生，似乎從保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讓人們頭痛不已。如以與自己毫無利害關系的他人財產、身體、生命或健康為保險標的，則實為賭博。就財產保險而言，如以無保險利益之他人財產投保，因為他人財產即使發生危險，投保人并無損失發生，如能獲得賠償，則與賭博何異。其更甚者，投保人為圖早日實現其不當利益，必不會等待被保危險之自然發生，而將設法造成被保財產的損失，其所誘發的道德危險，實不言而喻。例如，保險標的物價值100萬，所有者的保險利益即為100萬，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最高不得超過100萬，發生事故保險人的賠償額最多100萬，身心正常者，不會為以100萬的投入換取100萬的賠償而鋌而走險，這純粹是基于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就人壽保險而言，若無保險利益規定，后果更無法設想。如果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沒有保險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體作為保險標的而訂立合同，則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種手段傷害被保險人，以謀取保險金的給付。17世紀英國保險法因沒有保險利益的規定，就出現過殺害被保險人的情況，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定，立法機關遂在《1774年人壽保險法》中首次確立人身保險必須具有保險利益的原則，明確規定：人壽保險的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必須有保險利益，否則合同無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為賭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壽險保險單，該法因而被譽為“禁止賭博法案”。可見保險和賭博在目的、效果、及社會評價(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異,但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保險中有保險利益的存在。保險利益原則不許可隨便以他人的財產或人身作為保險標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損失而獲利,從而保證了保險的損失補償職能,遏制了賭博。

保險利益原則之創設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發生道德危險，道德危險是保險術語,是指投保方為獲保險賠償而故意促使保險事故發生或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放任損失擴大。堅持保險利益原則,無損失則不賠償,損失多少賠償多少,有效地防止了為獲得不當利益而發生道德危險。在保險實務中,保險賠償的最高額以保險金額為限,保險金額是以保險利益為基礎的。這體現了保險的“補償”性，從而更好地實現保險“分散危險，補償損失”的職能道通過保險利益原則來設置屏障防止發生道德危險，并限制保險賠償的額度，從而保障保險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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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重復保險，法律構成，通知義務，效力

 

一、重復保險的概念界定

重復保險，也稱復保險，其具體內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重復保險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個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合同的行為，且各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金額總和超出保險標的價額。德國、法國、日本和韓國均采納此觀點。廣義的重復保險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契約，而該數個保險契約，均須于同一保險期間內發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國的臺灣地區認同此種定義。兩者主要區別在于總的保險金額是否超過保險標的的價值。

新《保險法》第56條第4款規定：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與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且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價值的保險。與舊《保險法》相比，新規定由廣義說轉而采用狹義說，嚴格限定了重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應該超出保險標的價值。事實上，由于重復保險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擔各保險人的賠償責任，沒有過多考慮各保險人的賠償責任之和是否超過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將重復保險限定于超額的重復保險，并沒有多少實益。[2]188-189因此，臺灣地區在2007年對《保險法》進行修訂時，仍然堅持廣義說。從這個方面講，大陸地區關于重復保險的新規定沒有充分考慮實際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當投保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當然，從民法角度思考舊《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不難發現法律論文，舊《保險法》存在同時使用廣義和狹義概念的體系沖突，造成該條文理解和適用上的困難。因此，新《保險法》雖然導致重復保險在事實與法律規范之間出現巨大隔閡，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確和適用的便利，應予肯定。

二、重復保險的法律構成

根據新《保險法》對重復保險的界定，其構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特定性。現代保險理論和實務普遍認為，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是否是保險利益主體并不重要，關鍵是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是否是保險利益主體。在財產保險中，只有被保險人有權依照保險合同請求保險人填補損害，“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并無實際意義”，[3]31因此，重復保險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險人相同。投保人針對同一保險標的的不同保險利益投保，通常情況下，不構成重復保險，但是，若該保險利益存在權利混同或者吸收，構成重復保險。[4]103因此，重復保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險標的，而非同一保險利益。但新《保險法》第56條第4款未明確指出重復保險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因此難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險人的不當得利，而若僅以投保人同一為構成要件，不論被保險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險人都需要對同一保險事故進行兩次以上的賠償，造成不當得利的機率遠大于以同一被保險人為構成要件的情況。

（二）保險責任期間的重疊性。重復保險責任期間的重疊性包括全部重疊和部分重疊。全部重疊，則保險責任的起訖時間完全相同，亦稱同時復保險。部分重疊，則保險責任的起訖時間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稱異時復保險。“不過保險期間之始期及終期， 并不以絕對相同為必要，只期間有一段重復，則在其重復期間內，仍為復保險契約。”[5]48所謂同一期間法律論文，不必數個保險契約之始期與終期，完全相同，只須其一部分的期間，立于交叉關系，而發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為復保險。[6]115此外，有教材認為這里的“期間”是指數個保險合同的“生效期間”。[7]256事實上，由于保險合同的生效期間并不一定與保險責任期間完全一致，有時保險合同已生效，但保險責任期間未開始，因此，該這里的“期間，應指保險“責任期間”，而非保險合同“生效期間”。新《保險法》第56條未明確對此構成要件作出規定，實為不足。

