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家庭貧困自述書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貧困生 資助 甄別 認定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隨著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學子實現了上大學的夢想，讓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走出大山來到了大學，通過知識來改變他們的命運。然而，接踵而來的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是學費的壓力，從而高校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貧困生，為了能夠使農村家庭的孩子有學上，有書念，國家和學校也相應的增加了助學的力度，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國家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學校助學金以及學校的助學崗位，如何能夠將這些錢利用的有理有據，用到實處，在這一點上就和我們如何能夠準確的對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甄別與認定是息息相關的。

1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類別

首先，孤兒家庭。尤其是那些沒有兄弟姐妹的孤兒，由于沒有家庭主要勞動力，經濟困難程度偏重，因此在國家資助政策的扶持下這類學生一般在小學初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受到資助。其次，單親家庭。處于單親家庭的學生，由于家庭勞動力的缺失因此會造成經濟困難。通過調查，單親家庭中父親缺失比母親缺失的家庭一般來說家庭經濟困難程度會偏重。但是其中也有個別情況，有的家庭當中可能是經商或者是在世父母有正規職業的這些家庭，家庭經濟情況有可能受影響不大；同時還有一類單親家庭屬于離異單親家庭，家庭的破碎可能并沒有對家庭的經濟情況帶來巨大影響，因此這些情況需要仔細甄別。再次，因病致貧。有的學生家里雖然父母雙全但是由于家里有重病患者，常年需要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因此給家庭的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負擔，這一類學生經濟困難情況也很嚴重。又次，突發事件致貧。有的學生家中本來的經濟是相當好的，但是因為一些突發事件比如重大疾病、車禍等等的因素而造成家庭經濟苦難的學生。最后，多子女家庭。有的學生家里兄弟姐妹較多，而且都在讀書，高額的學費給家庭帶來相當大的經濟負擔。

2高校經濟困難學生甄別的方法

首先，可以在新生報到時通過留意學生的穿戴情況來初步的了解學生的經濟狀況，一般來講，經濟特別困難學生的穿戴與家庭環境優越的學生的穿戴會有明顯的不同。其次，可以通過翻看學生以往檔案的情況來甄別。以前已經受過資助的這部分學生應該格外關注，這說明這部分學生之前就比較困難。再次，通過學生的自述來酌情的了解學生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在這一點上要特別慎重，難免其中存在很大的一部分學生為了得到高額的助學金而弄虛作假。最后，通過與同宿舍同學和同班同學的交談中，來側面的了解學生的經濟狀況，也是甄別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3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甄別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現代的大學生自尊心比較強，不想讓同學們知道自己的家庭比較困難，因此處處的掩飾自己家庭困難的現狀，這也給老師認定經濟困難學生帶來了很大的障礙。其次，有的屢次受到經濟困難資助的學生，不好好的珍惜國家和學校給予的資助金，經常的揮霍，而學習成績卻屢屢下降，喪失了資助金原來的意義。同時，由于資助金的額度和資助學生名額的限制，曾經受過資助的學生，把接受資助金當做了自己的特權和理所當然，而失去了分享的愛心。再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困難界限比較難把握。現在學校的很多大學生都有手機和電腦，但是有手機和電腦的學生并不都是家庭經濟情況良好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的家庭經濟苦難情況受到很多同學的質疑，把資助金發給這些學生會引起很多其他同學的不滿和怨言。最后，學校對經濟困難認定的方式單一也是認定不準確的一個原因。現在高校中認定基本上是采取輔導員宣講，困難學生提出申請，班級認定小組根據困難學生提交的材料進行認定的程序進行。家庭經濟困難的認定需要學生所在地的村和鎮上的民政部門開具相應的證明，據了解，這些證明有的也是弄虛作假，這給學校老師和班級認定小組的認定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同時由于認定小組的成員可能存在個人的主觀臆斷等因素也會使著認定工作不能夠準確到位。

4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甄別與認定的對策

首先，提高高校大學生資助觀念。國家向貧困大學生分發的貧困資助金目的在于讓更多的貧困家庭的學生能夠有書讀，同時讀好書，所以受到國家資助的大學生一定要利用國家和學校給予的資助奮發圖強，好好學習，將來成為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同時，也應該有分享意識，畢竟困難學生的數量還是占相當大的比重的，困難中應該學會自強，在允許的范圍內，將這份資助能夠讓給其他更加需要的同學，讓更多的同學能夠在這份資助中完成學業，同時，加強大學生的資助誠信教育，在資助認定的過程中，提供有利依據，不弄虛作假。使自己從原來的“物質資助”轉向“精神資助”，從“資金式”向“能力式”拓展，做個自強自立的大學生。其次，學校建立動態學生檔案，制定合理的認定機制。學校可以充分利用時（下轉第28頁）（上接第26頁）下流行的網絡資源建立貧困生檔案庫，對貧困生進行實時監控和更新，同時，還可以利用對校園一卡通的消費情況來分析學生在校園中的消費情況和一些消費習慣，來輔助學校對貧困生的經濟狀況進行認定。對于認定為貧困生的學生，學校在一定時間內將名單在學校里進行公示，請全校師生進行監督和糾正，設立專門的信箱和網站，接納師生對貧困生評選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對已經認定為貧困生的學生的不文明和隱瞞虛報行為的舉報。

5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甄別與認定的意義

對困難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的甄別和認定能夠更有利的將國家和學校的資助發放給需要的學生，能夠更大意義的發揮資助金的作用，同時也能夠為貧困學生的學習提供有利的幫助，使得這部分學生能夠順利的完成學業，為國家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同時正確的認定高校經濟困難學生，也可以為學生提供一片誠信友善和分享的天地，凈化學生的純潔心靈，讓學生時刻有一顆友愛的心。

基金項目：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點項目（SK2016A0887）；黃山學院校級質量工程建設項目（2013JXYJ32）。

作者簡介：柳麗平（1983-），黃山學院信息工程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篇(2)

關鍵詞：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道德風險對策

一、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現狀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以保障全體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為目的的社會救助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對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之下的農村居民提供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質幫助的社會救助制度。【1】。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一些地方就開始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農村低保”）；2004年，中國開始在一些“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7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穩定、持久、有效地解決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標志著我國低保制度建設已全面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全面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年來，我國農村低保工作取得了巨大進展，納入農村低保的人數從2007年7月2311.5萬人增加到2009年4759.3萬人，最低保障標準從2007年全國平均857元增加到2009年1210.06元。【2】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大，低保對象與政府基層工作人員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且農村低保制度尚不健全，監督體系薄弱，監管松散，因此出現了“應保未保”、騙保、漏保、“關系保”、“權利保”等現象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農村低保制度的發展與功能實現。

二、農村低保制度中的道德風險與危害

1.道德風險的涵義

道德風險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一個經濟哲學范疇。社會保障學者趙曼認為，道德風險亦稱“敗德行為”，一般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即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增進自身效用時,利用其信息優勢，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3】具體到農村低保道德風險，主要指以下兩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與低保對象的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一種不良現象；二是地方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與低保對象所存在的倫理缺陷。

2.農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風險的表現

2007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對落實農村低保資金作出明確規定，農村低保資金實行專項管理，專門核算，專款專用，嚴禁擠占挪用。因此，我國現行農村低保制度中的道德風險主要體現在低保制度下的群體所進行的行為選擇而產生的不道德行為。

2.1低保對象騙取和冒領低保金

由于政府部門沒有掌握低保對象的充分信息狀況，因此，部分低保對象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救助后，雖已脫離最低生活保障范圍，但他們卻不按規定通知社保機構，上報個人真實信息，甚至在社保人員調查情況時，故意隱瞞收入，或進行關系運作，涂改、偽造有關證明材料，違規制造條件騙取低保金。同時，農村一些低保貧困老人去世后，家人瞞報其信息，繼續冒領低保金。這導致農村低保資源的嚴重浪費。

