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

目前，消費問題已成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強有力手段，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傳統的計劃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帶來消費的增加，因此，經濟增長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經濟增長決定著消費，消費對增長更具有拉動作用，在一定條件下能夠超過投資的影響作用，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質量的高低，因此，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一、國外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

馬克思（1865）在《資本論》中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產消費觀。在他看來，“消費需求是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和生產、分配、交換等環節構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生產是這一有機整體的出發點，而消費則是這一整體的終結點，分配和交換只是這一整體的兩個中間環節。無論是什么社會背景，生產過程都必須是周而復始、連續不斷的，沒有最終消費，一個社會的再生產過程就會出現斷裂現象”。馬克思通過對再生產過程和消費需求的探討指出：“消費需求決定著生產，各種不同要素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消費需求是勞動力得以恢復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消費需求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在要素，消費需求使社會所生產的產品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需求促使新的生產需要的產生。因此，消費需求是一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基本前提、內在因素和必要條件，是任何社會形態生產的最終目的。如果沒有消費需求，就沒有相應的生產”。在他看來，再生產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個環節是辯證統一、相互制約、互為影響的。從分配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對消費與生產的分析表明：消費總是在某一社會分配關系基礎上的消費，而消費則是分配的最終實現，它對分配具有反作用。

凱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指出：“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古典經濟學家們所長期信奉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很難成立，需求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并不總是被動的，總需求對總供給有顯著的影響，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兩個因素所決定。”提出了消費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間的關系模型：C=C0+aY。其中：C——社會總需求，C0——社會必要消費，a——邊際消費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單位所引起的消費增加數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凱恩斯進一步推出，一個社會的有效總需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會引起這一社會投資擴大并帶來就業的增加，社會就業增加又會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會促使新一輪消費的增長，從而推動經濟不斷循環向前發展。針對在實際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的有效需求數量常常達不到有效供給數量等的實際，他主張政府不應該被動地任由經濟自行運轉，而應該充分運用相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積極主動干預國民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使有效總需求保持在與總供給相適應的步伐之上。他特別強調，評價一個政府工作好壞的標準不應該是有無財政赤字，而應該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當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應該主動擴大消費支出以使經濟走出困境、推動經濟發展。這不僅在宏觀經濟理論上作出了極大創新，而且在西方國家應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實踐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羅德—多馬模型”的生產技術假設的基礎上，運用資本和勞動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起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而解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不能自發相等的問題。在這一經濟增長模型中，他把經濟的增長主要歸因于資本積累的結果：資本由投資而來，而投資則主要來自于居民儲蓄，居民儲蓄和居民消費是呈反向變化關系的兩個變量。由此來看，投資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消費則會降低居民的儲蓄率，從而減少社會投資會阻礙經濟的快速發展。

羅斯托（1960）在其《經濟成長階段》中，根據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將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分為6個階段。他解釋說，在傳統社會階段，社會生產完全是圍繞生存而展開的經濟，而且通常都是封閉或孤立的經濟狀態；在為起飛創造條件階段，是社會為擺脫貧窮落后走向繁榮富強的準備階段，其主要特征是社會開始考慮經濟改革的相關問題；在起飛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必須具備生產性投資率提高、經濟中出現一個或者幾個具有很高成長率的領先部門、發明和革新變得十分活躍、適宜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文化風俗環境等四個條件；在向成熟邁進階段，是一個社會已把現代化的技術有效地應用到了它的大部分產業部門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國家的產業部門以及出口的產品開始出現多樣化，高附加值的出口產業逐漸增多，社會投資的重點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轉向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國民福利、交通和通訊設施得到顯著改善，經濟增長惠及整個社會；在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指主要的經濟部門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奢侈品消費向上攀升，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開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帶來的各種成果，人們在體閑、教育、保健、國家安全、社會保障等項目上的花費大量增加，而且開始歡迎外國產品的進入；在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沒有給出追求生活質量階段的社會一個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認為該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隨著這一階段的到來，一些長期困擾社會的老大難問題有望逐步得到解決。從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容易看出，在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生產是前提，消費是目的，經濟越往高級階段發展就越需要消費來拉動并改變產業部門結構，從而推動經濟向更高階段邁進。

二、國內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

劉迎秋（2002）在《次高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強調，從經濟動力學的角度講，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市場存在的根據，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他指出，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對應關系。

