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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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理論 動因 優勢

近年來，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29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計的資產，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定量寬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執行增大了我國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壓力，將美元計資產置換為中國經濟發展急需的初級資源成為中國外匯投資的占優策略，這一目標需要由企業海外投資實現。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一批金融企業在支持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國家開發銀行，近年來認真貫徹國家“走出去”戰略，并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新要求，不斷創新金融對外投資與合作的方式，在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的支持下，成功運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項目，簽訂了數十項金融合作協議和融資協議，支持中資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探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優勢，為思考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約翰?鄧寧在總結傳統理論的基礎上，于 1977年發表了《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與多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集大成者。該理論將出口、對外技術轉讓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被認為是當代最完備、解釋力最強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論的核心是：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必須擁有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將所有權優勢定義為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而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所有權優勢主要包括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和金融優勢等。這實際上是海默等人所稱壟斷優勢的另一種提法。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對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從而可以比非股權式的轉讓帶給無形資產所有者更多的潛在利益。跨國公司的內部化優勢就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運用內部交換機制替代外部市場交易，以克服市場失效的能力。區位優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區位優勢和間接區位優勢。直接區位優勢指東道國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間接區位優勢指由于投資國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大小不僅決定著一國企業是否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和投資地區的選擇，還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部門結構。鄧寧認為，如果企業僅擁有一定的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進行對外技術轉讓；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則選擇出口貿易是較好的方式；如果企業同時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參與國際經濟的最好形式。

該理論是根據西方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來說對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于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規模、技術、產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優勢，如果向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是具備相當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的，近年來對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直接投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證明。在某些高科技行業中中國企業也具有世界領先水平，中國企業的許多工業產品在發達國家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也完全可以到發達國家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比如華為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于全球15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運營商50強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寧針對國際投資折中理論缺乏動態分析的嚴重缺陷，寫下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提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直接投資地位關系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對本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的實現以及本國區位優勢的狀況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從而決定該國直接投資的地位和狀態。

以人均GDP為例，鄧寧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分為四個階段，并指出在不同階段直接投資的流入狀況：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由于缺乏所有權優勢，因而沒有經濟實力向國外輸出直接投資，由于本國投資環境太差，國外也只有少量資金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明顯增加，外資大量流入，但由于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對外資本輸出仍然有限；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其發展速度有可能超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但凈對外投資仍為負值；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為發達國家，他們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和經濟實力，凈對外投資呈正數增長。總之，對外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進行動態演進的。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對外投資，緣于它們自身不斷增長的所有權優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差異取決于各自擁有的不同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影響各國在投資發展周期中所處階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內資源稟賦的結構、對外開放的程度、國內市場的大小、國家的經濟制度、政府對吸引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的政策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所擁有的不同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不同國家吸引外資和引進外資的不同產業結構，并最終決定了各國在某一時點在投資發展周期上所處的不同階段。 我國目前已達到第四個階段，基本具備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外部條件，這預示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黃金時期即將到來。

三、小規模技術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

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出版了其專著《第三世界跨國公司》，用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進行了解釋。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在于其特殊的技術優勢，這種技術優勢正來源于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市場環境，威爾斯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一是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這種小規模生產技術適合小批量生產，來源于實際生產工藝的某些局部改進，或者是引進國外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后逐漸加以改造，使之適宜于小規模生產。二是勞動力密集的生產工藝，并傾向于使用當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開發費用低，廣告費用低，實行“低價格”戰略。四是由于與本地市場聯系緊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跨國公司適應性非常強。

拉奧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提出了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適應小規模市場、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等，但這種技術卻包含著獨特的創新活動。他從以下幾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如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第一，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的。不同的環境下要素的價格及供給條件都有極大差異，對技術的適應性改造是一種創新活動，而不只是單純的模仿。第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自身的經濟條件和市場需求。各地的消費者對產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業對技術加以改造，使產品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這種技術創新就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第三，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適應性技術在當地市場比原有技術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第四，在市場較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消費者的品味差別大時，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開發出與發達國家技術先進企業不同的產品，仍然可以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國家之間在民族、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別，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上述幾種優勢可能得到加強。

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表明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不是直接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個“相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而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