（三）保險危險或保險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險法》規定，同一保險事故是重復保險的必備要件。重復保險中，保險合同承保的保險危險或者保險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數個保險合同中約定的保險事故范圍有重合處，唯此種重合之保險事故方為同一保險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所發生的是各保險合同中約定的同一保險事故。只有各個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是同一保險事故，且其與實際發生的保險事故亦均為同一事故，方構成重復保險的同一保險事故。若各個保險合同中的保險標的與保險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約定的保險事故各不相同，則不能構成重復保險。

（四）保險人與保險合同的復數性。各國保險法均規定，重復保險投保人是與數個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即保險人應當多數且不同，并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如果對同一保險利益與同一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即使保險期間相同、保險事故相同、被保險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復保險，僅是單保險的一種特殊。但是新《保險法》僅規定了重復保險的保險人需為復數，這一規定未盡完善。在保險人為復數的情況下，并不能想當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險合同，也可能會產生一份保險合同，所以，必須強調重復保險合同的復數性。

三、重復保險的通知義務

新《保險法》第56條第1款規定：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新規定對投保人課以主動向各保險人告知重復保險具體情況的法定義務，有進步意義法律論文，但卻在通知義務所涉及的通知事項、方式以及違反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體規定，使通知義務難以發揮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體通知事項。韓國《商法》第672條第2款規定：投保人應當向各保險人通知各個保險合同的內容。德國《保險契約法》第58條第2款規定：通知中應包括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人和具體的保險金額。臺灣地區《保險法》第36條規定：復保險，除另有約定外，投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復保險通知事項不僅應當包括與之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人的名稱和住所，還應當包括保險標的、保險價值、保險金額、保險責任范圍和保險期間等事項。但新《保險法》關于投保人應予通知的“有關情況”顯得過于抽象和寬泛，令投保人難以明確具體內涵，不利于保險人“知情權”的保護。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義務的方式。各國法律原則上允許投保人采取口頭方式或書面方式為之。新《保險法》亦取同樣要求。但應當注意，重復保險的通知屬于保險人主動詢問的內容，如果保險人不加以詢問，投保人不為通知義務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因為投保人和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信息不對稱，保險人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保險經驗，投保人只是偶爾為之，對保險本身及其相關規則了解甚少。可見，投保人履行重復保險通知義務的方式取決于保險人的詢問方式，保險人以書面詢問的，投保人應當以書面方式為之；保險人以口頭詢問的，投保人應當以口頭方式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應享有免除通知義務：一是保險人已經知道或者在通常的業務活動中應當知道的重復保險；二是經保險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復保險；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擔保條款不需告知的重復保險。[8]40

（三）通知義務履行的證明。各國保險法雖對重復保險的通知方式沒有作出任何規定，但以各國保險法所規定的對未履行通知義務的重復保險的嚴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對于重復保險的通知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在我國新《保險法》中，關于重復保險中是否履行通知義務，沒有關于法律后果的規定，因此也就缺少舉證責任存在的意義，這是我國保險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義務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為重復保險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重復保險的，其合同無效；其二，善意之重復保險，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除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之全部價值，僅就其所保金額負比例分擔之責。但賠償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其三，善意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在危險發生前法律論文，投保人得依超過部分，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保險合同因惡意重復保險而無效時，保險人如不知情，應取得保險費。雖然新法規定了投保人須履行重復保險通知義務，但卻沒有規定任何有關違反該義務后的法律后果。此種立法規定會導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對重復保險通知義務的規定形同具文，因為不論投保人通知與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義務，還可能造成保險人不知曉重復保險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獲得不當得利的潛在機會；二是不區分惡意與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惡意的被保險人，在企圖以不正當手段詐領保險金，損害保險制度的誠實信用原則時，仍有取得保險金的可能。因此，缺少違反通知義務的責任內容規定，也是新《保險法》的缺失之處。

四、重復保險的效力

基于新《保險法》在重復保險的通知義務上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規定，保險實務中難以對保險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予以明確，進而產生許多的矛盾和糾紛。而這一立法缺失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國保險法在立法理念上，對于重復保險的法律效果未能從當事人主觀心態的立場加以劃分。[9]72解決這一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采用各國保險法通例，針對投保人的主觀心態，在我國《保險法》中明確區分投保人的善意與惡意，給予不同的法律評價，通過增加重復保險強制通知義務規則，從而賦予重復保險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復保險的利益保護機制發揮應有的功效。