武少俊（2003）在《強化消費需求啟動措施，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指出，消費需求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國內消費需求的不足，已成為妨礙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約消費增長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強化消費需求的啟動力度應當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應當把啟動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作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眾預期，增強消費者信心；支持農村發展，開拓農村消費市場；積極而謹慎地發展消費信貸；培養消費熱點，加快消費結構升級換代的進程。

王青（2004）在《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中強調，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經濟運行已從生產主導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市場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動作用就越大。

洪銀興（2005）在《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費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產，還對生產起拉動作用。經濟增長不僅靠投資需求拉動，還靠消費需求拉動。提高人民消費水平本身也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由消費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由于有市場保證因而是可靠的經濟增長。

鄒紅、喻開志（2007）在《消費需求拉動；基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反思與啟示》中指出，近幾十年來，我們對消費需求增長的內在動力缺乏引導以及制度變遷中的復合因素難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進而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拉動乏力。

劉杉（2008）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中論述到，當前中國消費率處于低水平并且還有持續降低的趨勢，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又好又快增長的重要障礙，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建議。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國1978—2007年居民消費支出和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時，運用協整理論進行檢驗分析后指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支出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消費對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作用，刺激消費特別是占總消費比重較大的居民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手段。他們建議，應轉變一直以來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費率，以實現居民消費支出增加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袁建文（2011）從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出發，通過構建最終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模型，對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用沈陽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產出表為數據來源作實證分析后，得出：消費需求在總量、速度和效率上都遠比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

孫海濤（2012）基于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依據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辯證關系，選用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消費需求的32年數據，使用不同的計量經濟方法，從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經濟增長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和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三個方面驗證了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和相互影響作用，同時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方法確認了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為因果的影響關系。數量關系的確立，為探求兩者之間的變化趨勢，進行科學決策提供了數量依據。

三、簡要述評

就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國內的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消費與增長無關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費不會促進經濟增長；消費少，經濟增長反而快。第二，消費對增長具有拉動作用：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消費與增長的關系具有階段性特征：消費與經濟增長是一種動態的階段性相互推進關系。第四，消費與增長的一些實證研究：消費與增長具有一定規律性。

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對我國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分析，但他們有的并沒有充分結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沒有考慮中國制度的變革等問題，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而這些因素恰恰是我國居民生活消費的背景，城鄉居民的消費離不開這些因素的影響。

（注：沈陽市社科聯2013年度民生課題“居民消費需求對沈陽經濟增長貢獻實證分析及擴大內需的對策研究”（立項編號：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

[2] 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

[3] 索洛著，平新喬譯：經濟增長論文集[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 羅斯托著：經濟成長階段[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 劉迎秋：次高增長階段的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J].江西社會科學，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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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方式;投資驅動;人力資本;科技進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4-0078-04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生產力發展迅速,經濟成就顯著,由體制改革、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等因素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初步凸現,經濟增長方式正向積極方面轉化。2009年全省單位GDP能耗比2008年降低了6.16%,“十一五”的前4年,全省單位GDP能耗下降17.19%,提前一年實現“十一五”減排目標。但應看到,河南省經濟增長仍然是粗放型的經濟發展道路。隨著工業化步伐的加快,資源和環境因素對河南省經濟發展的制約將更加明顯。作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和人口大省,隨著中原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河南省的經濟地位日益凸顯,研究并界定當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科學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于河南省實現跨越式發展、加快實現中原崛起意義重大。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目標

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般趨勢。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增加產品數量,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擴大規模推動經濟增長;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以提高效率為基礎、強調增長質量,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推動經濟增長。

根據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不同,經濟增長依次經歷4個階段:即生產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財富驅動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與土地邊際收益遞減的矛盾導致人口增長與產出增長不同步,產生了理論上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并沒有落入“馬爾薩斯陷阱”。在第二階段,資本的積累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作為分析這一增長特征的工具應運而生。在第三個階段,技術進步導致效率大幅度提高,新古典外生增長模型認為人均產出增長是由外生決定的技術進步的變化帶來。新增長理論的內生增長模型是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完善和修正,其共同特點是將經濟增長的源泉由外生轉化為內生,從理論上說明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張卓元(2005)認為應進行預算制度、稅收制度、價格機制等方面的改革。金碚(2006)則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要依靠觀念的轉變。林毅夫等(2007)則認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首先要轉變目標增長方式,而利用勞動力優勢的增長方式則是當前中國的目標增長方式。衛興華等(2007)認為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是中國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出路所在。王小魯等(2009)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市場化與城市化、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以及加速的科技研發的貢獻越來越愈大,外貿和外資的溢出效應則逐漸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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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收入分配　倒u曲線