四、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這些國家的企業按優勢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難以符合跨國經營條件的。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企業為了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不得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尋求和發展自身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支持和鼓勵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活動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對外直接投資不僅使投資者保持著資本的所有權，從而取得由收益率差異引起的資本收入，更重要的還在于使投資者保持著對資本運行和使用的控制權，從而獲得遠比貨幣收益更廣泛的綜合效益。這在投資者是國有企業從而國家和企業利益有著更緊密聯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對外直接投資給國家帶來的利益是綜合性的，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源轉移效果。投資國通過對外進行直接投資，不但可直接從國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資源供給，間接地享受東道國當地資源供給和基礎服務，還能吸取和傳輸國外先進技術成果和管理知識，這也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鼓勵和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最基本的動因之一。第二，產業結構調整效果。對于大多數投資國，一般向東道國進行“一攬子”要素轉移的，也主要是國內較為成熟、產品供給相對富余甚至飽和的產業部門。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進行跨國界的轉移，則既保證了現有資產的應有價值，又起到了調整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的作用。第三，國際收支效果。除了麥克杜格爾模型所顯示的直接國際收支影響外，跨國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國際收支還產生若干間接影響。這些影響可概括為：直接創收外匯利潤；帶動和擴大產品出口，間接增加國家外匯收入；帶動和擴大勞務出口，增加和擴大非貿易外匯收入；境外企業進行反向投資以及聯系介紹外商對投資國投資，增加國家的收入。第四，市場競爭效應。跨國經營企業的不斷增多，規模的不斷擴大，會對國內原有的競爭趨勢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一些率先跨國發展的企業，將會因為在國外取得了新的市場空間，或者取得了穩定的資源供給或新的技術信息，而大大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使自己的競爭地位發生躍升，從而使國內競爭對手感受到新的壓力。這將迫使國內競爭者或者采取跨國發展的行為，或者改進經營，加強研究與開發，提高產品質量，在國內市場應付挑戰。顯然，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對投資國競爭水平的提高、經濟活力的增強發生積極作用。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對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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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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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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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歐貿易摩擦解決機制研究 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浙江省外貿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中國企業國際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的動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區利用外資效果評價和實證比較 中美紡織品服裝貿易摩擦的原因及對策研究 外資在華并購動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險在中國的發展應用分析 中美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分析 TCL 跨國并購的問題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外商投資現狀比較研究 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及競爭力:入世前后的比較分析 壟斷、安全威脅與反壟斷控制--外資并購中的問題和對策 中美產業內貿易發展現狀和前景分析 國際服務貿易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江浙滬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比較研究－以通信計算機及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 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與管理模式研究 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風險因素分析 江浙滬 FDI 技術溢出效應比較分析 中日企業國際化模式的比較分析 外資并購中資銀行的影響及對策 外資在華并購績效分析 FDI 對我國通訊產業的壟斷分析 浙江化工產品的出口現狀和對策分析 外資在華并購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外資并購中反壟斷問題的經濟分析 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障礙分析:農產品貿易視角 歐盟 RoHS 對浙江省機電產業出口的影響分析 寧波服裝出口的品牌戰略:合創品牌研究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分析 長三角地區紡織品出口市場秩序研究 日本企業投資中國的區位選擇研究 溫州鞋業出口現狀及對策分析

    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招商引資的戰略思考 我國物流業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入世后我國國際貿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對策分析 淺析進口配額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綠色貿易壁壘對佛山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研究 我國加工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與解決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影響及對策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與對策研究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與技術創新問題研究 引進外國智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研究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壟斷行業監管機制問題研究 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及路徑 當前我國外貿發展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發展 惠州對外貿易企業的變遷 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逆差：現狀、成因和對策 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轉基因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與啟示 中泰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和競爭性研究 中國農業開放模式的選擇研究 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選擇與完善研究 從輪胎特保案看我國的反傾銷 金融危機下廣東的雙轉移戰略 金融危機下貿易保護的新特點 廣東企業走出去研究 廣東外資的可持續利用研究 金融危機下廣東某產業發展對策探析 港口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國際多式聯運問題研究 港口發展中的問題研究（具體哪個港可以自己定）

    中國第三方物流中的問題研究 中國集裝箱運輸中的問題研究 提單的風險及防范研究 貿易救濟制度研究 對國際貿易原理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 電子商務環境下新型國際貿易交易結構的確定 歐盟優惠性原產地規則調整與中國出口戰略應對 我國紡織品出口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 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以美國對中國輸美紡織品設限為例 后配額時代我國紡織品出口面臨的難題及對策 國際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趨勢與促進肉類產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或某省市）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的技術提升研究 引進外資對我國出口的影響或作用研究 FDI 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企業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對外貿易推動廣東產業結構升級研究 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及其在我國的應用研究 國際商品流動與要素流動關系研究 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主創新與增進我國出口商品比較利益研究 論技術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推動 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地位、利弊或轉型升級研究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 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影響的研究 國際勞工標準對我國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研究 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的影響研究 標準化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效用研究 國際貿易中的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貿易相關問題研究 我國發展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戰略研究 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 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與我國商品出品對策

    國際勞工標準下我國政府、企業對策 我國紡織業出品競爭力問題和對策研究 我國紡織業的貿易格局與市場策略 綠色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分析 世界 FTAS 發展態勢與中國策略分析 我國紡織業出口競爭秩序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 行業協會在規范出口競爭秩序中的作用探討 加入 WTO 后我國民族產業的保護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選擇——以惠州經濟為例 古典比較利益論與中國制造業結構調整的思考 FDI 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貿易的影響看我國開展海外投資 海外投資與出口貿易的相互關系 中國經濟反壟斷立法的探索 廣東區域聚集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及風險研究 論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 歐元匯率變動對惠州制鞋行業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在機理及未來演變研究 中國國有經濟角色演進的反思與前瞻 我國產業結構調查研究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及解決思路 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 廣告語言與消費心理研究 民營企業融資渠道拓展研究 淺論我國民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 中小企業文化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 論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和對策

    中小企業品牌經營誤區及創名牌戰略研究 顧客忠誠研究述評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 淺析房地產市場營銷策略 客戶關系管理的探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運營模式 金融危機下的消費思考——中、美消費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基于顧客關系投資的個性化價格促銷 中小企業出口及其社會責任研究 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策略研究 廣東農產品出口跨越貿易壁壘的對策研究 中小企業出口低價競銷的原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惠東鞋業出口的現狀、困境及對策分析 對外貿易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惠州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全球知識網絡與跨國公司 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的機制和對策 國際金融危機的跨國傳播機制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對廣東經濟的影響研究 知識的國際傳播機制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雙邊 FTA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對進出口的影響 FDI 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 廣東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我國國際貿易波動的影響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傾銷問題 反傾銷背后的國家利益博弈 我國對外貿易戰略調整的原因及障礙分析 綠色國際貿易與綠色國際貿易壁壘 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如何跨越綠色貿易壁壘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稅政策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國際市場水果檢疫準入與促進我國水果出口的對策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競爭法、產業法與反傾銷法的沖突與協調 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與政策變化 市場營銷視野下的大學生自主擇業策略分析 對中小企業國際市場營銷方式的分析 論國際市場營銷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礙和避免政治風險 國外消費者對“中國制造”的感知與評價及對中國企業的啟示與建議

