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法律系畢業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946年生，沈陽市人。現為武漢大學法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湖北省檢察院咨詢專家。

“如果說在做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能先請您談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報考法律系的呢？

吳振興（以下簡稱“吳”）：我從小就對法律感興趣，可能是受到小說和電影的影響，覺得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讓人非常羨慕，想得很單純。我報考大學的時候要填五個志愿，我的前四個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學法律系。

記：當時的法律系開過哪些課呢？

吳: 入學以后到以前，大約九個月吧，我學過兩門專業課，上學期的專業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當時國家與法是合在一起的，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學與法理學。“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就確定了畢業論文的題目，――“法律的工具性問題”，而且我還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對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問，覺得法律的確有工具性，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除了專業課以外，上學期還開設了外語和政治兩門課。下學期的專業課叫“法律制度史”，同時繼續學外語。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語課還沒結束的時候，開始了。開始后，我利用業余時間，看了一些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積累了一些基礎知識。1969年下半年，我開始實習。那個時候的公檢法工作基本停滯，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隊去實習。在政法大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聯合辦案。研究案件主要憑經驗，不談什么構成要件，當然法律根據之類更是無從談起。后來我又到長春市汽車廠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實習過。前前后后實習了一年時間。

記：當時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嗎？

吳：是日語，當時我們班學習日語的同學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記：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學讀研究生，當時您已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臺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讀研究生的？

吳：就個人來講，我還是有點名利思想的，認為在廣播電臺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在省電臺的十年中，我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有提高，而且通過組織法律講座、編輯法律講座稿件，在法學基礎理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彌補。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這十年中我自采自編的稿件較多，凡有采訪任務，我從來不用下面的通訊員，從調查、提綱到寫作，均自力而為，從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鍛煉。如果說我搞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是吉林大學第一屆刑法學碩士研究生嗎？

吳：是的，吉林大學從1980年開始招收刑法學的碩士研究生，我是何鵬老師的開門弟子。當時之所以選擇刑法學專業，主要是出于幾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我的外語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考國際法專業。除了國際法以外，憲法學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但我對憲法學沒興趣，覺得憲法沒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很膚淺。但刑法作為實體法，與現實生活和法律事務聯系比較緊密，這也是確實的。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刑法學專業的粗淺想法。

記：當時您研究生畢業后就留校了嗎？

吳：其實畢業的時候我很想到實務部門鍛煉一下，但法學院堅決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學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鵬老師學習外國刑法，吉林大學的刑法學是靠研究外國刑法起家的，準確地說，是靠研究大陸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鵬老師外語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學第一次組團去日本訪問，隨行的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還趕不上何老師，有時候還需要何老師充當翻譯。由于何老師的日語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書就像看中文書一樣，給我們講起外國刑法來就非常方便。

那時候，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法簡論》，這是國內關于外國刑法的第一本書。上課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老師叫賴宇，就我們兩個人聽課。聽完課以后進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國刑法簡論》。此外，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事法選論》。再有，在何老師和甘雨沛老師合作撰寫的《外國刑法學》中，我還協助何老師撰寫了分則部分；還以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了《現代日本刑法專題研究》。

記：能不能談一談你碩士生期間的學習情況？

吳:1980年入學后，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從客觀上看，當時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譯作）還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頒布，我們有了高銘暄、馬克昌等前輩一起編輯的刑法學教材，還有一些老一輩學者和少數年輕學者撰寫的文章，他們為我國刑法學的繁榮拉開了序幕。雖然我是法律系畢業的本科生，但實際上在校期間并未系統地學過刑法理論。于是我開始不折不扣地勤奮刻苦學習，如饑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電臺分配的住宅，只一間房，不到20平方米。當時孩子小，我又抽煙，都是自己卷的煙，因為工資低，買不起煙卷。看書寫作時煙抽得多，孩子挨嗆，得了急性氣管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條線，在室外支個燈（這種三條腿的桌子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就是有一條腿是活動的，拉出來可以將桌面支起來，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種）。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叫《教唆犯的概念與特征研究》，這篇論文是從我的關于教唆犯的書稿中抽出來的，這本書稿在我提交畢業論文時就已經完成了，有十四五萬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現在看，這本書在有些方面研究得還不夠深入，但當時確屬為數不多的刑法專著。