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理論研究一直都沒有停止過。經濟增長決定收入分配，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收入分配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的方式和水平也決定著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又對經濟增長具有重大影響。

一、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說”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其《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儲蓄和積累在少數高收入階層的集中，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所引起的收入分配惡化，即農村與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隨著收入差距擴大，還會出現一些抑制因素，使收入分配不平衡趨勢逐步緩和。1，法律和行政干預。隨著人們對社會收入分配關注的加強，對收入不平等的不滿情緒也會增強，由此對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產生壓力，政府就會通過累進所得稅、遺產稅以及其他轉移支付的方式來緩和收入分配差別擴大的趨勢。這些干預措施使儲蓄和積累集中的傾向受到抑制。2，人口變動因素。高收入階層的人口增長率存在下降趨勢，但高收入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是相對固定的，于是一些來自中等收入甚至較低收入階層的人進入高收入階層，以維持其固定的比例。這樣，導致高收入階層整體收入水平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擴大。3，產業結構調整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持有這些新興產業資產的人，其收入增長速度必然快于那些舊產業資產持有者的收入增長速度。在總資產收入中來自新產業的比例呈上升趨勢，與此相對應，舊產業所占的比例是逐漸減少的。在動態經濟社會中，由于存在著上述因素，形成抑制社會收入分配差別擴大的機制。這就是隨著經濟發展，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先擴大后緩和呈倒“U”型軌跡的主要原因。

二、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實證分析

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對經濟增長究竟具有怎樣的作用，并不是一個始終不變的趨勢，與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收入分配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本文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利于經濟增長，而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則不利于經濟增長。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由于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它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的以追求平均主義為目標的分配制度。逐步轉變為由市場機制主導的收入分配制度。與之相適應，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呈現一種不斷擴大的趨勢。

三、收入分配差距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3645.2億元增長為2005年的183084.8億元，經濟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總體趨勢呈現持續的高速增長。

(一)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對于經濟實現持續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初期，經濟基礎薄弱，經濟規模、供給能力等都比較低，整個經濟處于短缺狀態，這就決定了在啟動經濟時，不一定要求全部人口的消費需求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相反，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僅容易實現，而且足以拉動尚未擴大的經濟規模的增長。

(二)經濟發展中后期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經濟增長

20世紀末，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生逆轉，即繼續的擴大居民收入差距會阻礙經濟增長。從微觀上來說，過去的收入差距相對于改革前的平均主義起到了一種激勵作用。但是，當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會導致不同收入層之間缺乏流動，進而使得激勵作用受到消解。進入20世紀的最后幾年，我國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許多人面對收入差距表現為極度的無奈,SE作態度轉向消極。從宏觀上來看，過去相對較小的經濟規模，完全可以依靠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的消費示范拉動而增長，但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這種作用就變得越來越小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需要借助更多富裕的人消費拉動，而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阻礙著這樣一個群體形成。消費需求作為社會總需求的重要內容，在改革開放后的一個較長時間內，因為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消費品結構在整體上發揮了提高消費需求的作用，但當消費品結構越來越以高級消費品為主時，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會限制這種消費品結構轉化為消費需求的規模。投資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依靠儲蓄的增長，而收入差距在這個階段有利于儲蓄規模的擴大，但當經濟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投資需求才改變了對儲蓄規模的依賴而變為受儲蓄如何轉化為投資機制的約束。當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后，會影響最終需求的擴大，這使得投資者預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結果大量的儲蓄不能轉化為投資，從而減弱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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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增長 生產函數 就業結構

一、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經濟發展狀況

1978年～2006年間，河北省經濟發展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河北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第三產業已逐漸取代第一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三次產業之間產值的差距明顯擴大，第二產業已遙遙領先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

二、就業結構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的就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就業份額穩步上升，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也明顯上升，三次產業就業人員結構由1978年的76.9∶13.9∶9.2調整為2005年的42.24∶29.99∶27.77。