    開題報告舉例 一、 選題意義 1、 理論意義 2、 現實意義 二、 論文綜述 1、 理論的 淵源及演進過程 2、 國外有關研究的綜述 3、 國內研究的綜述 4、 本人對 以上綜述的評價 三、論文提綱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結論 四、論文寫作進度安排 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提綱 一、 開題報告封面：論文題目、系別、專業、年級、姓名、導師 二、目的意義和國內外研 究概況 三、論文的理論依據、研究方法、研究內容 四、研究條件和可能存在的問 題 五、預期的結果 六、進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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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回顧 啟示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興起和發展

1、威爾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規模技術理論”

1983年，威爾斯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來源進行了系統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前景。其主要觀點有以下三個方面。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來源。威爾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在比本國更不發達的國家進行投資的時候具有獨特的優勢。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制成品市場規模比較小，如果本地企業從發達國家進口技術，可能會導致企業規模過大而與當地市場規模不匹配。在產品市場比較小的情況下，使用的技術也應該適合于小規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潤，而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技術就符合這一要求。另外，發展中國家在國外投資的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一方面是本地企業，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本地企業想要模仿投資國的技術，可能要支付比較高昂的成本，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愿意將資源浪費在小規模生產和小規模市場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就具備了技術上的優勢。

競爭優勢還體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因為惡劣的國際收支狀況會限制進口而鼓勵本國企業制造，因而進一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為了夸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首先會選擇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脅時才會考慮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通過對外的投資活動保護產品的國外市場、尋求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廉價的原材料。另外，因為投資國與東道國比較接近的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環境，使產品和技術更容易被接受與認可。

（3）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前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相比，具備的競爭優勢比較小，從而容易失敗，一旦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優勢被取代就很難尋求其他的優勢來源。但是，只要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繼續保持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優勢與經驗，這些具備新的競爭優勢的企業會不斷涌現，對原有的企業進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繼續受到威脅，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使優勢內部化也會促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不斷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2、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果不只是簡單的模仿技術，而是能夠根據自身實際對外國技術做出大規模的調整，這種技術地方化的過程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具有競爭優勢。他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發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來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術和知識；和同類型國家產品市場的相似性；小規模技術效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研發的產品與跨國公司的產品的差異化。

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外國技術的消化、改進、創新，使其更適應當地生產的需要，在這一創新過程中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促進了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3、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

由坎特威爾（J.A.Cantwell，1991）和托蘭惕諾（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理論，也被稱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該理論重點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遷和技術積累進行考察，并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能力的積累，向周邊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成功的投資，并最終升級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托蘭惕諾分析了發展中國家FDI的地理擴散的規律，認為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向臨近國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聯系的國家投資；第二步，開始向非臨近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投資形式為比較簡單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第三步，在最高級的產業階段，跨國企業將自身優勢運用于復雜、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開始向距離遙遠的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投資。

4、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了“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認為從國家層面來講，發展中國家FDI會經過4個連續的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為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本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小澤輝智強調發展中國家的FDI結構升級應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把國家的工業化戰略與開展對外投資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他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與對外投資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展會改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推動企業的跨國增長，海外經營也會反過來提升產業競爭力，讓相關企業成長為國際領先的優勢企業。

5、Uppsala國際化模型是基于約翰遜（Johanson J.）、保羅（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國際化演進模型

Uppsala國際化模型將國際化過程分為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依次代表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沒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過獨立的代表處或人有規律地出口；企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銷售子公司；企業在海外建立生產實體。Uppsala模型對于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而言，其借鑒意義在于該理論強調了對外直接投資之前通過進出口貿易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對企業積累最為關鍵的海外市場的知識、銷售技巧至關重要。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評述

1、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從自身角度探尋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原因、發展規律等，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1）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按照傳統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企業在資金、技術和管理上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因此其大部分企業并沒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視角，客觀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具備的競爭優勢，擁有的技術和其他要素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沒有絕對優勢，但是對于一些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本國低的國家，這種并不先進的技術卻具有絕對優勢。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時候，如果選擇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或較低的國家，他的技術相對于大型跨國公司更容易被當地市場接受，遇到的競爭者也會比較少，那么就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的學習，創新與轉化，鍛造并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指出了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因為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擁有的是比較優勢，所以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步驟和路徑也與發達國家不同。美國的跨國公司是在完全擁有壟斷優勢之后才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而發展中國家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還是利用現有的條件開展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該緊密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發展狀況，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競爭優勢的增強，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并利用海外投資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主要路徑之一。

（3）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間的關系。傳統的國家貿易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當商品出口遇到困難的時候，企業才會利用內部化的優勢降低成本，擴大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則從貿易和投資之間的關系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定的互補關系：通過開展對外投資，將本國所具備的技術優勢轉移到其他國家，并且進一步的普及和推廣，可以促進東道國的潛在比較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和提升；通過投資擴大比較成本差異，對貿易又形成了新的推進作用。相關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如何協調貿易與投資，“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關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2、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

（1）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來源論述片面。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把對于比本國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先進的技術作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這顯得比較單一和片面。雖然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術都不具備競爭優勢。以目前的發展形勢看，有一些發展中國家掌握的核心技術完全可以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技術地方化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優勢的來源歸結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的模仿與改進，忽略了發展中國家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區位僅限定在比本國經濟水平的低的國家。按照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只可能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本國的欠發達國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比較接近的國家進行投資。近年來，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并非發展中國家，并且，這些企業當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業。原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跨國企業的最高發展階段才會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理論，就很難全面解釋這種現象。

（3）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很難解釋。對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而言，解釋中小企業在FDI中獲得的高收益始終是一大難點。對現實經濟的經驗現象與經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矛盾，中小企業的高效率在過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規模經濟既不能解釋各類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也不能解釋結果。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企業個體層面的擴張，但宏觀層面的經濟增長不能被廠商規模經濟解釋。