2.2“關系保”和“權利保”，“低保耗子”吞食低保金

在農村低保問題中,群眾反映最強烈、對社會影響最嚴重的就是“關系保”、“權利保”，農村低保中的“村委會”道德風險成為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農村低保是國家供給農村貧困群體的一種鄉村公共品,其所屬主體與管理主體具有不一致性,在其運作中客觀存在著復雜的委托-關系：政府―民政部門―鄉鎮政府―村委會。這種多重復雜的委托關系演化為低保制度具體運行中縣級民政局與村委會之間的委托-關系。【4】目前，多數縣級民政部門實施農村低保都依賴“村委會”傳達低保政策信息、受理低保申請、實施調查、主持民主評議、進行資金發放等程序，因此“村委會”實質上擁有對低保對象圈定的重大決策權。因此，一些村委人員利用“職權”為自己的親屬辦理低保關系，發放低保金，這就是“關系保”和“權利保”。

2011年8月7日，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曝光了河南省周口市鄲城縣一村支書一家吃十二份低保的現象。同時，村中住著高樓、辦著廠礦的村支書親友竟也享有低保，唯獨該村真正的貧困戶卻與低保無緣。事實上，一些低保“特權”現象在農村屢見不鮮，低保金變成了村支書自家的小金庫，這些“低保耗子”吞食了真正需要低保救助群眾的“活命錢”。

農村低保中出現的道德風險其直接危害是，加大了國家財政支付壓力，造成了農村低保資源的浪費，“應保未保”使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破壞了社會公平，危害了社會安定團結，同時，也嚴重削弱了政府工作人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因此，加強農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風險的防范與監管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防范農村低保制度中道德風險的基本對策

1.樹立政府“公共人”角色意識。農村低保制度運行中出現的道德風險，大多基層政府行為造成的, 因此,必須規范優化基層政府行為，合理定位政府角色。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關, 應是“公共人”，其行為目標應是追求社會整體公共利益, 增加社會普遍福利。為此政府在“公共人”角色意識的指導下，應實現由“權力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其次政府必須維護公共利益，排斥自身利益的膨脹, 避免權力的暗箱操作。【5】

2.修訂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關法律法規。法制是現代國家行政管理的根本依據，建立健全農村低保制度的法規和規章體系，從根本上保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權威性和連續性，確保每個公民的基本生活權益不受侵害。嚴格規范農村低保制度的實施程序，減少低保救助的隨意性，做到依法、規范。

3.嚴格農村低保的過程管理。農村低保中各項工作的實施要具體到每個環節，確保制度沒有盲區。一是嚴格規范低保資金發放程序，實行社會化發放。二是建立農村低保信息網絡系統，實現網絡化管理，確保信息更新及時。三是加強對農村低保對象的動態管理與調查審計，保證“應保盡保，不能保的堅決不保”。

4.加強農村低保工作的監督管理。監督工作是農村低保工作中的重要部分，是保證工作公平、規范、不偏離軌道的重要措施。全面推行低保聽證制度，聽證制度以召開低保聽證會為基礎，以公開操作為手段，通過申請人自述、入戶調查、聽證評議等方式，對新申請享受的家庭和已享受的家庭進行聽證，使群眾參與和社會監督相結合，擴大群眾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的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凡沒經過入戶調查、聽證會評議及公示的低保對象，民政部門一律不予審批。

5.提高低保對象思想素質。增強低保對象的誠信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勞動價值觀，強化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法制意識。同時，加強社會公共部門的監督，使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環境中良性運行和發展。

參考文獻：

[1]鄭功成.社會保障學[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

[2]劉曉林.民政部:中國農村社保體系初步形成[N].人民日報.2009-04-23.

[3]陳佳賢.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篇(3)

[關鍵詞] 士大夫；責任；《項脊軒志》

《項脊軒志》是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的代表作，一直以來都是高中語文教材的必選篇目。初讀之下，人們都會被其中飽含深情的文字打動，引起自己深深的共鳴，不知不覺潸然淚下。在高中語文課堂上，這篇散文一般都這樣被解讀成描寫親情的經典。

文章一開始，歸有光就交代了“項脊軒”的由來，這是一間有上百年歷史的破舊老屋，是他讀書、學習和生活的地方。這個僅“方丈”之大的項脊軒給歸有光的生活帶來了很多“可喜”與“可悲”。我們從作者平實的文字中不難發現其中的“喜”與“悲”。

歸有光對項脊軒進行了適當的裝修，開窗筑墻、種花植木，讓這個原本四處漏雨、半日昏暗的小屋煥然一新，有了勃勃生機，充滿著一種昂揚的生命氣息。他在這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可以信手拈書，可以仰天長嘯，可以靜默端坐，聽“萬籟有聲”、看“小鳥啄食”，這真是一種可以令所有人神往的愜意逍遙！項脊軒雖然帶給了他無限的生活情趣，但同時也讓他體會到了人間悲情。原先“通南北為一”的“庭”院如今“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當初完整、和諧的一個大家庭現在已經分崩離析，變得混亂不堪了。這也就告訴我們，歸氏家族家道中落了。面對事實，長期接受傳統思想教育的歸有光，內心是無限的痛惜、失落和無奈。因為，這個大家庭昔日曾經是風光無限的。歸有光的這種心情在文中的一處細節里可以體會到，“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歸有光脆弱的心感受到了“籬”與“墻”的變化和不同，由“籬”到“墻”，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冷漠。當然，在這個大家庭內部，為這個家族的命運憂心忡忡的，不止歸有光一人，文中的“大母”就是其中一個。面對“吾家讀書久不效”的現實，她把希望寄托在“讀書軒中”的孫子歸有光身上，并用先祖上朝所執的象笏激勵孫子。聰明的歸有光自然能從祖母的話中感受到沉甸甸的力量。這就難怪“瞻顧遺跡”想起祖母時，他會“長號不自禁”。

讀到這里，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樣一個疑問：回憶起自己的母親時，歸有光的情感表現是“泣”，而回憶起自己的祖母時，他的情感表現卻是“長號不自禁”，這豈不是有悖于常理？這兩位親人無微不至的關愛讓歸有光感動不已，流淚是人之常情，不過她們說話的內容并不相同。母親說的是“兒寒乎，欲食乎？”，是對子女日常生活的關心，而祖母的話當中包含了對孫子殷切的期望。這種期望在歸有光眼里就成了壓在他肩膀上沉甸甸的責任。

其實，他的母親和祖母一樣，也對他寄予了厚望。歸有光在《先妣事略》中寫道：“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正因為歸有光要擔負的責任重大，母親才對年幼的他如此地嚴格要求。正因為如此，在真正實現長輩的愿望、完成他的使命之前，當歸有光回憶起慈祥的長輩時，他禁不住悲從中來，不能自已。

年輕的歸有光，已經很自覺地將長輩的關愛與期望化為實際行動。在那個時代，要想改變現狀，要振興家族，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刻苦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所以，他“扃牖而居”，整天默默地呆在項脊軒中，足不出戶，時間一長，甚至“能以足音辨人”。

原文在選入教材時被編者刪去了一段，或許從這一段歸有光的自述中能真切地把握他的心靈脈搏：

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坎井之蛙何異？”

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歸有光19歲，還沒有功成名就，不過，年輕的歸有光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覺得雖然眼下自己身處“敗屋”，“昧昧一隅”微不足道，可是完全可以像蜀清與孔明那樣，最終功成名就、揚名天下。

但命運之神似乎并不眷顧歸有光，20歲的他考中秀才之后直到35歲才考中舉人。在這期間，他再一次經歷了人間的“可喜”和“可悲”，他23歲與妻子結婚，5年后妻子病逝，時隔多年之后大約在考中進士前3年，他又補寫了最后兩段文字，前后相隔至少13年。

此時的歸有光，已是過了而立之年的人了，但還是沒有功成名就，他還在項脊軒中埋頭苦讀，這個地方繼續給他以生活中的“可喜”和“可悲”，這點讀者不難發現。但此時的歸有光似乎變得成熟了，對“悲”與“喜”的感慨似乎也沒有之前那么直接和強烈了，但我們依然能從他含蓄的表達中感受到他內心復雜的況味。那庭院中的枇杷樹已“亭亭如蓋”，睹物思人，怎能不讓歸有光傷感？歸有光曾經這樣回憶他的妻子：

（先妻）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請敕命事略》）

可見他的妻子對他也是充滿了希望，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性：母親，大母，還有妻子，她們的殷切期望，都化為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可如今，過了而立之年，還是功業無成，這怎不令他黯然神傷呢？

這篇經典散文，是從作者心里“流”出來的，它是歸有光的一段內心世界的外化。字里行間所透露出來的，有摯愛親情，更有復興家族的責任感。這種思想情感，貫穿全文，也貫穿了歸有光的一生。

參考文獻：

[1]顧農.《項脊軒志》的寫作年代[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02）.