三、河北省就業結構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分析

借鑒胡永泰的方法，首先利用分產業的生產函數，將經濟增長分解資本積累、勞動力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再將就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全要素生產率中分離，可以得出各產業就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原理如下：

其中：為商品增值系數，Y表示地區生產總值，為i產業就業人數所占總就業人數的份額，為i產業資本存量占總資本存量的份額,為勞動的產出彈性。

其中：TFP增長，TFP增長可分為就業結構效應和凈TFP的增長。

就業結構效應 ，表示農業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時帶來的經濟增長。從上述公式可以計算出從業人員由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及總體就業結構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就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來看，其中1985年貢獻率最高，其中由于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提供了6.63%貢獻份額，體現了從第一產業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向鄉鎮企業的轉移過程中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促進作用。但在1989年～1991年期間，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的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結構效應出現負的貢獻，主要原因是這些年份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下降。1992年以后由于體制改革、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勞動力的轉移對經濟的增長又逐漸產生正的效應。

為了更明顯的看出河北省就業結構變動的趨勢，我們把經濟增長分為幾個階段來具體考慮，將1978年～2006年分為三個階段，即1978年～1985年、1986年～1992年、1993年～2006年，并分別進行分析。

按照河北省經濟發展狀況，分不同階段來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產生的結構效應分析如下，1978年～1985年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的轉移的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最為明顯，產生的效應為2.53%;1986年～1992年期間，就業結構總效應為0.38%，比前一階段有所下降，而在1993年～2006年間，就業結構效應為1.15%，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有所上升。1978年～2006年間，河北省就業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平均產生的貢獻為1.30%。說明河北省就業人數在不同產業間的轉移對經濟增長確實產生了促進作用，有一個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過程，產生這種變化主要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對勞動力需求加大，加上國家對第三產業的鼓勵政策，均促使農業的勞動力較為迅速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中去，從分產業的結構效應可以明顯的看出，第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效應為1.66%，第三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效應為0.86%。之后，由于鄉鎮企業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吸納勞動力漸進飽和，農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減緩，就業結構的效應有所下降，這個階段，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數的比重相對降低，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效應相對前一階段有了一定的下降。而近些年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企業體制改革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國有企業體制轉變的過程中，國家大力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吸收了大量勞動力。同時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第三產業也蓬勃發展，使第三產業中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個體、私營經濟吸收了較多的農業剩余的勞動力增加了對勞動力的吸收能力，促進了農業人口的轉移，因此就業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又呈現上升的趨勢。在這個階段，由于第二產業向資本密集型方向發展，相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第二產業就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率的效應低于第三產業就業結構效應，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效應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結構效應為占當年經濟增長率的0.65%。

四、結論

1.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就業總量的變化對這一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2.不同產業間就業結構的變動對經濟的快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體現在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過程中所帶來的產業結構的變動，引起相對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從而對經濟的增長產生貢獻。整體來看就業結構變動的總體效應呈現先上升后下降又逐步上升的趨勢。

3.近年來，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的轉移過程中，從第一產業轉出的從業人員轉入到第三產業產生的經濟增長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逐漸超過第二產業在就業結構變動中的貢獻，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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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相關領域的佼佼者，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等人的研究，對當前中國增長模式的轉型，或許有著重要的啟示。

對技術理解比較曖昧

經濟增長理論主要研究一個經濟體的中長期增長的動態特征。中國社科院經濟增長研究室主任劉霞輝向《英才》記者介紹，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誕生時就已經存在了，斯密的《國富論》說的其實就是經濟增長問題。

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階段，即第一次產業革命。這個時期主要是用機器代替手工，為了生產機器和母機，就要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所以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資本積累。

對這種增長模式的理論概括就是“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產出增長取決于投資（儲蓄）增加，并且資本與產出比率不變，投資越多，增長就越快。

“哈羅德與多瑪提出了刀鋒效應，認為投資的波動會產生一系列的反應，更多地導致不均衡，也就是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增長，所以經常出現很大的經濟周期。”劉霞輝說。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中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階段，即第二次產業革命。主要發生在歐美和日本等國，發展出汽車、電力、化工等產業。這個階段主要是靠技術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其理論概括就是羅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羅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質疑哈羅德與多瑪夸大了投資對增長的作用。他認為，資本要素同樣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通過對1909-1949年間美國經濟數據的統計分析，索洛發現，資本和勞動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30%多，另外60%多無法解釋。

