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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古代文學研究生培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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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文學教育，歷代有不同的特點。先秦諸子的學術傳授中蘊涵著文學教育的成分。兩漢時期，太學的教學中文學教育作為經學教育的附屬物而存在。魏晉六朝，文學教育存在于貴族文學團體內部以及家族成員的創作、品賞、評論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功能受到重視。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促進了文學的興盛，文學教育得以發展。元明清時期，不管是各級官學、書院，還是民間的義學、私塾，文學教育大都服從科舉考試的需要。雖然中央與地方、都邑與鄉村、廟堂與民間各有不同，地域的發展也具有不均衡性。但是，從總體上看，政治倫理色彩與大的文化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上的經學中心與廣義的文學觀念相關聯，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主要特色。

到了清代，科舉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凸顯。王士禎曾記載進士不讀《史記》的怪事:某一前輩老甲科見一孩童讀《史記》，問知作者是司馬遷，竟問“渠是某科進士”。事或夸大，但是也能說明問題。科舉考試講求以八股文體作文章，文章題目從四書中來，因此文學教育的功利色彩極強，一些讀書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識。清末，從開始，經歷運動、第二次、、、、八國聯軍侵華，可謂內憂外患。面臨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識之士進行了、等尋找出路的努力，促成了教育方面的變革。為培養操辦實際事務所需要的人才，洋務派開辦了新式學堂，特別注重外語、軍事和專業技能教育。1862年創辦的，主要開設外語、天文、科技等課程。維新運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這一章程初步建立了分科教學的體系。1901年，清政府頒布詔書，鼓勵各地設立學堂。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頒布，對學堂的目標、年限、課程設置等制定了規范。1903年，張之洞、上書，提出廢除科舉制。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等人，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形成《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這一學制得到光緒皇帝批準并在全國推行。隨著各地學堂的開辦，1905年清政府最終廢除了科舉制。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轉型

(一)古代文學教育地位的變化

癸卯學制對學堂的招生、課程設置、考試等都進行了詳盡的規定，將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實業教育三類，又按程度高低將整個教育過程分為三段七級:一是初等教育(含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二是中等教育(中學堂)，三是高等教育(高等學堂、分科大學及大學選科、通儒院)。蒙養院教學內容中的“歌謠”一條，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及高等學堂教授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均與文學教育有關。高等學堂按照學生日后預備入學的方向，將學科分為三類，中國文學屬于三類共有的必修內容。大學堂中，文學科大學分為9門，其中“中國文學門”的主課有理論性質的“文學研究法”，還有“說文學”“音韻學”等專門學問，另有“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相當于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課程，還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補助課”“四庫集部提要”，以及中國及西方的歷史、外國科學史、外語等相關內容。“研究文學之要義”共41則，對授課內容作出了細致規定。由于中國古代傳統中沒有純文學的觀念，文學教育往往附屬于經學、史學等，明清時期更成為科舉考試的工具。癸卯學制第一次從制度上將“中國文學”與“讀經講經”并列，作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一門獨立的學科，大學文學科還設立了“中國文學門”，這是我國中小學開設“國語”“國文”“語文”課、大學開設“中國語言文學系”的開端。然而，古代文學教育獲得地位并非順理成章，而是來之不易的。癸卯學制的主要起草者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本就以提倡實學著稱。加上清末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迫切的富國強民愿望彌漫朝野，在這種救亡壓倒一切的語境下，出于經世致用的需求，科學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文學則無容身之處。但是癸卯學制參照日本學制，而日本又是學習西方的，不管西方還是日本，學制中都存在文學這一學科。