（一）惡意復保險的效力。對于惡意重復保險，由于投保人企圖謀取不法利益，破壞保險制度分散危險、填補損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國和地區立法例多規定重復保險中惡意訂立的保險合同無效，我國新《保險法》雖沒有對惡意復保險做出規定，但第56條第1款關于“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的規定，在立法上已經實質上確認投保人在不為重復保險通知時，具有惡意的存在。因此，對有重復保險而未盡通知義務的投保人法律論文，仍可以適用保險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即“重復保險的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的總和不得超過保險價值。除合同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按照其保險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據此，在我國保險法上，將惡意的不履行通知義務的投保人與履行通知義務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這一立法目的，雖然是為了在保險司法實務中起到簡化規則、防止法官濫用司法裁量權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區別惡意投保人與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擔同等后果，顯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復保險的效力。對于善意重復保險，各國和地區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日本的優先承包主義。將重復保險分為同時重復保險與異時重復保險。同時重復保險時采用的是比例分擔主義；而異時重復保險，則按保險合同成立的先后順序，在保險價值額度內，前保險人先負擔保險金，對負擔不足以填補全部損害時，由后保險人繼續承擔填補損失的責任。[10]341二是法國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擔主義。不論構成重復保險的各保險合同是同時成立抑或異時成立，各保險人僅按照其所保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負分擔賠償責任。三是連帶賠償主義。在重復保險中，不問各保險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屬有效，各保險人在其保險金額限度內，對被保險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被保險人可向全體保險人或其中一人主張求償。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超過其應付的保險金額后，就各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與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險人行使求償權。但投保人的全部請求不得逾損害之總額。[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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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論文關鍵詞：保險市場信用體系行為規范

論文摘要：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存在著影響誠信建設的一些問題。相應的對策是：構筑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加強保險市場管理，加快保險業的改革和發展，促進民族保險業的健康成長。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保險作為一種經濟補償手段和社會產品再分配的特殊方式，與銀行業、證券業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的三大支柱，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經濟學的視角看，信用作為經濟主體間交往行為的自律性規則，既是道德規范的選擇，又是一種經濟利益的選擇。在保險業的發展中，誠信處于道德規范與經濟利益的沖突與摩擦中，信用建設問題已成為中國保險業必須認真思考且積極面對的嚴峻挑戰。

一、當前保險市場信用體系存在的問題

縱觀目前保險市場發生的各種問題，多與保險信用機制的不完善有關。這些影響誠信建設的問題主要有：

1．競爭主體行為不夠規范，主要表現為違規經營，支付過高的手續費、回扣，采用過低費率等惡性競爭行為，損害了保險公司的社會聲譽；

2．內部管理、險種設計、精算水平、營銷手段、風險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3．沒有統一的有關信用度的認定機制，缺乏對失信者進行全社會懲罰的措施，對市場參與者的信用狀況難以實施全面有效的評價與監管；

4．在保險業內部，有關信用的信息處于嚴重的不對稱狀態。由于保險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而保險業務的專業性又強，使保險消費者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難以了解保險公司及保險條款的真實情況，如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狀況、償付能力及發展狀況、參加保險后能夠獲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憑借主觀印象及保險人的介紹作出判斷，客觀上為保險公司的失信行為創造了條件。信用信息也未能得到綜合使用；

5．從業人員素質還有待提高。尤其對保險人的選擇、培訓及管理不嚴，有一些保險公一J誤導甚至授意保險人進行違背誠信義務的活動，嚴重損害了保險公司的形象。

二、信用體系建設的具體對策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主要對策是構筑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完善的信用體系和規范的信用制度是建立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保證，是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作為具有市場風險、以誠信作為經營基本原則的特殊行業，保險公司更應將恪守信用、履行合同作為發展之源，立身之本。具體對策：

1．建立完備、規范的公司內部管理機制，實行集約化經營。要從組織管理、財務核算、責任累積、風險控制等方面全面提高保險企業的風險防范能力。要創新管理理念，廣泛運用當今先進的技術成果來提高管理效率，加速產品開發、數據處理、資金劃撥、成本核算、業務和辦公自動化、網上營銷等業務內容的電子化進程，提高資金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經營風險管理的集約化經營水平

2．規范人從業行為，加強對公司全體員工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員工素質是提升保險信用制度的重要環節。我們目前仍以保險人展業為主，所以推進人的職業道德素質教育、強化依法經營意識、使現代人了解職業道德和誠信原則的關鍵所在，并將職業道德教育融人常規的職業培訓之中就顯得成為重要。另外，也應加強對公司全體員的教育和培訓。培訓員工的道德自律，提高員工誠信道德的選擇與評價能力。要創建道德環境，使員工在實踐中體驗和升華道德情感，理解并認識誠信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從而自覺規范自己的道德行為。

3．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形成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管理者要以高尚的誠信人格影響員工，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利用自身良好的形象，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感染并帶領一大批具有誠實人格的高素質員工隊伍，各級工作人員之間要建立起相互信任、團結協作的工作關系。要強化“誠信光榮，失信可恥”的道德觀念，形成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

4．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是建立保險信用體系的根本途徑。保險是一種無形商品，它作為商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事后的保障上，客戶往往通過理賠、到期償付、回訪等判斷公司及產品的優劣。因此可以說，企業信譽和服務質量是公司的兩大命脈，誠信服務更是維護客戶權益的重要體現，整個營銷的全過程公司都必須提供始終如一的、全面的、及時的、周到的服務。首先，在客戶買保險時，通過耐心細致、詳細全面、客觀真實的服務，使客戶能明明白白買保險。其次，公司應在保單維持階段為客戶提供長期的優質保險服務。當客戶申請被接受后，通過電話回訪、面見被保險人等方式與客戶聯系。確認保險利益是否存在，客戶的陳述與投保單是否一致等重要事實，以便發現問題能迅速處理。切實維護和保障客戶的合法權益，塑造專業、真誠、守信的良好企業形象。當客戶發生事故前來索賠時，應盡量合理簡化手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此外，通過向社會公開服務承諾，量化服務標準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用真誠、優質的服務贏得客戶和社會大眾對整個保險行業的信任和支持。