“這個無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殘差，是資本與勞動之外，其它能促進增長的因素，索洛無法確切解釋，但他認為應該就是技術進步，或者叫全要素生產率。”劉霞輝強調，索洛指出了經濟長期穩定快速增長的一種可能性，就是不斷地技術創新。

當然，索洛的理論也有缺陷。后人慢慢發現，索洛對技術的理解還是比較曖昧的。“索洛認為技術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穩定的，不是靠人類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個天才突然發明了蒸汽機，于是經濟就迅猛增長。”劉霞輝說。

這種外生性還體現在，先進國家產生了新技術，后進國家可以直接把這個技術拿過來，依靠移植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夠趕上先進國家。按此推斷，慢慢地世界各國的發展水平就會趨同。但歷史事實是沒有發生趨同，而且在過去200多年，有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資本驅動增長

20世紀下半葉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三個階段，即新產業革命，歐美日等國開始進入了后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增長階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務業驅動。

這些國家的產業開始從純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轉移：一端是研發、采購、設計，一端是品牌、營銷、渠道、物流、金融等。與此相對應的經濟學理論的進展是“新增長理論”或者“內生增長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羅·羅默與羅伯特·盧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爾茨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納入了其中。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告訴《英才》記者：“他們對索洛模糊的技術進步概念進行了解釋，認為技術進步來自人力資本、制度等等。他們把勞動力分成無技能勞動力和受過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人力資本），這是推動技術進步和提高產出的核心。”

羅默等人認為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是有規律的。劉霞輝解釋，內生就是經濟系統本身能夠產生的，人類通過一些手段能夠促進的，比如企業對研發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進等等。

也就是說，技術進步和這個國家的制度、政策、環境有直接的關系。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和環境，一個國家和先進國家的差距會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支持經濟系統產生更多的技術進步。

2009年，保羅·羅默等人又開始探討新要素供給理論。早前經濟學界探討的要素不是資本就是勞動，而且二者有替代關系。如今他們發現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沒有邊際效益遞減。

“比如市場規模、城市規模、互聯網范圍、制度、創意思維、教育等等。這些都是在討論人類更新的增長模式。”張平說。

中國增長三部曲

談及西方國家增長模式轉變的歷史對中國的啟示，張平認為，中國增長模式實現從粗放到集約、從投資驅動到科技創意驅動，需要經過“三部曲”。

第一步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也被稱為工業化的趕超期。在這一發展階段，只要把農業閑置資源變成工業資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極大提升，因為工業比農業效率高太多，“粗放的發展方式是這個階段的必然選擇，這也是中國過去能實現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進入重工化階段。企業主和農民工在前一階段積累起財富后，大量儲蓄變成了資本，就會導致高投資、高發展、建立城市等等。“這一階段接近索洛說的外生性增長，因為我們是從國外引進了設備，自然就引進了技術。”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逐漸靠近，開始逐步進入第三階段。“這時就必須向自主創新發展了。原來中國60%-70%的增長靠資本投入，現在這個數字逐步變化，再靠大的投資，增長也上不來了。”

西方先進國家發展到這一階段，勞動力的供給是停滯的，資本的供給也是穩定的，但是還能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的提高和新供給要素導致的技術進步。張平認為，這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樣的增長才平穩而有效率。

篇(6)

關鍵詞：出口結構；經濟增長；出口結構變化貢獻度；出口趨勢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3.05

中圖分類號：F061.2；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3-0021-04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SITC0SITC9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general agree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to divided export structure into 255 subcategories of goods and 11services. In according with the categories of capital goods， consumer goods， primary products， intermediate goods， traditional services， information servic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rvices and other services， it uses the 19942014 export data of 19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of worl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and the law of economic growth. Result finds that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is closely to economic growth， and optimizing the export structure， as a means of supply management， is benefi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export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ion of export structure change； export trends

L期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和調控一直倚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2008年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沖擊，世界各國政府都在為經濟復蘇積極努力，然而復蘇效果不盡理想，需求下降。我國對內外經濟的發展思路需要作出相應的轉變和調整。從對外貿易來看，出口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但是在經濟增長結構性減速階段，外需增長的空間相對狹小。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的經濟進入了結構性減速的階段[1，2]。