篇(4)

關鍵詞 汪曾祺 中華 人文精神 仁愛和諧

汪曾祺在《自報家門》中說：“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 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是 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對于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儒家是愛 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人道主義即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為Humannism 的譯詞而被廣泛使用的，它在中國新文學初期有以下幾種譯 法：學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評論《嘗試集》是譯為“人文主義”；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學》中譯為“人道主義”；梁實秋 在《現代文學論》中則將其譯為“人本主義”。其實這三種譯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個重要階段：人文主義——人道主義 ——人本主義。然而，“人道主義”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歷 史條件下產生的新內涵，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表現階段，是 強調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新發展，但它現在在中 國好像具有獨立存在的含義，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詞.

人文精神指關懷人的精神，其核心應該是人，它是對人的關 切，有對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運和心靈的關切，也有對人 的發展和完善、人性的優美和豐富、人的意義和價值的關切.

中華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各種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優良品格，其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為方式和價值理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主導性文化 精神。中華人文精神以人為本，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 現出的“天人相與”觀，有助于保持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在對 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表現出的人倫秩序和“安老愛幼”觀， 有助于保持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和和諧；在對待人與自身 的關系上表現出的自省意識、價值自覺和修身養性，避免了人 的肉體和靈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創作中很自然地表現出這種中華人文精神，這 也就是他自稱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的原因.

雖然汪曾祺在剛剛步入文壇是受過西方現代主義派的影 響，但是進入文學創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歸了現實主義文學 傳統。縱觀其創作全貌，他的小說背景主要是他的家鄉江蘇 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因為他在這幾個地方呆過.

“我的以這些不同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 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點這些地 方的特點。”他筆下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受苦受難的下層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學教員、賣鹵味的、藥店伙計、挑夫、錫匠……汪曾祺用優美的筆致給與他們中國的傳統美德，寄托著 作者所贊美的扶危濟困、相濡以沫的中華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從情感上而不是從理性上認同儒家的“仁愛”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親子之愛為人類學心理情感基礎的， 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愛人”“泛愛眾”“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等仁學理想。這種講人情的、樸素的人道主義精 神，是汪曾祺小說敘述的主要情感動力。這種“仁愛”的情感 傾向在汪曾祺的小說創作中，構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圍、人 物行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內核。在《大淖記事》中，我 們看到錫匠們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隊的非法毆打時，揭竿 而起，自動組織起來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誼中生發出一種高 尚的原始正義，而這種原始正義與他們日常的行為方式密切 相關，他們平時相互之間從不搶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錢也 分得很公道，這其中聯系著他們對于“仁愛”的理解，在他們 看來，人和人之間應該平等相處，應該以仁愛之心對待自己、 善待別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源自于儒家的“仁愛”觀念， 汪曾祺不僅贊揚普通人重義、重情、愛人的美好情懷，而且對 于他們純真自然的人性表現形式給予了熱情的肯定，同時對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雞鴨名 家》中的炕房師傅余老五是孵小雞的能手，孵小雞，對他來說 并不僅僅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高于生產之上的精神創造，在 孵小雞的那幾天，他“尊貴極了，也謹慎極了，還溫柔極了…… 他聚精會神，身體的各部全在一種沉緬，一種興奮，一種極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覺判斷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籠罩著一種曖昧的纏綿懷春似的異樣的感覺”。余老 五身上也有著一種母性，他體驗著一個一個生命正在完成.

在汪曾祺筆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勞動中閃現出莊嚴的光 彩，人超越了勞動本身的層面，而具有了人之為人的意義和價 值。與余老五不同，陸長庚雖然也有著超人的技藝，養鴨給他 帶來了極大聲譽，他是個聰明的人，鄉下的活計沒有一樣能難 倒他，但他的運氣不好，干什么都沒有余老五那樣幸運，日子 越過越窮，安份中有了些卑屈，懶散中有了深深的絕望。在這 個人物身上作者雖然也有著對其勞動技藝的贊美，但更多的 是同情，寄寓著對那個時代的生活的批判.

在儒家仁愛學說外，汪曾祺一直在作品中追求和諧，“構 造出一片沒有權利浸染而寧靜的鄉土，一片近乎沉淀著淳樸 和溫情和諧的所在”，平淡的敘述營造了散文化小說的詩意氛 圍，在這種詩意的氛圍中洋溢著人性的自然，）健康和美。中國式的“人道主義”必然會打上 封建道德規范及社會制度的烙印，其“社會性”的本質屬性或 多或少都約束著人的行為包括作家的創作，而在汪曾祺的作 品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順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 受任何清規戒律的束縛”，也“沒有用政治群體意識觀察、表 現生活，而是鐘情于個人的經歷與命運，個人的性格特點、操 行甚至個人隱私”.

首先，汪曾祺作品體現著人性的和諧。他通過作品展示 對自由生活的向往。《受戒》中眾和尚并不受清規戒律束縛， 仁山在荸薺庵里從不穿袈裟，仁海的老婆每年還要來庵里消 夏，仁渡不只有一個相好的，庵里和尚們也殺生喝酒加賭博， 各路生意人將這里視為娛樂場所，甚至連全縣最有名的善因 寺方丈都有一個十九歲的小老婆。因為作者認為“和尚也是 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欲，他 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雖然愛情是人類生活 的重要一環，但汪曾祺作品的背景時代多是對愛情諱莫如深 的，但他卻執著于追求美好的愛情，盡管這愛情并不是那么 浪漫。《大淖記事》中巧云被水上保安隊的劉號長霸占，但十 一子并不嫌棄她一破了身，真誠相愛使二人冒著生命危險結 合在一起，周圍的朋友們也給予他們很多幫助，當十一子被 打后，巧云勇敢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并且照顧十一子。《受 戒》中明海雖然是和尚，但他和小英子兩小無猜，兩人順著人 性自然成長而生發出的朦朧情感，讓小英子自然地說出了 “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這樣的話語，明海開心地接受.

其次，汪曾祺作品體現著人與人關系的和諧。過去的故 鄉生活中一定有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事物甚至有丑惡的人 性存在，但經過時間的過濾，剩下的僅有美好，加之作者堅持 “小說就是回憶”的創作主張，就使他的作品中譜出一曲又一 曲人與人的和諧之歌。在他的小說中，人物的思想、言論、行為是自由的，一切以人性為前提，而且人與人的相互依存不 帶一點功利色彩。《鑒賞家》里葉三與季淘民兩個人明顯不 是一個層次，前者是一個普通市民，后者卻是當地知名畫家， 季淘民能將自己的畫無償的送給朋友，葉三即使家庭困頓， 也不肯將畫賣掉，并囑咐兒子在自己死后將畫和自己一起埋 葬。他們和諧關系的基礎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再次，汪曾祺作品體現著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法國人 安妮?居里安女士曾經問為什么汪曾祺的作品中總有水，即 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的確，汪曾祺的家鄉高郵是 一個水鄉，他在水邊長大，整日所見無非是水，因此“水不但 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 說的風格”。也就是說，他敬人與自然環境結合起來寫。《大 淖記事》開頭先對大淖的來歷及其自然景觀，接著寫輪船公 司往東往西的兩叢人家和其迥異的鄉風，再然后是錫頭錫匠 們的活計、家伙，他們的義氣，引出十一子這個重要人物；再 寫東頭挑夫們的生活，過年過節的像素，男婚女嫁的情況，引 出巧云。在這樣一個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十一子和巧云 的愛情產生的合理、自然而且必然，雖然生存的艱難時時影 響著小說中的人物，但美好的心靈總是戰勝了貧困和丑惡.