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1、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注重培養競爭優勢

中國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必須注重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首先，要利用和發揮比較優勢，先從具備優勢的行業和產業開始發展，在發展中注重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同時把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有效的結合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技術的升級。其次，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的發展水平，反過來促進國內比較優勢的提升。另外，優勢的獲得除了企業本身，還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2、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以我國目前的技術，資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業都不具備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的實力。現階段就應該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對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周邊國家和其他欠發達國家展開投資。這種模式風險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為繼續擴大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促進我國跨國公司的成長打下基礎。

3、注意協調對外投資和貿易的關系

對外投資和貿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不是替代而是互補關系，是可以互相促進的。我國當前外貿出口受到國家經濟的波動與國內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很多企業面臨危機，甚至倒閉。在解決這一問題時，可以有效利用相關的理論作為指導，從而促進投資和貿易的共同發展。對于遇到出口問題的企業，除了技術改造和政策扶持，還可以根據其技術與市場狀況開展一部分產業轉移，通過合理的參與國際分工為本國創造新的國際貿易機會，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產業結構進行有效優化與提升，使得外貿中的比較優勢就進一步增強。

4、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快產業升級

我國目前的主導產業是制造業，而我國的制造業主要集中于低技術，低附加值的消費制造業，產業結構比較低。現階段我國要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重要途徑就是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將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規模的向周邊國家進行轉移，一方面緩解在國內遇到的發展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內的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的產業優勢。

除了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技術與資金密集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也是必要的。在投資過程中加快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消化與吸收的能力，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的促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 郁曉耕、魏浩：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J]．經濟經緯，2006（5）.

[2] 高世楫：技術和組織創新與新經濟――從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經濟范式看新經濟[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3）.

篇(5)

【關鍵詞】匯率 FDI 并購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我們使用1997-2007年匯率，FDI的數據以及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的數據，并且以中國企業對外并購為研究點，通過匯率的波動以及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數量之間的關系來探究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程度。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文獻綜述

1.交易成本理論

Meyer（2000）分析了跨國公司投資中東歐國家時的所有權控制制度及進入方式的選擇，認為不穩定不完善的制度會增加交易成本，從而影響跨國公司在新興市場中進入方式的選擇。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認為多元化的跨國公司比起綠地投資來更傾向于跨國并購。

2.企業并購理論對跨國并購影響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認為當東道國股市低迷、公司價值可能被低估時，外國投資者會傾向于采用并購進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認為當外幣升值、實際購買力超過名義價值時，外國投資者通過并購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獲得價值低估的資產，實現低成本擴張。

（二）國內文獻綜述

程新章、胡峰（2003）從博弈論角度闡述了新建投資和跨國并購之間的利潤差別，發現 FDI 進入方式的選擇非線性地受到市場競爭程度的影響。

二、模型設立

之前有許多文章研究價值對并購業務的影響，但是我們用匯率作為解釋變量，在以我國為并購方的條件下，我們需要對匯率的影響因素做一個限定，我們把X定義為貨幣存量，用它來代表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政策的執行也會對外匯市場產生影響。我們的目的就是預測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因此我們會說明通過解釋匯率的內生性來量化從匯率到并購可能性的觸發效應。

我們參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關于公司貼現價值與并購可能性的模型基礎上進行討論。匯率對于并購的可能性是外生變量，我們首先用一個潛在的“匯率”exchange rate來說明

在基準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為：

我們可以把匯率的影響因素定義為兩部分。Z1變量包括能影響匯率與并購可能性的共同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國際資本流動，因為資本的內流與外流會影響匯率的波動，而且資本的流動包含了對FDI的效應。Z2變量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能夠影響匯率及股價的波動。

三、數據以及變量的說明

（一）數據描述

我們的數據來源于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數據年份從1990年到2008年。國家統計局2000-2010年間的貨幣總量，人民幣匯率與FDI數據資料。我們的匯率包含了有東道國人民幣的匯率以及與我國對外并購業務目標國的匯率數據，這些數據是從2000-2010年每一年的貨幣匯率的年平均價。因此我們只計算東道國以及目標國貨幣匯率的平均波動率。同時匯率對FDI也有影響。我們通過2000-2010年間貨幣總量的變化來估測貨幣政策的導向，因為貨幣容量會對貨幣的比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二）FDI數據

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中，我們排除了綠地投資，外國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從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貸款，我們只包含跨國并購業務數據。使用FDI的數據進行并購業務進行分析更加合適。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對FDI進行了探討，并且對金融危機期間，大量的外國資本購買亞洲的公司做了詳細的陳述。本論文從匯率的角度出發，通過影響匯率的因素，并且探討匯率對于FDI的影響程度，從而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的影響的重要性。

（三）變量的描述

1. Z1變量

我們知道人民幣資產的需求量取決于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因此我們用Z2來代表人民幣資產的相對回報率。如果其他因素不變，考察在給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會增加或是減少人民幣相對于國外資產的預期回報率。

國內利率iD假定人民幣資產的利率為iD，假定即期匯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變，如果人民幣資產的國內利率iD上升，人民幣資產相對于國外資產的回報率上升，因此人們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對應于每一匯率水平的人民幣資產需求量增加，因此圖中需求曲線從R1F到R2F。

R2F與RD的交點2處實現了新的均衡，均衡匯率從E1變為E2，國內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動需求曲線R向右位移，導致本幣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就會下降，需求曲線向左位移，匯率下跌。國內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動需求曲線D向左位移，導致本幣貶值（E）

2.X變量

X代表貨幣存量。

貨幣供給的增肌會導致本國物價水平升高，進而降低了未來的預期匯率。此外，貨幣供給增加會降低本國的利率水平。人民幣預期升值率和國內利率的下降會減少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推動需求曲線從R2F到R1F。