記：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罪數形態論》，現在看來，書中的一些內容還需要補充，我也想在武漢大學期間進一步完善這本書。但當時對這本書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評委是高銘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鵬、高格五位老師。在這次答辯會上，評委們的提問讓我汗流浹背，而我在重要場合下一般不會流汗。這些評委都非常認真，問了我33個問題，使得答辯足足花了半天時間。同時，這次答辯對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幫助很大。評委們對我這篇論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至少有這么一句話：“為建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做出了貢獻。”我這篇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

“法律實踐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課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不僅要有法律功底，沒有法律功底就無法進行研究，而且還要有研究能力。”

記：能不能請您談一下法學重建過程中您的主要貢獻呢？

吳：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我曾參與過發表修改意見，另一個是《論教唆犯》中的一些觀點直到現在也能夠站得住腳。比如在教唆犯的種類中，我提出了蓋然性教唆和半蓋然性教唆，國內學界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最近由我組織的“四方談”（全稱為“刑事疑案四方談”，包括法院、檢察院、律師、學界）中，我又將半蓋然性教唆劃分為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雙向半蓋然性教唆，將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分為性質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對象半蓋然性教唆，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我覺得，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就便于把有些問題厘清。此外，我還提出了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這也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李光燦老師在《論共犯》一書中提到共犯過限問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也提到共犯過限問題，但都只是簡單地提到而已。在這一基礎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共犯過限存在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的問題。關于重合性過限，我還提出所謂的正重合性過限和逆重合性過限，國內學界對此并無反對意見，但也沒有更多的贊同意見。

再一個就是關于罪數形態的理論。國內的一些教材對罪數類型的觀點并不一致，當時大體上維持了高銘喧老師和羅平老師提出的“一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處理上為一罪”的分類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類法”，根據“三三分類法”，一罪的類型應該分為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我的“三三分類法”是第一步為基礎步驟，即把典型的一罪、純粹的一罪與典型的數罪、純粹的數罪分開，將純粹的數罪放在一邊，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間步驟，即把一罪類型中屬于一行為的類型和數行為的類型分開，將一行為的類型統稱為本來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驟，即把本來的數罪劃分為法定的一罪與處斷的一罪。這樣一來，根據“三三分類法”，我就把罪數形態的類型分為了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三類。在很多的罪數個體形態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比如說牽連犯和吸收犯的界定問題，這是很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提出了同質吸收，我認為在牽連犯和吸收犯之間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說入室盜竊，我們可以說它是吸收犯，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牽連犯。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種手段行為，盜竊是一種目的行為，發生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二者互相牽連的手段牽連類型的牽連犯。在這種情況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點，也符合牽連犯的特點。我認為，如果數行為屬于異質性罪名，一律按照牽連犯處理。比方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國刑法典》在入室盜竊上就規定了單獨的罪名，我國刑法將入室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犯處理。換句話說，入室與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觀點，異質性犯罪應該作為牽連犯處理。

在牽連犯和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我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一重重處斷，就是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為什么要按照一個重罪來從重處罰呢？因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競合犯至少是一個半罪，如果從一重處斷，就等于按照一個重罪處罰，還有半個罪沒有考慮，這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我認為應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

此外，我的一個貢獻是在國內引發了關于犯罪形態研究的熱風，我正在組織編寫“犯罪形態研究叢書”，該叢書由檢察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八本書，但要實現出版五十本書的目標，恐怕很難。為組織編寫該叢書，我們還專門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張明楷和陳興良也都參加了，他們也是這個系列的副主編。

記：您到武漢大學后，在學術發展上有什么打算？

吳：我到武漢大學后，首先是協助馬克昌老師組織撰寫與其主編的《犯罪通論》、《刑罰通論》配套的《罪刑各論――百罪通論》。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論”，是考慮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400多個，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則著述。這部“百罪通論”只限于常見罪、多發罪和個別的新罪，共計108個，計劃搞150萬字。這樣可以將這本書寫得深入一點。

另外，就是參與了馬克昌老師主編的《大陸法系刑法總論》的編撰，承擔了違法性論一章的寫作任務。自以為寫得還不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克昌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下，與莫洪憲老師正在組織撰寫《共同犯罪研究系列叢書》，計劃搞24本，每本20萬字左右。因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學者稱為 “絕望的一章”，理論和實務中的疑難問題都很多。如果目標能夠實現，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萬字，應當會對刑法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

篇(2)