綜上所述，汪曾祺的作品中充滿中華人文精神，體現了 人性自身、人和人、人與自然的和諧，深深打動了讀者，具有 不可磨滅的價值.

參考文獻

[1]汪曾祺．自報家門·汪曾祺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

[2]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序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汪曾祺．汪曾祺小說經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篇(5)

因為他是個只讀過一年書的“煤老板”，值得玩味的是，他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的法人。

劉慶元自身也不適應這種變化，公司開會的時候他總是沉默不語，耐心地聽每個人說話。

賣面條賺錢開煤礦

第一代煤老板在上世紀80年代初基本都是日子過不下去的破落戶，搞煤礦是逼上梁山，后來就成了百億老板，骨子里覺得自己還是個農民。這代開山派有骨頭，能吃苦；沒知識，愛文化……收徒愛家，熱心教育。作家老五在他的《煤老板自述三十年》中這樣評價。

有關劉慶元，有個很幽默的故事。劉慶元是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吃飯。每次吃飯他總讓別人點菜，自己買單就行。時間長了，大家反倒不好意思起來，在一次聚會時達成共識，讓劉點菜。推辭不過的劉拿著菜譜對服務員說把這一排菜都點上。上菜時才發現，全是涼菜。后來大家明白，劉慶元不僅是個老板，也是個文盲。

劉慶元1954年出生在山西省運城市的一個小山村。因家庭貧困，他一年級沒讀完就輟學了。20歲左右時他還是村里的無業青年，和他戀愛的姑娘因家人反對和他在一起而遠嫁他鄉。25歲那年，他和鄰村的姑娘結婚了。婚后的劉慶元常常到山上的煤礦打零工維持生計。再后來他老婆在山腳下的路邊開了一家面食店，顧客基本都是從山上往下拉煤的司機。后來劉慶元也開始倒煤了，靠的就是他老婆一碗一碗賣面條攢起來的錢。

有資本以后，劉慶元就有了自己第一個煤礦，到2000年時他又跟人在新疆開了個煤礦。就這樣劉慶元走到了2006年。這一年，國務院確定“爭取用三年左右的時間解決小煤礦問題”的工作目標。山西煤礦的風頭開始變緊，聽到風聲的劉慶元決定先人一步，在2007年年初先將在新疆的煤礦轉手，同年年底他在山西的煤礦也接受政府整合。劉慶元徹底告別了成就他的煤礦。舉家遷到了北京。

很長一段時間，劉慶元都無所適從。2008年，他經人介紹在河北買了塊地，準備搞房地產開發，但因為房地產不同于煤礦出一車煤賺多少錢那么簡單，于是轉手給了別人。第一次轉型就這樣失敗了。

后來，他在一從事多年媒體工作的同鄉的介紹下，投資做了文化傳媒公司，進入到他更不熟悉的文化產業。“文盲”劉慶元把公司交給他的表弟來運營，做起了幕后老板。

“我是快到60歲的人了，也不太去想賺錢的事情。我的4個孩子也不愿讓別人知道他們的爸爸是個煤老板。開現在這個文化公司孩子們也很支持。”少言的劉慶元告訴記者，他大兒子已經參與到公司運營中。

政策引導十分重要

劉慶元可謂是山西煤老板轉型的一個樣本。

2012年8月20日，首屆世界晉商大會在山西太原召開。媒體意外發現，昔日的煤老板不少已轉身成為新晉商。煤老板們已活躍在節能環保、房地產、農業、文化、金融等多領域，并不斷熱衷于社會公益事業，成為現代化的企業家正成為昔日煤老板的新追求。

擁有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山西當代儒學研究會副會長、汾陽市孔子研究會會長身份的孔慶祥，曾經也是煤老板——山西汾陽安興煤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孔祥生是汾陽的名人，42歲后孔祥生下海經商，很快成為汾陽、介休一帶有名的“配煤大王”，接著投資200多萬元買下位于汾陽市三泉鎮平陸村的煤礦建起了安興煤業有限公司。

2010年年底，呂梁市原有的355座煤礦在山西“煤改”大潮中有245名煤老板從煤炭行業隱退，成為幕后股東，或干脆從煤炭產業退出。孔祥生拿到了煤炭資源整合后的補償資金選擇了從煤炭產業徹底退出。

摘掉煤老板帽子的孔祥生，擔子輕松很多，“現在脫離了煤老板這個身份，能好好做事，做有益于社會的事情是我最大的收獲”。

孔祥生后來又與汾陽24家被兼并的煤企聯合組成“汾陽市煤炭企業轉型發展聯合協會”，重新創業。2008年7月11日，由他投資近億元的汾州府文廟重建工程動工。隨著汾州府學的重建，又創建了孔子研究會。

“為引導退出煤炭領域的民營企業家重新投身于汾陽的建設，汾陽市政府早在2010年制訂了《關于促進全市工業經濟轉型發展的意見》，計劃中的‘一企一事一業’涉及教育、文化、旅游、食品加工等諸多產業共37個項目，總投資高達60多億元。”汾陽市政府一官員告訴記者。

“煤老板的轉型之路并非都是一帆風順的。有繼續從事煤炭產業的煤老板再次遭遇政策尷尬的；有投資農業項目失敗的；有巨額資金投入旅游、文化或者房地產業未見回報的。煤老板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質，以及管理、技術和資金鏈條拉長等原因，重新創業遇到很多困難。”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對記者分析，“這時有政府政策的及時引導十分重要。很多煤老板轉型成功都離不開與政府的合作”。

對煤老板的轉型，山西信友集團董事長劉芳亮在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上也表示，政府需在政策上及時加強支持引導……把他們當作建設山西的重要力量。

著眼地方產業

事實上，山西煤改之后的煤老板們的腳步卻從未停歇，他們正以另一種姿態轉戰各地和諸多行業。據了解，煤老板們所從事的行業可謂“百花齊放”，有到外省繼續做煤炭生意的，有從事教育產業的，有開發旅游資源的，也有投資農業的……就連小額貸款公司也有煤老板的身影，一些煤老板甚至繼承起喬致庸“匯通天下”的夢想，利用開設小額貸款公司進入金融界。

早在2008年，由山西平遙縣的煤老板創設的蔚聯昇小額貸款公司、銀昌泰小額貸款公司就已掛牌成立。如今，山西省境內的小額貸款公司已有近百家，注冊資本金近百億元。

而山西省小額貸款公司的門檻并不低，在貸款投向和資本監管方面都有明確限制。這些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大多投向“三農”和中小企業。而這個高門檻的設置，也許就有考慮在小額貸款公司背后，是山西省數千億元的民間資本。

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很多煤老板選擇了山西本地的優勢產業，白酒行業尤其受到關注。

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基建工程已完成85%，基本具備投產條件，年底將正式出酒。該發展區主體工程年產10萬噸白酒。2010年9月開工建設的杏花村酒業集中發展區，是以汾酒集團為龍頭，以做強做大汾酒等杏花村酒業為目標，被譽為呂梁的“一號”工程。其實，該工程就是由30多名煤老板共同出資50億元建設的。這30多位煤老板中，大多來自汾陽和周邊地區孝義、介休、呂梁等地。