四、實證分析

（一）中國跨國企業對外并購現狀分析

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年均保持在22億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過40億美元（分別是40億和43億美元）。自2005年后開始快速擴張，2005～2008年流量分別為122.7、211.6、265.1和521.5億美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走勢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國企業對外跨國并購額年均只有5.43億美元。中國入世以后，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進程明顯加快，2002～2008期間年均并購額高達70.17億美元。其中，2006年高達156.84億美元，2008年并購額達到187.26億美元。

（二）匯率對于跨國并購業務的理論作用

相對價值的增加，通過股票價值的增加或是貨幣升值，都能夠反映實際財富的增加，都能增強公司進行融資并購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幣資產的相對預期回報率的增加會帶來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的升值同時又能夠引起東道國與目標國相對價值的變化，從而反映并購方的財富增加，最終能夠激勵公司的并購決策。

（三）匯率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

以人民幣為例，從2005-2010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2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5.55倍。從2000-2005年間，人民幣累計升值1.01%，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增長12.76倍。隨著人民幣升值的加快，對外直接投資也呈現快速的增長。

（四）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推動作用明顯

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跨國并購是企業走出去的兩個重要方式，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為企業積累運營經驗，熟悉當地的經濟法律、社會和文化環境，為跨國并購打下堅實基礎。從2000-2008年間，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我們國家的對外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增長的態勢，對外直接投資同對外跨國并購呈現出正相關的特征。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國企業 FDI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驗證了假設。技術優勢比公司國際化程度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的影響程度高。同時，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對母國企業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有正向影響，即，東道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水平越高，母國企業越傾向于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

（六）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對并購業務的影響

1.股票市場狀況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兩個國家的股票市場的表現差異越大，則股市回報率相對高國家會成為東道國，東道國的公司會成為母公司。

2.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

當資本賬戶的限制存在時，公司的股東并不能在目標國直接投資。因此一國資本市場的狀況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對外投資方式的選擇又會影響并購業務的發生。

五、結論

本論文通過數據與理論的結合分析了匯率對跨國公司并購業務的影響。通過模型設立變量與匯率及并購的關系，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傳導機制。我們雖然得出匯率對并購業務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缺少對于這種影響機制的實證檢驗。但是傳統的文章并沒有研究匯率對于并購業務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會進一步把我們的分析擴展到對于觸發機制的公司級決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變量。本篇中我們提出了新的觀點。這對于跨國公司在采取并購決策時會起到幫助。

參考文獻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2]胡峰，余曉東.跨國并購和新設投資的比較[J].財經研究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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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影響機制；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1JJD790024）。

作者簡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經濟學研究；宋 平(1987-)，女，山東濟寧人，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關注和爭論的問題。國際直接投資包括外國直接投資（inward 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兩個方面， 分別涉及外資的流入與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大大滯后于引進外資的步伐，規模也相對較小。但是，近年來，在“走出去”戰略的引導下，在綜合國力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人民幣升值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獲得了迅速發展，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達到68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這一背景下，研究不斷發展擴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具有怎樣的影響、二者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關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對我國對外開放與經貿政策的制定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間的關系，在要素稟賦理論模型框架下證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與此相反，Kojima（1978）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從理論上分析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不存在確定的結論，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與理論研究相類似，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也沒有統一的結論。國外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關系的實證文獻大多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其中又以美國和日本居多。從研究結論看，主要有3類：一類支持替代關系，一類支持互補關系，還有一類認為結果不確定，但以驗證互補效應的居多。在國內的實證研究方面，蔡銳等（2004）基于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運用零回歸方法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進口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作用不大，與出口的關系則不顯著；中國對非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進口沒有顯著影響，對出口則有一定影響。張如慶（2005）綜合運用協整理論、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認為我國進口和出口分別與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指出二者為互補關系，雖然后者認為這一作用的程度極小。項本武（2009）運用面板協整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驗證了我國長期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但二者對短期的效應持不同觀點。

綜上所述，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并且結論并不一致。筆者就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對中國的情況加以實證研究。在實證方法上，國內學者大多使用時間序列或截面數據，利用傳統的引力模型以及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而筆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國對105個國家（地區）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面板數據，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

圖1~圖3歸納了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出口增加的途徑。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產建設時，一般需要從母公司購買資本設備、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國外子公司經營過程中，可能在較長時期內從母國進口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從而對出口形成持續性的帶動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裝配行業這一效應更為明顯。實際上，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可能對出口形成促進作用：以擴大和開辟海外市場、以為出口服務為目的的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在世界其他國家（地區）設立貿易服務機構，構筑國際市場營銷網絡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開采所需設備和相關產品的出口，并且隨著母國進口開采出的資源，該國此類資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得反向技術溢出效應，提高母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出口競爭力。

圖1 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促進效應

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既有促進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無論是為規避貿易壁壘或將國內生產能力過剩、市場相對飽和的產業轉移到國外而進行的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還是為降低生產與運輸成本進行效率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后，在東道國生產的產品將直接在當地銷售或轉銷到其他國家，從而替代母國同類產品的出口。其次，東道國企業利用技術擴散與模仿大量生產該產品，替代進口甚至進行出口，進一步減少了母國的出口。此外，國外分支機構在東道國的當地采購也會替代母國中間產品的出口。

圖2 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替代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的影響

與出口的情況相類似，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規模的影響也有兩方面：在進口促進作用方面，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以開發國外資源、保證母國供給為目的，會增加母國資源類產品的進口；效率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后，有可能將東道國生產的產品返銷回母國以滿足國內需求；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開發和生產出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品后，可能通過公司內貿易等形式銷售給母國。在進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業認為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購買原材料進行生產比進口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這種投資就會減少母國原材料的進口；如果企業通過技術導向型投資代替通過高技術產品進口來獲取技術，就有可能減少母國部分高技術產品的進口。

