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日本；倫理體系；忠；孝

《菊與刀》為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從此種含義出發，而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并指出日本幼兒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連續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稱為“恥感文化”以別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眾多讀者，本文作者對于該書第六章“報恩于萬一”論及的“忠”、“孝”思想頗感興趣，由此聯想到中國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淵源

簡單地講，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國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發展在明治維新前就與中國緊相關聯。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紀，但見于史書記載的是《日本書紀》：公元285年，儒教傳入日本。“百濟使阿直歧來貢良馬，帝即命之養焉。阿直歧能通經傳，皇太子師之。”后來王仁渡海至日本，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學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從中國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親擬的《憲法》十七條，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語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書五經中的典故、成語和資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寶律令》規定把儒學作為重要課程，在全國講授，以《周易》、《尚書》、《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為教本，將《論語》、《孝經》定為必修課。公元137年開始祀孔，行釋奠之禮。到奈良時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個階層。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詔，令全國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經》，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貞婦”，地方官吏要隨時奏聞以便表彰。國家考選官吏，試題幾乎都是儒學、漢學內容。從鐮倉幕府到江戶時期，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尤其是江戶時期，儒學在日本達到鼎盛。日本的儒學學說，以中國的儒家思想為“藍本”，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標，因而受到日本統治者的重視，并作為統治與管理國家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對日本的倫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形成日本的文化傳統、道德習俗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日本倫理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忠”和“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倫理體系是圍繞“恩情”來建構的。日本人“總自認是歷史的負恩人”，他們“承認對過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僅如此，他們欠的恩情不僅是對過去，而且在當前，在每天與別人的接觸中增加他們所欠的恩情。他們的日常意志和行為都發自這種報恩感。”日本人強烈的責任感也正是根源于這種報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義極其廣泛，幾乎包括了一個人所負的債務和恩情，例如，“義務”、“忠誠”，“關切”、“愛”等。恩主是多層次的，上至“他那個生活圈的最高上級”，這個人物隨著時代而變化，曾經是各地的地頭、封建領主或將軍，現在側是天皇。“恩”是債務，而且必須償還。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類，依其地位可列為：皇恩――親恩――主恩――師恩――一生中與各種人接觸時所接受的恩。對恩的報答構成不同道德體系：義務和情義。依次為忠（對天皇、法律、國家的義務）――孝（對雙親、祖先的的義務）――任務（對自己工作的義務）――對社會的情義（即對主君、近親、他人、非近親的義務）――對自己名聲的情面。在日本的倫理體系中，“忠”、“孝”處于最高位。兩者都具強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這種強制性來自傳統，在日本，忠、孝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這與中國大不相同，在中國忠、孝之上還有更高層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應該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時，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義立場。公元7世紀初，日本圣德太子著手引進中國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識到，中國那套制度所依據的儒家哲學有與他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統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來反對并他。天子能否永據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職，均取決于他們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認為，除非修改這個對中國來說是有效的政治實踐，否則，就不能在未來的改革中保護皇族。圣德太子劃清了中國人的思想原則和他的實踐能力之間的區別界限，小心翼翼地驗證他們的精神是否適合于日本。如果發現中國儒家哲學中的某些成分不適合或不稱心，那就完全拋棄或大加修改。雖然圣德太子熱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國水準，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國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國有價值的東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無人可以統治全國，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臨危機的時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鎮靜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忠、孝”在日本倫理體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確立。

三、“忠”的內涵及對日本社會的意義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對皇恩的報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為神圣，使之與人間喧囂的現實生活完全隔離，“天皇是遠離一切世俗雜慮的圣父。對天皇盡忠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它必須成為一種對幻想出來的、一塵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誠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征，但從未作為實際統治者發揮作用，“為天皇盡忠”成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著人們的行為。在封建時代，日本人的“忠”是對世俗首領將軍、主君的義務。明治維新的先驅及其領導者為了實現日本精神的統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號，向幕府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斗爭，終于取得勝利，得以把“忠”的對象從將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對象之所以能夠順利轉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間傳說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整個日本歷史上，只有一個皇室，萬世一系，繼承皇位。既然“忠”應當獻給等級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獻給天皇。正是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國，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統治者。他擁有無限的權力和極強的權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話語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國的封建時代卻是一部經常改朝換代的歷史，一治一替出現。“皇位輪流坐，今年到我家”這句民諺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潛在的取代意識。“臣忠”不過是種情性的服從，當“”時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國的“忠”是一種以“仁”為前提的，相對動態的“忠”，故有“大丈夫當事明主”，“良禽擇木而棲”之說。日本人對天皇的忠是無條件的，自覺的奉獻，是一種信仰。中國人的“忠”是對統治者正直行為的回應。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在與對天皇的義務相沖突時可以廢除孝道，此外，無論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壞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國的孝道更加絕對化，其內涵也更為廣泛。在中國孝的本義為“善事父母”。孔子認為“孝”產生于子女對父母之愛的回報。“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導的“孝”的根本標準。“生事之以禮”，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還應當對父母的過失進行恰當的規諫，但不能違背父母的意愿，勉強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見。“生事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奉養父母的外部行為，尤其強調孝子愛敬父母的內心狀態和真情實感；不但強調孝子對父母的服從，而且強調孝子對父母進行一定程度的諍諫。這種“孝”是基于愛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則的行為，是一種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覺行為。“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不但強調孝子對已經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禮儀的規定，更強調居喪祭祀期間的情感態度必須哀戚和恭敬。這種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禮”一樣，亦來自對父母的愛心和敬意，是發自內心的誠摯的自覺行為。

五、小結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對日本“忠、孝”的詮釋，是建立在“恩”的基礎之上，結合日本的歷史，和對東西文化的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其憑借的是間接資料，可以想象對“忠、孝”的述評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讓讀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實上，日本的“忠、”和“孝”與中國的儒家思想關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過程中加以變通，形成其獨有的“忠、孝”理念，但歷史是發展的，隨著日本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民主思想的影響，文化全球化的趨勢愈加鮮明。今天的日本人雖然保留這種倫理精神，但其內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嬗變。所以對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眾，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參考文獻：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務印書館，2005.