從理論上講，國際貿易的本質是以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和交換，在這一假設下所有參與者都能從中獲益。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出口每增長10%，能夠推動GDP增長1%[3]。在學術研究方面，相關研究的主要成果可以分為兩大類：①從技術含量或技術結構方面來研究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出口技術結構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中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專業化有利于推動經濟的長期增長[4～8]。從產品技術附加值分布的貿易結構變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效應進行了動態研究，認為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9～11]。②從出口貿易總額或個別部門來研究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Levin等利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分析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初級產品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遠遠小于工業制成品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12]。經濟增長屬于多因素共同驅動的復合型增長而不是出口導向性增長，出口總量的增加不能非常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13，14]。王文平認為，初級產品出口在加入WTO之前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在加入WTO之后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工業品出口與經濟增長始終呈正相關關系[15]。

這些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①著重從技術結構角度研究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基本都定格于高附加值商品是出口貿易中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忽略了中間價值和低附加值的出口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沒有考慮各國要素和技術稟賦的差異性；②缺乏對出口貿易結構的詳盡分解，缺乏參照比較研究。總體上講，當前研究主要基于單一視角或單一部門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缺乏經濟增長與出口貿易結構規律性演進關系的研究。

1 指標設計及數據來源

1.1 指標設計

本文借鑒和總結相關研究，分別定義了出口結構變化指數、出口結構變化貢獻度以及出口趨勢指數。

出口結構變化指數是指出口貿易在一定時期內的內部結構變化情況，以及從總體上測度出口結構變遷強度的指標。

出口結構變化指數C=K11N∑Ni=1（MiTa-MiTb）2 （a，b=1，2，3 且b-a=1）。

出口結構變化貢獻度是出口結構變化指數的分解，是解釋和說明某一出口類別或項目對于結構變化指數的貢獻份額，從微觀上對出口結構變化進行分析。

出口結構變化貢獻度Ai=K2（MiTa-MiTb）2/∑Ni=1（MiTa-MiTb）2（a，b=1，2，3 且b-a=1）。

出口趨勢指數用以描述某一出口項目從上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的基本變化，刻畫了某一特定出口項目的變化趨勢是增加還是減小。

出口趨勢指數Bi=MiTa/MiTb（a，b=1，2，3 且a-ba=1）。

指數參數說明：Mi為i類別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MiTa是T期Mi的平均值，將時間序列分為三個時期：T1期為1994～2000年，T2期是2001～2007年，T3期是2008～2014年。N是總出口結構中的子類別，包括SITC0-SITC9的全部貨物貿易子類、11項服務貿易子類。K1、K2為常數項修正系數，每一項的出口額占總出口的比列可能比較小，因此本文將K1設為10000，K2設為1000，放大兩個指數以便于分析研究。

1.2 數據來源

根據所得數據，把貿易結構劃分為266種產品類別，其中有255種是貨物類別、11種服務貿易類別。255種商品類別對應于國際貿易分類標準的SITC0-SITC9。255種貨物類別依據其加工屬性和產業鏈級別不同，按照四分法將其分為：初級品、中間品、資本品和消費品。①初級品對應于國際貿易分類標準的SITC0-SITC4，含有88個類別。②中間品主要對應于SITC5-SITC6，含有85個類別。③資本品對應于SITC7，含有50個類別。④消費品對應于SITC8，含有31個類別。按照目前國際公認的《服務貿易總協定》，本文將服務貿易分為金融保險服務、信息化服務、傳統型服務。

有關貨物和服務貿易的266個類別的數據均來自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該數據庫提供全球各經濟主體的貿易數據，本文為了研究的方便，選取了2015年度全球出口貿易排名前19名的國家作為參照主體。選取這些國家作為參照系的原因：①包括中國在內的19個國家的貿易總量占據全球貿易總量70%；②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比較完善，抵抗經濟風險的能力比較強，可以給我國提供很好的借鑒。本文有關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增長率和資本形成的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的發展指標數據庫。