5．規范投保人、被保險人的信用行為是保險信用的重要保證，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如實告知義務是誡信原則在保險合同中的具體運用，是保險人估計和判斷風險的一個重要依據。鑒于中國目前的狀況，可用法律的、經濟的、行政的手段根治個人信用缺失的頑癥，讓誠信真正成為一種公認的財富。

篇(4)

    論文摘要：保險受益權是否適用于財產保險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分肯定說和否定說。否定說雖是主流觀點但卻存在漏洞。無論從法理還是實務、從立法例還是有關司法解釋分析，都有證明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且新修訂的《保險法》在此問題上已有所松動，已有肯定保險受益權也適用于財產保險的立法傾向。保險受益權制度引入財產保險中已成為大勢所趨。 

一、對有關學說的評述 

依據我國新修訂的《保險法》第18條、39條的規定，保險受益人僅僅適用于人身保險合同。保險受益權是否適用于財產保險合同，一直以來存在較多爭議，分否定說和肯定說，且前者居于主導地位。 

支持否定說的學者很多，其理由如江朝國先生認為：人身保險包括人壽死亡保險、健康保險及傷害保險，一般都是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事故發生的要件，因此除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外，仍然需要有受益人存在，受益人在被保險人保險事故發生時，享有保險合同的利益即保險人給付的保險金。這是受益人制度產生的由來。［1］另一學者楊仁壽之解釋：財產保險合同的性質是“禁止得利”，即在發生保險事故時，因保險事故而受損害的人不得因為保險人的理賠而獲得額外的利益，除被保險人外，就沒有所謂的受益人。被保險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險人。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除被保險人自己之外，并沒有所謂的受益人。［2］ 

但是細細分析可以看出前述列舉的否定說觀點存在漏洞： 

對于江朝國的觀點，其解釋并不能必然得出財產保險中沒有受益人的結論。他的論述只是得出人身保險中受益人制度的由來，并沒有闡述財產保險中無受益人的原因。他的觀點說明了人身保險尤其是以被保險人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保險合同中，必須要有受益人的存在才能解決保險金由誰受領的問題，并沒有就此排除生存保險以及財產保險中可以有受益人制度。只是在生存保險以及財產保險中對受益人制度需求的緊迫性沒有在死亡保險保險中那樣強烈。前者可以選擇指定受益人也可以選擇不指定受益人而自己行使保險金請求權，后者就必須指定受益人，才能解決被保險人死亡后保險金的受領問題。 

楊仁壽的理由也存在漏洞：第一，“禁止得利”原則在財產保險中的適用并不必然得出財產保險中不能存在除被保險之外的第三人受益人。所謂“禁止得利”是指保險合同生效以后因發生保險事故而使被保險人遭受損失，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的范圍以彌補其所受損失為限，不能使被保險人因保險理賠而獲利。在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并不構成對這一原則的違反。第二，楊先生對保險受益人的概念理解有所偏差。他認為，“被保險人即受益人，受益人即被保險人”，而被保險人一般是因發生保險事故而受損的人，依楊先生的理解，受益人即被保險人，那受益人也是因為發生保險事故而受損的人。很顯然，他混淆了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的概念。 

因此否定說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應當肯定財產保險中保險受益權的存在。有關學者如臺灣學者鄭玉波也支持肯定說，他認為：財產保險中也可以有受益人，例如甲以自己的貨物訂立水險保險，但指定丙為受益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3］ 

二、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研究 

（一）從法理和實務上分析 

首先，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人制度具有法理依據即意思自治原則。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的自愿原則即意思自治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應當然適用于下位概念的財產保險合同。因為財產保險合同也是一種合同。財產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約定受益人，是對自己財產權利的自由處分，只要未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未違背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法律就不應該干涉。盡管我國《保險法》是公法與私法的統一，但保險合同屬于私法范疇，據私法原理“法律未禁止的即為許可”，我國《保險法》并未明文規定不得在財產保險中指定受益人，即為允許。其次，從實務上看，存在許多以自己的財產投保而指定其債權人為受益人的實例。在“車貸險”“房貸險”中，保險備注中常有“某某銀行為受益人”的情況，此時若否定財產保險中存在受益人，保險金仍將保險金給付給他人，就違背了被保險人的初衷。另外，若被保險人沒有繼承人，就會產生兩種情況：一是，保險人因沒有給付保險金的對象而不給付，會有保險人不當得利之嫌；一是，將保險金作為無主物而收歸國有，仍有悖被保險人的意愿。因此在財產保險中吸收保險受益人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從立法例以及有關的司法解釋來分析 