很欣慰我有這個機會在這里和你們進行一次談話.大家晚上好。這次“民法分則”期末考試，全班14名考生只有4名及格，另外2名55分以上的跟平時成績綜合后勉強及格，總評成績不及格的高達8人，超過50%。對于這一結果我和不及格的同學同樣難過，因為這無異于宣布我本學期的教學工作不合格。為此我要向你們道歉。我覺得光道歉還不夠，我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受聘的是教學六級崗，每月除了一千多元的基本工資外只有1000元的津貼，比我擔任圖書管理員的同期收入每月少1200元，比我這個資歷的人可能申請的教學三、四級崗那就少得更多了。我決定今年再申請教學六級崗一年，通過承受遠遠大于你們的經濟損失來稍微平復一下你們因為考試不及格而遭受的痛苦。如果再一次出現這樣的考試結果，我將開除自己的教職。當你們平靜下來不再因為不及格而痛恨我的時候，我希望我們雙方都能夠從這次不及格中吸取教訓。版權所有

我想要繼續說的是,從這次考試的答卷中不難發現，你們對于那些需要自己歸納而不能在教材的某個地方找到現存答案的試題回答得雖然不好，但對于教材里有現存答案的基礎知識回答得更差。顯然你們大多數同學沒有按我的要求在聽課前預習，部分同學甚至在考試前沒看過教材，僅僅憑著上課的時候聽得似懂非懂而且已經遺忘了不少的那點東西就來應考了。我不知道是否你們真的感覺那樣考試就完全可以高枕無憂了.老實說我的閱卷并不很嚴格，不但預先制定的標準答案上沒有的內容你們回答得有理的酌情給了分，而且你們普遍存在的詞不達意和病句現象我并沒有扣分。你們的年齡大多在24歲左右，到了這個年齡還只有這點學習自覺性，這確實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或許，你們自己也從沒想過吧?你們真的覺得心安嗎?

反思造成你們那么多人考試不及格的原因，我覺得我也是有很大責任的。我并沒有因為不務正業而影響備課，我這學期一直在看跟授課內容有關的書，我也曾試圖改變教學方式，從前半學期的演講式到后半學期的座談式，你們應該能感受到兩者的區別。但是我高估了你們的自學能力和學習自覺性。因為這種高估，我在教學過程中比較注重前沿問題而對基礎知識重視不夠。因為這種高估，我對你們看書的情況沒有專門進行檢查、監督。因為這種高估，我在命題的時候沒有考慮到你們法學基礎不如法律本科生這一情況適當降低難度。我想這些都是造成你們那么多人不及格的原因。尤其應當檢討的是，我布置的作業選物權、債權、繼承部分題目的同學都有，其中選物權、債權部分題目的早該交了，可是你們拖延不交，一直拖到第18周結課時，害我來不及細看，更無法因此而在教學上做出相應的調整。我雖然中間有兩次提到你們作業寫好了的請交給我看，但沒有采取任何有力的督促措施。究其原因，一則是因為你們年齡那么大了我不愿意對你們說威脅性的話，二來可能是因為如今學年論文、畢業論文水平的普遍下降使我對看學生的作業有了心理恐懼。

篇(3)

關鍵詞：專門院校；專業法學人才；課程設置；課程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1）03-0066-02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的法學專業設置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專門的政法類大學，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二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三是以專門院校里的法學院系，如吉林大學法學院、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等。通常政法類院校是以培養法律應用型人才為特色的，綜合性大學以培養理論型人才為特色，而專門類院校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應該與其他院校有所區別，體現自身的特色，即要培養出專門、專業法律人才。本文僅就專門院校專業法學本科課程改革談本人之粗淺看法。

一、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課程改革的意義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高等學校要辦出特色，要提高教育質量。高等學校要有特色、高水平，這不僅是國家發展的要求，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高校自身的選擇。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法律人才為數眾多，但高層次、高素質、專門法律人才短缺卻尤為嚴重，培養法學專才已成為大勢所趨。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如下：

（一）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要求“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到2020年，高等教育結構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鮮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整體水平全面提升……。”《綱要》還要求：“……著力培養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要培養高素質法學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專門院校專業法學本科課程改革是當務之需。

（二）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是合理配置法學教育資源。據不完全統計，全國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已有650余所設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專業。《2009年北京市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北京市2008屆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失業或離職量最多的10個專業，占本科失業量的44.0%。失業或離職者最多的5大專業依次是：法學、工商管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英語、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其中2008屆法學類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79%，遠低于當年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88%)。專門院校法學專業如果不根據現實的需要、改革課程設置，只能造成法學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加劇法學專業大學生就業負擔。