2 出口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

2.1 出口結構指數變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出口結構變化越活躍，經濟增長越有活力。表1顯示，隨著經濟由增速到減速，出口結構變化指數減小。中國、日本、俄羅斯、西班牙、巴西、印度以及泰國從T1期到T2期，以及德國的T2期到T3期，出口結構指數分別為717、451、475、363、349、372、445和413，均大于本國減速期及其他家減速階段的出口結構變化指數。經濟增速幅度小的國家出口結構指數變化（日本：0.57%，451；德國：0.46%，413）小于經濟增長幅度大的經濟體（中國：2.23%，717）。另一方面，在經濟減速階段，減速期的出口結構變化指數小于加速期的結構變化指數。同時減速幅度大的經濟體出口結構變化指數小于減速幅度小的經濟體結構變化指數。如美國、加拿大、法國從T1期到T2期的經濟增速降低幅度分別為1.84%、1.57%和1.05%，出口結構變化指數分別為112、112和141。同時，經濟增速快的國家出口結構變化指數大于經濟增速小的國家，如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最大，其出口結構變化指數最大，均值為489。

規律一：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有正向關聯作用。其聯動機制在于：當一國的經濟增長趨于強勁時，該國的生產能力提高，各生產要素、資本品、消費品和服務等供給能力增加，從而有能力生產和滿足國內外多樣性的需求。這種多樣性的需求增加導致了供給的結構性變化增加。尤其是經濟增長越強勁，資本積累速度越快，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周期越短，能直接或間接地改善經濟的增長環境。

2.2 資本品的出口比重增加促進經濟增長

規律二：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變化率為正時，資本品出口由減到增。且經濟增速越大，資本品的出口增加得越快；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變化率為負時，資本品的出口由增到減。經濟增速越大資本出口越趨增加。

表2顯示，在T1到T2階段，中國、日本、俄羅斯、西班牙、巴西、印度以及泰國的經濟增長率變化率為正，其出口趨勢指數分別為1.6027、0.9737、1.6256、1.0667等均大于這一階段其他國家的趨勢指數。其他國家在這一階段為經濟減速期，按照變化率減速率由大到小的趨勢指數分別為：0.8693、0.9270、0.9413、0.9537、0.9541和0.9730。在T1到T2階段的愛爾蘭和T2到T3階段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得最大，但是其經濟平均增長率仍然最高，因此其資本品出口趨勢大于其他國家。

規律二的發生機制為：資本品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是一國技術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其出口促進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出口部門對非出口部門的技術溢出效應[11，16]，同時資本品出口增加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17]。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與資本品出口依賴度不斷提高（見表3）。數據顯示，經濟的增長與資本品的出口存在趨強的依賴性，資本品的出口是貿易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2.3 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隨經濟減速比重趨于增加

規律三：無論經濟增速還是減速，初級產品的出口數量都會增加；當經濟增速時，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趨于下降；當經濟處于減速階段時，越是減速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越大。表2顯示，中國、日本和德國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在經濟增速階段分別小于經濟減速階段；其他國家美國、加拿大、意大利、英國和法國在T1到T2期以及T2到T3期均處于減速階段，初級產品的出口在T1到T2期的出口比重均小于T2到T3期的出口比重。

該規律的發生機制為：初級品作為資本品和中間品生產的基礎，是一國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生產要素之一，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需求的多樣性與一國要素稟賦的有限性發生矛盾[18]。因此，國家經濟發展所需的要素稟賦的差異性是各國之間互通有無，無論經濟增速還是減速，對初級品的需求有增無減；由于資本品是影響出口的主導因素，因此在經濟增速時，資本品的出口比重增加，初級品的比重下降。

3 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出口貿易結構詳細分解分析可知，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聯動作用。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優化調整是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供給面環境的管理內容，是國家宏觀經濟供給側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①資本品作為出口貿易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導項目，以實現技術突破和新能源、智能化等現代新興產業的規模化和成熟化為優化原則，促進經濟持續增長；②在保障目前消費品出口規模的基礎上，實現消費品出口向高端化和個性化方向發展，從而實現消費品出口結構滿足各個國家與各種收入水平的多樣化需求，降低外部需求彈性；③以提高可再生資源的出口質量和堅持能源儲備及新能源開發為原則，優化初級產品的出口結構，實現初級產品出口整體附加值的增加；④充分發揮現有生產要素稟賦優勢，完善工業配套能力，實現中間品向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升級；⑤靈活配置服務出口結構。保持傳統服務出口優勢，提高信息化技術水平和引致需求創造能力。結合經濟系統發展水平，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開放程度。促進金融衍生品開發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適應國際金融需求。鼓勵海外投資方式創新，采取除并購以外的多種投資組合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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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即商品和勞務產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標有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總量指標。近2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根據經驗數據測算,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4%[3]。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GDP增長水平總體高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中國碳排放總量也呈現較快增長的態勢。從可以看出,1980—199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快速時期,碳排放量增長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漸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會、經濟、自然、生態、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通過研究各主要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可分析未來中國的碳排放趨勢,并選擇合理的溫室氣體減排途徑。據徐玉高等[3]分析中國1970—1994年間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中國20多年來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僅此一項引起的碳排放變化占總量的94%以上。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對中國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數據進行擬合,結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間中國碳排放量的變化和GDP的增長呈顯著相關(R2=0·9581)。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大,與其他國家相比,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占比重較大,這與中國剛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并長期以來實行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相關。這一方面造成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增加,投資的增加加快了重工業的發展,引起對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隨之增加;其次,由于經濟的增長,人均GDP增加,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對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剛剛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環境破壞,使得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增加。

