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養老保險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提要：我國農村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期，農村原有的養老保障體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體系尚未形成。本文在此前提下設計和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基本制度框架，特別是建立農保可轉換為城保的通道和機制，對早期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

我國農村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期，農村原有的養老保障體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體系尚未形成，農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們成為整個社會中最邊緣化和最弱勢的群體之一，這個群體的規模越來越大，已經開始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和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一、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

（一）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現狀評述。1992年《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廣，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與此同時，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問題。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小，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截至2006年底，全國參加各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人數為5，374萬人，其中東部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已超過60%。參保人數比2002年的5，462萬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310億元，分散在1，905個縣市。

2、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險功能正在不斷削弱，家庭養老面臨挑戰。主要問題：一是農村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養老功能弱化。二是農村大量的年輕人進城打工，代際不平衡嚴重。迫于崗位的競爭壓力，忙于工作和事業，這些人無暇顧及老人；同時，這些青年夫婦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向獨子或獨女傾斜，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對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三是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加劇年輕人消極贍養老人現象的增加。

3、農村養老難于完全依賴土地保障，但土地對于多數農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生產資料。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大約40%來自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1/4左右來自勞動收入，來自轉移性與財產性的收入約占純收入的5.7%。由此可見，來自土地的農業收入已難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以致養老更是奢望。而且現在土地對于多數農民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生產資料。城市化的迅猛推進使得許多農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農民所得到的只是極少的土地補償費。所以，完全依靠土地來養老的選擇也是不可行的。

4、老齡化加快。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農村勞動力的輸出，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人口進入城市，年齡結構出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局面。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農村已出現家庭小型化傾向，農民養老問題日益嚴峻。據2005年底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統計，全國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0，045萬人，其中農村約占老齡總人口的68%；中國農村平均家庭戶規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農村養老保險試點地區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國1，905個縣，5，374多萬農民參保，還不到應該參保農民總數的8%，僅有310多萬參保的農民領取了養老金。積累保險基金310億元，這些農保總體上屬于早期農保性質。總的來說，早期農保試點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覆蓋范圍小，發展嚴重不平衡。已經籌集的農保資金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發達省市，多數地區難以為繼。從基金規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蘇、山東、上海、浙江和北京，這五個省市的基金共計221億元，占全國農保基金總額的71.3%。

二是管理體制不順，“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數省份，農保管理體制至今仍沒有理順，運作也困難重重，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在全國1，905個農保試點縣中，多數地方的農保機構還在民政部門，農保在省級已經移交而市縣沒有移交，依然處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與此同時，很多內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頓”的一個通行的做法是簡單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損耗現象。目前，全國310億元農保基金分散在1，905個縣市。由于管理體制不順，全國清理整頓農保后，農保機構和人員的辦公經費、工資多數沒有納入財政預算，挪用農保基金發工資的事情相當普遍。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5年全國31個省份中，涉及1，905個縣、2.6萬個鄉鎮，農保系統大約有干部近1萬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兌現，保障水平低。很多參加早期農保的農民在年齡達到60歲后，每月領取以前規定的養老金的承諾不能兌現。

二、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采取個人、集體和國家等多方出資籌集養老基金并為老年人提供經濟幫助和服務、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項制度，并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養老金還會相應增加。該制度的新穎性，首先在于各級政府和村集體逐步加大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專項資金對參保農民進行補貼，建立農民參保補貼制度。本文以成都為例，鑒于目前成都各區、市、縣經濟發展水準不一樣、政府財政負擔能力不一樣、農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樣的狀況，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層分類劃檔逐步推進全市農村養老保險。

（一）從遠郊區縣——都江堰和金堂縣來分析。金堂縣從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規定開始在三個鄉鎮進行農民養老保險試點，9月1日在全縣全面推開農民養老保險。2007年全縣GDP為79.1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690元。都江堰市從2007年8月初開始，分別選取了胥家鎮、崇義鎮各兩個村進行農民養老保險試點。2007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116.2億元，農民人均收入從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兩地屬于成都市第三圈層，經濟實力偏小。

篇(2)

（一）不在養老保險范圍內的企業工作，以避免繳費。基本養老保險是由國家立法強制實施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其目標是要覆蓋城鎮的所有勞動者，保障勞動者在年老退休后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維護社會穩定。但是，目前擴大基本養老覆蓋面的任務面臨著重重阻力，主要是因為非公有經濟單位及其從業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不高，面對各種優惠政策和政策法規宣傳不為所動，仍然為了眼前利益而忽視將來年老后的風險。

由于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是將城鎮企業職工與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隔離開來，分別實行不同的養老保險政策。我國大多數省、市、自治區機關事業單位未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范圍之中，直接對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當前兩種制度的不同，直接導致其繳費辦法、待遇計算等細則等均有極大的差別，特別是待遇方面相差較大。非國有企業往往看到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都可以不參加養老保險，因此不愿意參保繳費。而部分改制的科研院所由于其企業性質曾為事業單位，適用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辦法，而改制之后則參加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心理落差較大，往往采取瞞報基數等手段逃避養老保險費的繳納。同時，由于我國在執法與監督環節中執行不到位，沒有及時地對各種逃費行為予以制止、懲罰，形成了許多企業不參保繳費仍能正常生產經營的局面，也極大地影響了其他正常繳費的企業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不愿意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于是選擇了在不用繳納養老保險費用或者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用的企業工作，從而影響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和正規。

（二）與企業合謀，不繳或少繳費用；或是對企業的逃費行為不舉報。由于我國當前多種經濟形式并存，因而用工形式也五花八門。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往往人員構成復雜，分布面廣，流動性大，隊伍不穩定；同時，約束企業的勞動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如集體合同和勞動合同不按規定操作、用工合同不規范等，直接給參保工作帶來困難。這類企業員工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農村，他們缺乏勞動風險意識和勞動風險損失補償意識。非公有的許多企業用工制度極不規范，相當多農民工往往不簽訂合同或只簽短期合同，且條件苛刻。這些身份為臨時工或季節工者，一遇經濟波動，首先被解雇，企業福利待遇也無權享受，更不能參加社會保險。一些外企、私企聘用的下崗職工仍與原單位保留勞動關系，這就加大了參保登記工作的難度。當企業知道職工認識到需要繳納養老保險費用的時候，企業會與職工達成協議，用少量的代價換取職工的隱瞞或不舉報。當職工知道企業扣留了他們應該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時也因為怕失去工作而不向社會保障機構檢舉，從而造成了養老保險費用的流失。

二、職工個人逃費原因

（一）客觀原因。客觀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原因導致職工逃費。部分企業經營困難，效益不高，處于停產或者半停產狀態，造成相當部分國有企業無力承擔起為全部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責任。還有一些企業由于歷史原因導致職工客觀逃費。20世紀末由于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一些國有企業以及傳統集體企業紛紛改制，從新確立與職工的勞動關系。一些企業由于改制較早，在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正式確立以前便已完成改制，企業改制中并沒有考慮到職工的養老保險問題，沒有預留職工養老保險應繳納的費用，等職工意識到養老保險問題時，企業已經破產或者清償，已經沒有能力來負責原有職工的養老保險費。此時，如果職工想要確立養老保險關系，必須補繳前期本應是企業為自己所繳納的那部分欠費。而這筆費用往往數額巨大，因此職工往往放棄。二是制度原因導致職工逃費。《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7］26號）中規定：在文件實施后參加工作、繳費年限（含視同繳費年限，下同）累計滿15年的人員，退休后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因為最低繳費年限規定為15年，那么理論上來講，只要是職工繳費年限達到了15年，那么他就擁有了享受基本養老金的資格，而是否繼續繳費只是在基礎養老金的基礎上有所調整而已。于是部分職工在達到15年的最低繳費年限后，不再繼續繳費。而一些下崗職工再就業或者是年紀較大的農民工由于此前沒有參保或者由于某些原因沒有繳費年限記錄，而一旦參加工作則必須從新繳納養老保險費，繳費年限從零開始計算。但是由于這些職工年齡普遍偏大，即使繳費到法定退休年齡，也滿足不了15年的最低繳費年限，因而無法享受按月領取養老金的待遇。只能按規定將個人賬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本人，終止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而企業所繳納的養老保險部分則劃入統籌基金。這種情況下，職工往往很容易與企業合謀，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