也許正是基于此，中國文學終于擠進了新教育體系中。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傾向下，傳統文學教育必須證明自己“有用”，才能被社會接納。癸卯學制的綱領性文件《學務綱要》中專門有一條指導意見:“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煞費苦心地為中國文辭找出了存在的合理性。首先，中國的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如果不讀經書，那么就失去立國之本，“安有富強之望乎?”這樣的解釋巧妙地將儒家經典與外國的宗教比較，又將讀經與民眾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聯系在一起，賦予了讀經令人信服的意義。這樣一來，學習中國文辭自然也就有了價值與意義。按照“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的精神，“讀經講經”一科在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和中學堂的課時設置中，分別占周課時的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四分之三。其次，中國文辭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作用，那就是寫奏議、書札等實用文章。與之相應，在各級學堂具體的授課內容中，也一再強調學習中國文辭“以備應世達意之用”“適于實用”。這里并沒有提到對科舉的作用，應該是廢除科舉制醞釀已久，因為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就正式下詔實施了。這樣古代文學教育實際上陷入了某種尷尬的處境中。文學被正式立為一科，第二年科舉制又被廢除了，擺脫了桎梏的文學教育本該獲得自由。但其賴以論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理由，恰恰是對經學的助益。也就是說，古代文學教育以喪失獨立性為代價，得到了獨立的地位。而廢除科舉制，固然打碎了文學教育的桎梏，卻也部分消除了文學教育存在的依據。實用的文體，雖然是傳統文學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往往缺乏文學性。一味追求實用，文學教育將走向偏狹。等到十余年后文化精英大力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連“奏議、公牘、書札、記事”也開始使用現代漢語，慢慢和古代文學脫離了關系。這時候連實用性的理由也變得不能服人了。再后來“人格教育”“美育”等教育思想興起，由于古代文學被視為舊思想的載體，這些任務自然又落在了白話新文學上了。概言之，中國文學自癸卯學制以來，固然得以被專門列為一門學科，但是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由于長期受制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化思想，教育的審美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一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內容和方式的根本變革

培養寫作者是傳統文學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說訓練的內容除了閱讀，還有實踐性創作。授受的雙方一般都參與文學的創作，所以文學是動態的，作品是不斷累積的，既包括過去的文學，也包括現在的文學。癸卯學制中雖然有寫作一項，但是已經不再那么強調了。大學堂的課上也不進行傳統的詩賦訓練，中小學堂更是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定。1905年為保證學堂的發展而廢除科舉制后，以文言文或古白話為創作語言的傳統寫作方式失去地位，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逐漸被現代白話文寫作取代。這意味著，古代文學教育不再是從古至今的文學教育，而是“古代的文學”的教育。“現代文學教育”“當代文學教育”等也先后從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成為與古代文學教育并立的門類。古代文學教育的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培養寫作者已不再是主要目的，培養學術研究者以及提升普通接受者的文學素養成為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一來，授受雙方往往缺乏相關的寫作經驗，并且隨著古今語言文字的演變，普通民眾與古代文學作品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嚴重。因此，古代文學研究和教育也面臨脫離現實需求、成為少數研究者群體內部的話語游戲的危險。

從內容看，古代文學教育也有重大變化。癸卯學制中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稱“務當于有關今日實用之文學加意考求”，對“歷代文章流別”指出以仿照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講義授課。1904年，時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習的林傳甲，將為授課需要而編寫的講義以“中國文學史”為題刊行，這是“第一本中國文學史”。林傳甲在卷首題記中表示“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又說“查《大學堂章程》中國文學專門科目所列研究文學眾義，大端畢備，即取以為講義目次”?？梢姡藭粍t受國外文學史編寫的啟發，二則忠實貫徹了癸卯學制的要求。林著文學史分16篇，目次與癸卯學制的“研究文學之要義”的前16條完全一致。此后出現的一系列文學史教材，大抵也都是基于高等學府中的教學需要而編寫。這意味著從傳統的文學選本到系統的文學史著作，教材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以前強調實踐的教學方法不同，新的教學方法似乎更側重知識的系統傳授，這也適合現代學校的課堂教學。雖然初等和高等教育不以系統的文學史為授課內容，而是選擇“雅正鏗鏘”“有益風化”的詩歌等。但是，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堂教學方法“以講解為最要”，特別提出對記性太差無法背誦的學生，“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又規定中小學堂讀古詩歌“遇閑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這實際上也就規定了課堂教學以講解為主的方式，明顯不同于傳統官學和書院“執經叩問”的發問答疑式、私塾的誦讀玩味式、家庭教育的互相啟發式這些非系統性的教學方式。