[2] 王家驊 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3] 尚會鵬 中國人與日本人 [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4] 董良，李尚儒.儒家三不孝思想淺見[J]. 求實.2004（11）.

[5] 徐暉. 中日近代化進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較[J]. 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4（1）.

作者簡介：

篇(2)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積極意義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學”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現代管理文化的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仁學”管理思想始于遠古堯、舜、禹、湯的先人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孔子只不過是中國遠古以來就已經產生了的道德統治和禮樂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換言之，道德管理文化產生于中國有文字記錄以來的遠古文明時代，經孔子加以弘揚和發展成為系統的“仁學”管理思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管理原則而延續到現代。“仁者愛人”、“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這樣一些范疇和管理原則，反映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和行為，其管理驅動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愛”之心去對待他人。從狹義講，“仁學”管理思想是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的管理原則。

1.2儒家管理思想彌補了科學管理以來的缺陷

“仁學”管理思想對于緩解現代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進人類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學”的管理思想，對于長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來說，無疑是極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學”管理思想為特質的東方倫理管理文化，對于變革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現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本構造，緩解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視人倫和諧”的思想可以創造企業良好氛圍

個體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倫和諧。其主要人倫思想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講求以和為貴，重視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為貴的思想，是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二是講求“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三是強調“五倫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要明確每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位置，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立下來；四是要求“知禮以立”“克己復禮”。“禮”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孔子認為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在驚嘆之余開始探索“東亞經濟奇跡”的原因。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思首先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加以解釋，并稱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為“新儒教國家”。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在分析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系時說，日本企業的組織原則為“集體主義”“終生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組織倫理強調忠誠，孝順、智慧，否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其中“集體主義”體現了“禮”“和”，“終生雇傭”體現了“仁”“孝”，“年功序列制”體現了“禮”“五倫十義”。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則認為，日本將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與戰后的美國企業引入的現代經濟觀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用，形成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源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這才是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篇(3)

關鍵詞：渤海國；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學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類的早期文明。在黑龍江流域的歷史上，渤海國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渤海國宗法盛唐高度發達的封建文明，在與中原唐朝的頻繁交往中，逐漸形成了“車書本一家”的關系，渤海王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響深刻。

一、春秋戰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之中，儒學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漢武帝時期，經過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在社會生活中，學習儒學、研究儒學成為無數知識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涵。周邊諸多民族在與漢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榮，尤其仰慕經過長期歷史積淀，并對國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深刻影響的傳統儒學。

渤海國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遼所滅，在黑龍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時的中原正處于唐朝統治時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均領先于世界，成為世界上最為文明繁榮的國度。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廣泛傳播，對周邊各民族和國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渤海國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積極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動著渤海王國的文明與繁榮。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冊封大作榮為渤海郡王，統轄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從此粟末靺鞨政權以渤海為號，成為唐朝版圖上一個享有一定自治權的羈縻州。接受唐王朝冊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關系日漸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斷被引入渤海國。受先進的中原文化影響，渤海王國對沿襲下來的靺鞨及高麗舊制進行了全面改革，學習和效仿唐朝的相關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規章制度。渤海國仿效唐制，建立封建君主專制政體，與唐朝一樣強化王權在國家的核心地位，在國家的政治建構中，國王是最高統治者，獨攬軍政大權，并以此為核心建立一套完備的封建等級制度和統治機構；渤海國仿效唐制，實行尊卑貴賤的品階勛爵制度，官階以品而論，與中原王朝基本相同，各級官吏的地位、待遇以至于著裝、佩飾均有嚴格規定，表現出等級森嚴的特點；渤海國還實行職事散位制，這也與唐王朝基本相同，職事官指擔當具體職務有一定差事的官員，散官指只有官位品階而無具體職事的官員，這些是渤海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渤海還效仿唐朝，建立勛官封爵制度，按照中央制定的標準進行官僚任免，大力強化中央集權；渤海國還借鑒唐朝司法體制，唐朝的司法體制不斷被輸入渤海，司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有效地維護了渤海國的封建統治；渤海國還仿效唐制，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在地方建立與唐王朝相似的行政機構。三省分別指政堂省、宣召省和中臺省，分別相當于唐朝的尚書省、門下省和中書省。地方行政機構也同唐朝一樣，分為府、州、縣三級，一般是府管數州，州管數縣等。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冊封對渤海國的政治建構作用明顯，唐朝的政治制度、機構設置和管理模式對渤海國的政治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二、渤海王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封建國家，在全面學習和借鑒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過程中，強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統治地位。當時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羅、日本等地的社會生活中占有主導地位，對各地的政治行為、思想道德、價值取向等都產生深刻影響，其中對渤海國的影響最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成為渤海國統治階級追求的政治目標和行為準則，并在社會各階層得到廣泛推廣。