（二）主觀原因

一是職工對國家基本養老保險政策不了解，曲解、誤解了國家的政策法規。一些職工在退休前往往對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了解或者對該制度一知半解，也不會主動去關心該制度，因此他們會容忍雇主的逃費。同時，有些雇主為了自身利益向職工散布消極言論，使職工產生政府亂收費、轉嫁國企改革成本的錯誤認識，從而使他們對養老保險產生排斥感。

二是職工的個人短視。許多年輕職工缺乏風險意識，對養老問題等后顧之憂考慮甚少，不為自己進行老年儲蓄。這主要是由于一些職工不會主動為退休的生活保留足夠的積蓄，往往因為當前的需要而更注重眼前利益，認為既得工資比繳納養老保險費更重要。

三是職工的貧困或臨時財務困難。較低的工資收入使得貧窮的職工連眼前的基本生活需要都難以滿足，這個時候進行養老儲蓄更是無從談起。對他們而言，度過眼前困難期遠比繳納數量不小的養老保險費用重要，尤其是未來的養老保險金是個未知數的時候。而目前收入勉強能夠保證生活需要和養老保險繳費的職工，則會因為發生某些變故而導致產生臨時財務困難，這個時候逃費就不可避免地發生。

四是職工對養老待遇回報的期望值較低。從當前養老保險的計發辦法來看，僅憑職工目前的繳費年限與工資是不能夠精確的計算出將來養老金的準確金額的。由于養老保險繳費期限長，在繳費與待遇關系不明確、職工很難準確預知自己未來的養老金收入的狀況下，職工就會對養老金的預期收益產生較低期望值。另外，養老保險的回報率可能遠遠低于股票、基金等投資手段的回報率，有時甚至低于銀行儲蓄的收益回報率。因此，部分職工對參加養老保險有抵觸情緒。

五是對養老保險制度沒有信心或認為該制度不公平。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還處于發展階段，至今還沒有遇到資本主義國家養老保險所遭遇的各種問題，但是由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因為體制改革的原因，導致大量企業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由于當時法律法規不健全，企業在解除職工勞動關系的時候完全忽視職工的養老保險權益，采用經濟補償的辦法強制解除職工的養老保險關系，極大地損害了養老保險在職工心目中的地位，導致職工對該制度失去信心從而導致逃費。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年輕職工因為覺得繳費時間長而獲取待遇回報的時間遙遙無期、相對價值低或者他們得到回報的可能性很小，或是覺得讓他們承擔兩代人的退休金負擔是不合理，而一些職工可能預期不能活到退休之后而選擇逃費。

六是就業競爭激烈，職工缺乏自我保護意識。面對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往往會為獲得工作在一些方面對企業做出讓步，社會養老保險繳費就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從而導致職工與企業達成協議，共同逃費。同時，當用人單位隱瞞事實不為勞動者繳納養老保險費時，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弱者地位的勞動者不懂得依法維護自身的權益，往往因擔心失業而不敢向養老保險管理機構或勞動監察部門反映。

篇(3)

關鍵詞:城鎮養老保險;部分積累制;現收現付制;基金制

社會養老保險不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具有豐富經濟內涵和廣泛社會影響的政策問題。一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選擇，應該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收入分配結構、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稅費征管體制、人口結構等現實條件相適應。因此，根據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制定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內容。

近年來，在多方論證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建立起了一個部分積累制的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然而，現行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運行卻不盡如人意，其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值得引起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對當前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存在問題及其根源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我國應當更加務實地對現行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

一、改革歷史的簡單回顧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國家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和《國家工作人員退休條例》，其保障對象是城鎮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主要特征是由國家規定基本統一的養老待遇，由各類單位和企業支付養老費用。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由國家統負盈虧，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享受對象經限定的由國家統一管理并保證養老金發放的養老體系。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要求國有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這樣，養老包袱的輕重就嚴重地影響到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和競爭能力，養老基金由企業統籌向社會統籌方向發展勢在必然。1991年《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我國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的開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體系。

1995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定了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簡稱“統賬結合”）的模式，強調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模式。該模式要求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從傳統的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過渡。事實上，我國采納了世界銀行倡導的“三支柱”模式，即強制性的現收現付制作為第一支柱，強制性的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自愿的補充養老保險作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繳費工資的13％由企業在稅前支付，它將保證繳費15年以上的職工在退休時獲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個人和企業共同負擔，按繳費工資的11％繳納，當職工退休時每月可得到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作為第一支柱的統籌賬戶和第二支柱的個人賬戶，可合計提供58.5％的目標替代率。①

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從企業統籌走向社會統籌；二是從單一的現收現付制走向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三是擴大了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將非國有企業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適當調整了繳費率和養老金的替代率，糾正了養老保險體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順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養老保險的可攜帶性問題，疏通勞動力流動障礙；應對人口結構不利變動對現收現付制的挑戰，削減養老保險制度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盡管已有的研究從理論上論證了多支柱模式的優越性，以及通過模擬研究②論證了我國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型的現實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現行養老保險體系在運作過程中還是出現了許多預期之外的問題。

1.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巨大，部分積累制名存實亡

由于現行的部分積累制是在現收現付以及沒有任何基金積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要求當前工作的一代不僅要承擔上一代的養老責任，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轉型成本。

對于改革之時已經離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間經歷制度轉換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參加工作的“新人”來說，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③進行區別對待。即已經離退休的“老人”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支付；對于“中人”,新制度規定將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他們所享受的養老金待遇與他們在改革之后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的差額也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這樣，“老人”和“中人”的養老金來源就成為一筆“歷史債務”（即轉型成本），如國務院體改辦2000年測算的結果為67145億元（何平，2001）。[3]

現行部分積累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養老保險費的實繳數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統籌賬戶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因此個人賬戶的基金幾乎全部被挪用來支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從而形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即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在名義賬戶下，資金的回報率是由政府規定的，而不是實際的投資回報率。這樣，從根本上看，現行養老保險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

2.繳費率相當高，企業和工薪階層負擔沉重

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率（平均養老保險費與平均工資的比率）目前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從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遠遠高于世界平均繳費水平（為10%），甚至高于國際警界線（20%）。根據對OECD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高于中國（孫祁祥，2001）。[4]

盡管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工資基數的方式向職工轉嫁部分社會保險費（轉嫁能否順利實現取決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彈性），但過高的繳費率無疑將提高企業的經營成本，并形成繳費企業與未繳費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而在現行制度下，企業職工除了須繳納“四金”（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失業保險金）以外，還須繳納不菲的個人所得稅。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再分配功能的資金來源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實際上大部分來源于工薪階層。這種狀況對于培育中產階級，改善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不利的。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高繳費率主要緣于提供了過高的社會福利，即所謂的“福利病”（同工資一樣，社會福利水平具有很強的剛性），我國的高繳費率則主要在于龐大的轉型成本——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覆蓋面、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過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理論界熱衷于探討的老齡化問題，事實上并非造成高繳費率的重要因素，而這恰恰更增加了人們對于老齡化將帶來的高贍養率的擔憂。

3.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擴大覆蓋面舉步維艱

當前企業拖欠、逃避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情況非常嚴重，近幾年來養老保險基金的收繳率呈逐年下降趨勢。1992年至1998年，收繳率分別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龔秀全、黃勝開，2002）。[5]截至1998年底，企業共欠繳養老保險費302億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億元，相當于當年養老金發放金額的20％。而且，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進展也乏善可陳。1999年，國務院了《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加速把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包括到養老保險社會統籌中來。但直到2005年底，養老保險參與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間（見表1）。覆蓋面未能順利擴大，直接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到1997年底，93.9％的國有企業職工參加了養老保險，而城鎮集體企業職工的參與率為53.8％，其他所有制企業只有32.0％，事實上造成了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二是養老保險體系的負擔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從1993年到2005年，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參保職工人數上升了78.8％，而參保離退休人員則上升了168.2%，負擔率提高了50個百分點。