三、癸卯學制對古代文學教育的影響

(一)古代文學教育的西化與現代性問題

癸卯學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中體西用色彩，是中國儒家思想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結合體。這一學制是學習日本的結果。日本學習西學大有成就，其文化又與中國接近，加上路途不遠，往來相對容易，所以考察日本成為當時的潮流。張百熙擬定壬寅學制前曾派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前往日本考察，張之洞也在1901年12月派羅振玉等人去日本考察。這些人的調查訪問及對日本學制相關資料的編譯，為后來癸卯學制的擬定打下了基礎。日本學習西方思想的同時能保存自己的思想傳統，這一點正符合中體西用的觀念，是理想的學習對象。學習的結果是癸卯學制以儒家思想為不可變的根本，其中又特別重視宋儒理學。另外，只設外國文學，不設外國哲學。王國維1906年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中對此提出批評:“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彼鲝垙恼軐W意義上而非僅從道德倫理方面研究理學，指出哲學、美學與文學的關聯，并且主張開設印度哲學和西洋哲學課程。癸卯學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對自己本民族文化作何處理的問題。無疑，制定者對于西方思想帶有某種疑慮，竭力維護傳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但是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利用西方的思想否定自我的傳統，近現代文化史上的這一出戲已經拉開序幕。對于中西文化的爭辯及文化認同的問題，余英時在《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中指出，現代西方已經成為“普遍的現代性”的象征，于是現代化往往也就意味著西化。在古代文學教育中，采用的教材、使用的研究理論，乃至教學方法都曾有過西化的傾向。

時至今日，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如何做到既吸納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又不失落本民族文化傳統，仍舊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與中西學術思想沖突問題同時浮現的還有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思想沖突的問題，只不過在癸卯學制頒布之時，還沒有發展到后來尖銳對立的程度。所以這一學制規定僅限于“習通行之官話”，練習寫作時“愿習散體、駢體，可聽其自便”，不過“不宜太數”，詩賦“聽學者自為之，學堂勿庸課習”。當然，這里的寫作指的是文言文寫作。后來，隨著白話文運動興起，中國文學科目中，文言文和現代文的沖突日益激烈。以1906年籌建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即后來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為例，一開始的中國文學課是按照癸卯學制的要求。1915年，校長經亨頤實行改革，推行白話文教育，編寫國文課本，收入大量時文，以白話文承載現代社會倫理與經世致用之說，以貫徹他的“人格教育”理論。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文學教育的內部，現在我們稱之為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兩部分力量的消長，以及古代文學教育內部，傳統思維和現代思維之間的沖突，也一直都存在。

(二)古代文學教育的均衡發展問題

傳統的文學教育中，資源的配置相對均衡。特別是科舉制度完善以后，從蒙學到太學，講授的內容是相通的。鄉村的社學、義學、私塾起著輔助各級官學的作用。在士大夫家庭內部互相切磋的文學活動中，文學的審美教育得以進行。像《紅樓夢》中所寫的結詩社的情形，以及香菱學詩的經歷，是有現實基礎的。這樣，各個層次的文學教育形成穩定的結構，締造了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學教育傳統。癸卯學制的頒布以及繼而廢科舉的舉措，打破了這種相對均衡的狀態。首先，新式學堂雖然大量涌現，但是這些新式學堂往往在都市，加上學費昂貴，鄉村的大批寒門弟子實際上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文學教育在鄉村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斷層，詩書傳家的家庭教育傳統，以及苦讀詩書博取功名的文學教育模式，都在新的歷史時期難以為繼。其次，癸卯學制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中的“中國文學”一科的教學，有較明確的分工規定。這開啟了后世語言、文學分科的論爭，也開啟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癸卯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教授科目有8種，第三種為“中國文字”。“中國文字”一科的“教育要義”是識字以利于讀書，能夠用“俗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能夠寫“日用簡短書信”，其最終指向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而高等小學堂的“中國文學”一科內容是“讀古文，使以俗話翻文話”“習楷書”“習官話”。對照可知，這其實是“中國文字”科的延續。中學堂雖也有講授“文章流別、文風盛衰之要略”的要求，但僅僅是出于作文的需要，重點還在于識字、寫字等語言文字的訓練。從癸卯學制對中小學堂“中國文學”的學科描述來看，顯然是側重語言知識。