（三）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改革是市場經濟的需求。筆者由于職業的關系每年都能接觸到來自專門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感觸頗深：建筑大學法學專業的學生分不清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醫科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不懂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財經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竟搞不清中國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區別……可想而知專門院校法學教育的失敗。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現象也比較突出：稅收案件中法官、律師不懂增值稅發票；建筑糾紛中法官、律師不懂建筑主體結構、承重結構；醫療糾紛中法官、律師不懂醫療常識……社會急需專門、專業化的法律人才。而專門院校對專業法律人才的培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專門院校的法學專業要揚長避短，走專門化特色化的法律專才培養模式，改革現有課程設置。只有這樣專門院校的法律專業才有生存的空間與市場的需求，滿足市場經濟對法學專業大學生的需求。

二、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一）法學本科課程設置不合理。專門院校法學本科課程設置應當考慮到社會對專門、專業法學人才的實際需求。不少專門院校的法學課程開設沒有專業特點，基本上是人家開什么可我們就開什么課程。沒有對專門院校的法學課程的開設進行可行性分析，致使已開設的課程比較混亂，沒有做到與法學專業的融合與銜接。以財經院校法學專業為例，法學專業的課程設置基本上照搬、照操政法類、綜合類大學的法學課程體系，其結果，專門院校培養的學生法學不僅基本功底不及其他政法類及綜合大學，專門、專業法學知識也沒有凸顯出來。一方面，造成了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困難，另一方面社會對專業法學人才的需求也沒有得到滿足。

（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所占學分或課時的比重明顯偏輕。要做到專門院校法學專門化，專業基礎課程的開設尤為重要。以財經院校為例，要打造特色財經法學人才，財經類基礎課程應該納入學科基礎課程當中。比如，財經院校應當把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管理學、財政學等學科納入學科基礎必修課程范圍之內。設想在沒有開設金融學、會計學、稅收學等學科基礎課程或在所開課程學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給學生開設金融法、會計法、稅法等課程，只能使學生掌握的法律規范與經濟學理論相脫節。

（三）專門院校專業法學課程嚴重缺失。專門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將本專業的法學課程作為開課的重點，開全專業法學課程。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可能凸顯專業特長，又可使法學專業符合本專門院校的特點，滿足于本專業的法律需求。但在實際上，各專門院校對本行業的法律課程重視不夠。以財經院校為例，目前財經院校中，體現財經法學特色的財經類課程的設置比較混亂，沒有一個科學的、統一的財經類法學課程類別劃分。各院校雖都開設財經類法學課程，但課程類別各不相同，有的為必修課、有的為選修或任意選修課，還有的為必修與選修相結合。同時財經類課程在教學時間的安排上隨意性較大，財經類核心法學課程開設時間較晚，大部分學校在第三學期才開始安排此類課程。財經類課程沒有結合相應的法學課程開設。

三、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改革對策

（一）準確定位本專門院校的專業法學本科人才培養目標

專業人才的培養需專門院校應該在辦學過程中準確定位，一是學校類型定位。學校要根據區域、行業的需求，選準自己的定位。二是辦學層次定位。如財經院校法學專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常熱門，許多高校都爭辦這個專業，競爭非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保持特色和優勢，就要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強。三是在辦學規模上要考慮把資源集中到學生培養、提高質量上。學科建設始終是學校的龍頭，學校如何保持優勢的特色學科，是學校特色非常重要的內容。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注意在經濟、管理的學科交叉中尋找特色，凸顯優勢。

（二）優化課程結構，強化法學專業特點

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類院校應該根據各自的人才培養目標，適當調整適合本校的必修課、限選課和任選課的比例，使課程結構既科學、合理、相對穩定，又具有一定的彈性。因此，應細化大專業下的小專業，體現財經特色的課程設置，重新整合專業方向課，以突出財經類法學的優勢。將限制性選修課作為專業方向課的學校，應增加其總的學分和學時，在總量上提升財經類法學專業方向課的比重。

（三）合理設置課程體系及開課時間

為了培養法律專才，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應當有別于專門法律院校。筆者認為，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可分為通識課程、法學基礎課程、法學專業課程三大模塊，這三大模塊中又按照重要程度分成選修課、必修課等，開課的次序、時間應當本著先一般通識課、后法學基礎課、最后到專業法學課程這樣的程序進行。具體對策如下：