“山西汾酒與煤炭領域的閑散資金結合，是個雙贏的結果。”呂梁市一官員告訴記者，“這樣做既可以為煤老板轉型提供平臺和項目，也能為山西名酒的發展和壯大提供支持。對煤老板來說，借助汾酒和杏花村品牌比較容易獲得較大的收益”。

后煤老板時代

“媒體總是愛透過一面看人，煤老板因此被妖魔化。其實世上哪有妖魔，只有犯錯、改過、接著犯錯的凡人，包括煤老板。”老五在《煤老板自述三十年》中如是說。

在山西，有兩個并存的概念，一個是晉商，另一個是煤老板。想到晉商，人們會想到走西口，總會想到電視劇《喬家大院》；說到煤老板，則帶了很多灰暗的色彩，人們聯系到一夜暴富，然后就是炫富、斗富，甚至許多不法的勾當也和他們聯系到一起。

山西煤老板給世人留下只知道挖煤、沒有文化、不懂高科技的印象。然而，如今山西的煤老板們已開始四處出擊，在汽車、金融等多個領域嶄露頭角。曾經的煤老板，正在慢慢地淡出人們的視野，這群資源行業的商人們正在以另外一種形式集體進入一個“后煤老板”時代，成為新晉商。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最早在五代十國時，三晉之地就有規模化的商品長途販運，尤其是從明朝初年一直到清朝末年，晉商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經營范圍十分廣泛，稱雄商界五百年的輝煌。曾被冠以“中國第一商幫”之譽，并與猶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稱為世界三大商幫。

“轉型是必須的，煤老板本身就是經濟轉型中出現的‘怪胎’。即使山西沒有煤炭資源整合，山西的煤老板遲早也會面臨著這一天。”李錦對記者說。

近年來，山西政商兩界都努力將人們視野中的煤老板，改變成新晉商。在8月20日舉行的首屆世界晉商大會上，新晉商更是被放在一個新的平臺上加以展現。

其實，很多山西民營企業家在做著同昔日晉商一樣慷慨義捐、斥資辦學的善舉。

據山西省工商聯統計，近5年來，全省民營企業社會公益事業捐助100億元。以潞寶集團為例，其每年拿出利潤的20%用于幫助弱勢群體、扶貧助殘、助學幫教和新農村建設。

“山西煤老板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意味著新一代晉商的崛起和新生。”山西信友集團董事長劉芳亮在首屆世界晉商大會發言中稱。

篇(6)

說起對兒子的失敗教育，本文主人公朱鵬先生感慨頗多。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拼命創業，就是為了改變兒子未來的命運

我出生在重慶市萬州區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父親在機械廠當鉗工。家里兄弟姐妹較多，我只上完初中，父親就讓我輟學跟他學鉗工了。1988年5月，我與同車間的女工劉芳結了婚，1990年3月，我們的兒子旺旺出生了。雖然家里窮，但兒子的到來仍給我們夫妻倆帶來了為人父母的喜悅。摟著心愛的寶貝兒子，吻著兒子粉嘟嘟的臉蛋，我暗自發誓：我一定要發憤圖強，改變家里的窮面貌，不讓下一代再過苦日子。

有了這個信念和追求，我不再安心自己每月幾十元的鉗工工作，開始四處尋求生財之道。

8月，我向親戚朋友借了1500元，與一位做土特產生意的朋友合伙到湖北利川市收購了1噸野生香菇、蕨菜，運到南京去賣。事先，朋友說南京那邊有一位朋友聯系好了客戶，我們只管把貨運去，一手交貨一手接錢，這一趟下來少說也要賺五六千元。缺乏商業經驗和風險意識的我，只相信朋友義氣，就這樣稀里糊涂地“下海”經商了。然而，當我們把貨運到南京后，貨被他們運走了，錢我一分還沒有拿到，他們就來了一個金蟬脫殼，隱身不見了。我在南京苦等苦找了三天，不僅沒找到他們的影子，反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威脅和恫嚇，最后我只得離開南京回家去。這一趟生意我連本錢都賠了進去。

當我餓著肚子往家趕的時候，幾次萌生跳江自盡的念頭，但一想到兒子可愛的模樣和妻子企盼的眼神，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回到家里，我看到眼前的一幕更令我心痛和心酸：妻子生病躺在床上，5歲的兒子穿著臟兮兮的衣服蹲在地上，抱著開水瓶往碗里倒水，由于人小力氣不夠，他的兩腮漲得通紅，太陽穴上的血管也凸現出來。他在倒水給他母親吃藥。我的心如同被一只無形的手揪住似的難受。本該享受無憂無慮歡樂生活的兒子卻過早地承受了生活的重壓。

兒子見我回來，張開兩只小手，甜甜地叫了聲“爸爸”向我撲來。摟著兒子的那一刻，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滾出了眼眶。妻子忙對我說：“兒子可能干啦，我生病的這幾天，兒子每天煮三頓飯，燒兩瓶開水，還用盆子到外面接自來水回來洗衣服哩。”我聽了心里更加難受，一想到自己這趟生意虧了血本，更覺得對不起妻子和兒子。

妻子十分通情達理，知道我生意做虧了，一點也沒抱怨，反而寬慰我：“小孩子第一次學走路沒有不摔跤的，做生意也是這樣。這沒啥了不起，大不了從頭再來。”妻子的寬容和鼓勵使我勇氣倍增，我再次踏上了經商之路。

經過兩年多的打拼，我終于在激烈的商戰中闖出了一片天地。到1998年12月，我靠販賣石柱、黃連、長毛兔積累了40多萬元的資本，在萬縣市開了一家野菜館，主要經營山區出產的綠色食品，如：蕨菜、薺菜、野生香菇、竹筍、土家臘肉。野菜館開業后，生意紅火，吃膩了大魚大肉的都市人，對地道的綠色食品情有獨鐘，常常光顧我的野菜館。一年下來，我凈賺了10多萬元。

家庭經濟狀況改觀后，我在市中心買了套150平方米的商品房，加上裝修一共花了28萬元，然后我又更新了家電，將兒子從一般的學校轉入市內教學環境、師資力量較好的學校讀書，還給兒子買高檔時髦童裝，經常帶他進麥當勞、游樂場去消費。

2000年10月，我讓妻子辭去那份薪水不高的工作，與我一起共同經營野菜館，從此野菜館的生意更加紅火。

生活條件變好了，兒子卻變壞了

對兒子疼愛，是天下父母共有的愛心，我也不例外。更何況過去生活條件差，兒子跟著我吃了不少苦，每當我想起5歲的兒子蹲在地上雙手抱著水瓶倒開水的那個情景，我心里就一陣酸楚和難過，總覺得欠兒子的太多。補償的心態促使我在經濟條件變好之后拼命在物質上補償兒子。兒子都快小學畢業了，我還經常給他買高檔玩具，一件玩具幾百元，甚至上千元我眼都不眨一下。兒子要玩游戲機，我帶他看遍全城所有的商場，選了最好的一款游戲機。兒子的一雙真皮童鞋僅穿了10天就嫌顏色不好，我馬上給他又買了一雙更好更高檔的。

我每個星期不管多忙，都抽出時間帶他去麥當勞、肯德基各一次，幾乎雷打不動。同時，給他訂了一份牛奶，我每天都親手給他做營養早餐。兒子臥室里的衣櫥、床頭柜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高檔童裝、玩具，我試圖用豐富的物質享受來彌補對兒子的內疚，我用這種高檔物質表達出來的父愛包圍著兒子。

2001年，兒子小學畢業，我不惜重金將兒子送進了市內一家寄宿式的貴族學校就讀，那里的學習、生活環境都非常幽雅，兒子很喜歡。看到兒子十分開心地留在學校，我和妻子都感到十分高興。

原以為把兒子送進這樣好的學校就一定能將他培養成材，做父母的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然而，以后發生的事情令我們大吃一驚：兒子變得讓我們不認識了。