在現實中，企業逃避繳費的行為是不可避免的；但過高的繳費率、有效征管體制的缺失，則大大增強了企業逃避繳費的動機。從我國的國情來看，逃稅漏稅現象本來就非常普遍，更何況是以“費”的形式進行征集的養老保險基金。

從職工個人方面來看，由于當前的工薪階層不僅成為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而且現收現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和過低的投資回報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積極性，難以有效形成職工對企業繳費的監督機制。

地方政府（縣或地、市級政府）在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養老保險體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區至今仍然是實際的管理者，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將使它們失去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顯然，在它們擁有對養老基金控制權的時候，它們有積極性向企業收取養老保險費；而在它們喪失對養老基金的控制權之后，它們的積極性將相應降低。此外，在省級統籌的運作中，省內地區之間的交叉補貼也會對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產生嚴重的影響。例如，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盈余被拿去與其他縣（或市）分享，這個縣（或市）將不會有實現盈余的積極性；反之，如果一個縣（或市）的養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來自統籌基金的補貼，這個縣（或市）也不會設法去消減赤字。

4.其他存在的問題

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中出現的其他問題還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獲得令人滿意的收益率、省級統籌進展緩慢等。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的年報為例，其歷年的投資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儲蓄利率。而自1997年國務院要求養老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以來至2000年底，真正實現省級統籌的只有5個省，17個省通過省級調劑金進行上繳下撥，8個省還沒有建立省級調劑金或者雖然名義上建立了但沒有運作（趙耀輝、徐建國，2003）。[6]過低的投資回報率大大打擊了職工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信心，甚至使個人賬戶的繳費異化為某種稅負（由于資金回報率低于其機會成本）；省級統籌難以實施，則不利于調節省內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養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風險和腐敗行為。

綜上所述，個人賬戶空賬、繳費率過高、拖欠及逃避繳費現象嚴重是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中可以看出，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拮據表現為個人賬戶空賬，并產生了提高繳費率的要求；過高的繳費率又大大增強了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動機；而企業拖欠、逃避繳費的行為，反過來又影響了養老保險費的順利征收，并使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難以實施；最終導致個人賬戶空賬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從而使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運作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在實踐中遭遇的嚴峻形勢所折射出的現行制度設計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過于執著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財務平衡。面對巨大轉型成本的現實，政府沒有必要拘泥于養老保險體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而失信于民。事實上，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并不是社會保障資金的惟一來源。除少數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障稅能夠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只占社會保障支出的較大比重，個別國家（如加拿大）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占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從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資金來源（如國有資產的變現所得、稅收收入、國債籌資等）用以支付轉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養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現行制度設計中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從實施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各地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過80％，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見表4）；部分地區如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東、河南等省（自治區）的養老金替代率均超過了100％，甚至出現了一些在崗還不如退休的情況。從人均產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現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養老金領取條件過于寬松。主要表現在對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政策把握和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達到減員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國27個產業部門相繼制定了1800多個特殊工種名錄，規定特殊工種職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隨著現代化科技的應用，繼續沿用這個20年前制定的標準并不完全合適。不僅如此，為了順利實現減員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還有意放松了對提前退休審批的管理，從而導致一大批產業職工提前退休，過早地加入領取養老金的隊伍。從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來看，新制度中繳費滿15年、舊制度中工齡滿10年即可領取養老金這一政策標準，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中也是相當低的。

第四，對制度實施方案的操作難度缺乏充分的估計。現行制度設計不僅建立起了一個擁有較高目標替代率的部分積累制養老體系框架，而且還指望由當前工作的一代承擔起巨大的轉型成本，但對于企業和職工能否承受由此帶來的高繳費率以及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卻似乎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部分積累制的強制性個人賬戶客觀上也加重了企業和職工的負擔，事實上并不是一種比原有的現收現付制更優的選擇。

由此可見，過于簡單、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設計，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面臨困境的根本原因。現行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暴露出政策設計者過于迷信理論模型的論證而缺少對現實國情的深入了解；忽視對我國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政府上、下級之間博弈行為的考察。

三、反思與相關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即使經過貌似嚴格的理論論證和數據模擬，一個制度的設計如果缺少了現實的可操作性，它也難免會在實施中遭到失敗。這是值得我國理論界深刻反思的。總的來看，過去的理論研究更多的是從純粹理論的層面對現收現付和基金制進行比較，或探討人口老齡化來臨的福利效應及應對措施；而在運用數學模型和數據模擬方法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則多少顯得有些一廂情愿，對于從假設條件引出的結論與現實的差距缺乏客觀的分析，表現出熱衷于理論探討而疏于關注現實國情的傾向。

在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較中，學者們較傾向于認為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具有擠出效應，減少了資本的形成，從而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Feldstein，1974）；[8]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并認為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基金制過渡乃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收現付制對國民儲蓄的擠出效應以及這種擠出效應有多大，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未得到嚴格的論證。而且，國民儲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過剩經濟的條件下，降低儲蓄率、擴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的動態無效率問題（袁志剛、宋錚，2000）。[9]對于現收現付制另一個常見的質疑是，它難以在一個不利的人口結構變化趨勢中得以維系。但從根本上看，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兩種養老保險體系只不過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當前的產出。在現收現付制下，退休一代憑借過去繳納養老保險費獲得分享來自當前工作一代的轉移支付的權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憑借資本所有權證獲得分享當前工作一代提供的產出的權利。兩者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致的。可見，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靈丹妙藥（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齡化問題上，基金制與現收現付制的區別只不過是基金制將問題拋給社會，而現收現付制則由政府承擔起責任而已。

實際上，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在實踐中各有利弊。現收現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導致企業和職工逃避繳費，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基金制則缺乏再分配功能，難以抵御通貨膨脹等缺陷，使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無法得到保證。從這一點來看，基金制已基本喪失了“社會保障”的功能。

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考驗也是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從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造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負擔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齡化問題，而是養老保險覆蓋面難以擴大、職工參保率難以提高以及下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來臨等問題。這些問題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構成的壓力，顯然遠大于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只不過是使入不敷出的養老保險體系)上加霜罷了。

在有關養老保險的理論探討中，學者們大多借助于代際交疊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來進行分析，如對現收現付制與國民儲蓄關系的論證、人口結構變動的福利效應分析、繳費率和統籌比例的參數設定，等等。[11-12]但是，代際交疊模型的論證依賴于退休一代不留遺產的強假設，而這與現實情況是明顯不符的。在現實中，人們有種種理由在死亡時留下遺產，例如：（1）遺產動機是普遍存在的；（2）人們無法準確知道自己何時會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殘值一般會成為遺產等。在養老保險體系設計的數據模擬研究過程中，學者們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往往在模型中設定有利于自己結論的假設條件和參數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學者往往過分強調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認為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理所當然地將高于真實工資的增長率。事實上，在古典經濟模型的理想狀態下，兩者應該是一致的；而從我國的統計數據來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時間內，真實工資的增長率高于五年期國債的實際利率（袁志剛、封進，2004)[14]，從而基金制是比現收現付制更好的制度選擇；而支持現收現付制的學者則忽視了收取養老保險費的難度，隱含了養老保險費能夠順利收取的假設。

綜上所述，在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設計者不應無主見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國外的經驗，而應更多地對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存在意義是什么、中國的現實國情適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以及設計方案能否得到順利實施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認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糾正由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所導致的市場失靈；二是社會養老保險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三是政府強制保險可以幫助人們克服短視行為，即所謂的“家長主義”。但從市場失靈和家長主義的觀點來看，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顯然不如醫療保險充分；特別是對于基金制來說，除了具有家長主義的含義之外，政府幾乎再沒有介入養老保險的理由，而事實上這種家長主義的強制儲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沒有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情況下，人們也可能會為自己的養老積極儲蓄）。相比較而言，現收現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適合作為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方式。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且貧富兩極分化相當嚴重，缺乏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經濟條件下，面對顯而易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一個較低水平、廣泛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對于我國來說可能是更加合適的選擇。較低水平的養老金可以降低當前工作一代的負擔，有利于養老保險費的收取；而養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養老保險的程度。從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首要目標理應是保障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們希望在退休以后過得更寬裕一些，他們有責任在工作時期為自己進行更多的儲蓄。