儒家思想對渤海王國的影響由來已久，早在王國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為整個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輸入途徑有三：一是生活在營州一帶的粟末靺鞨人長時期與漢人雜居，上層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自隋以來，先后內附居于營州及遼西一帶的肅末靺鞨及其它靺鞨人，在長期與漢人雜居過程中，漢民族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不斷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很多上層人物及其子弟接受儒學教育，其他民眾也不斷地接受儒學灌輸，儒家思想改變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二是原高麗故地以及遼東地區居住著大量漢人，唐滅高麗后又派官吏和軍隊駐守，相當一部分后來變成渤海國的編戶齊民，這些人在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跡，他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習慣對當地各族人民都產生了深刻影響。三是在渤海國居住的高麗人已經普遍地接受了儒學教育，他們后來轉化為渤海國居民，而在原高麗故地居住而又長期接受高麗政權統治的靺鞨諸部上層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許多人接受儒學教育。這些都對渤海政權接受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產生深刻影響。作為中原文化的核心內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國有著較為深厚的社會基礎。

三、隨著儒學在渤海社會的廣泛傳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日益成為渤海統治階級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和行為準則。渤海國以儒家思想作為治國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導思想，中央機構設置集中體現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執政理念，渤海國的“三省六部”設置完全襲用唐制，忠、仁、義、禮、智、信的“六部”稱謂，充分說明“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對渤海國政治的深刻影響，其他諸如司、監、臺、局之類的機構名稱，也多以中正、文籍、司賓、太長等字樣，打上了極為深刻的儒家綱常思想烙印，這些都表明渤海國統治階級已經全面地接受了儒家思想。

通過當時一些文獻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國積極倡導忠貞、仁厚、禮儀、懷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層社會已經把儒家的倫理道德作為修身齊家的行為規范，可見中原的傳統儒學對渤海國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據《遼史·太宗記》載：“己亥，詔東丹吏民為其王倍姬肖氏服（喪）”。這里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渤海國尊親服喪的社會風俗，表現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記。渤海統治階級不僅用儒家倫理道德來約束自身言行，而且還以此作為教育和培養子孫的重要內容，這在貞孝、貞惠二公主的“幼受女師之教，克比思齊”，長大后“孰 詩悅禮、履慎謙謙”，出嫁后“六行孔備，三從是高”，丈夫死后“學恭姜之信矢，銜杞婦之哀悽”的生平經歷中，得到了生動而集中的體現，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對渤海國社會生活影響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國效仿中原王朝，還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儒學教育體系，儒家思想在社會各階層得到廣泛推廣，并日益成為渤海王廷統治民眾的精神支柱。當時的渤海國，中央設有國子監，地方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廣泛進行儒學和漢語教育，教育內容大體與唐朝學校相同。渤海國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寫儒學經典，帶回后成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據考古發現，在貞惠、貞孝二公主墓所用的典故，就分別出自數十種經、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此外渤海國還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學生，據《渤海國紀》記載“武王所遣生六人，開元三年二月抵京師。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歸國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壽海。同年隨冊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趙孝朝、劉寶俊。”留學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員和貴族子弟，他們學成回國后，帶來了大量的儒家經典，為儒家文化的廣泛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很多留學生后來官居要職，如位列公卿的李居

正，考中唐朝進士歸國后任國相的烏昭度等。由此可以看出渤海統治者對歸國留學生的重視程度。中原文化不僅影響著渤海國的政治，而且還影響到文化和教育，影響到人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習慣。

渤海國在黑龍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關于它的文獻記載較少。通過僅有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渤海國與中原唐朝的密切關系，中原文化對渤海國的社會生活有著深刻影響，中原文化推動著渤海國的文明與發展進程。

參考文獻：

[1]魏國忠，渤海國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2]王禹浪，神秘的東北歷史與文化[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篇(4)

這是一堂高二歷史選修課，模塊專題是“中外歷史人物評說”，課題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課前，筆者根據課標認真設計了教學過程。

從乾隆女兒出嫁的故事引出“中華先圣之孔子”，學生興趣高漲，迫切想了解更多關于孔子的信息。在這種氛圍下，我提出問題：“你所了解的孔子是怎樣的?”很多學生談了一些他們所知道的有關孔子的小故事，也簡單回顧了在歷史必修三中學過的孔子思想的部分內容。我在總結學生所提供信息的基礎上，把孔子的人生按學習禮樂、實踐禮樂、宣傳禮樂、教授禮樂四部曲來敘述，這樣，一幅孔子一生都追求禮樂的人生畫卷在學生心中徐徐打開。學生以“逆境中要不斷奮起、堅持不懈”、“人生要執著于對理想的追求”等感悟表達了對圣人的崇敬、對自我的激勵。

接下來，課堂過渡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部分，這是本課的重點，也是難點。我通過投影儀顯示了《論語》中孔子及其弟子的相關言論，引導學生從“含義、實踐方法和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三個層次來解讀孔子“仁”“禮”“中庸”等思想主張。學生興奮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細心閱讀教材。考慮到教材的語言比較抽象，在學生看完書后，我又用投影儀顯示了一些同課本內容相關的事例和故事。在此基礎上，我引導學生自主交流、表達觀點，并及時總結完善。