兒子一天天長大，我和妻子沒日沒夜地做生意，千辛萬苦我們都咬牙堅持下來了，從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為的就是多掙一些錢，把兒子培養出來，讓他出人頭地，同時，我們也準備為兒子將來成家立業創下一份基業。我和妻子都比較節儉，除了在兒子身上大手大腳地花錢外，我們從不敢亂花錢。本來，我們完全有理由買一輛汽車，便于生意上的往來，但考慮到兒子正是花錢的時候，生意的競爭也很激烈，掙錢不容易，最后，與妻子反復商量后，決定買一輛150的嘉陵摩托。

有一個周末，我騎車去學校接兒子，見我騎輛摩托過來，兒子一臉不高興，還不愿坐我的車。我問他怎么回事，他把嘴撅得老高，氣咻咻地對我說：“你看看，哪個父母不是開小汽車來的？就你一副寒酸樣，真讓我在同學面前丟臉。”我被兒子的話驚得睜大了雙眼，竟一時不知如何回答。

晚上，我把這個情況向妻子講了一遍，妻子說：“兒子漸漸長大了，有思想、愛面子了。這也沒啥奇怪的。要不，我們下個月去買一輛奧拓吧。”

可是，當我開著花了幾萬元新買來的奧拓汽車去接兒子時，他看見后，只高興了一會兒，當他發現我的車沒有別的家長的車高檔時，又不高興了。他指責我說，怎么買了一輛這樣的車，一點兒也不豪華，你瞧別人家的車都是寶馬、奔馳、別克，咱家的車比他們的差遠了。

2002年五一節放假，兒子帶著幾個小朋友到家里來玩。那天中午，我打理完菜館的生意后，讓妻子守著飯店，自己回去照顧兒子和他的小朋友們一起吃飯。打開房門，我被客廳的場景驚呆了：兒子蹺著二郎腿，嘴里叼著一枝煙，十分老練地在那里吞云吐霧，他面前的茶幾上放著一包50多元一包的軟中華，其他幾個小朋友也在吸煙，整個客廳煙霧繚繞。

兒子見我進來，伸手將茶幾上的香煙收進自己的衣袋里。我發現沒來得及關掉的電視屏幕上，正在放映黃色錄像片。

我不好當著他同學的面批評他，于是，強忍著內心的怒火，關掉電視機，然后帶他們一同出去吃飯。家里的生活條件變好了，兒子卻變成了這樣。難道是豐富的物質生活帶來的后果嗎？

我們成了兒子不屑一顧的“鄉巴佬”

我開始意識到對兒子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不知道如何著手。現在的孩子成長太快，接受新事物也快，雖然有很多東西都是不健康的，但他們卻很容易接受。自從發現兒子吸煙、看黃色錄像后，我就規定他每周回家時必須把本周的測試題帶回來讓我檢查。結果，又是讓我大吃一驚，他的各科成績都很差，還不如以前在普通小學時的成績，尤其是英語成績已排在全班倒數第二名。

我不得不到學校請求老師對我的兒子嚴加管教，幫助他把學習成績搞上去。老師一臉的為難：“你這兒子無法管，他根本就不讓管。不僅自己不認真學習，還影響別的同學。我還告訴你一件事，你兒子早戀了，你們當家長的如果再不嚴管，怕是要出事了。不要整天只顧掙錢，還是要騰出時間管管兒子才是。”

我把兒子帶回家，第一次嚴厲地喝問他在學校都干了些什么。當我指出他在學校的種種“劣跡”時，他居然不屑一顧地說：“這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在學校又不止我一個人在談朋友。只有那些土八路、沒品位的家伙才談不上朋友。”我氣得差點吐血，揚起手在兒子臉上摑了一巴掌，看著兒子那張被我打出五個手指印的臉，我心里疼了一下，忽然想起幾年前，兒子蹲在地上倒開水，那張漲紅了的小臉蛋，于是，我又感到很后悔。兒子用一種讓我心寒的目光仇視地盯著我：“你打我？你是不想讓我活啦？好，我死給你看！”說著，朝陽臺上沖去。我見狀大吃一驚，拼命撲上去一把抱住兒子，不停地向他道歉：“兒子，爸爸不該打你，爸爸對不起你……”我好不容易才把兒子勸回到客廳的沙發上，但兒子再也不理我了。

2003年10月，學校通知家長開會。兒子并沒感到父母去學校對他有什么壓力，相反認為這是和同學的父母比身價的一次機會。兒子再三叮囑我和他母親：“一定要穿名牌衣服，穿名牌皮鞋，做有品位的發型，還要開一輛上檔次的汽車，實在不行，你們就去借一輛好車先用用。”

兒子虛榮心強，好體面。但我和妻子這次不想再順著兒子的意思去做，一是太浪費錢，二是容易增強兒子的虛榮心。因此，到學校開會，我和妻子依然衣著樸素，也沒刻意去打扮。到了學校，我們才發現，各種轎車在偌大一個操場停得滿滿的，家長們一個個西裝革履、濃妝艷抹，簡直就是來參加選美大賽的。我和妻子忽然意識到我們太土，與這些時髦的人格格不入，也難免產生了一絲自卑感。

見到兒子時，他居然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然后坦然地對同學介紹說，我們是他的親戚，他的父母生意太忙就委托親戚來代開家長會。后來，他看都不愿意看我們一眼，愛理不理的，表現出對我們的不屑與反感。

篇(7)

這18位農民的名字是：關廷珠、嚴立富、嚴立華、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關友申、關友章、關友江、韓國云。

他們沒有想到，這份字據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殺開了農村改革的一條血路。

20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接待室和村民嚴宏昌的家中，筆者和小崗村的部分當事人就那段歷史有如下交談。

記者：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30年就要過去了，當年寫下契約，一起按下紅手印，決心的18位小崗村農民，到今天已經有6位辭世，他們是：嚴立富、嚴家其、嚴家芝、關廷珠、關友章、韓國云。為了準確地記錄歷史，為了說明當時小崗村農民決心的過程，我想再度提出相關問題，請當事人來回答，由我記錄、整理，再由口述者訂正。即使這樣的回憶與其他人的回憶有一些出入，也不妨礙我們把這些記錄下來，留給歷史。

眾說紛紜，記錄顯得尤為重要

嚴宏昌：我愿意回憶、愿意講一講，因為這段事情已經是往事了，卻有無數來訪的人提問過。眾說紛紜，有時候我先后說的也會有一些不一樣，各種記錄也多，所以應該留下認真的記錄。我今天回答問題的時候把幾位當事人也請來一起談。你完成了記錄稿我也會認真地看，大家一起核對，這樣會準確一些。

記者：不管怎么說，你在這個有意義的行動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存的契約中，只有你的名字出現兩次，一次出現在前面，一次出現在20個名字中間。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你先簡要地回顧一下自己的身世吧。

嚴宏昌：我是小崗村人，出生在1949年農歷九月初九（換算公歷，是1949年10月30日），小時候上過學，到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因為家庭貧困，只讀了半年，就再也讀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討飯。我討飯走得很遠，大江南北、淮河兩岸都去過。

我是1969年底結婚的，老婆段永霞是同縣板橋公社的人。我們是自己認識、自由戀愛的，她比我還大兩歲。到1978年，我已經有了四個孩子。當時，小崗生產隊的家庭自留地留得很少，每人只有5厘地，我家6口人，總共只有3分自留地，好在都在家門前，耕作管理比較方便，我們家吃飯吃菜就靠這3分地。

1978年8月，從過去板橋內，分出了新的梨園公社，于是要產生新的生產小隊隊長和其他隊干部。于是，全村人家的戶主來到嚴學昌家開會，因為他家的地方大一點。當時擔任梨園公社黨委副書記的錢進喜前來主持。

選舉沒有什么特別的，大家選出了三個人擔任生產隊負責人，有我一個、嚴俊昌一個、嚴立學一個，一共三個人。這時我提議，下面的干部就不要配了。為什么呢？因為當時全村20戶人家，有兩戶是單身漢，就這些人，除了生產隊長、副隊長，還要選配文書、民兵排長、婦女隊長，弄得差不多人人都是官了，要那么多官做什么？因此我就說，有我們三人就夠了，工作就可以做了。