根據以上的分析，政策設計者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更為務實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業和職工的負擔。政府應更多地考慮通過減持國有股、發行國債或稅收來支付轉型成本。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應向社會保障、教育、國防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傾斜，逐步縮減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項目、對競爭性國有企業的財政扶持、民間力量完全可以實現的投資項目，等等）。對于工薪階層的負擔，可以考慮以個人所得稅作為社會保險費的來源而取消社會保險費，或者取消個人所得稅而保留社會保險費。另外，可以考慮取消養老保險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即取消部分積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積金，⑤以進一步降低職工的負擔。

第二，建立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給付可以考慮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標替代率進行設計。養老金發放水平可參考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設定（如以當地的最低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乘以一定的系數）。對于部分養老金待遇過高的“老人”和“中人”，考慮到養老金待遇的剛性，可以保持其原來的養老金發放水平不變；但如將來出現通貨膨脹，則不對養老金待遇進行調整，直到與其設定的養老金發放水平相當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種提前退休的標準并嚴格其審批管理；適當提高領取養老金所需的繳費年限標準。對于因下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慮將這部分人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業保險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個較低水平的現收現付制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基礎上，鼓勵企業年金的發展以及個人為養老儲蓄。為此，必須為企業年金和個人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政策。例如，企業購買企業年金可在稅前列支，個人購買養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繳個人所得稅（這些政策已為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所采用）。這樣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負擔，杜絕地方政府挪用養老金和腐敗行為的發生，而且有利于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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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個目標替代率的計算方法是：假設預期壽命為70歲，實際工資增長率等于名義利率，職工按繳費工資的11％向養老保險體系交費35年，這樣退休時個人賬戶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統籌賬戶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計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擬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間，每年的轉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將下降到0.3％。轉型成本的補償可以通過稅收進行融資，這樣，支付第一支柱相當于工資20％的養老金所需交納的費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的20％，有35年工齡的職工，目標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賬戶上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以及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計算的“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的年限]。

④現收現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從工作一代對退休一代的轉移支付、從高收入群體向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從短壽者向長壽者的轉移支付，以及從男性向女性的轉移支付。

⑤我國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們顯然會為了購買住房而自覺地儲蓄。所以，這種強制性儲蓄幾乎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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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WorldBank.AvertingtheOld-ageCrisis——PoliciestoProtecttheOldandPromoteGrowth.OUP:Oxford，1997.

[2]Wang,Yan,Xu,Dianqing,WangZhiandZhaiFan.ImplicitPensionDebt,TransitionCost,OptionsandImpactofChina’sPensionReform——A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2000.

[3]何平，等.中國養老保險基金測算與管理[R].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報告，2001.

[4]孫祁祥.空賬和轉型成本——中國養老保險改革的效應分析[J].經濟研究，2001，（5）.

[5]龔秀全，黃勝開.論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籌資形式的改革[J].社會保障制度（人大復印資料），2002，（6）.

[6]趙耀輝，徐建國.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制改革中的激勵機制問題[J].經濟學（季刊），2003，1（1）.

[7]劉啟棟，肖平.養老保險制度的國際比較與經驗借鑒[J].社會福利，2003，（5）.

[8]Feldstein,M.S..SocialSecurity,InducedRetirement,andAggregateCapitalAccumulatio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4，82：905-926.

[9]袁志剛，宋錚.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J].經濟研究，2000，（11）.

[10]Barr,Nicholas.Reformingpensions:Myths,Truths,andPolicyChoices.IMFWorkingPaper,WP/00/139。2000.

[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4)

[關鍵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國際；模式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既是對養老保險基金運營與管理的一種過程控制，也是對養老保險基金管理的一種結果控制。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內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發展模式的選擇、基金的繳費模式、運營規范、監管手段與模式以及對基金投資渠道的約束和規定等。之所以要對養老保險基金加以監管，動因在于養老保險基金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對于退休者的“養命錢”要采取審慎與科學管理的態度，對于托管方和運營方要進行嚴格的篩選，對于投資方式的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證基金管理和運營的規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續性與協調性，注意對風險的防范和分化。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方面積累了廣泛的經驗，本文對于美英等代表性國家的養老金監管模式的分析，結合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和運營的現狀，進而得出一種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操作具有實踐意義的有效模式，以確保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可持續發展。

一、國際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

分析養老金監管的框架時，重要的是要區分該行業面臨的各類風險，從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銀行部門的監管在國際養老保險基金監管中是一種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據數量審慎的原則，內部和外部審計被認為是對銀行監督十分重要的技術手段。大多數國家的銀行監管主要包括了許可證制度和事前監督，跟蹤監督、執行和解決過程，事后監督等三個重要的過程。從目前世界各國銀行監管的發展來看，面臨了諸多的金融問題和風險。因而，各國都在探討新的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方式。

國外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監管人一般通過利用與資本金和儲備相關的繁雜的準入程序來限制進入和提高安全性。以信托基金或基金會的形式建立的養老金計劃盡管會核實托管人的職業證書、信譽以及基金的經營計劃，但對基金經理很少實施嚴格的職業證書要求，并且基本上沒有資本金和儲備要求。通過不給那些有違反養老金法律的人給予終身排除在該行業之外的懲罰外，其他方面的監管還可以以更間接的方式進行。目前，世界各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監管管理體制，主要有：一是由政府機構直接管理，如美國、日本；二是由信托投資基金會管理，如澳大利亞；三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以智利為代表。從監管模式來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審慎性監管。其前提是經濟發展已很成熟，金融體制比較完善，并且基金管理機構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的國家，如美國等發達國家主要采用此模式。二是嚴格的限量監管。這種監管模式一般適用于經濟體制不夠完善、管理制度剛剛建立、市場中介機構不夠發達、法律不夠健全的國家，如智利、匈牙利等國家采用此模式。

目前，國際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進趨勢主要著眼于養老金投資組合的多樣化，規避頭次風險；健全評估和審計體系，做好監管過程中外部審計的整合，并明確外部審計的法定責任；加強對收費水平和結構的管理；構建監督管理的能力，對機構進行持續的監管；保持監管者的獨立性，以確保監管的效果。一般采用開放式基金模式的國家引入的是非常主動的監督方式，制定了嚴格的準入標準；而采用職業模式的國家實行的一般是硬性監督方式，主要是由于其監管的機構數量較多。通過對國際養老保險基金監管體系的梳理，我國可以更有效率地借鑒和選擇科學合理的基金監管模式。

二、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現狀

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權主要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秘書處的法規及監管部來行使，主要負責對基金資產、資金運作情況進行監管，負責內部審計，對違紀違規的行為進行調查。2001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發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規定了社保基金由國家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負責行政管理，賦予了相應的監管權利。財政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擬定了社保基金管理運作的有關政策，對社保基金的投資運營和托管情況進行了監督。除了法規及監管部外，社保基金的托管人（主要指商業銀行）監督社保基金投資管理人的投資運作，發現違規行為一并向社保基金理事會進行報告。但是，從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整體的監管水平來看，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

首先，從組織構成關系來看，養老保險基金主管部門與基金管理機構之間形成的是一種部門內的委托——關系。在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規則中，基金管理機構往往缺乏獨立的經營決策權。這種行政管理和業務管理合一，社會部門集立法、營運管理、監督于一身，政事不分的后果是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監管，基金挪用、擠占、浪費現象嚴重甚至滋生腐敗行為，嚴重威脅基金的安全