當課堂將要過渡到“孔子在教育上的貢獻”時，一個平時就比較好問的學生站起來說：“老師，課本學思之窗的內容你看了嗎?”我說：“有問題嗎?”“老師，將《父親偷羊》這則故事中的主人公換成你，你會怎么做?”全班大笑。我在備課時關注過這個問題，但覺得故事并不典型，在理解時可能會出現歧義，并且它所涉及的內容超出了課標規定，所以在設計課程時沒有對其進行深入思考。但是這個學生將問題提出來，并將歷史和現實、圣人和自身聯系在了一起，我馬上靈感進發，說：“嗯，這個問題值得討論，大家坦誠地交流交流吧。”小明說：“我不贊成孔子的做法。我會選擇舉報父親，父親偷羊是違法的，他應該受到法律的處罰。”“啊，這和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馳呀。”“這違背了圣人倡導的孝和禮，你毀了父親的后半生，沒有良心啊。”……好幾個學生對著剛才發言的小明說。小明張口欲辯時，旁邊一直沉默的小謝拍拍他說：“你真有正義感，法制社會就需要你這樣的好公民，我支持你。”“嗯，偷竊是違法之舉，如果因為是父親就隱瞞，那這個社會沒救了。”直爽仗義的班長小馬說話了。大家七嘴八舌之際，課代表小欒說：“大家安靜了，我們聽聽老師的想法。”通過聽取學生討論我發現，學生對于孔子思想還不能結合實例進行深入辯證的理解。于是，我說：“父親養育了我們，我們應該盡孝，孝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孔子‘孝“禮’的規范對于穩定家庭和社會不可或缺。可是，同學們知道孔子常常就一個問題提出兩個相反的意見嗎?”有學生站起來舉了例子。我接著說：“所以說，我們應該全面看待孔子就偷羊問題的回答。孔子儒家思想有更完整的‘五常’，除了‘仁’還有‘義、禮、智、信’，其中‘義’指的就是正義，其實剛才你們討論中出現的兩種觀點都沒錯，不主張舉報的，是想到了‘孝’，想到了感情，想到了中華民族的美德；主張舉報的，不是沒有感情，而是很理性、很正義，把孔子思想的‘義’上升到了‘依法治國’的高度，兩種想法都有道理。”學生掌聲四起，課堂再度活躍起來。“老師，孔子真是個哲學家”、“老師，‘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要結合起來”、“理解孔子的思想要考慮他的儒家思想的大體系”……學生的感言閃耀著智慧的火花。

離課堂結束只有幾分鐘了，我對學生說：“感謝你們，你們成功地為課堂布置了舞臺，你們自然地把孔子請入了課堂，又自然地把老師、自己和同學置身于這個舞臺中。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的穿梭中，我們一起體會了歷史，接近了圣人，思考了現實。對于孔了、儒家思想，其實還有很多內容值得探索，同學們課后以‘孔子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為主題，積極查找資料，下堂課我們繼續這一內容的學習。”

[案例反思]

第一，關于這堂課，我初始的備課設計有成功之處，如人物的導人和對孔子生平的介紹，使學生的情緒不斷高漲。但是，在分析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時，我高估了學生對傳統歷史文化的理解程度，備課時遺漏了課前讓學生查閱資料、加深了解這個環節，另外對于事例的選取，也忽視了學生的興趣所在。

篇(5)

關鍵詞：承德市 市風 儒家思想 改善

中圖分類號：B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3-0044-03

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承德市將自身定位于北京的后花園、水資源涵養功能區。同時，承德市提出一帶三區建設，即建設灤河72公里城市發展帶、承德機場臨空經濟產業區、雙峰寺水庫皇家康B休閑區和大黑山國際滑雪度假區，以旅游產業為重點的發展方向已逐步形成。建設旅游城市不僅需要青山綠水的自然環境，更需要親和向善的人文環境。市風、民風建設將成為承德市未來發展的重點環節。思想指導我們走過革命、改革、發展，對我國經濟、政治、社會建設，起到關鍵作用。但兩千多年的儒家傳統思想已經深深扎根每一個中華兒女的思想中，賦予儒家傳統思想現代性內涵，運用儒家傳統優秀思想建設市風，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承德市市風中存在的問題

1.部分市民待人冷漠

主要表現在個別市民對待旅游者態度冷漠，服務意識淡。熟人之間還會熱情相待，對陌生人則缺乏和善的態度；目前承德市游客主要來源于周邊地區，自駕游居多，這種市風給游客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旅游者不過是城市的過客，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也許覺得自己已經習慣于此，可是只有改變這種待客之道，才能讓游客感受到承德的舒適。

2.養老方式落后，城市壓力大

老齡化社會進程的加快是每個城市都面臨的突出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將給城市建設帶來巨大壓力。尤其對于承德市來說，經濟發展相對較慢，城市化逐步推進，大批老年人落戶城市。雖然老年人隨著條件的改善、子女在城市工作等原因大批遷入城市，但也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加之現代社會大多數家庭面臨四二一的養老格局。雙方老人過分依賴子女，沒有自己的生活；子女既要工作、撫養孩子，還要照顧老人，生活壓力倍增。稍有不慎，還會產生家庭矛盾，不利于彼此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之所以有如此矛盾，筆者認為現在的城市建設中，養老習慣仍是封建社會的、孤立的家庭式養老。

3.文明程度有待提高

承德古稱“熱河”。直到雍正皇帝登基10年之后，說到“承受先祖德澤”才有了承德這個稱謂。現代賦予其寓意為：“承傳文明、德行天下”。無論古代的意義還是今天的寓意，都體現著承德重“德”的優秀傳統。但在今天尊德崇禮的風氣已經鮮見。