這樣一來，語文就變成了實用的工具，其人文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對大學的古代文學教育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大學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學的分學科教學，使兩者各司其責。實際上中學也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20世紀50年代，關于語言與文學關系的討論成為語文教育的熱點問題。討論的結果是模仿蘇聯教育，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1956年4月2日，教育部發出通知，將中學、中等師范學校的語文分漢語、文學兩科教學，于1957年秋季統一實施。然而僅僅半年后，1958年3月，中央宣傳部宣布取消分科教學，將漢語、文學合并，成為語文科。這樣一來，語文就必須要面臨語言與文學兩方面的問題。語言教學側重于工具性，文學教學側重于人文性。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學語文教學界進行了激烈的人文性與工具性之爭，其開端其實在于癸卯學制最初的分工，是50年代分科討論的進一步深化。這一論爭的結果是，教育部于2001年出版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延續了這一說法。對比1986年版《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中“語文是從事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的說法，“人文性”顯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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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告中，實證法是比較常見的一種方法，是通過事物的真實表現傳達產品信息或賣點，以此來引起受眾注意和興趣，進而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的一種方法。換言之，實證法是廣告及其他促銷活動中比較直觀并具有立竿見影效果的一種方法。實證法主要有三種：文字寫實、產品展示、現場表演。其中，后兩種是現代廣告中用得比較多也比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潔精、洗手液、洗發水、沐浴露等產品廣告便多用此法。“楊志賣刀”是《水滸傳》中的一個經典段子，不管真實與否，這個橋段在今天看來依然屬于實證廣告的典型案例。“楊志來到京城混江湖，沒想很快就把盤纏用光了，為了糊口，只好賣隨身攜帶的祖傳寶刀。起初，楊志只是將寶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再加上楊志本是軍官出身，不善吆喝，結果“立了兩個時辰，并無一個人問”，這充分說明產品再好也需要宣傳，如果他能像賣膏藥的打虎將李忠一樣，先舞刀弄槍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個時辰，早被圍得里三層外三層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過，扯過寶刀問他賣多少錢，楊志才算有了一個產品推銷的機會。接下來楊志的產品展示和現場表演頗有可圈可點之處。他先通過回復牛二的詢價不露痕跡地帶出了寶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說明這把寶刀是有歷史的，并明確給刀定了位“寶刀”，然后給出了符合產品定位的價格“三千貫”。接著，當牛二對寶刀的價格提出“我到橋下的白鐵店三百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的質疑時，楊志先是回應“灑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然后隆重推出產品的USP：“第一件砍銅剁鐵，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獨特的銷售主張”，它是廣告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美國營銷大師羅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紀50年代首創。瑞夫斯認為USP必須具備三個要點：一是利益承諾，即強調你的產品有哪些具體的功效以及這些功效能給消費者提供哪些實際利益，換句話說，就是顧客買了你的產品能得到什么好處；二是獨特，這是競爭對手無法提出或沒有提出的，也就是說，你的產品要具備跟同類競爭對手有別的地方；三是強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農夫果園，喝前搖一搖”“農夫山泉有點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異化戰略，極大提高了產品的美譽度。楊志把寶刀的每一個賣點都一一演示給牛二看，親證了寶刀的賣點不虛。最后牛二被殺，而寶刀滴血不沾，楊志通過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他的刀確實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賣三千貫，就是因為此刀擁有這三個與眾不同的賣點，可謂把“USP”的三個要點演繹得淋漓盡致。