當時我將這個意見一說，錢書記當場就同意了，不再往下選了。但是最后要等公社黨委批準。

這樣一來，小崗村生產隊推選出的就是我們幾個人了。這事定下來以后，我們商量了一下，由于嚴立學是老會計，那就讓他接著干。我是當時全隊戶主中唯一沒有當過生產隊干部的，當時在場的人幾乎都當過隊干部，只有我沒有。我成年以后在外面先是討飯，后是做工，但是人在外面不種地是要交錢的。我每月向生產隊交15元，給我計150分。否則就不可以出去，因為出去做工要公社的介紹信，這需要生產隊同意。1978年初，我在鳳陽當建筑工人，也管著幾十個農民工。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小包工頭了。

我是在1978年上半年回到生產隊的。為什么回來？是因為蹲點干部反映，說我是“黑包工”，老是在外面干活，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嫌疑，所以生產隊要我回來，我不愿意。于是，生產隊就要我每月交45元，我還不愿意。生產隊最后要我每月交100元，那我怎么交得出來，只好回來。

我被推選為隊干部以后，隊里的關廷珠當場就對我說，小崗村的人沒有當過隊干部的就你一個人，如果你讓我一天喝上兩頓稀飯，我就滿足了。

我聽了以后壓力很大，因為我常年在外，對生產畢竟不熟悉。我也把自己的心情向嚴俊昌和嚴立學說過。俊昌是我堂兄，是我三叔的兒子。他說，我沒有文化，你說怎么干，我們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點子想好。

記者：當時在被推選出來的生產隊干部中，你和嚴俊昌誰是隊長？我看到有許多文章說，當時嚴俊昌是隊長，你是副隊長，因為嚴俊昌畢竟在年歲上比你大一些。

嚴宏昌：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簡單，說起來倒要花一點工夫。我記得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三人被選出來了，我的得票是最多的。我想，這可能和我在生產隊里沒有當過隊長有關系。還有，我畢竟在外面當過包工頭，也管過幾十個人，甚至更多一些，而且年輕，而俊昌曾經當過多年隊長。

但在當時，沒有定下來誰就是隊長，因為最后是要把名單報到公社去批準。但是既然已經把我們選出來了，我們當時就把工作做起來了。說實在的，我們并沒有把當隊長看得有多重，沒有把它當作是什么官。我倒是真的想把隊里的事情安排得好一些，讓鄉親都吃上飯。

所以，我沒有在意誰是隊長誰是副隊長，就抓起工作來了。其實所謂的工作，主要是派活，因為沒有到年終分紅的時候，生產隊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派活。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嚴立學當會計，他有這個經驗。

是什么使你們走上“大包干”之路

記者：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小崗村人把生產隊的事情主要地交到了你和嚴俊昌這對叔伯兄弟手里了。接手之后你們先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使得你們一步步地走向“大包干”的道路呢？

嚴宏昌：選舉會以后，嚴立學就建議要盤點生產隊里的家底，因為這個時候就要到秋天了，要平整土地了。我們就把盤點的事情交給嚴立學。那時生產隊里沒有什么集體積累，他馬上就把家底盤點出來了，基本上沒有什么生產條件了。但我們還是認為，要抓住秋耕和冬耕，為來春種上莊稼打好基礎。要整地，沒有牛耕田，怎么辦呢？沒有辦法，我只好發動大家出死力氣，用鐵鍬挖，用耙子耙，怎么也得要整地呀。但是我們工具太缺了，大家雖然也用力了，但效果不太好，大家認為這么辦不行。

大約也在同時，我向嚴學昌、嚴立學提出，每人只有5厘自留地，太不夠了，要增加自留地，讓大家有點菜吃。對我這個提議，大家都同意，這些地就分下去了。

但是這樣一來馬上就有了問題，我發現生產隊集體的地里不怎么有人。有時候我們當隊長的到了地頭，發現大家都懶洋洋地沒有跟上來，到的人干活也不積極。我一看，這樣不行，就找到嚴立學，將一個生產隊分為兩個小隊，讓大家有一個競賽。我為這事寫了一個報告，交給嚴立學，讓他拿到公社要求批準，結果上級不批準。

不批準怎么辦？我們三人研究，自己干。我們就按人口分下來，分了兩個小隊。結果一分開，矛盾還是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不均勻，我們三個人解決不了問題。

一開始，我找到嚴學昌，對他說，我以前是小包工頭，各項工程包干到人，工程完成得合格而且效率高。干活就是要這樣做，不管你是瓦匠還是泥工，所以我總是能夠提前完工。

他說，搞農活能不能這樣做？哪個敢做呢？

我說，你去問別人的意見，如果可以，就瞞上不瞞下地來做。

結果大家單線聯系，聽每個人的意見，發現多數同意這樣做。

最后，我就找到立學和俊昌研究這個事情。結果，我們三人思想不太一致，形不成決議，主要是擔心上級怪罪下來，我們心里怕。

我把握不定，找到嚴學昌問他的意見。嚴學昌對我說：誰要是不同意，就把集體的好處多給他點，哪怕他吃干飯我們喝稀飯都行。他的話對我觸動很大，堅定了我的決心。我又找嚴俊昌、嚴立學商量，要分田到戶，分個明明白白。當然前提也是非常明確的，就是首先交夠應該給國家的，這在我們鳳陽農民頭腦里是特別清楚的事情。

按滿了紅手印的字據

記者：那張表示18戶農民決心“分田到戶”的契約是你起草的嗎？對這張字據有許多疑問和爭議，不少人說在開會的時候還沒有寫下。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在開會的時候就準備了印泥，讓有的人帶上了圖章嗎？

嚴宏昌：這張紙條是我寫的。從筆跡上就可以看出來，是我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寫上了，紙上只有我一個人的筆跡。然后由每個人在自己的名字上按手印。就在當時會場上，大家看著寫的，同意的人就當場按手印。這張紙也是真的，紙是嚴立富從家拿來的，因為嚴立富以前是生產隊干部，當時做記工員，他家里有紙。

記者：有一種說法，在那個舉行會議的晚上并沒有寫下這張紙條，這紙契約實際是后來在拍攝電視片的時候補寫的。

嚴宏昌：這張紙條確實是真的，是我寫的。至于后來拍電視拍電影，把當年情景一遍一遍模仿。但模仿的東西畢竟不是原件。

記者：為什么在這張契約上，有的人按下紅手印，還有三個人卻是蓋章的？為什么有這個差別？

嚴宏昌：當時我們首先要求蓋章。因為在我們看來，蓋章更具權威。但在那時，因為窮，只有三個人有圖章：一個是韓國云，因為他是貧農代表，有圖章。再一個是嚴立學，他是會計，做賬要圖章。最后就是我了，因為我是小包工頭，有圖章用來給大家作證明發工錢。

其他人沒有圖章。有些人基本上沒有讀過書，不會寫字，所以只能由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寫下來，然后由他們按手印。

嚴立學（插話）：嚴宏昌說的是對的，當時就是這三個人有圖章。紙條上的字都是嚴宏昌寫的。

記者：仔細看按滿了紅手印的契約可以發現，只有嚴宏昌一個人有兩處簽名、兩處蓋章。這是為什么？

嚴學昌（插話）：這是因為嚴宏昌表示，在這個事情上他要帶頭，所以先寫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以后一旦出事，要捉就先捉他。既然寫了兩個名字，所以就在兩處名字上蓋了兩個圖章。

嚴宏昌：事實上，在按手印前，我們已經分了田干了起來。我們知道上面不叫干，我們干著也覺得心里不踏實，就在一起商量，要簽字畫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樣的，同時對于干部有一個交代。當時這樣做必須保密。