4.誠信缺失問題凸顯

商業的發展使誠信問題凸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產業快速發展，旅游服務中的誠信問題也逐漸進入人們的眼簾。旅行社低于成本經營，以虛假廣告招徠游客，導游擅自增減旅游項目、索要小費等； 旅行社間款項糾紛引發甩團、扣團、自費項目強制化、強迫購物公開化； 賓館飯店存在“拉大旗作虎皮”現象，造成等級不達標、接待人員服務態度差等諸多問題屢屢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據筆者觀察，僅以避暑山莊周圍流動商家而言，外地游客買水果500克20元，本地居民直接降至500克10元，再講價，則可8元。不公平交易也是誠信問題的表現。雖然現在全國各旅游景點或多或少都存在宰客現象，但改變現狀，優化旅游環境，則可向循環產業更近一步。這些現象的出現不利于公民業余生活的豐富，不利于城市發展，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進步。

二、儒家優秀思想對承德市市風建設的理論貢獻

1.仁者愛人，培養市民友善之心

儒家“友善”，主要是指內善外友，而友善的根本思想乃是仁愛思想，即“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惡人者，人恒惡之”。承德市發展旅游產業，不僅要注重自然環境的優化，更要注重人文環境的提升。近些年，旅游產業蓬勃興起，各地都積極把握旅游業帶給當地的發展機遇。承德市旅游資源豐富，既有享譽中外的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又有各縣區市的秀美自然風光。這些優質旅游資源已形成承德市天然的廣告效應。但能否讓游客流連忘返、故地重游、樂于宣傳，主要還是人文環境的吸引。隨著旅游市場監管力度的提升，各地惡意欺詐游客事件被屢屢披露，人文環境已成為人們選擇出行地的主要考慮因素。游客到達一地，能否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首先取決于當地居民的態度或者說友善度。初到一地，運輸業從業者的態度，酒店接待者的態度，餐廳服務人員的態度，等等，直接從事旅游相關產業人員的友善度，會給游客留下不同的游玩感受。但是城市中不與旅游業直接相關的普通市民的親和度，則會給游客留下城市的整體印象。儒家仁愛思想，培養市民仁愛、友善，一方面可以提高旅游產業相關人員的基本素質，另一方面也能從根本上改善承德市市風。友善、互愛為我市打造一流旅游城市奠定人文基礎。同時，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友善的氛圍中，市民的仁愛之心也會在城市中不斷擴散，讓市民之間和諧相處，為市民生活質量改善、城市氛圍進一步融洽提供文化條件。

2.孝悌之道，坦然面對老齡化社會

現代式養老，尤其對于城市，最突出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吃穿問題，而是老年人心理需求的滿足，即儒家提倡的“敬老”。老年人精神層面的需求越來越高。這就出現一種奇怪現象，子女不工作在家啃老，老人還很高興，因為有人陪伴。可是長此下去，社會的發展將面臨社會建設后繼無人的問題，年輕人將成為墮落的一代。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商家，看準老人精神空虛，又手有余錢的狀況，開展各種會議式營銷，把假藥、假保險、假投資等推銷給老人，騙取老人養老錢。這些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不能及時解決將嚴重影響城市建設。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全社會建立起養老機制，統籌考慮老齡化問題，每個市民都心中有老、敬老，將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入則孝，出也悌”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儒家不僅提倡家庭內部的孝，同時講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把所有老人都當做自己的父母，推己及人地關心社會上的每位老人，要人民把對自己父母的孝，擴大到社會中，在全社會建立起孝、敬的風尚，讓老人有自己的生活、娛樂空間，老有所為。使老年人在哪都能感受到溫暖和被尊重。這也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穩定的家庭基礎，讓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踏實工作，推動社會建設。此外，要在全市逐步培育“敬老”精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針對孝的內涵和今天社會的現實狀況，全社會敬老已成為孝的首要部分。

3.尊德崇禮，款待八方來客

儒家“德”的思想內涵豐富、精深。而今天我們的城市市風建設則主要集于市民公德的培養和素質的提高，這兩點主要體現在“禮”上。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儒家思想重禮。當然，后期儒家重禮的思想大肆發展，有重形式不重實質、鋪張浪費的趨勢。今天我們要去其糟粕，取其本質，對市民進行禮貌教育。首先，在家有家風。家庭教育，尤其道德、禮貌教育是最基本的，它天然的具有親密性和影響力，最容易被人接受。對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家庭承擔著主要責任。因此，家有家風，讓孩子從小重視公德的培養、禮貌的養成，是至關重要的。加之，家庭其他成員之間互相影響，一個講衛生的家庭成員一定會使家庭整體環境整潔；一個有禮貌的女主人一定會提高家庭整體素質；一個熱情的男主人一定不會營造出冷漠的家庭氛圍。家庭成員的每個細節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其他人。因此，家風是培養公德、養成禮貌的主陣地。“食不言寢不語”，“食于有喪人家未嘗飽也”，“緩揭簾勿有聲，寬轉彎勿觸棱”……儒家的這些行為規范應該重新成為我們的家規。其次，單位有風氣。同事與同事之間，辦事人員對外，都應禮貌相對。朱熹把學習分為兩個等級，第一等是小學，第二等是大學。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古人無論年齡大小，皆從小學學起。灑掃應對就是“禮”的體現，同時也是工作中必備的素質。我們的城市面貌，市民滿意度，很大程度上通過辦公人員的禮節體現出來。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儒家提倡謙讓有禮，即使必須要競爭，也要互相作揖，禮貌相對。現在的公職人員也應借鑒儒家傳統，禮貌互待，禮貌辦公。再次，市風不容丟。我國出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把明禮放在其中，說明國民禮貌問題已引起我國政府重視。承德市市風建設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市民的禮貌程度。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面貌有了明顯改善。但一些問題仍很突出。比如：公共場合大聲喧嘩；不講乘車秩序；隨地亂丟亂棄；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先學會做人，品德好了，行有余力，才可以學習文化知識。儒家重視公德建設，把公德建設放在學習文化知識之前。現在市民知識水平提高，但公德心卻在減弱。市民對自己的家園缺少責任感和公德心，城市就缺少溫度，不僅對旅游城市發展不利，也讓市民生活在其中幸福感的降低。