圖3 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口促進與替代效應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直觀分析

基于上述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可以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加以直觀分析。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改革開放以后，早期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外貿服務，勞務工程承包也是當時的主營項目。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國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國企以獲取能源和資源為目的進行對外投資，投資目的比較單純，經營方式相對簡單。2000年以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復雜的經營方式開始出現。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資源導向型”、“效率導向型”等投資動機都存在，但仍以市場尋求型投資動機為主。從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分布看，行業多元而聚集度較高，截至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包括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和制造業，這6個行業占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8.3%。④

由于在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為商品貿易提供便利的服務類投資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的投資超過50%，可以預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應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此外，采礦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占有較大份額，2010年末采礦業的投資存量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4.1%，⑤這也會對出口和進口產生雙向的拉動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產業分布呈現多元化趨勢，制造業及其他行業多種動機的對外投資也占一定比重，這些投資會同時影響到出口和進口，產生正向和反向的貿易效應。因此，難以從理論上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規模的總體影響做出確切判斷，下文將使用計量方法就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和進口貿易規模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

筆者應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數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數據的向量自回歸（VAR）過程實現的。

為檢驗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了減少異方差和異常項對平穩性的影響，模型中的變量均采用對數形式。

其中，ofdi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exp為出口額。νit=αi+εit，εit～iid. (0, σ2ε)；αi為個體的異質性，它表示我國對各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屬于非時序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變量外的其他影響因素。對于任意給定的i∈［1,N］，模型自回歸系數γ(k)和回歸系數β(k)i是不變的，即對所有的個體來說γ(k)都是一樣的。

方程（1）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方程（2）考察出口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以上2個方程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其中每個方程都是一個動態面板，需要對其進行差分估計。由于方程存在內生變量，要用到工具變量，先直接對每個方程進行差分廣義矩估計（Difference-GMM），檢驗單個變量系數的顯著性，然后根據GMM估計結果，對上述模型進行面板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驗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其中，imp為我國的進口額，其他變量的解釋同上。方程（3）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的影響，方程（4）考察進口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進口模型的估計和檢驗方法與出口模型相同。

（二）樣本數據及來源

筆者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地理特點，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依地理分布和投資額劃分的方法，選取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區的105個樣本國家（地區）進行研究。

筆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國對上述105個國家（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國對各個國家（地區）的進出口數據取自1994年~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2002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2003年~200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為了增強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筆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 4種方法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使用的軟件為Eviews6.1，結果見表1。

對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4種檢驗方法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單位根，可見對外直接投資

表1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檢驗方法lnofdi統計量P值 結論lnexp統計量P值 結論lnimp統計量P值結論LLC -18.36120.0000平穩-4.169340.0000平穩-9.639560.0000平穩IPS-13.7620.0000平穩-14.17930.0000平穩-7.212420.0000平穩Fisher-ADF515.5720.0000平穩456.4800.0000平穩385.103 0.0000平穩Fisher-PP596.9120.0000平穩521.7710.0000平穩441.8890.0000平穩

和出口、進口變量都是穩定的，因此，無需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即可直接就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

（四）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1．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

筆者根據AIC值最小的標準確定最佳滯后期，利用Eviews6.1軟件進行AIC檢驗，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

筆者分別對方程（1）、（2）進行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在估計中利用stata11.0軟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滯后期為2，因此可以選取因變量的二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即選取D.lnexpit－2作為D.lnexpit－1的工具變量，選取D.lnofdiit－2，作為D.lnofdiit－1的工具變量，使用GMM兩步估計法，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對方程（1）的估計結果可見，lnofdi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47，P值為0.015，其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28，P值為0.040，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正向的滯后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一定的促進效應。但是，lnofdi一階和二階滯后項的系數都很小，說明投資對出口的帶動作用較為有限。

筆者對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假設H0：βi(k)=0，i∈［1,p］，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備擇假設H1：βi(k)≠0 (i,k)，即模型中滯后變量的回歸系數不全為零，二者之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2中對方程（1）的估計結果顯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數在5%水平下均顯著，因此拒絕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即lnofdi滯后變量的回歸系數不全為零，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的格蘭杰原因。

由表2中對方程（2）的回歸結果可見，lnexp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 015，P值為0.015，lnexp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41，P值為0.034，在5%的統計水平下都是顯著的，所以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蘭杰因果關系中的備擇假設，即出口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綜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2.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的關系

分別對方程（3）、（4）進行GMM估計。根據AIC值最小的標準，利用Eviews6.1軟件進行AIC檢驗，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選取因變量的二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使用GMM兩步估計法，利用stata11.0軟件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對方程（3）的估計結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數為0.112，P值為0.035，lnofdiit-2的系數為0.045，P值為0.011，在5%水平下均顯著，這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存在正向的滯后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促進效應。由于lnofdi的一階和二階滯后項系數均顯著，因此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備擇假設，即對外直接投資是進口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由表3中對方程（4）的估計結果看出，lnimp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152，P值為0.035，在5%水平下顯著；lnimp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64，P值為0.006，在1%水平下顯著。因此，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蘭杰因果關系中的備擇假設，進口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綜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帶動作用，即進口額會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

（五）實證結果分析

由上文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階和二階滯后項對出口具有正向影響，并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具有促進作用。總體看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超過了替代作用，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作用的程度較小。