二、“伯樂相馬”與名人廣告

名人廣告是現代廣告中常見的一種方式。請名人代言廣告有諸多好處，一來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必在某個領域有過人之處或對社會有突出貢獻，請名人做廣告容易獲得受眾信任；二來名人都有專屬于自己的粉絲，而粉絲會自覺不自覺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個產品，那么粉絲也有可能因為偶像的推薦而使用該產品，從而極大地促進產品銷售。其實名人代言廣告古已有之，如“伯樂相馬”。據《戰國策•燕二》記載：“人有賣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市，人莫與言。愿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同一匹馬，在市場上呆了三天無人問津，但請來伯樂到市場上看了兩眼后，這匹馬不僅當天就賣出去了，而且價格漲了十倍，效果可謂立竿見影，這充分說明了千里馬還需伯樂識的道理，這就是名人代言廣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與廣告語

廣告語又稱廣告口號、廣告標語，是廣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舉足輕重的一句話。好的廣告語能夠樹立產品和品牌的鮮明形象，讓人印象深刻，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廣告語一舉成名的品牌數不勝數，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讓人認識并記住了好迪洗發水，“農夫山泉有點甜”讓人記住了農夫山泉，“鉆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讓人記住了戴比爾斯（DeBeers）。一般來說，好的廣告語應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則，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簡潔甜美；二是與眾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滸傳》中，就有一句絕妙的廣告語，即“武松打虎”一節中的“三碗不過崗”。武松到景陽崗本意并不是為了打虎，而是尋找他的兄長武大郎，然而當他來到景陽崗下，看到了一個店家的廣告“三碗不過崗”，正是在這句話的刺激下，武松連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為一段廣為流傳的歷史佳話。且不論這段歷史真實與否，單論“三碗不過崗”這句話，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廣告語。其精彩之處有三：一是目標受眾定位準確，景陽崗地處荒郊野嶺，經過的鮮有文人雅士，販夫走卒居多，這句話沒有故作風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貼合目標受眾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發受眾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說喝了三碗酒就過不了景陽崗，我偏喝給你看，結果他連喝了十八碗酒，說明這種反向訴求很好地促進了銷售；三是夠短，好的廣告語無需贅言，五個字足矣。

四、酒旗與路牌廣告

路牌廣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學中對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細草岸西東，酒旗搖水風”，杜牧《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劉禹錫《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墻堤上樓”，張籍《江南行》“長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懸江口”，韋應物《酒肆行》“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彩幟邀上客”等，不勝枚舉。顯然，酒旗給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眾多文人墨客的青睞?？梢姡破煸诋敃r已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廣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稱商業性和藝術性完美結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僅酒旗廣告上的裝飾手法已很豐富，而且還有很多畫家也以酒旗入畫，如《清明上河圖》，橋頭就有一間酒樓，上懸五條幅旗，上書“新酒”。再后來，酒旗甚至已不再僅僅是酒樓本身的一種標志廣告，還變成了一種廣告媒體。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廣告，如明代正德年間朝廷開設的酒館，酒旗上題有名家墨寶：“本店發賣四時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當時宮廷御釀；有的酒旗則標明經營方式，如《歧路燈》里的開封“西蓬壺館”木牌坊上就書寫著“包辦酒席”；更多的酒旗則極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內酒旗飛”的酒旗上就書寫著“開壇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樣。今天，酒旗已演變成琳瑯滿目的路牌廣告、旗幟廣告、燈箱廣告、圍墻廣告等，形式更加多樣化，內容也更豐富。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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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中國古典文學桃花意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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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淺談對薛寶釵的性格分析