4.誠信為本，建設城市新風尚

孟子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誠信自古以來就受到高度重視。筆者認為承德市旅游產業的持續、向好發展的關鍵是誠信經營。打造旅游城市，不能做一錘子買賣，要立足長遠，走循環發展之路。最近熱播的《人民的名義》中達康書記說：“再窮，不要借錢去消費；再難，不要說話不算數；欠錢，一定拼命掙錢來還；還不上，要打電話讓人知道你沒忘；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永遠不要丟掉別人對你的信任；別人信任你，是你在別人心目中存在的價值；人生路很長，自己別把路走窄了，把人做好了，什么都會有的，永遠不要透支身邊的人對你的信任，失去誠信等于終生破產。”我想城市建設和做人一樣，都需要把誠信放在首位。中國歷史上的大商，如晉商，喬家，等等，之所以能青史留名，首先就是誠信經營。承德市市風建設過程中也要以史為鑒，以人為鏡，完善誠信體系，注重誠信城市建設。

三、弘揚儒家優秀思想，改善城市風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僅靠法律約束，只能治標。儒家優秀思想需要現代人的傳承和發展，把儒家思想進行現代化闡釋，大力宣傳，對市民進行道德教化，使其心中做出改變，才是城市發展的根本路徑。

1.深入學校教育，從學生抓起

社會、國家未來的發展決定于今日的下一代。城市的風氣的培樹最終要依靠今日學生素質的提高。目前，我國十分重視傳統文化，對儒家思想的學習越來越受到各學校重視，一些學校把傳統文化作為課程，對學生開展教育。因此，儒家思想的宣傳主陣地應放在學校。基礎教育時期是學生性格、習慣養成階段。注重儒家基本禮儀養成。《三字經》中尊親、敬長、好學、禮讓；《弟子規》中孝、悌、謹、信、仁的思想應從小植根于每個孩子心中，心中有標尺，行為自然有底線。在中小學開展讀經典、學經典活動，讓經典常駐心中。大學時期是人格養成階段，需要深入領會儒家經典中的精神，舉一反三運用到生活和未來的工作中。這個階段僅讀經典已經不能滿足學生思想發展的需要。可以開展儒家講座、研討、實踐等活動，邀請儒學學者到校講座，組織學生就某一社會問題在儒家思想角度展開討論，在思想激蕩中找到正確的價值觀。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開展一些復古活動。例如，有些學校給學生舉辦加冠禮，通過這種儀式，讓學生感受到成人的責任和禮貌的重要性。這些儒學活動讓學生感受到儒家思想的魅力，并把這些思想運用到人生的各個階段。下一代心中有道德，才能把社會風氣帶到向好的方向上。

2.利用單位大舞臺，規范職工行為

學校教育是儒家思想宣傳的主陣地、市風改善的源泉。單位規范則是市風面貌改善的有效組成部分。在公務員隊伍中進行儒家道德教育。公務員不僅是政府、城市形象的影響者，還是城市形象的展示者。公務員的道德主要包括公平與效率；秩序與禮貌；自律與他律等。子曰：“政者，正也。”強調公務員要為政以德，在今日社會中，要注重效率與公平兼顧，而且還要注重對外來辦事人員的文明禮貌。現在門難進，臉難看，已經成為公務員留給人們的普遍印象，但實質上，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儒家講：“一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獨”，這些都要求為政者要時刻嚴格要求自己，把正確的行為規范內化于心。在公務員隊伍中開展儒家思想宣傳，督促其讀儒學、學儒學、用儒學，樹立為政為民、民之父母的責任意識。此外，還要做到規章制度上墻，文明禮貌入心。按照單位實際情況，把儒家經典中的規范做成規章制度，懸掛于辦公樓的醒目位置，時刻提醒辦公人員，同時也能使外來辦事人員形成監督。據筆者不完全調查，承德市目前沒有行政機關建立起整套的行為規范，這就造成個別公務員紀律散漫、效率低下、態度惡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公務員隊伍中加強道德教育，對承德市市風建設起到引領作用。

3.加強宣傳，提升市民素質

市民素質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于長期、一貫的教育。應把儒家道德教育作為長期、慣性宣鰲T諶社會開展儒家道德宣傳、儒家實踐活動體驗，表彰道德楷模等活動。利用儒家學會等組織，定期進行道德宣傳、禮貌引導。在少年宮、老年大學等地開辦儒學道德講堂，對市民免費開放。在城市廣場等人員密集地開展一些學禮、守禮活動，提供免費小禮物，提高市民參與度。此外，可以把孔子誕辰9月28日定為城市儒學學習日，連上“十一”小長假，開展儒學系列活動，既豐富了市民假期生活，又可以提高市民素質。