1.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是指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不分院校、專業，所有高校必須開設的課程。比如，思想道德修養、軍事理論、體育、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中國近代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外語、計算機等。對法學專業而言，為了給后續的法學教學打下基礎，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法制史、也應當列入通識課程范疇。專業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將這些通識課程劃分為通識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思想道德修養、軍事理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中國近代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都可作為學生的通識選修課；而法學基礎理論、外語等則應作為通識必修課。同時對通識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必須規定必修的學分。除外語、計算機課可在以后學期根據需要繼續開設外，其他全部通識課程均應當在大學一年級修完。

2.法學學科基礎課

專業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科基礎課除了要開設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14科核心課程外，還應開設司法文書、外國法制史、律師法、法官與檢察官法等課程。這些法學學科基礎課也可以分成必修課和選修課。可將法學專業的14科核心課程作為必修課，其他課程作為選修課，同時對必修課和選修課必須規定必修的學分。全部法學基礎課程應當在大二全學年修完。

3.專業法學課程

如果說專業院校中通識課程和法學學科基礎課程設置沒有差異的，那專業法學課程將是打造法學專才的核心與關鍵。各專門院校完全可以根據市場經濟對本行業、部門法學人才的需要，設置法學專業專門化的課程體系。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開設并強化財經特色，以經濟生活中主要法律規范作為課程開設的重點。可將經濟法律規范劃分為經濟組織法、宏觀調控法、市場秩序法、經濟管理法、社會保障法等。作為經濟組織法內容包括公司法、各種企業法等。作為宏觀調控法，包括財政預算法、稅法、價格法、金融法等。作為市場秩序法主要包括產品質量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等，作為經濟管理法包括會計法、合同法等。作為社會保障法包括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每一部分又可根據本院校的實際情況再做細分。比如，金融法，內容可含銀行法、票據與結算法、擔保法、保險法等。這些課程也可分為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這些課程授課時間應當安排在大三及大四第一學期。其他院校可以結合本專業法學的實際需要選課、開課。

當然，專門院校要培養出專業法學人才，對策及措施還有很多，比如，論文寫作和實習環節。論文寫作應要求寫本專門院校相關行業法律論文，醫學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畢業論文就可以圍繞醫療法，而建筑大學的法學專業則可以建筑法為方面來確定選題撰寫論文。畢業實習也應當有針對性的到醫療、建筑公司等單位實習……這樣就能比較好的將所學專業與實踐有機、有效的結合起來。

市場經濟的發展需不僅要一批具有一定法律理念、精通和熟悉市場經濟法律專業知識的復合型法律人才，更需要既通曉本行業、專業知識又懂法律的法律專才。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可利用自身的學科優勢定位法學人才的培養目標，而目標的實現重在課程設置的改革。

參考文獻

[1]蔣悟真，張西道.財經院校法學本科課程設置及改革研究――以江西財經大學為例[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3）

篇(4)

高中會考之后，亞歷山大?勒克爾發現，“沒有大學文憑就難有所作為。”于是，他開始尋找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首先找到霍恩海姆大學，可得到的印象并不好，“理論性太強，太脫離實際，沒有出頭的日子。”大學給他的總體感覺是排他性和沒有人情味。而埃斯林根高等職業學院則給他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學院的口碑不錯，和經濟界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有著家庭般的氛圍。”勒克爾最后還是選擇了埃斯林根高等職業學院。

如今，7個學期過后，即將成為經濟師的勒克爾依認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高等職業學院無可挑剔，簡直是太棒了。”28歲的他將在2003年上半年參加結業考試。

在德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高中會考之后，像勒克爾一樣選擇高等職業學院，而不是選擇普通大學。教學大綱簡單明了，小班上課討論，學生和教授有直接的接觸，教學重視密切聯系實際，學生畢業后有較好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德國高等職業學院所具備的優勢。曾幾何時，德國的高等職業學院一直被當作是與進行學歷教育的普通大學不可同日而語的兩極，被看成是培養不入流的人才的地方。而如今，它卻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成功的教育模式，也招致了那些人滿為患的普通大學的嫉妒。

德國高等職業教育學院始建于教育需求膨脹的1969年，當時只有3所學院，分別位于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弗倫斯堡、基爾和盧卑克。如今，德國共有高等職業學院156所，教授13236名，德國大學生總人數190萬人中的451600名學生在此學習。德國的16個聯邦州擁有高等職業學院最多的巴登―符騰堡，有31所，最少的是不萊梅和漢堡，只有2所。在當今德國，半數以上的工程師和三分之一的經濟學家畢業于高等職業學院。