一、處事淡然，做事無情

比如金釧兒的死：

王夫人為頭等大丫頭金釧兒的死有些心疼，寶釵知道后就趕過來進行了一番巧妙的勸慰。王夫人說：金釧把我的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她幾下，攆了她出去，原想過幾天就叫她上來，誰知她氣性這么大，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聽后很會說話，她知道王夫人經常吃齋、信佛，勸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么想。據我看來，她并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她下去玩，或是在井跟前憨玩，失了腳掉下去的，豈有這樣大氣的理?？v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涂人，也不為可惜?！蓖醴蛉藝@道，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要老念念于此。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了主仆之情了。”她切實安慰了姨媽，讓王夫人不但不用不安，而且還認為自己是慈善的。但金釧兒的死，在寶釵眼里，如同一縷青煙一樣輕飄，多給幾兩發送銀子就足夠了，可見她的無情。

二、穩重平和，恭順體諒

1、賈母讓寶釵點戲

賈母讓寶釵點戲，問她愛吃什么。書中寫道：“寶釵深知年邁之人，喜歡熱鬧戲，愛吃甜爛食物，于是照說了，賈母果然更加喜歡?！弊屗c一出戲，她點的是《西游記》，后來又讓她點，她又點了《魯智深醉鬧五臺山》。惹得從不忍心讓女孩子生氣的寶玉直抱怨：“你只好點這些熱鬧戲。”寶釵不但懂得揣摩老太太的心理，她也有辦法讓寶玉也喜歡這戲。她說，你要說這出戲熱鬧，那你就是不知戲了。這出戲的節奏韻律都是好的，里面的一首《寄生草》辭藻極妙。寶玉就央求：好姐姐，念給我聽聽。寶釵念道：“慢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睂氂衤犃耍缓迷~。

2、史湘云海棠詩社做東

史湘云快人快語，性情豪爽。在三十七回，湘云偶然興起，說要做東邀一起海棠詩社。她就沒有想自己從小沒有了父母，在家只能聽叔叔嬸子的，花錢做不得主。

寶釵就跟她商量說：“單請做詩的姐妹，別人看著不太好。雖然只是個玩意兒，也要瞻前顧后，又要自己方便，又要不得罪了人，方大家有趣。在家你又做不得主，又要你嬸子抱怨你了。依我的主意，我們當鋪里有個伙計，她們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兒送了些來。這里從老太太起，連園子里的人，多半都是愛吃螃蟹的，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通一請，等她們散了，咱們再作詩。我再要幾簍極大的螃蟹，取幾壇好酒，擺幾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睂氣O又怕傷她自尊，又說：“你可別多心想著是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好叫她們辦去?！毕嬖谱允切姆诜?，感動不已。

三、圓滑隱忍，深明大義

1、行酒令時黛玉的詩句

在四十回大家團團圍坐行酒令時要求說一句詩和一句現成話，黛玉說了兩句話：良辰美景奈何天，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這兩句是出自西廂記和牡丹亭，在那個對女子限制繁多的時代，大家閨秀不能看這個，更不能當眾說出來。別人對黛玉的話都沒有在意，而寶釵是很在意了。寶釵當時的反應是，扭頭看了黛玉一眼，沒言語，但記在心里。就她們兩個的時候，寶釵玩笑似地說：你跪下，我要審你。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里都說的是什么！看黛玉蒙了，沒有了平時的伶俐尖刻，寶釵就拉她坐下，款款給她講大道理：我們女孩子啊，不要看那些雜七雜八的書，亂了心性。如果真是這樣，就不如不識字的好。既然識了字，該看正經書?？葱╇s書，亂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女孩子的正經事還是針線紡織，這才是正理。黛玉感動寶釵沒有當眾揭穿她，給她難看。