由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口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帶動作用。這說明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資源導向型投資促進了資源性產品的進口，而將其他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考慮進來，投資與進口貿易總體上也呈現互補關系。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及進口之間均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是貿易創造型的,對出口和進口均有促進作用，這一結果與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開拓和資源引進等為主要目的的現實密切相關。然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還相對較小，對貿易（特別是出口）產生的創造效應還較為有限。因此，如何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并發揮其與貿易的良性互動關系，是我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我國應當繼續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有效利用國際、國內2個市場、2種資源，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開拓海外市場, 通過跨國生產可以帶動設備、原材料、中間品的出口。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還可以獲得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獲取一些高新技術與先進的管理經驗等，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水平提升，不斷提高本國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在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我國還應調整對外直接投資結構，改善投資質量。以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資于初級加工業，生產附加值較低，對出口的帶動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資于產品附加值較高和后向關聯度強的行業，如機械制造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結合的，因此這類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出口創造效應。另外，可以增加技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利用獲取的先進技術制造深加工產品并出口，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擴大出口的效益。

①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包括對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的影響，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替代或互補關系。

② UNCTAD：《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2011年7月。

③ 根據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替代母國的出口貿易，而后又創造了母國從東道國的進口貿易。

④ 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 同④。

⑥ Hurlin和Venet在傳統Granger因果檢驗思想的基礎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數面板數據的Granger檢驗方法，并在2004年進一步提出固定系數異質面板數據的Granger檢驗方法。

⑦ 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變量法的基礎上給出了差分的廣義矩估計法，該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因變量一階差分滯后項的工具變量，從而得到一致且更為有效的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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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薛 平)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OFDI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U Zhao-ling1,2, SONG Ping2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篇(7)

關鍵詞：面板數據；反傾銷；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8)08-0103-04

一、應對反傾銷研究的理論綜述

自1979年我國遭受第一起反傾銷調查以來，截止到2006年底，我國共遭受傾銷819起。2006年，我國遭遇反傾銷調查數量為68起，最終被實施反傾銷措施的為37起，連續多年成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和被實施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因而，如何應對這一貿易摩擦成為國內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遭遇反傾銷的國別結構、商品結構和結案結構。楊仕輝(2000)在分析1980-1997年中國遭遇反傾銷的商品結構和國別結構基礎之上，得出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在遭遇反傾銷救濟方法上存在差異，顯示了對華案更傾向于使用征收反傾銷稅結案，價格承諾或出口數量限制結案的比例偏少，并且對華反傾銷征收的稅率不僅遠高于市場經濟國家，也大幅度高于其他非市場經濟國家。周灝(2007)分析了1995-2005年數據，得出對華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是印度；反傾銷的傳統主力歐盟和美國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近幾年來發達國家對華反傾銷案所占比重有下降趨勢，而發展中國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日流量上，紡織品、塑料和橡膠制品遭遇反傾銷增長最快；存量上，中國遭受反傾銷最多的行業是化工產品和賤金屬及其制品。(2)研究我國遭遇反傾銷調查的原因和應對方法。彭劍波(2001)認為我國頻繁遭遇反傾銷的外因是國外對華歧視性法律和政策，突出表現在替代國制度上；內因是出口企業的低價傾銷；誘因是企業不積極應訴；對策建議就是建立初期的防范機制并積極的應訴。邵桂蘭、胡家強(2003)比較分析了對中國實施反傾銷的兩個大國歐盟和美國在反傾銷法方面的差異及對中國的借鑒意義。(3)研究市場經濟地位、對外直接投資和反傾銷的關系。徐滇慶(2007)認為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作用有限，主動開展對外投資，加速產業升級是應對反傾銷的根本之路。盧進勇(2004)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三種類型：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他認為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應對反傾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4)利用博弈論研究反傾銷條件下出口企業的選擇。郭守亭(2006)利用伯川德價格競爭模型分析了具有成本優勢的出口企業在反傾銷條件下的戰略選擇，分析得出出口企業在面對低價競爭、自愿價格限制和對外直接投資這三種策略的選擇時，受到企業競爭成本的可轉移程度、低價競銷后遭遇反傾銷的可能性及策略選擇的時機這三個因素的影響，因而單個企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應對反傾銷是有條件的。

綜上所述，國內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以定性研究和對數據的歸納總結為主，目前的研究尚存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對中國遭遇反傾銷的雙邊宏觀影響因素研究。比如匯率、進口國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中國對進口國直接投資流量等。對此進行研究，有利于全面分析我國遭遇反傾銷的原因。其次，應用計量經濟學進行定量分析不夠，定性分析得出結論的嚴謹性有待提高。本文將試圖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

二、遭遇反傾銷的宏觀決定因素：變量選取及預期說明

WTO定義傾銷應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由于進口導致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第二是在進口國國內產品的售價低于“正常價值”。后一個標準的認定只要滿足如下兩個條件中的一個就成立：(1)在進口國國內的售價低于其他國家。(2)在進口國國內售價少于成本加正常利潤。根據已有的文獻研究結論，本文對這些變量的可能影響方向做出理論上的預測，并進行計量檢驗。

命題1：進口國經濟增長放緩會增加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的數量。

一般來說，進口國經濟增長緩慢時，國內企業贏利能力較差，這樣會增加“造成損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進口國經濟衰退時，出口國企業傾向于降低銷售價格，這樣可能會導致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值”。因而，進口國經濟增長放慢會增加遭遇反傾銷的可能性。Michael ＆ Thomas(2000)的研究表明，反傾銷次數與進口國經濟增長率成負相關的關系。即當經濟增長率高的時候，反傾銷的發起和執行都少，反之則多。理論預測中國遭遇反傾銷的數量與進口國經濟增長率成負相關。在隨后的模型中將檢驗命題1。