首先，2002年我國最高人法院的《最高人法院關于審理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2條規定：“保證保險法律關系的當事人為保險人，權利人（債權人或受益人）、投保人（合同的債務人、被保證保險人）。”該規定將原債權債務關系中的債權人作為了保證保險的受益人來對待。［4］其次，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第5條對受益人的定義的規定“本法所稱受益人指被保險人或要保人約定享有保險金請求權之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均得為受益人。”中并沒有“人身保險”這樣的限制。而且從法律邏輯上來看，我國臺灣地區《保險法》也是采納了財產保險中可以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傾向。因為前述第5條的規定放在總則部分，總則的規定應該貫穿始終，也就是說該第5條的規定可以適用于后面的分則，因此在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中也可以使用受益人的概念。再如臺灣《動產擔保法》第16、26、33條等的規定，也可以確知財產保險中也可有受益人。國外也有類似的立法例如《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其第930條至932條中也規定了財產保險合同的受益人制度，如第930條第1款規定：“為依據法律、其他法律文件或者合同對投保財產享有利益的人（投保人或受益人）之利益按照保險合同可對該財產投保。” 

三、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人制度的立法展望 

雖新修訂的《保險法》仍將受益人局限于人身保險中，但該法對財產保險中引入受益權制度已有所松動，已有肯定財產保險中的受益權制度的立法傾向。如該法第50條第1款規定，責任保險的第三人可以直接從保險人處獲得保險金，也就承認了責任保險中可以有直接獲益的第三人即受益人。責任保險為財產保險的一種，承認責任保險中的受益人，也就承認了財產保險中可以有受益人。該條文隱含的立法精神已經完全體現了受益人制度的設置目的。另外，該法第65條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人造成損害，根據被保險人的請求，保險人應當直接向第三人賠償保險金。被保險人怠于請求的，第三人有權就其應獲賠償部分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此條文肯定了第三人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的權利，也就是肯定了第三人為受益人時的保險金請求權即保險合同受益權。 

因此，從立法趨勢上來看，肯定財產保險中的受益權制度將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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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江朝國：《保險法基礎理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13） 

［2］ 楊仁壽：《從財產保險契約之本質論為他人利益合同》［j］，載《法學月刊》，16（9） 

篇(5)

論文摘要：由于保險人的特殊地位，各國保險法一般都規定保險人不能隨意解除保險合同，除非投保人有違法行為或重大的、特別規定的違約行為，從而平衡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財產保險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國 法律 雖有規定，但在保險實務中仍有很多問題難以認定和解決，因此深入研究保險合同基本法理，準確把握財產保險合同解除事由的內容和范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不無裨益。 

 

作為保險業務的經營者、格式合同的擬定者，保險人對保險合同的內容十分明確，故其一旦訂立合同后，就應該切實履行合同義務，為被保險人提供保險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為原則，以可以解除合同為例外。因此，各國保險立法一般都對保險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規定。本文主要討論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據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違反如實告知義務 

 

1.如實告知義務的含義 

保險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就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的有關重要情況向保險人所作的如實陳述。如實告知義務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險人正確估計危險，從而確定合理的保險費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險人不必對每一筆保險業務都親自調查，降低了其簽約成本，也使保險活動的普及和 發展 成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關保險標的的情況如實告知的，保險人就當然可以解除合同，應視其所未告知的事實是否為重要事項而定。我國《保險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可認為是對“重要事項”的具體描述。 現代 保險法理論和實務已廣泛認為，“被保險人故意或過失隱匿非重要事實的，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 ]如投保人所投保車輛的顏色為紫色，但其誤告為藍色，此事項和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無關，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實告知，保險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違反如實告知義務的法律后果 

對于告知義務的違反，有的國家適用“無效主義”，而美國、德國、日本及我國均采用“解約主義”。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人除有權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并不退還保險費；投保人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對保險事故的發生有嚴重影響的，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但可以退還保險費。 

3.未告知事項和保險事故的發生并無關系時保險合同的解除的規定 

未告知的事項和保險事故的發生并無關系時，保險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對此問題，各國立法大體上有兩種立法例：一種是非因果關系說，該說認為投保人只要有違反如實告知義務的事實，不論其與保險事故的發生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保險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論基礎“顯然側重于投保人的誠實信用原則而忽略對價平衡性。保險人一概免除賠償責任，對被保險人并不公平。” [ ]另一種是因果關系說，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實履行告知義務的事項和保險事故的發生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保險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關系說克服了非因果關系說有時顯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對保險人限制過嚴，又會造成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利益關系新的不平衡。依筆者之見，若未如實告知的事項屬于投保人拒絕承保的事項，或者未如實告知的事項和保險事故的發生有因果關系的，無論投保人是故意還是過失未如實告知，保險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無上述兩種情況，則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實告知方可解除合同。這種做法既考慮了誠實信用原則，又兼顧了對價平衡原則，也有助于對實踐中保險糾紛的公平解決。 

 

二、違反安全維護義務 

 

1.義務主體 

按照我國保險法規定，該義務的義務主體是被保險人，這在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為同一人的場合并無問題，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時，為何一個合同關系人不履行相關的法定義務，會使保險人獲得合同解除權呢？合同的相對性原則是自羅馬法以來始終被兩大法系所承認的原則，只有合同當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權利，也只有合同當事人才承擔合同上的責任。然而隨著近代商業活動范疇的日益擴大和內容的錯綜復雜，合同的相對性受到了沖擊和突破，越來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納入到合同的保護和規制范圍之內，體現出國家基于契約正義、社會政策等的考慮，對契約自由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預。故被保險人雖非合同當事人，但其行為與合同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有密切關系時，法律直接規定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為視為投保人的行為，從而使保險人取得合同解除權。 