其次，我國社會保障養老基金整體仍主要以縣（市）為單位進行統籌和管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個社會保障管理機構。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僅使基金管理層次過多，管理費用過高，而且導致基金的平均規模過小，難以實施較大規模、較為穩健的組合投資方略，投資風險和經營成本增大。

最后，對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運營來說，主要的方式仍然僅僅局限于已有的國債和儲蓄兩種投資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保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性與收益性。

三、國際經驗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模式選擇的啟示

國際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為我國提供了豐富的借鑒，尤其是在監管模式和監管技術手段的選擇上，如美國對401（K）計劃的監管技術、英國對職業年金計劃的監管體系等。我國在設計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模式上可以參考發達國家的這些方法，有選擇地和針對性地應用到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體系的完善中去。筆者認為，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模式的選擇以及監管技術手段的操作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嚴格篩選基金托管人，明晰委托關系

由政府機構直接管理的優點是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較低，政策執行較靈活，缺點是管理效率低下，制度運行缺乏透明度，會出現國家利益與基金所有人利益的不一致，以至出現挪用而造成基金損失；由信托投資基金會管理便于民主管理和監督，其缺點是決策權力過于分散；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其優點是基金管理公司按市場規則運作和投資，透明度高、競爭性強、效率較高，缺點是成立專門的基金公司的創建成本、交易成本和營銷成本都很高。

上述三種基金管理方式中，后兩種方式更具有獨立性，也更有利于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對于養老保險基金的托管人應當嚴格準入資格和條件，例如注冊資本、技術要求等，不符合資格條件的，不能批準入市。選擇基金管理人采取市場化的原則，考察基金公司以往業績，對風險管理措施的設計以及投資理念、人員結構等。另外要體現一個分散性原則，一方面規避風險，另一方面，形成競爭格局和市場化考評機制。明確這種委托關系與各自的職責是進行養老保險基金管理運營和監管的基礎。

（二）健全對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監管體制

投資的收益擔保有助于維護投保人的利益，但是，嚴格的投資收益規定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為保證一定的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必須提取一定數量的波動準備金，以彌補投資收益率低于政府規定時的差額，這樣一筆資金降低了投保人的凈收益。另外一個負面效應是使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資組合趨同，加大了投資的系統性風險。為了保護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借鑒國外做法，基金管理公司應提取一定比例的自有資本作收益擔保的儲備，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在其收益較高的年份，提取一定的現金準備金。但考慮到我國具體情況，擔保水平不宜過高，只需達到正收益即可。收益擔保采用相對擔保，即要求某個基金的收益達到整個基金行業平均收益的一定比例或不得低于行業平均收益的某個百分點（要保證取得正收益），可減緩基金管理者的壓力，使其互相監督，防止某些公司違規進行高風險的投資。

（三）構建多元化的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模式

從一元養老基金監管模式向多元養老金監管模式的轉變是世界各國養老基金監管的一個趨勢，多元監管機制的建立意味著要打破目前養老金行政管理的模式,進行監控權力的重新分配,權力的分配過程不僅僅限于對原有規則的修補,很可能要重新洗牌,進行徹底的制度調整。構建多元監管模式的初步設想理論上,部分積累的制度框架涉及三個主體?押行政部門、養老金繳納者和養老基金管理中心,兩兩之間互相監督、互相約束的關系構成養老保險制衡機制。由這三個監管主體和制衡機制構成了多元監管模式,它具備保值增值養老金的潛力,并有可能避免利益集團的產生,因而比一元模式穩定。監管主體的職權界定和制衡機制的建立是構建多元監管模式的關鍵。

監管機構應確立統一、直接的收繳和發放形式，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效率,還可以避免收繳人員的道德風險，以防止養老金被中途截留。通過國家稅收系統征收社會保障稅并轉入財政專戶，是較為理想的征繳方法。社保機構應為每位繳納者開立賬戶，在社保機構的監督下，由銀行統一劃撥支付,實現社會化收繳和發放。負責養老金運營的是具備法人治理結構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由若干家投資公司、管理公司及保管公司組成,公司內部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各公司之間遵循公平競爭原則。養老金由財政專戶直接轉入管理中心下設的若干家投資公司賬戶，按照共同基金的模式進行投資運營，保管公司負責養老金的保管、收益分配并受社保機構的委托進行劃撥支付。繳納者有權向社保機構詢問養老金的繳納情況，對養老金的去向有知情權，而社保機構有義務向前者公布養老金征收情況并接受社會監督，在把養老金交給管理中心運營前應及時通知繳納者,按其意愿交給指定的投資公司。總的看來,雙方的制衡關系應建立在保護繳納者這一弱勢群體的法律基礎之上。

（四）加快中介機構的建設和發展

篇(5)

關鍵詞:確定繳費型，確定收益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計劃，模式選擇

2005年，《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相繼面世，標志著我國確定繳費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簡稱DC)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拉開帷幕。此時，國外正經歷著一場對DC計劃的反思浪潮，曾備受贊譽的DC計劃暴露出了難以掩飾的問題。這對我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模式選擇有不少啟示。

一、DC計劃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原因

國際通行的養老金計劃，主要為確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簡稱DB)和DC計劃，同時還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種計劃。國外對DC計劃的反思通常都與DB計劃相聯系，在比較二者之后得出結論。

(一)DC計劃存在的問題

1.運營效率低下。與DB計劃相比，DC計劃運營費用過高、投資收益偏低，嚴重影響了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障水平。在運營費用方面，DC計劃的運營費率為2.25%，DB計劃僅為0.44%(Louis，1999)。單就投資費用來講，DC計劃需0.56%，DB計劃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資收益方面，DC計劃平均為6%-7%，而DB計劃則達到11%(CPERS，2005)；一般來講，DC計劃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計劃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職工30歲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資增長率5%，兩種計劃的投資收益率都為8%，繳費比率同為工資的10%，那么，在他60歲退休時，DC計劃賬戶余額僅為DB計劃的68%。若DC計劃投資收益率比DB計劃低一個點，即7%的話，則驟降至DB計劃的58%(PPP，2004)。

2.存在償付能力風險。DC計劃沒有償付能力問題被認為是不同于傳統DB計劃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來DC計劃風靡全球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但歐盟的職業養老金調查(Ryck，etc.，1999)卻表明，DC計劃僅在理論上沒有償付能力問題，現實中，DC計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將產生償付能力問題。智利曾被認為是成功的DC計劃代表，但嚴重的償付能力問題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養老計劃的覆蓋率。據美國勞動部公布的結果(DOL，1998)，許多人在轉換工作時沒有將DC計劃賬戶余額轉入新公司，卻選擇提取現金用于當前消費，這使得DC計劃的長期退休保障變得有名無實。1／4的人選擇不參加DC計劃，55%轉換工作的人都會將賬戶余額提現，而賬戶價值在5000美元以下變現的比率竟高達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計劃看成現金賬戶，而將DB計劃稱作養老金賬戶(FRB，2001)。

4.加劇養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計劃使稅收優惠政策成為劫貧濟富的工具。在享受稅優的DC計劃中，足額繳費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職工為應付當前生活壓力，難于及時足額繳費，減少了享受稅優的空間，加劇了貧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計劃造成低收入人群賬戶積累不足。因風險抵抗能力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動選擇穩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資方式，降低了投資選擇空間，最終造成退休賬戶出現大額不足(Jayne，2001)。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院的報告(Lee，2005)，DC計劃對退休收入影響的基尼系數比DB計劃高出0.097。

(二)DC計劃出現問題的根源

1.多頭委托的運作模式是運營費用過高的根源。DC計劃過高的運營費用，產生于多頭委托的運營模式。通常來講，在DC計劃中，從計劃設立、繳費、投資到給付這個完整的業務鏈條，要分成若干個環節，分別委托給獨立的服務機構。每多一個服務提供者參與，就必然造成運營費用的一份提高。而DB計劃中，通常由保險公司等單一金融機構整合了養老計劃的全部業務，形成了綜合服務的規模優勢，大幅節省了運營費用。根據美國勞動部雇員福利安全署的測算(EBSA,2006)，退休計劃運營費用提高1%，退休資產數額將下降28%。