命題2：遭遇反傾銷的數量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成正相關。

從理論上分析：一方面，出口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會導致中國出口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會增加遭遇反傾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企業頻繁遭遇反傾銷調查，有一部分企業采取了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遭遇反傾銷調查的可能。所以對外直接投資與遭遇反傾銷的關系較為模糊。Markuson＆Lars(1985)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關系做了分析，結果表明，資本要素的國際流動或者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之間不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存在互補關系。我們的樣本選取以1991-2006年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三個國家為對象。考慮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是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大，所以理論預測對外直接投資與遭遇反傾銷的數量成正相關。在隨后模型中，將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來檢驗命題2。

命題3：遭遇反傾銷的數量與匯率的關系成負相關。

本文的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即用中國的貨幣來表示進口國貨幣的價格，匯率上升說明人民幣貶值，匯率下降說明人民幣升值。從理論上來說，匯率如何影響遭遇反傾銷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當匯率上升時，進口國購買力增強，出口企業的正常反應是提高出口價格，但上漲的幅度會小于匯率上升的速度。這會使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值”的可能性減少，從而相應地減少遭遇反傾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匯率上升時，用進口國貨幣表示的價格將會下降，因而會導致進口產品和國內產品的競爭更加激烈，進口國國內企業面臨的激烈競爭時，很多企業的贏利能力和市場份額會下降，因而發起反傾銷的概率會增大。Goldberg ＆ Michael(1997)和Feinberg(1989)就這一關系進行了研究，對不同樣本國家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恰好相反。慮到匯率上升，預期人民幣貶值導致中國出口更傾向于提高價格，會減少遭遇反傾銷的次數。在計量

模型中，將以直接匯率來檢驗命題3。

三、模型的構建、決定因素的檢驗和變量的確立

(一)變量的確立

1．因變量。設本文中的因變量為V，表示中國遭遇反傾銷的概率，用一年中在某國遭遇反傾銷的次數來衡量。

2．自變量。(1)進口國經濟增長率，我們用GR表示。(2)雙邊匯率，我們用EX表示中國與進口國的匯率，采用直接標價法即用外幣表示人民幣的價格。(3)對外直接投資，我們用OFDI來表示對外投資。

(二)模型的確立

我們采用國際上通用的模型來作為本文的計量模型，因為遭遇反傾銷調查發生的概率服從Poisson分布，所以被發起反傾銷的概率是上述變量的函數，函數形式為

V=ec(1)+c(2)*GR+c(3)*OFDI+c(4)*EX　(1)

為了后面計量分析的需要，兩邊同時取對數，方程可變為：

lnV=c(1)+c(2)*GR+c(3)*OFDI+c(4)*EX　(2)

(三)數據來源和分析

由于從90年代開始，中國遭遇反傾銷的案件急劇增加，考慮到運算結果的顯著性，所以數據的選取從1991年開始。方程(1)轉換成方程(2)時，隱含前提條件是V必須大于零，而事實上有幾個年份中國遭遇反傾銷的次數為零，我們采用統計學上通行的處理辦法即用均值代替。由于Eviews 6.0在運算結果中自動提供了協整檢驗的檢驗值，很容易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所以在做面板數據處理時我們先不驗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各個變量的具體數據如下：

回歸方程總體分析：在對面板數據做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時，分子自由度為N-1=2(N表示面板數據中有N個個體)，分母自由度為NT-N-1=3×16-3-1=44(T表示時間跨度)，查表知F0.1(2,44)=2.44。因而，F-statistic=2.709>2.44，所以模型在總體上是顯著的。D-W=1.796，德賓-沃森檢驗約等于2，說明殘差之間不存在自相關。Prob(F)=0.012

單個影響因素分析：我們來分析自變量和因變量的關系并檢驗自變量是否對因變量有顯著性影響。在給定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查出t分布自由度=n-k-1=16-3-1=12的雙側分位數分別為t0.05／212=2.18和t0.1／212=1.78。從相關系數看，進口國經濟增長率與遭遇反傾銷的次數呈負相關關系，印度的相關系數為0.169，統計量=2.163>1.78，顯然能通過10％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表明中國在印度遭遇反傾銷受其國內經濟增長率的影響；而阿根廷和美國的系數通不過檢驗，說明美國和阿根廷國內經濟形勢不好時，也不太會增加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立案，所以從經驗分析結果來看，命題1是否成立因國家而異。

從運算結果看，對外直接投資與遭遇反傾銷的次數的相關系數都為正值，只有印度的t統計量=1.869>1.78，其它自變量的t統計量均小于1.78，可見只有在印度的直接投資系數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證明中國在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了遭遇反傾銷的可能性。其它自變量對因變量都無顯著影響，這說明在阿根廷和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企業是否會遭遇反傾銷影響不大。可見命題2的成立也因國家不同而有差別。

從上表中也可看出，匯率與遭遇反傾銷次數的相關系數均為負值，阿根廷t統計量=2.041>t0.1/12=1.78，顯然，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匯率上升人民幣貶值時，我國在阿根廷遭遇反傾銷的概率會減少。而美國和印度的相關系數通不過顯著性檢驗，因而可以認為中國遭遇反傾銷在美國和印度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很小。這說明命題3在匯率劇烈變動時是成立的。

四、結論

本文利用三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和近16年的面板數據，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這些因素對中國遭遇反傾銷是否存在影響進行了檢驗，實證分析結果表明：

(1)中國在印度遭遇反傾銷的次數與其國內經濟增長率成負相關，在美國和阿根廷遭遇反傾銷的次數與它們國內經濟增長形勢幾乎無關。可見進口國經濟增長放緩，并不一定會增加對中國企業發起反傾銷的次數。

(2)對外直接投資在目前還沒有成為應對反傾銷的有力工具，相反，增加在印度的直接投資反而增加了遭遇反傾銷的次數。而在美國和阿根廷，直接投資和發起反傾銷的次數幾乎沒有相關性。因而，對外直接投資要成為應對反傾銷的利器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