2、對薛蟠和趙姨娘的周到

寶釵對自己的哥哥也不護短，而是深明大義。薛蟠被柳湘蓮打了以后，薛姨媽著急地要下人們找柳湘蓮報復，寶釵就說：他們喝酒，酒后翻臉是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無法無天，也是人所共知。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眾，顯得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說得薛姨媽消了火氣。寶釵對人見人煩的趙姨娘也是禮節有加。寶釵的哥哥薛蟠從南方帶來很多的土特產，分派送人的時候，寶釵并沒有忘記給趙姨娘準備一份。這個從沒有被別人正眼看過的人心里就念叨開了：還是人家寶姑娘會做人，即展樣，又大方，要是林姑娘，連正眼都不會看我們。

寶釵性格溫柔大方，周到得體，柔韌而有彈性。她進退有據、剛柔有度、行止得體，是溫良恭讓的典范。

參考文獻

1、曹雪芹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篇(6)

1.在教學內容方面:

實行學分制后，在開設多門專業選修課的同時，各門專業必修課的學時被大量壓縮，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自然也因時而變，由之前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結構體系，但這一體系仍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此前中國古代文學并未分別開設文學史與作品選這兩門課程，而只開設了中國文學史一門課程，故此“重史(文學史)輕文(文學作品)”的情況一直存在，這一問題在學時被壓縮后便日益凸顯出來，任課教師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文學史梳理清晰已屬不易，根本無法分配更多課時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來必然會導致一些經典文學作品與學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學主體方面:

對于高校擴招所帶來的生源質量逐年下滑的現實，相信所有高校教師都有切身體會，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學生帶著“不想學”或“不會學”的心理或習慣步入大學校門，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學這門對基礎素質要求比較高的課程的教學難度。加之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預科生，這些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是以蒙授教育為主，現代漢語基礎薄弱，更不必談古代漢語，這種語言困難勢必會影響到對古代文學教學內容的理解與吸收，必然會形成教師教學難、學生學習難的局面，因此，這一問題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3.在教學方法方面:

古代文學課程時間跨度大，囊括了從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與教學內容繁鉅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教學方法的單一化，“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本教案”的陳舊教學方法延續至今，老師上課講教案，學生埋頭記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令學生感到枯燥無聊的同時，也無法促進教師知識的更新與拓展，如此往復，只會將原本內涵豐富的古代文學硬生生簡化成學生成績單上的一個學分，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教學效果可言。在學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課時，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調整單一的授課方式，調動學生的主動性，是每一位有責任心的教師都必須要認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構想與實踐

1.調整優化教學內容:

在整體學時壓縮、開設多門選修課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學的課程分段進行了微調，將之前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為一段，但這一結構體系并未有針對性地考慮到我校古代文學所開設的選修課的具體情況，從而造成有的分段學時充裕而有的則捉襟見肘，貧富不均。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依據所開設選修課的內容重新進行更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兩漢開設的選修課有五門，包括“《詩經》品讀”、“《論語》導讀”、“老莊研究”、“《左傳》研究”、“《史記》研究”，那么在必修課的教學過程中相關的重復部分則簡略概括，如此先秦、兩漢這兩段所用學時均會大大減少，就可以考慮將二者合并在一個學期。宋代文學所開設的選修課有五門之多，因此這段所需學時也會縮減。元明清這段教學內容最多，但開設的選修課卻只有三門，而元代文學又是我校古代文學碩士點重點建設的內容，故此建議將元代與學時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決學時少內容多的矛盾。不僅如此，在每一段的實際教學過程中，還必須注意文學史與作品的比例設置，適當增加對作品的賞析而減少對文學史的梳理，因為文學史發展脈絡學生通過閱讀教材即可掌握，但對作品的理解賞析卻需要教師的悉心引導，一直以來的“重史輕文”的教學傾向必須加以調整，否則在課時大量壓縮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現學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尷尬局面。

2.采用多種教學方法:

篇(7)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應該對“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句話很熟悉，對于孔子這句話的理解可以分為幾個層面來分析和理解，首先，溫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過去的政治、歷史、文化知識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講就是指現代社會中所存在的實際問題，孔子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想讓他的學生不僅要掌握過去的文化知識，更要了解當時社會的文化知識，這種文化要求來自各個方面?？鬃釉凇都臼稀分羞€提到了九思?？鬃釉唬骸熬佑芯潘迹阂曀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君子有九種考慮:看的時候,考慮看明白了沒有;聽的時候，考慮聽更清楚了沒有;臉上的顏色,考慮溫和么;容貌態度,考慮莊矜么;說得言語,考慮忠誠老實么;對待工作考慮嚴肅認真么;遇到疑問;考慮怎樣向大家請教;將發怒了,考慮有什么后果;看見可得的,考慮我是否應該得到。孔子主張他的學生們要善于創新。創新就是做別人所沒有做的，想別人所沒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謙虛地說自己無所作為，但實際上他對我國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他編寫的《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樂經》和《春秋》，都是非常寶貴的著作，為我國的古代文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學而優則仕

孔子一直認為學習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這種觀點也在《子路》中這樣寫道：“一言可以興邦?！彼凇蛾栘洝分羞@樣寫道“：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這句話也就是說言為心聲，知言才能知人心。這些都充分地說出了學習的重要性，孔子編制的六經適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經中他教人們去學習，教人們如何能夠更好地去發現與思考，教導人們要學會孝順父母，善于觀察周圍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領悟其中的真理。為當時的朝廷培養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對于孔子的培養目標，我認為可以分為三點來進行闡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導言語上的溫文爾雅

孔子的這種觀點在《左傳》中也進行了特別概括“：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边@句話的意思是，言語如果沒有文采，那么它就流傳不遠。這也就充分表明講話要有所講究，要講究方法。他還曾在《顏淵》中這樣說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⒈A，猶犬羊之鞟?！边@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文采和內容同樣重要，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紋和色彩之后的毛，這兩類皮革的價值就發生了變化。這些語句都證明了一點，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們在說話的時候要講究方法，講究文雅。在《論語》的書中充分地體現出了孔子與弟子們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表現為各種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態也表現得極為生動形象，也正說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講話的時候要講究藝術、發揮文采。

（二）孔子倡導誠信

在《憲問》一書中，孔子曾這樣說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睆倪@句話中也充分地說出了言和德之間的重要關系?？鬃右簧恢痹诔珜А叭省薄ⅰ岸Y”，這也是孔子一直以來的主張和他所倡導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論語》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處，從這些數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對“仁”極其重視。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達到的目標，即“仁”，要讓更多的人去體會到“仁”的來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導德才兼備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笔强鬃拥赖陆逃枷胫械囊痪涿浴Ｒ馑际钦f,“憤”則啟,“悱”則發。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薄皢ⅰ?謂之開意“;發”,未達其辭?？鬃釉凇蹲訌垺分羞@樣說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庇捎诳鬃右恍南胍獜恼运痛罅Τ珜牡茏觽冊趯W成之后要從政。這句話也就是說，做了官的人，除了盡力干好本職的工作外，還須不斷地學習，沒有做官的人，首先要進行學習，在取得了優秀的成績之后再做官。這句話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導的學習和仕途是分不開的思想。

三、孔子倡導循循善誘

孔子是我國最具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過程中要善于利用每個人的優勢和劣勢，再去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從循循善誘這種觀點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對不同情況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書中這樣說：“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边@句話是說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給他講授高深的知識；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難于理解的知識傳授給他。

（二）興趣先行

孔子在《為政》一書中曾這樣說過“：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边@句話也充分講述了他培養的學生所具備的素質。我們可以從這句話中感受到，孔子強調學生必須有遠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边@句話的大概意思是說：知道的人趕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趕不上樂于實行的人?？鬃油ㄟ^對他的弟子們灌輸這樣的思想，促進他的學生們能夠真正意義上地樹立人生的遠大目標，努力培養自己學習知識的強烈興趣，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投身社會實踐活動中去。

（三）多聽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