4.規范商業活動，協調利義關系

篇(6)

關鍵詞：信仰民俗；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天人合一

河南地處中原，有著悠久、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和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區，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同時也繼承發揚著燦爛的中華文明。在河南民間廣泛流傳的神話傳說、民俗信仰，真實生動地展示了在傳統儒家倫理思想作用下的中原人民的精神風貌，展現了中華傳統的深厚底蘊。

一、孝悌為本的家庭倫理

儒家傳統道德強調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庭倫理，在以宗族關系為主的環境中，孝悌成為家庭生活的核心倫理之一，深刻地作用于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之中，在中原地區的信仰民俗中隨處可見。在傳統的家庭教育中，首先進行的就是孝悌教育，其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以流傳的民間故事為模板，如“二十四孝”、百孝圖等。儒家傳統道德崇尚“百善孝為先”，忤逆不孝之人是不能理家的，更無法為官，無法對祖先創立的家業負責，也就失去了在家族中的存在價值。以“孝悌”為主的傳統教育在社會生活層面的顯現無處不在。中原地區流傳的有家喻戶曉的開封府包青天對其嫂娘極其孝道；臥冰求鯉的王祥，成為二十四孝的代表之一，至今洛陽城外還有條河叫王祥河。

儒家不提倡，也不主張死后有超越的彼岸世界，但極重喪葬之禮，因為這是生死之間一種純真情感的表達，乃孝道之最后表現。故儒者就理智言，雖不明言人死有鬼，而從人類心情深處立教，則慎終追遠，通過對喪葬的重視體現孝悌為本的家庭倫理，這在民俗中處處可見。儒家秉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們的身體都是父母所賜，必須愛護它，避免遭受疾病使父母擔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的土葬制度強調入土為安，對喪葬禮儀的重視，正是對父母孝道的延續。土葬習俗的形成，同人們的觀念有密切關系。死者入土是人的必然歸宿，《周禮》中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土葬符合中原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慎終追遠的倫理情感。“生命是從泥土中來，再回泥土中去”的觀念根深蒂固。中原人民崇尚黃色，歷代帝王以黃作為顯貴之色，黃色實為土色，在陰陽五行中，“土”居于中位，是最穩定、最可靠的基礎，因此土葬符合漢人的生活習俗和傳統觀念。

祭祀是對祖先的懷念，必須出于內心的真摯情感，嚴肅而認真，虔誠而恭敬，即《論語》中“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中國人多承襲了祭祖的傳統。馬克斯?韋伯認為祭祖是出于復雜的心理作用，儒家祭祖不同于宗教徒，祭祀祖先多為祈求多福多壽，順便也為死者安息著想，有所求而不純粹，根本不為自己來世的命運祈禱。供奉祖先是許愿祈求。其心態大致有以下三種：一、由于對死者亡靈的懼怕，惟恐若沒有好好祭祀祖先，他們就會作祟并懲罰子孫。二、向祖先求福，希望祖先蔭庇子孫，并為子孫解決難處。三、飲水思源，因孝敬而祭祖。這也是受儒家正視死亡的態度影響，并不追求超越。

祭祀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對人類始祖的公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昊陵廟會。太昊陵是為紀念中華民族的先祖即人祖伏羲而建。太昊陵廟即謁拜“人祖”，懇請先人保佑后代子孫。廟內有關于人祖伏羲的創世業績流傳于世。此外，近年來興起的祭孔大典，不僅表達對先賢的景仰、崇拜、感謝之情，也是向其祈求保佑的一種表達。孔子因其特殊的地位被升格，其不朽在后人的祭祀中得到體現，并被神化并轉化為一種民間信仰，這也是儒家思想在民俗信仰中強大影響力的顯現。

另外一種是家族內部或個人對祖先的祭祀，其體現出的孝敬思想更為明顯。清明節是二十四節氣中民間最重視的節日，這一天人們都要為逝去的親人掃墓，祭拜自己逝去的先祖和親人。這種對先人的祭祀既是道德信仰，也是情感的表達，是發自個體情感的感恩與緬懷。人們通過這種莊重的儀式來表達對親人、先祖的情意與祭奠。《論語?學而》有“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說法，通過對先人的緬懷，“面對先人的照片或墓碑，表達濃濃的思念和真誠的敬意，是人們生活在這片古老土地上的幸福和動力”，由祭祀體現出家庭的和睦，對于整個社會風氣也有良好的促進作用，而孝道也成為先祖與我輩之間聯系的紐帶。

二、推己及人的社會倫理

人非獨立存在的個體。儒家對人的考慮向來都是處在社會關系中的，“君臣、父子、夫婦”都是人與人的關系，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人生幸福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處理好自身與他人的關系，努力使自己生活在一個和諧融洽的社會關系之中，實現個人和社會、他人的和諧發展。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和諧”是一個含義十分豐富的概念，它代表從人的內心到人倫關系，再到社會、國家的多層次關系，儒家的倫理進路是由內向外的擴展之路，中國傳統的民俗傳說對人們的引導意義也在此方面有所體現。