2.養老金風險責任的轉移是DC計劃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業承擔養老金風險，職工只需根據勞動合同，到期獲得確定的養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擔風險責任。在DC模式下，企業對職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諾，基金運營的風險主要由職工個人承擔。因此，DB計劃向DC計劃的轉變，本質上是養老金風險責任由企業向職工的轉移。這產生了兩個問題：

(1)降低了長期養老儲蓄水平。DB計劃轉向DC計劃之后，職工失去了可預期的養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個人完成對養老保障的規劃。這時，職工不但要具有維持長期儲蓄的主觀愿望和現實可能性，而且還要具備長期理財能力。這兩個在DB計劃中都不需要的條件，在DC計劃中卻都成了大問題。首先，單憑職工個人維持長期儲蓄并不容易。特別對收入偏低、年齡較輕的職工，由于婚姻、購房、生育等階段性需求，直接導致了許多DC計劃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現，嚴重加劇了長期養老儲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職工缺少必要的理財能力。從DC計劃多年的實踐來看，多數職工缺乏投資興趣和必要知識，通常會根據“最小障礙路徑”，選擇最為保守的投資計劃，造成了巨大的機會成本，嚴重影響了DC賬戶的積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許多國家要求企業斥重資開展職工理財培訓，提高投資收益。但從實際效果看，培訓作用甚微，因為受訓職工通常僅口頭表示改善投資，但很少行動(Colleen，2003)。與之相比，DB計劃的養老金投資由專業投資機構進行，通常會全面考慮投資回報、風險水平、期限結構等因素，保證了穩定收益。

(2)導致了低效率的養老金治理結構。在養老金基金積累制度下，企業多以職工利益為目的將養老金交由金融機構來運營，從而造成養老金的所有者、經營者和受益者分離，形成了委托與受托，或債權與債務的關系。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對養老金的運營監督和權利請求機制成為養老金治理結構中的核心問題。由誰對養老金運營實施監督，誰來擁有對養老金權益的請求權，直接影響到養老金運營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經濟分析的觀點，制度的設計，應盡量保證社會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為此，應把監督和權利請求職能賦予更具實施條件和能力的主體，從而在治理結構上確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機構與作為自然人的職工相比，法人企業當然具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強的談判能力，更有條件對養老基金運營進行監督，并對金融機構的違法違約行為提訟。因此，把養老金的風險責任賦予企業，會比賦予職工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DB計劃正是依據這個原則，由企業來承擔養老金的風險責任。而DC計劃則與此背離，將風險責任轉移至相對弱勢的職工個人。這種治理結構的不經濟設計，削弱了養老金運營效率，帶來了安全隱患。日本在DC計劃實施一年后，隨即推出了《確定收益型企業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臺DB計劃的原因，即DC計劃“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領取權”。

3.養老保障的需求剛性是造成DC計劃償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職工對養老金收入水平，會根據退休前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個基本數額的需求或需求預期。雖然DC計劃對退休福利沒有承諾，不像DB計劃中有明確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滿足這個基本需求。由于高額的運營費用和較低的投資回報，DC計劃的賬戶價值常常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出現實際償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競爭壓力，許多DC計劃會承諾收益保證，無論這種承諾是明示還是暗示，都會使DC計劃具有類似DB計劃的特征，產生剛性債務。DC計劃的給付方式也會造成養老資金不足的問題。對于一次性給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資，將要產生高昂的機會成本，威脅職工老年保障。對于年金給付，則存在長壽風險，即個人賬戶余額無法負擔受益人長壽時的養老保障；以及逆選擇風險，即健康狀況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傾向于選擇年金給付，造成賬戶資金不足。

二、國外的對策

基于對DC計劃的深刻反思，各國的通行做法是兩種計劃同時發展，根據各自情況實施改進，綜合二者優勢，探索適合企業特點的養老模式。

(一)鼓勵兩種模式共同發展

國外對于養老金模式的選擇，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則，針對不同模式，分別出臺相關政策，允許企業自主選擇。近年來，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又開始重視DB計劃，出現了向DB計劃回歸的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21世紀的退休保障計劃”的報告(CSIS，1999)中提出，必須鼓勵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計劃”。同年，對于同時提供DB和DC兩種養老計劃的企業，美國國會撤銷了在稅法415(e)項下(DR計劃)限制繳費和積累金額享受遞延稅收優惠比例的限制，鼓勵企業設立DB計劃(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項措施，鼓勵發展DB計劃(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職工紛紛要求重返DB計劃，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強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別對兩種計劃進行改進

養老計劃的歷史表明，DB、DC計劃都有各自的優勢和不足，因此各國都采取了許多具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為防范DB計劃出現償付能力危機，2005年美國政府改進了DB繳費制度等規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對DB計劃盈余計提風險準備金，加強了DB計劃的風險管理，降低了破產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國的《稅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計劃受益權的獲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計劃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國頒布了《經濟增長與稅收減免協調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許DB計劃接受DC計劃資金，并增加了DB計劃的便攜性(CPERS，2005)。對于DC計劃造成人員過度流動的問題，開始適當控制DC計劃的流動性，同時鼓勵低收入人群增加繳費比率，以減少DC計劃拉大收入差距的影響(Stephen，2006)。

(三)綜合使用兩種計劃

綜合使用兩種計劃，能夠改善投資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據Hewitt的調查，2005年，在美國100個提供DC計劃的企業中，同時提供DB計劃的有72個(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協會主張，要建立以DB計劃為主，DC計劃為輔的養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許兩種計劃互相轉換，企業可以選擇先建立一種計劃，然后在合適的條件下轉化成另一種計劃(Jim&Jack，2005)。

三、我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模式選擇

(一)模式選擇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

從國外對DC計劃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個因素對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模式選擇具有決定性影響，我們將據此對DB和DC兩種計劃進行比較分析。

1.治理結構。養老計劃的安全性，是決定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模式選擇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發生，更強化了安全問題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結構，是養老金運營安全的首要條件。從國際經驗來看，由企業對職工養老保障做出承諾，并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是具有社會效率的養老金模式，尤其對安全性問題，更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DB計劃的治理結構，遵循的正是這樣的制度安排。在DC計劃中，由于企業在繳費后便不再為職工利益對養老金承擔責任，獨立于企業資產、缺少利益相關人監督的養老金信托財產，便成為可供漁利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類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養老金財產的事件，便不難想象。

2.償付能力風險。償付能力風險問題，曾是許多人拒絕建立DB計劃的重要原因。但隨著實踐的發展，人們開始發現，現實中DC和DB兩種計劃都存在償付能力風險，二者差別僅在于是否明確承諾。防范償付能力風險，提高風險管理水平，是兩種計劃都要關注的重大問題。而且，從計劃安排上看，DB計劃本身并非是造成破產的原因。2005年美國政府向國會提交報告(GAO，2005)，認為DB計劃本身沒有問題，企業未按期繳費，刻意低估負債水平才是養老計劃破產的罪魁禍首。這個問題，在美國已通過新法案得到了糾正。另外，DB計劃福利水平較高，不但包括養老保障，而且還常包括職工在職期間的死亡和傷殘保障，DC計劃中則沒有后者。高福利當然需要高繳費，許多企業放棄DB計劃而選擇DC計劃，并非無力繳費，僅是不愿承擔較高的福利費用。因此，從上面的情況看，償付能力風險不應成為拒絕DB計劃的理由。