2.義務實質 

是否被保險人只要有不遵守國家有關消防、安全、生產操作、勞動保護方面規定的行為，未維護保險標的的安全，保險人就可以解除保險合同？筆者的意見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國家有關消防、安全、生產操作、勞動保護方面的規定非常之多，如果這些規定沒有訂入合同，被保險人很可能難以了解這些規定，讓合同當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義務，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這些規定既有實質性的規定，也有程序性的規定，對某些程序性規定的違反，根本不可能導致危險發生，不區分情況，就賦予保險人合同解除權，是不符合對價平衡原則的。 

 

三、故意制造保險事故或謊稱發生保險事故 

 

1.故意制造保險事故 

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在此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但并沒有欺詐保險金目的，此時保險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保險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慮到如何規制與防范道德危險外，還必須考慮到該條款適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為人能從一個非法行為里獲得法律承認的利益，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險事故，不論其主觀上是否為騙取保險金，保險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險事故的發生為必要？筆者認為，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行為是意欲人為地促成保險賠償責任的發生，嚴重背離了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的要求，不符合保險合同作為射幸合同其責任的承擔取決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行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礎，故不論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保險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險事故，保險人可以據此解除合同，對其他享有受益權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險合同為例，但其理同樣適用于財產保險合同。如某女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投保了某保險公司的人身保險，受益人欄填配偶、父母。合同簽訂后不久，該女被其夫殺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險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權也就被無端剝奪，這無疑是極不合理的。依筆者之見，當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時，讓其喪失受益權遠比賦予保險人合同解除權更為合理。 

2.謊稱發生保險事故 

有學者認為，“被保險人等謊稱發生保險事故，主觀惡意明顯，違反了誠信原則，但對價平衡原則并未遭到破壞，不應賦予保險人解除權。”[ ]筆者認為，對價平衡原則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據，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據。而最大誠信作為保險法的基本原則，是確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據。因為“保險業從根本上講就是以誠信為本的行業，誠信是保險業的基石。背離了最大誠信原則，保險制度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因此，謊稱發生保險事故的行為雖未破壞對價平衡原則，但嚴重違反了最大誠信原則，此時賦予保險人以解除合同的權利是妥當的。和故意制造保險事故一樣，對謊稱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的合同解除權也應作一定的限制，即當受益人為此行為時， 法律 不能賦予保險人解除權，而應規定受益人喪失受益權。 

 

四、違反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 

 

1.危險增加的內涵和特征 

危險程度的大小，是確定保險費率的重要依據。保險費率是根據合同訂立時保險標的的狀態確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險增加就使“保險合同的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或動搖，原合同下的權利享有和義務的負擔失去了平衡，繼續按原合同的約定維持合同效力，將產生顯失公平的后果”[ ]。因此，當出現了訂立合同時當事人雙方所無法預見的有關保險標的的危險因素及危險程度的增加情況時，投保人應將此事實及時告知保險人，使之能采取相應的措施補救。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實際上是基于情勢變更原則而適用的，增加的危險應具備重要性、持續性和不可預見性的特點，如果增加的危險在合同訂立時已為保險人預見或估計在內，那么增加的危險就在原合同風險范疇之內，無需通知。 

2.違反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 

對于投保人違反危險增加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我國《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如未履行“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發生保險事故時，如果損失系由屬于“危險增加”范圍內的危險因素所引起，保險人對之不承擔賠償責任。如果損失系由上述范圍之外的危險因素所引起，保險人仍需承擔賠償責任。當被保險人履行了“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時，保險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險費，使保險合同繼續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終止合同關系。該條立法的缺陷在于“對保險人利益保護至周，而忽視了保險合同對投保大眾的風險保障功能。”[ ]因為增加的危險分為主觀危險和客觀危險，在客觀危險增加的場合，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一樣，都對增加的危險不可預見，但法律賦予保險人解除權，卻讓投保人獨自承擔危險增加的不利后果，有違保險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對客觀危險增加的合同解除權作必要限制，在客觀危險增加的情況下，首先應加收保費，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該增加的危險是保險人不予承保的事項。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法學院 

 

參考 文獻 ： 

篇(6)

論文關鍵詞 新《保險法》　保險合同　條款

論文摘 要 《保險法》作為規制保險經營活動，規范保險人，保護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一項基本法律制度在現代國家經濟生活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保險法》總結了以往司法實踐的有益成果并借鑒了國外先進立法模式，對規范與保障保險關系各主體有了更加具體的規定，而作為保險關系各方主體權利義務的集中體現——保險合同，表現的尤為突出。本文試圖通過分析保險合同訂立的不同階段中產生的問題，旨在為進一步完善新《保險法》相關規則提供理論借鑒。