但是,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會引起技術、制度的變革和經濟結構的演進,由此引起的經濟發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時期減少。張雷[4]研究了國家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結構多元化發展導致國家能源消費需求增長減緩,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則導致國家碳排放水平下降,兩者結構多元化的演進最終促使國家發展完成從高碳燃料為主向低碳為主的轉變。因此,為研究中國未來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需要從經濟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出發,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增長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

2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的原因

2·1經濟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著眼于短期經濟總量的增長,重視經濟增長的效率,而忽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使得經濟增長的效率低下,結果是對資源、環境形成無形的巨大壓力。分析中國的經濟結構可以發現,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成就,但經濟結構并未取得明顯改進,工業所占比重約為40%~50%,服務業(即第三產業)僅占33%,服務業比重低于巴西約20%,并低于發達國家約35%~40%(圖4)。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依然是比較低下的。這與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并一度強調重工業發展戰略不無關系,而重工業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經濟目前仍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長,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要走漫長的道路,未來經濟的發展對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還很大。

2·2能源結構的影響

從經濟增長必需的能源看,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并未改變。2001年,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潔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氣等所占比重不超過11%[5]。計算表明,單位標準煤炭燃燒產生的CO2是等標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標量天然氣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較大,故中國單位能源使用產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國家。從能源利用效率看,雖然中國在過去20年取得了GDP翻兩番、能源消費僅翻一番的成就,但單位能源消費所產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國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減少碳排放量,中國都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2·3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剛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如果不轉變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且繼續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碳排放量在未來還要持續增長,將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一般來說,根據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EKC曲線),說明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環境惡化會得到遏止并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好轉[6]。但是,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本質上是人們的生存需要所決定的,且受人們的消費偏好等因素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尚處于由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地區增長不平衡,滿足基本發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經濟增長遠沒有達到庫茲涅茨曲線的閾值點,碳排放還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在分析各國統計數據的基礎上,錢振為[7]探討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21世紀前20年,中國正處在能源需求增長較快的時期,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難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單位能源產生GDP的空間并不大,說明未來碳排放量還將繼續增長。

據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時序數據和截面數據估計,人均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間的Kuznets曲線關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們接受轉折點遠遠高于現實經濟發展水平的Kuznets曲線,那么經濟發展達到轉折點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國人均GDP為1090美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間。盡管1997年后中國碳排放量有所減少,但要達到Kuznets曲線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階段,仍然有一段距離。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條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是衡量減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每百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10]。中國是世界上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最高的國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強度為1·56kg碳/美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國的6倍,日本的16倍[11]。這與中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水平還比較低下不無關系,而中國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隨著經濟的增長,技術會得到改進,經濟增長依賴于大量投資和能源消耗的現狀會得到改善,在改進人們消費偏好的基礎上,選擇一條低碳發展的路徑,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強度總體上會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形成經濟持續健康的增長。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平均年增長率為4·3%,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6%,能源消費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在此期間,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基本未變。因此,1980—2000年,中國GDP的CO2排放強度平均年下降率為5·6%[12]。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未來中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階段,對能源、交通的需求還很大,但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減少的空間還比較大。

3結論

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模式,中國碳排放量將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其中尤以工業增長排放CO2最為顯著。根據國際經驗,一國經濟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費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將很快增長。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沿著一些發達國家的老路去發展,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產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這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減少未來碳排放量的首要選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大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是中國的自然社會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國的能源利用技術落后有關,因此,吸收國內外先進的能源利用和碳減排技術,改進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在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