3.成本效率。養老計劃的成本效率既是財務問題，也是安全問題。從短期看，它關系企業財務負擔，影響企業競爭力；從長期看，它關系養老計劃的資金充足性，影響養老保障的安全性。選擇養老金計劃模式，就是選擇將有限的養老資源，投入到何種效率模式當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經過長期的積累，將產生巨大的保障差異。這個差異，乘以我國龐大的企業職工人數，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事實證明，無論在運營費用上，還是投資收益上，DB計劃都比DC計劃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國外對DC計劃積累不足的問題，常用的解決辦法就是推遲職工退休年齡。但我國就業壓力巨大，為創造就業機會，我國實行統一的退休年齡制度，職工難于推遲退休。在這種情況下，DB計劃就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4.計劃流動性。人才流動是現代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傳統DB計劃將退休福利與退休前的工資掛鉤，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賦予職工受益權(Vesting)，使職工變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業人員的流動。DC計劃中企業繳費的受益權賦予時限較短，職工在轉換工作時較少受到養老金受益權賦予時限的限制，有利于企業根據生產周期調節人力資源。我國許多企業生命周期較短，高新技術等行業人員流動頻繁，農民工等高流動人口數量龐大，十分需要DC計劃。不過，在發展成熟的行業里，DB計劃具有穩定員工隊伍的優勢，DC計劃有時也會因頻繁的人員流動，加大企業管理成本。因此，選擇哪種計劃，要視企業發展的具體需求確定。

5.資本市場發展。養老金是資本市場的重要資金來源。就資本市場提供直接投融資活動的功能來講，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應主要包括擴大市場容量，增加資金供求的效率。與DC計劃相比，DB計劃運營費用較低，對于同樣金額的養老金繳費，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資金進入投資積累；在投資效率上，由于DB計劃比DC計劃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6.養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為全體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養老保障，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拉動內需的經濟舉措，也是緩解社會矛盾，使全體人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政治舉措。從國際經驗看，在這方面，DB計劃比DC計劃具有優勢。在我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至今沒有獲得充分的稅收政策支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對加劇收入分配差距的擔心。DC計劃的超前發展，加重了這份擔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業養老金的“歷史債務”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計劃體制下形成的養老負擔十分沉重，大批職工行將退休。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向DC計劃轉型，對中老年職工來講，必然出現賬戶余額積累不足，無法獲得足額保障的問題。而對于“歷史債務”，DB計劃具有天然的優勢，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決辦法。

(二)相關建議

我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應破除先人為主的思想，在全面認識兩種模式特點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看待它們對我國的適用情況。由于養老金計劃具有長期性特征，其優劣利弊很可能在幾十年后才能充分顯現，一旦設計出現紕漏，隱患將長期潛伏，待出現嚴重后果時再行補救，則可能積重難返。DB計劃歷經數百年發展，計劃特點和利弊后果已為世人熟知。自20世紀80年代美國率先推行DC計劃以來，至今才有30余年的歷史，美國第一批參加DC計劃的嬰兒潮職工才將退休，DC計劃優劣特征初現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們要認真研究國外關于養老計劃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高度重視國外對養老計劃的反思，以謹慎的態度確立我國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模式。

1.建立以DB計劃為主、DC計劃為輔的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模式，允許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企業，根據具體狀況，自主選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計劃，解決我國特有的問題，不搞一刀切，大一統。

2.DB模式的引進，應立足我國國情，充分借鑒國際經驗，摒棄傳統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結合既有的團體保險發展經驗，靈活設計制度框架。

篇(6)

一是要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眼光謀劃新農保，提高對農村養老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這主要指各級政府和村民委員會應當對農村養老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決不能將養老仍然看成是一家一戶自己的事情。老齡化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家庭養老勢單力薄，難以為繼。據統計，目前我國老年人口達到1.44億人，平均每年增長200萬人，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11%。可以想象，如果不從現在起給農民進行物質積累，再過二、三十年，農民的養老問題可能成為威脅農村社會安定的頭號問題。“銀潮”不僅僅會沖擊城鎮，更將猛烈地沖擊社保基礎相對薄弱的農村。如何防止農村老年人陷入貧困，“防洪”比貧困到來后的“搶險”更加重要。我們必須對此有應足夠清醒的認識。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重大意義、存在問題、潛在危機，萬萬不可持無關緊要的態度，消除長久以來人們在思想認識層面上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片面認識。

二是從農村人口的實際情況出發，改變傳統養老觀念，適應新條件下養老機制的轉變。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養老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養老觀念需要隨之轉變。其一，改變完全依靠后代養老的觀念，樹立多方式多渠道的養老觀念，包括依靠社區、依靠個人、依靠土地等等，這樣可以減輕家庭養老的壓力；其二，改變只有兒子才能養老的觀念，打破贍養責任中的性別劃分，使女兒和兒子共同承擔養老的責任；其三，改變合居才養老、分居則不管的觀念。合居、分居只是各自方便的需要，并不改變責任義務關系。子女要一如既往地尊敬和贍養父母老人。此外，應進一步強化青少年一代的尊老愛老意識，努力維持家庭養老制度，為迎接老齡化的更大沖擊創造雄厚的人力資源條件。

二、正確界定參保范圍是建立新農保的基礎

《指導意見》規定：年滿16周歲（不含在校學生）、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村居民，均可以在戶籍地自愿參加新農保。新農保強調以政策的優惠吸引農村適齡居民自愿參保，不搞強迫命令。農村居民如果參加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比如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原則上不參加新農保；農村居民已經參加新農保，又進城務工按規定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可以停止繳納新農保保險費，新農保個人賬戶予以保留；農村居民因就業和居住等情況變化，在不同階段參加了多種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將制定有關銜接政策，保障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權益。

對符合條件的農村居民參加新農保，應由本人自愿提出申請，并逐年確認繳費檔次。目前，一部分農村居民參加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享受了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農村五保供養、社會優撫、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庫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等待遇，國務院有關部門應制定相關政策，在不降低標準、不損害農村居民既得利益的原則下，妥善做好新農保與這些制度、政策的銜接工作，以確保新保的廣覆蓋。

三、合理籌集養老資金是建立新農保的關鍵

資金問題是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關鍵問題，資金缺乏也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嚴重滯后的關鍵原因。《指導意見》規定：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應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三部分構成。

個人繳費是新農保資金籌措的重要來源

新農保是一項社會保險制度，不同于濟貧扶困的社會救助制度，實行權利與義務相適應的原則，個人繳費是享受待遇的前提條件。除新農保制度實施時已經年滿60周歲的農村老年居民外，參加新農保的農村居民應當按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指導意見》規定繳費標準目前設為一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個檔次。個人繳費目前設100元至500元5個檔次，地方政府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增設檔次，由農民根據自身情況自主選擇繳費。100元大體相當于去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多一點，適合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500元大體相當于去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0%，但在發達地區只相當于5%—6%，可供收入較高的農民選擇。地方政府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增設繳費檔次，既可以向低增設，也可以向高增設。農村居民自愿選擇、自主繳費，原則上每年繳費一次，可以根據不同年份的收入情況選擇不同的繳費檔次。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適當激勵政策，引導有條件的中青年農民選擇較高標準繳費、長期繳費，以提高自己將來的養老金水平。國家依據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等情況適時調整繳費檔次。

政府補貼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籌措的可靠保證

新農保最大的特色，是政府對農村居民參保給予補貼。政府補貼分為兩部分：一是政府對基礎養老金給予全額補貼，其中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按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補助一半；二是地方政府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貼，以利于調動農民參保積極性、幫助困難群眾參保，并增加個人賬戶積累。地方政府補貼標準每人每年不低于30元；對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的，可給予適當鼓勵；對農村重度殘疾人等繳費困難群體，地方政府應代其繳納部分或全部最低標準的養老保險費。

“中央和地方都將加大新農保的投入力度，既補‘入口’，又補‘出口’。”所謂“補入口”，就是在農民參保繳費環節給予財政補助；所謂“補出口”，就是在新農保養老金待遇支付環節給予財政補助。中央財政主要負責“補出口”，即對國務院統一確定的基礎養老金部分，對中西部地區給予全額補助，對東部地區給予50%的補助。補助基數每人每月55元，即每年660元。