教育理論家約爾根?米特爾斯特拉斯積極呼吁，要將“高等職業學院提升為正規的大學”，并要“擴大其規模，以減輕普通大學的壓力”。德國科學委員會長期以來也一直在做著相同的努力。他們認為，高等職業學院學生的比例應該達到大學生總數的60%。目前，按高等職業學院學生占大學生總人數的比例來看，比例最高的前3名是薩克森―安哈特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茵州和勃蘭登堡州，分別達到38.5%、38%和32%，比例最低的3個州是北萊茵―威斯特法倫、柏林和薩爾，分別為19%、16%和不足15%。

德國普通大學的培養目標依然是要為科學研究提供后繼人才。可實際上大部分學生上大學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在經濟社會中有所建樹的資本，而并非是要獲得諾貝爾獎。長期以來，高等職業學院培養的是工程師、企業家和社會教育工作者。那么高等職業學院為什么不能增加新的科目，培養其他專業的人才，比如律師、教師、藥劑師、牙醫？這些專業的實踐性非常強，與畢業后的職業聯系非常緊密。

答案非常簡單：普通大學和職業協會不愿將自己的傳統領域拱手相讓。普通大學的教授們為的是他們的收入和聲望，而學生們則是為日后的社會地位考慮。比如經濟法是界于企業管理和法律之間的一個專業，已經有20多所高等職業學院開設了這一專業。雖然高等職業學院這一專業的畢業生深得企業的青睞，但德國律師協會的代表和著名的法學教授卻總是試圖將他們貶作“法律問題的小辦事員”。但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法官們找工作卻比他們難得多。

在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情形下，許多高中畢業生應該已經注意到，選擇深造的學校一定要考慮到經濟社會的要求。在埃斯林根高等職業學院，不管是學生還是教師都認為，高校從中型和大型企業聘請兼職教員是一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當然，高等職業學院的畢業生當上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高級領導也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這對高等職業學院畢業生的就業也有極大的幫助。如埃斯林根高等職業學院21歲的女學生米莉安?格夫勒雷爾，剛剛走入高等職業學院大門，系主任就把她介紹給博世公司（Bosch）的代表。所以比起在大學學習的朋友們來說，兩年后找工作對她而言一定要容易得多。現在，她得到博世公司的一筆獎學金，并在公司里有了一位輔導教師，師徒差不多每個月要見一次面。她也可能在公司設在斯圖加特的工廠進行一個學期的實習，并與公司合作撰寫她的畢業論文。“考試后，工作是一定會有的，” 米莉安輕松地說。當然有可能是留在博世公司工作。

對戴姆勒-克萊斯勒而言，高等職業學院的學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負責研究和技術的董事克勞斯-迪特爾?弗林格說。“在畢業生正式來公司工作之前，公司通過實習就已經了解他們了。”他本人就曾是一位熟練的機械制造工人。高等職業學院的畢業生往往不需要太長時間的適應期，而且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安排他們的工作可以少走彎路。所以錄用高等職業學院的畢業生對公司來講是合算的。“高等職業學院畢業證和普通大學畢業證有同等的升遷機會，”他說。就連他的上司，公司的大老板約爾根?施倫普也是高等職業學院畢業。

在德國國家職員體系中，等級制度非常嚴格。一般來講只有普通大學畢業生才能獲得較高的職位。對于高等職業學院的畢業生來講，這意味著他們每月的薪金要比普通大學畢業生少幾百歐元。到目前為止，一切試圖改變這種不合理狀況的努力全部都失敗了。各州內政部長的理由大體相同：資金短缺。

對高等職業學院不利的另一種情況是，要想在畢業后攻讀博士學位，就只能到普通大學去申請。為此高等職業學院的學生要補很多課程。有時每周要上30-40節課。

高等職業學院師生有著自己的自信心。高等職業學院的招生數量限制要嚴于普通大學。普通大學的輟學率為30%，而高等職業學院只有20%。

高等職業學院是“土老冒”的說法也已經基本過時了。在埃斯林根高等職業學院，機械制造專業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學習期間有去國外深造的機會。對于所有的學生來講，英語是必修課。而職業學院自己的語言學院不僅開設了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而且還有漢語和日語。2002年，該學院還有3個研究生專業招收用英語上課的外國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