保險合同的成立與一般合同成立的構成要件相同。保險合同雙方即投保人和保險人雙方意思表示真實一致，保險合同即告成立。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做出邀約，通常為投保人，內容具體確定，保險人在做保險宣傳時若宣傳內容具體確定的話也可認定為邀約，另一方當事人做出意思真實，內容形式有效的承諾，保險合同以有效承諾做出時即告成立，基本過程與普通合同并無二致。但是，對于保險合同訂立的形式我們需要稍加討論。根據我國傳統《保險法》學說，保險合同是一種諾成性非要式合同，即可以以口頭形式訂立保險合同。對此筆者提出，應嚴格排除口頭形式保險合同，其原因有二：一方面，保險合同通常時間持續較長，權利義務較為復雜，口頭形式不足以將上述權利義務準確的表述及記錄下來；另一方面，保險合同自成立到生效，直到保險人保險責任的確定中間間隔時間較長，要式保險合同可以有效排除雙方對于合同的矛盾分歧。雖然我國《保險法》和《合同法》對此并未加以規定，依然秉承意思自由的原則，但誠如上文所言，行政法規和保監會制定的規章應嚴格排除口頭形式保險合同。

保險人保險責任的起算是整個投保過程中的重中之重，因為其關系到投保人何時轉移了自身風險，保險人何時具有危險承擔義務，更重要的是關系到投保人能否獲得賠償。根據新《保險法》第十三條，十四條的規定可推知：對于大多數保險合同而言，保險合同生效，保險人保險責任隨之開始，保險合同的生效時即為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的時間。但是，合同另有約定除外，也就是說，合同生效與保險人保險責任承擔的時間未必同步，而實踐中，這種情況占多數。保險人保險責任的承擔往往都是附條件的，如投保人交付首期保險費，保險人承保并簽發保險單等。保險責任的確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以現有的法律條文，不足以充分保障投保人的權利，若保險合同上規定以“保險公司同意承保時為承保責任開始時”而保險公司又遲遲不承保，在這段時間投保人的權益將如何保障。因此，筆者認為對于保險責任起算時間應更加明確，方案有三：一是將此類不明確或故意模糊保險責任起算時間的條款劃為無效條款，這在下面會論述到；二是對該條文進行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釋；三是盡快出臺《保險法實施細則》確定一個必要時間，如規定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成立后的十到十五個工作日內做出承保與否等條文，對保險人的承保時間加以確定性限制。

新《保險法》中的保險人說明義務既是本法的核心重點，也是一個難點。本文對于該義務本身不做過多分析，只對說明義務的對象進行簡要分析。新《保險法》對于說明義務有了三處變動，一是僅對于格式條文進行說明；二是在訂約時需交付格式條文；三是對于責任免除條款的提示義務的確定。此次修改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但是對于其操作性筆者卻持有保留態度。對于說明義務的核心無非有兩點，說明對象與說明程度。根據新《保險法》規定，說明對象是格式條文，當下保險業使用的保險合同絕大多數都是格式合同，保險人是否要逐條為投保人進行解釋？對于說明程度法律上沿用了“明確說明”這一模糊的概念，究竟怎么樣才算明確？而對于保險人進行的說明，在事后投保人又如何舉證？這一系列問題在新《保險法》中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反觀免責條款的提示義務倒容易操作。

正如上文所言，保險合同條款絕大多數是格式條款。因此，必須在立法上予以限制，保護投保人的利益。《保險法》及《合同法》對此有專門規定。（一）保險合同中非格式條款的效力優于格式條款。《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格式條款與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保險合同的格式條款一般是保險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非格式條款往往是投保人與保險人雙方合意的結果，是在格式條款外另行商定的條款，或對原格式條款重新協商修改的條款。因此，保險合同非格式條款的效力應當優于格式條款①。（二）如何正確理解《保險法》第三十條確立的“有利于投保人和受益人解釋”原則。該規定被稱為“有利解釋”原則。但實踐中，人們往往片面理解《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將這種“有利解釋”原則擴大化加重保險人的責任。筆者認為，要正確適用《保險法》的這一原則，必須結合《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對其進行解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這里所說的“通常理解”，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的規定進行解釋。“通常理解”還包括這樣一層意思，即應當按可能訂立該合同的一般人的理解來解釋合同條款，這里所講的“一般人的理解”，是指不特定的群體對有關條款的理解，不能認為是具體某個人的理解。

注釋：

①韓秀麗.在保險合同中的適用淺析.大眾商務.2010.7.

參考文獻：

[1]楊華柏.保險法律評論.法律出版社.2009.5.

[2]奚曉明.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

[3]韓秀麗.在保險合同中的適用淺析.大眾商務.2010.7.

[4]張玉.免責條款在保險合同中的認定問題研究.蘭州商學院學報.2009.8.

[5]吳定富.釋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4.