地方財政補助政策分“補入口”和“補出口”兩部分。“補入口”方面，具體有三項政策：一是對農村居民個人繳費每人每年至少補30元，都計入其個人賬戶，作為將來計發個人賬戶養老金的基數。二是地方財政按照“多繳多補”的原則，對選擇較高檔次標準繳費的，給予適當鼓勵。三是對農村重度殘疾人等繳費困難群體，地方財政代其繳納部分或全部最低標準的養老保險費，也計入個人賬戶。“這樣規定，可以有效地解決試點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農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財力水平差異較大的矛盾”。“補出口”也有三種情況：一是對國務院統一確定的基礎養老金部分，東部地區需安排50%的補助資金。二是地方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三是對繳費超過一定年限的，地方政府可適當加發基礎養老金。

集體補助是新農保資金籌措的必要補充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為其成員所共有，村集體有責任為本村農村居民養老保障提供經濟支持。有條件的村集體應當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助，補助標準由村民委員會民主確定。鼓勵其他經濟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和個人，特別是村集體經濟改制后的經濟組織為參保人繳費提供資助。

四、保證按時足額發放養老金是建立新農保的終極目標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能不能及時足額發放到位，是目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否落到實處的關鍵。年滿60周歲、未按月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農村老年人，可以按月領取養老金。新農保制度實施時，已年滿60周歲、未按月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不用繳費，可以直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所需費用全部由政府財政支付；但其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這是家庭養老傳統和相關法律規定在新農保政策中的體現。子女參保繳費記入本人的個人賬戶，用于自己未來的養老金支付，而不是用于父母。

新農保養老金待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支付終身。

一是基礎養老金。可按月支付，同一地區每位符合條件的農村老年人按同樣標準領取。目前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提高基礎養老金標準，對長期繳費的參保農村居民，可適當加發基礎養老金，提高和加發部分的資金由地方政府支出。國家根據經濟發展和物價變動等情況適時調整基礎養老金水平。

二是個人賬戶養老金。可按月支付，月計發標準為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139。這是根據目前我國60歲以上人口平均存活期計算出的經驗系數。該算法也與目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養老金算法相同，這有利于農民工流動就業的養老金權益轉換銜接。例如：若個人繳費選擇每年300元檔次，地方政府每年補貼50元，繳費30年，平均年利率為3%，到60周歲時個人賬戶累計儲存額為16651元，除以139，每月個人賬戶養老金120元。

符合條件的農村老年人領取養老金待遇，由本人提出或其直系親屬代為提出申請，每年對待遇領取條件和標準進行核定。行政村可以指定人員為村民代辦參保或申領手續，但必須經當事人簽章確認，且不得收取任何手續費。鄉鎮經辦機構會同公安派出所審核參保、領取人的戶籍、年齡、生存等情況，縣級經辦機構核定，并發給參保人參保繳費證明（證、卡）。

經辦機構要認真記錄農村居民參保繳費和領取待遇情況，建立參保檔案，長期妥善保存。建立全國統一的新農保信息管理系統，并納入社會保障信息管理系統建設，逐步實現省級、中央集中數據管理。在信息化管理初期，紙質檔案、電子檔案要同時建立。要大力推行社會保障卡，方便參保人持卡繳費、領取待遇和查詢本人參保信息。

參保人死亡，無論是已經開始領取養老金，還是尚未開始領取養老金，其個人賬戶中的資金余額，包括個人繳費、集體補助等資金，可以依法繼承；但政府補貼的資金是從公共財政支出的，而且是用于參保農民個人養老保障的補貼，因此這部分余額不能繼承，繼續用于其它長壽老年人的養老金支付，體現社會互濟原則。

五、加強資金的管理與監督是建立新農保的可靠保障

新農保基金是農村居民的“養命錢”，要把確保基金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新農保尚處于試點階段，社會保障主要項目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還沒有一套規范的操作方法。為確保新農保基金安全和合理使用，無論是政府補貼、個人繳費還是集體補助和其他社會經濟組織資助，全部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核算；新農保各項養老金待遇均從新農保基金中列支。新農保經辦機構工作經費由同級財政部門根據實際工作需要和有關經費支出標準合理安排，納入財政預算，不得從新農保基金中提取。全國統一的新農保基金財務會計制度，將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在此之前，試點縣（市、區、旗）要按照國家現行社會保險基金財務會計制度的規定，做好新農保基金的財務管理工作。

新農保基金按有關規定實現保值增值。如何管理和運作好籌集到的新農保資金，使其能夠保值增值，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管理的一大難題。如果將資金長期處于閑置狀態，不僅是資金的極大浪費，而且也難以保證資金的收支平衡。要做好資金的保值增值工作，通常的做法是將資金投入經營活動，用于各種形式的投資，如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家、地方政府部門發放的債券、投資國家重點工程、開辦工廠、礦山等各種經濟實體，委托投資公司進行投資，收取委托租金，等等。總之，在保證資金專款專用的前提下，在充分考慮資金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基礎上，通過各種合法渠道進行周轉實現其保值增值。

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切實加強新農保基金的管理，制定完善新農保各項業務管理規章制度，規范業務程序，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和基金稽核制度，對基金的籌集、上解、劃撥、發放進行監控和定期檢查，并定期披露新農保基金籌集和支付信息，做到公開透明，保證領取養老金人數的精確管理和動態管理，加強社會監督。財政、監察、審計部門按各自職責實施監督，嚴禁擠占挪用，確保基金安全。公安、計劃生育等部門提供和核對農村居民戶籍、年齡、家庭關系等相關數據信息。試點地區新農保經辦機構和村民委員會每年在行政村范圍內對參保人繳費和待遇領取資格進行公示，通過群眾監督，糾正和防止偽造年齡、冒領待遇等行為。除此之外，還應設立社會監督機制及新聞媒體監督機制等。

篇(7)

商業保險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共性是：它們都是為了化解可能出現的風險而存在的一種方式，都是社會保障的一種形式。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的穩定和團結，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商業保險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區別在于，商業保險完全是建立在投保人與保險人雙方自愿的基礎上的，并且保險資金完全是由投保人個人支付。然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是基本養老保險中的一種，是國家作為責任人強制性要求企業員工訂立的相關保險合同，并且保險資金由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共同承擔。

2商業保險的作用和意義

2.1化解社會養老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企業退休人數迅速擴大，國家和企業在養老保險基金財政上的支出迅速上升，同時，社會相關醫療服務設施跟進需求也在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國的財政負擔。如何有效地統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為職工養老資金不斷“造血”，已經成為了國家、企業和個人面臨的重要問題。商業保險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在雙方資源平等的前提下，商業保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錢生錢”，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養老資金的“造血”問題，有助于化解我國社會養老問題，推動社會和諧發展。根據調查，截至2011年底，我國保險業總投資達6.01萬億，全行業投資收益率達3.6%，僅比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0.1個百分點。到2013-02，保險行業的投資達到了7.5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9.56%.商業保險充分發揮了“錢生錢”的優勢，科學地利用了人員、營業網點和精算效率等。保險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2.2推動保險公司發展，滿足社會發展需求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越來越完善，商業保險也在迅速發展。調查顯示，截至2012年底，我國商業保險深度為3.7%，保險密度為165美元，與世界很多發達國家相比仍然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國商業保險參與到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中的時間比較晚，并且發展規模和效率都處于初期階段。近年來，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保險市場也在逐步完善，而商業保險參與到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中的市場前景非常廣闊。人作為社會中最基本的元素和最活躍的因素，養老已經成為了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保險個性化的養老產品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它可以為不同的人員提供相應的養老服務，從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歡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一直是企業吸引優秀員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國家對于個人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手段。將商業保險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結合起來，可以為商業保險公司籌措資金，使其不斷發展壯大，進而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2.3有助于保障晚年生活，提高幸福指數

以前是養兒防老，現在是投資防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觀念都在改變。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加關注整個周期內的生命財富分配，尤其是晚年沒有了勞動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因此，養老保險成為了每個企業員工所看重的福利之一。商業保險可以為投保人提供更加個性化、優質化的服務，所以，在當今社會，商業保險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將商業保險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結合起來，有助于實現商業保險與養老保險的良性互動，有助于保證個人的晚年生活，不斷提高我國企業職工晚年生活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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