儒家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由個人的修養德行出發，推及他人。“冬至吃餃子”即是對醫圣張仲景仁愛之心的紀念。傳說張仲景老還鄉途中，看到冬日勞作的鄉親耳朵都凍壞了，于心不忍，便舍藥治凍傷，那天剛好是冬至，舍的藥是用面皮包成耳朵樣子的“嬌耳”。人們吃了之后耳朵就好了。古代圣賢一直夢想將這種仁愛精神推廣，追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種儒家主張的仁愛精神通過民間傳說產生了更大的效果。直至今天，我們也應繼承和發揚這種仁愛精神，使之成為構建社會和諧的道德支撐。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倫理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與精神實質，它表達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關系。儒家向來“尊天敬天”，一方面對天道景仰和敬畏，同時荀子也主張“人定勝天”，但最高的境界仍是“天人合一”，人道與天道的和諧才是最圓融的。

在河南民俗傳說中，亦有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在儒家看來，人對天是敬畏的，“天命之謂性”，人與天相通相系。二月二的“金豆開花”源于一個講述天人關系的傳說：武則天稱帝惹惱玉帝，以三年不降雨懲罰人間。龍王不忍百姓受苦，偷降了雨。玉帝得知，認為龍王觸犯天條，要想重登靈霄閣，除非金豆開花時。人們為救龍王，到處找開花的金豆，在曬玉米時突然想到，將玉米粒炒開花，不就是金豆開花嗎？于是，家家戶戶供上開了花的“金豆”要求玉帝放過龍王，玉帝只好詔回龍王，讓其繼續給人間降雨。這個故事鮮明地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觀念――百姓敬畏上天，其溫飽仰仗上天的風調雨順，但上天的權威需要老百姓的維系，百姓亦可發揮其能動性救得天神。儒家認為人與天相通，若對人的懲罰過于嚴厲，會上達于天，若人不存在，天的權威也無法彰顯。只有尊重人的價值和生存權利，天人和諧才能實現。

四、結語

篇(7)

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國舞蹈中國舞蹈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遺存，是我國豐富的文化中蘊含民族精神最明顯的一項，并且有著各個區域之間的舞蹈都具有著共通的神韻和風貌，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形式。在中國舞蹈文化的發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對其起到了重要的意義。可以說，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對中國舞蹈的影響是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比擬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對舞蹈的學習中，對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雖然舞蹈是一種以肢體語言來傳達精神的一種方式，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但是，對舞蹈理論的探討也是不容忽視的；理論探討，是使舞蹈者領略舞蹈內涵的重要依據，能夠使舞者對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個充分的了解，從而將舞蹈所要表達的思想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

幾千年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謂是博大精深，雖說歷年來出現了很多爭議，但是不能否認，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對舞蹈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比擬的。在儒家文化中，無論是仁、義、禮、智還是忠、孝、廉、恥，都體現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從儒學文化的基本理念來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闡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圍繞著倫理本質和守誠觀念來展開的，追求和諧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結構和以“仁”“禮”等思想構造出來的社會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內容，都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柔性精神。這種柔性精神可以說貫穿在了整個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說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項主線，并且在中國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古典舞中所展現出來的外柔內剛、剛柔相沖，以氣韻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體展現。通過將柔性精神結合到舞蹈中，從而使舞蹈的表現達到線條柔和，同時也包含了內在的力量，使我國古典舞蹈能夠表現得更加唯美。可見，中國的舞蹈文化離不開中國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響，在舞蹈學習的過程中，要對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進行充分的理解和認識，對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積極的影響。

二、舞蹈與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門綜合了多種藝術而產生的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凡是能夠借著肢體動作來抒發內心情感的都可以稱之為舞蹈，當人們的情感達到極致的時候，已經無法用語言或者其他形式來表達的時候，舞蹈就成為了最好的表達方式。由此可見，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夠反映生活，提煉生活，已經成為了一種中國的傳統文化。

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項組成部分，占有顯著的地位，儒家學說經過歷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時，在我國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著重要的影響，從我國舞蹈的發展中看，無論是舞蹈的外在形式還是內在的含義，無一不透露了人對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時也展現出了深層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說，我國的舞蹈文化從起源上就與儒家文化有著某種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隨著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見，研究中國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國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對舞蹈的演繹中，所要突出的不僅僅是肢體動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種心靈撞擊所產生的美，而這種美就是中國舞蹈中所突出表現的柔性之美，是一種以和諧、均衡、協調統一為特點的一種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為常見的一種表現形態，是內容美和形式美相結合的產物，在二者統一的基礎上，使人感覺柔和、愉悅、舒適，從而給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質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從中國古典舞的角度來看，中國古典舞是在各個民族傳統舞蹈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創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長期藝術實踐的檢驗，流傳下來的具有一定典范意義的舞蹈。在我國古代的文論與畫論之中，就有所謂的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之分，這二者同樣也適用于古典舞的藝術表現中，在柔性的飄逸動蕩中，將內在的氣韻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現出來，如掌上舞的趙飛燕，在對古典舞蹈演繹的過程中，將柔性之美表現的可謂達到了淋漓盡致。正是將這種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繹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實現其藝術價值。

柔性之美對中國舞蹈文化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在我國民族民間舞蹈中，也存在著對柔性美的標準，如人們常用描述自然形態的那種柔美來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優美的舞蹈動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貫穿其中，并且對民族民間舞蹈同樣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可見，中國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傳統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滲透和表現，將柔性精神合理的運用到中國的舞蹈文化中，能夠在很大意義上將舞蹈美充分地展現出來，給人以美的感受。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滲透和表現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特征，鑒于其對中國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將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把握舞蹈學科的核心思想，并將其思想內蘊貫穿在教學的過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國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發揮出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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