字據是在向大家講明了情況以后由我當場寫的，名字的排列也是我寫的，大致的順序是按照對這件事情的態度，積極性比較高的，我寫在前面。寫這樣的條子排列名字，我以前也做過，主要是領救濟糧要寫這個名單，大家都是按住家從村東頭到村西頭排列的，但這次不是，重新排列了。

記者：仔細審視你們一起秘密開會按下手印的契約，那上面有20個名字，而你們實際到場的是18個人，那兩個沒有在場的人是誰？他們的手印是怎么按下的？

嚴立學（插話）：那天晚上到場的是18個人，契約上寫了20個人的名字，其中有兩個人是代簽的：一個是嚴國昌，一個是關友德。嚴國昌是我的父親，他的名字是我哥哥嚴立坤代簽的（按手印）。還有一個關友德，當時跟著我父親在江西要飯沒有回來。嚴宏昌要我找他哥哥關友章代簽，他不簽。就由我找到他的叔爺關廷珠，由他代簽了（按手印）。

簽訂契約的草房

記者：當時為什么選在嚴立華家開會？后來這座房子怎么樣了？

嚴立華：我生于農歷九月，究竟哪天是生日我自己都不知道。推算起來，我是1944年出生的。那年秘密開會的時候，大家是到我家來開的。因為我家有兩排房子，是我討飯回來，自己和泥蓋起來的，大概在1970年左右蓋的。房子前后兩排，前兩間，后三間。

那天開會的時候，我的老婆孩子在后排屋子里睡覺。我們在前排屋子里開。那個晚上，我家點了一個煤油燈，是用一個墨水瓶做的。

大家來到我家，有的坐在草墊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間有一張小矮桌，連茶杯都沒有。

我家的房子太破舊了，大約在80年代就拆掉了。

記者附言：1994年4月，記者來到小崗村，村里還有一些舊茅草房。記者即向村里負責人提出，要選出一些舊草房予以保留，作為歷史的見證。但是小崗村沒有人同意這個建議，反而向記者說，看到這些舊房子就會想起傷心事，留下來做什么？結果在幾年間，將70年代后期的房屋全部拆光。

分了多少土地

嚴立華：當時分地搞“大包干”，總的原則是平均每人4畝地，荒地不在內，計算的是熟地。如果加上荒地，大約每人5畝地。這樣我家人口少，分得18畝，加上荒地20來畝。

嚴宏昌：當時我家6口人，分地約25畝，加上荒地大約有30畝。

附錄：小崗村婦女段永霞自述

記者附言：1978年12月的那個冬夜里，在分田承包單干的契約上按下紅手印的18位小崗村農民全部是男性。換句話說，這次秘密會議的參加者全部是男性。這在當時的小崗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這塊世代農耕的土地上，傳統的力量表現得特別頑強。那時，每一個農戶的“當家人”必須是男性。

他們在開啟中國農村改革的契約上按下了沖破舊體制束縛的紅手印，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小崗村改革的道路上沒有女性的聲音。記者采訪了嚴宏昌的妻子段永霞，請她從小崗村女性的角度談談“大包干”契約，她爽快地答應了。下面為口述記錄稿。

我1947年生，原先是鳳陽縣板橋公社羅劉大隊吳段村人。說起來，我和嚴宏昌有表親關系。我父親去世早，我是家里的獨女，母親不放心我，特別關照我一定要嫁一個好人。我喜歡嚴宏昌，就在1969年嫁過來了。

那是“”鬧得最兇的日子，鬧得地里沒有人好好干活了。農村人，不好好干活就要餓肚子。我1969年嫁過來，1970年就開始討飯了。我前后生了5個孩子，有4個是在討飯路上生的。

說起來，小崗村男人分田搞“大包干”是為了吃飽飯。1962年這里也搞過一陣子“三自一包”，生活就好一點。可是以后不讓搞了，小崗村人就再也沒有吃飽飯。

從1970年開始，我年年都要出去討飯。我走在討飯的路上就盼望，其實我不要求什么，只要能和家里人天天在一起，喝稀飯也心甘情愿。可是在“”的時候，小崗村人連稀飯都喝不飽。

我出去要飯的時候，橋洞里、車站里都住過。我懷上兒子嚴金山的時候，半年沒有吃到正經糧食，營養太差了，所以孩子長得很瘦，到“大包干”以后才慢慢養好了。

到了1978年秋天，男人們就悄悄商量著要分地包干了。他們晚上開會按手印的事，我那時一點兒也不知道。按我們這里的風俗，女人們知道了怎樣，不知道又怎樣？但我要是知道了，從心里說是支持他們這樣做的。

他們商量分田包干的時候我不知道，但是分下了土地，我當然知道要各家包干了。在這件事上，我知道前虧嚴學昌，后虧嚴立學，因為他們兩個是特別積極、堅決的。嚴學昌跑來對嚴宏昌說，我們分地，有些人膽小怕出事，不愿意，還有的是怕吃虧。現在要緊的是把地分下去，對那些膽小不太愿意分的，如果他們想多要點就多給他們一些。只要能分了田，他們要什么給什么，只要我們分了地能吃上一年的飽飯就行。

這時候，我已經知道要分地包干的風聲了。我對嚴宏昌說，分了地以后，我馬上下地干活。這就算是我支持他的話了。

他們按手印寫條子的事，我事后還是聽說了，但是我沒有見到這張按了手印的條子。事后，韓國云來我家對我說過，要是出事了，我們還要管把你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我才知道了有這么回事。這個時候已經分田干起來了。

后來，縣委陳庭元書記來了，我們的事要瞞著呢。但是瞞得了初一瞞不過十五，人家也是搞農業的，種過地的，哪有看不出來的。聽說他看過了以后沒有說話就走了。那時嚴俊昌來找嚴宏昌說，我們干得好好的，不知道上面讓干不讓干？看來我們總得有人出頭和上面說這個事。結果嚴宏昌說，要我去開會我就去。

有一天，嚴宏昌接到通知要到鳳陽開會。他要走了，走到門口又回來了，回來看看4個小孩。我看情形不對，就問今天你去了就不回來了？他不吱聲了，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對我說，他今天去縣里能不能回來可就兩說了，萬一回不來的話，我們家有4個小孩，你要和你的姊妹把我的小孩養大。聽他這么一說，我們都哭了。

說完，宏昌就走了。他走了以后，韓國云、關友江都來看過我。那天我也沒有心思做飯，到下午就等他。結果他回來了，在小孩都睡著的時候回來了。他回來了，說原先準備要出事的，最后是陳（庭元）書記解了圍，他打電話給地委王郁昭書記，打完電話就沒事了。我一聽特別害怕，說我們這么點小事把地委王書記都驚動了。

從那以后，我天天聽廣播聽新聞。我家孩子說，我媽關心國家大事。我說，我不是關心國家大事，我是關心自家小事。我在家哭過，就是擔心國家的政策變。直到總書記來到我們家，他講了支持當年小崗村農村改革的話，我當面聽到了，這就徹底放心了。

我們不要過“”那種日子。還是現在的生活好。現在我著急什么呢？就是我們家這位（嚴宏昌），總覺得小崗村發展慢，心里不踏實。為小崗村的發展慢，我也著急。我現在覺得要發展小崗村得靠下一代了，我們這代人掙個溫飽，下一代圖個發展。所以我兒子出去打工創業那么些年，現在回來了。“兔子滿山跑，到老歸舊窩。”這是他父親總對兒子說的。要是我看到下一代把小崗村發展起來，我就安心了。

記者附言：小崗村的“大包干”就這樣起步了，殺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條血路。

當時，鳳陽縣委已經走上改革之路，著手研究和制訂在農村包干到組的措施。但小崗村農民的步伐邁得更快一些，走上了“大包干”的道路。可貴的是，小崗村農民的做法在當時得到了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滁州地委書記王郁昭、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支持，而且加以歸納總結，很快發展成遍及全國農村的――簡稱“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