篇(7)

關鍵詞：醫患溝通 問題 對策

醫患溝通是指在醫療衛生服務和醫療保健領域中，堅持以醫生為主導，以病人為中心的觀念，醫患雙方圍繞著疾病、健康、心理、服務、診療等社會心理因素，將人文與醫學緊密結合，通過多種有效途徑進行全方位的交流與溝通，促使醫患雙方達成共識并建立一種良好的互信合作關系，最終以維護健康、提供優質服務、促進醫學發展為目標。

在現代社會，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居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及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醫患溝通逐漸成了醫療服務領域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現代臨床實踐中，不再只是單單注重知識、注重醫技的問題，而更多的是關注人文情懷、關注態度的問題，要弘揚和繼承人文精神，講究人文關懷。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醫學教育方面存在著許多的缺陷，尤其是在醫學的人文教育方面尤為突出，就我國目前狀況來說，要想真正實現有效的醫患溝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一、醫患溝通不暢的原因分析

1.法律制度分析

站在法律的角度來分析醫患溝通不暢的成因，主要概括為以下的方面：

一是醫患溝通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建設不到位。目前，我國對醫患溝通適用和調整的法律尚未建立，臨床過程中所面臨的履行告知的標準、要求、界定及范圍，醫療特權的免責及范圍，具有知情同意權的主體地位的排序等問題，都還缺乏相關的司法解釋或者是明確的法律條款，以至于造成醫患雙方在臨床實踐的司法過程中常遭遇到困惑及尷尬的場景。

二是醫患雙方法律上的主體地位不平等。目前，雖然我國法律已經對患者在接受醫療服務過程中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權及主體地位平等權有所規定，但是，就作為醫療主體的醫院及醫務人員來說，他們對患者的主體意識依舊落后，缺乏對現行法律中有關醫患溝通問題規定條款的清晰認識，缺乏主動溝通的意識，仍以“家長式”、“權威式”的行事方式為主，為醫患溝通不暢埋下了隱患。

2.醫療體制分析

目前我國政府對醫療衛生服務領域的經費投入難以保證醫療機構的生存與發展，醫療機構為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行，必須依靠醫療收入來彌補政府經費投入不足的問題，從而形成了以“利”為主的觀念，即醫務人員的收入增加，患者的費用就增加，醫務人員的收入減少，患者的費用就降低。除此，現階段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國家不能分擔患者的過多負擔，在醫療費用中個人支出占的比重較大，患者的經濟負擔沉重，這種醫療制度導致醫患雙方在涉及到經濟利益時往往處于對立面，以至于患者可能將矛頭指向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將其作為自身發泄的對象，成了當前醫患溝通的主要障礙。

二、研究促進醫患溝通的對策或可行性建議

1.健全法律法規制度

結合我國的國情，加快醫患溝通的立法，主要從以下方面進行：

一是完善醫患溝通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通過立法或法規的形式來完善現有制度的缺陷，建立“患者安全和醫師風險管理”的制度和機制，確立有關患者診療中安全的原則以及醫生發生重大醫療事故必須馬上報告的原則等。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患者醫學知識的普及和教育制度，培養患者的醫學知識，縮小醫患間的認知差距。吸收借鑒國際上通用的“監察人”制度，在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加入醫療機構的“監察人”制度的設立，即由法律指定的第三方中立者，依法收集信息，定期通告給全社會，對醫療機構的日常管理進行監督和檢查。

二是改革司法訴訟制度。首先要控制訴訟頻率，初期可將醫療案件交給專門設立的醫療仲裁委員會來處理，最后再通過設立訴訟前檢查機制或法院立案機制，對醫療事件進行審查，避免患者濫用訴訟權，遏制案件的數量。其次要控制訴訟賠償額，取消法律中關于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及其他被告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確立實際損失賠償額及限額賠償的原則，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再次必須修改法律中關于知情同意權的部分規定，對醫療義務的標準進行修改，以減輕醫務人員的壓力；通過立法保障仲裁機構或司法部門決定患者或受害人需要多少必要的信息的相關權利的行使。最后O立簡易審判程序，由專門審理案件的法官組成醫療事故法庭，通過其積累的經驗、技巧、知識等，加快案件的處理；另外經被告、原告的同意，可遵循簡易審判程序，雙方采取和解或協商的方式解決。

三是通過法律設立替代性醫療事故解決機制。目前解決醫療事故的司法訴訟方式具有效率低下、費時費力等缺陷，為彌補這一缺憾，有必要通過法律設立關于醫療仲裁及和解等非訴訟解決方式，即引入第三方---替代性醫療事故解決機制（ADR）。除此，還有一種綜合性ADR方法，雖然ADR的方式多樣化，但主要的還是以仲裁和調解的方式為主，綜合性ADR方法即多種ADR方法的混合使用，必須按照一定的順序進行，例如在“調解仲裁中”，必須先采取調解的方式，調解不成功才可以采取仲裁的方式。

2.完善醫療體制

一是全面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和保險法律，完善醫療服務體系，消除醫患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全面的強制性的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獨立的醫療事故鑒定制度；以商業保險為模式，規定醫務人員必須與賠償責任掛鉤，醫療執業責任保險費由醫務人員個人風險儲蓄金和醫療機構固定保險費兩部分組成。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增加了醫保藥品品種，優化了藥品的結構，醫生給藥更加的方便，有利于解決患者“看病貴”的問題，降低患者的醫療費用，減輕其經濟負擔，為醫患溝通創造良好的環境。

二是深化醫療體制改革，合理配置醫療衛生資源。積極擴大新農合和醫保的覆蓋面，大力發展城市和農村的社區衛生服務，增加衛生服務的供給量，平衡醫患之間的供求矛盾，盡力解決患者“看病難”的問題，提升患者對醫生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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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昆利，1993，漢，云南省曲靖市，碩士，就讀于云南大學專業：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