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流動人口特征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 人口流動新趨勢與機遇挑戰調查分析 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之關聯耦合性分析 河北省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分析 人口流動與階層分化 流動人口的微信使用與社會網絡想象 流動人口犯罪現象分析 西部流動人口現象分析 中國省區人口流動與人口紅利分析 人口老齡化與消費結構的灰色關聯分析及趨勢預測 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灰色關聯分析與預測 克里雅河綠洲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灰色關聯分析 集聚效應、人口流動與城市增長 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流動性過剩” 女性流動人口健康狀況分析與對策研究 未婚流動人口中期妊娠引產調查與分析 農村流動人口子女心理健康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對策 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與就業狀況關系分析 流動人口家庭教育問題分析與建議 對流動人口統計和管理的分析與思考 資源型地區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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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analysis of population flow and online

job-search

XU Jing-ping， DING Jiang-hu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stitute，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篇(2)

關鍵詞 手足口病 流行特征 發病率

文獻標識碼：R725.1 中圖分類號：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2）16-0051-02

Analysi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in Jiangqiao community, 2009-2011

MO Yu-Jie

（Jiangqiao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re,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201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 in Jiangqiao community, and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future. Method: The data of HFMD cas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and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was applied to the study. Result: A total of 1453 HFMD cases were reported in Jiangqiao community from 2009 to 2011. Most cases occurred in the area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The endemic season of HFMD was from April to July. The odds ratio of HFMD was 1.63:1 for male to female. Children aged younger than 5 accounted for 96.21% of total cases.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e measures of monitor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conduct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ealth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eschools and mobile population crowed sides.

KEY WORDS 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cidence rate

手足口病是由多種人腸道病毒引起的一種兒童常見傳染病，是我國法定報告管理的丙類傳染病。大多數患者癥狀輕微，以發熱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皰疹為主要癥狀。個別重癥患兒病情進展快，可導致死亡[1]。為掌握江橋社區手足口病發病特點和流行病學特征，為今后制定和調整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現將江橋社區2009～2011年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分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疫情資料來自《中國疾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系統》，人口資料來自公安局。手足口病病例依據《手足口病預防控制指南（2008）》[1]和《手足口病預防控制指南（2010）》[2]進行診斷。數據用SPSS 20.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處理，發病率的比較采用x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疫情概況

江橋社區2009～2011年共報告手足口病1 453例，年平均發病率為19.65/10萬。各年份手足口病發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x2=256.5，P＜0.05）。重癥手足口病31例，托幼機構發生聚集性疫情22起(表1)。

2.2 流行特征分析

2.2.1 地區分布

江橋社區各村委及居委均有手足口病病例報告；本市戶籍病例405例，占總病例數的27.87%，非本市戶籍病例1 048例，占總病例數的72.13%，發病以非本市戶籍的流動人口為主。

2.2.2 人群分布

性別分布 1 453例手足口病病例中，男性900例，占61.94%，女性553例，占38.06%，男女性別比例為1.63?1。

篇(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

三、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城市流動人口總量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我們采用了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84個城市用上述9個相關性顯著的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發現，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職工年平均工資6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但回歸結果不理想。

為了進一步揭示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再按流動人口規模將城市分級，分級標準為：10萬—15萬，15萬—25萬，25萬—50萬和50萬以上，回歸結果見表2。(1)10萬－15萬規模的回歸分析中，9個因素中只有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2個因素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F(9,15)[,0.05]=2.59，回歸效果顯著，其余7個因素回歸效果都為顯著。總體F統計量也小于臨界值F(1,15)[0.05]=4.54，總體回歸效果不顯著。(2)15萬—25萬規模的回歸結果中，9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以及總體回歸效果都不顯著；25萬—50萬規模也是如此。(3)大于50萬規模的城市回歸分析中，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動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其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之間才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流動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有13個，這些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很大，應該是人口流動發展較為成熟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和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直接的規律性應該更強。因此，除了采用與上面相同的9個因素外，還將所有的16個因素考慮在內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列為表3。

表350萬以上流動人口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歸結果

附圖

從三種回歸方法的結果可以看出，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當好，幾乎所有的13個城市都能很好地回歸，誤差幾乎為0。采用F統計量3.0為引入值，1.5為剔除值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有11個因素引入到回歸方程中，分別為：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市區客運總量、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逐步回歸分析的離差平方和為55845.2656、回歸平方和為55841.3555、殘差平方和為3.9090、復相關系數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個變量構建的回歸方程和16個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統計量為F(11,11)=1299.0813，遠大于顯著性水平0.01下的F臨界值4.54，說明引入變量回歸效果顯著。從回歸結果看，回歸誤差最高為3%，有8個城市幾乎為0，因此回歸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歸分析取代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而9個因素多元回歸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個城市回歸誤差超過10%，最高誤差達27%，因此9個相關性較強的因素進行回歸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見，流動人口50萬以上城市的回歸效果較好，其中用回歸分析得到的11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表達流動人口總量，并用于預測的目的，回歸方程為：

流動人口總量（萬人）＝-64.2655+0.2877*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0.9874*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2.9195*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0.2680*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0.1720*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0.8649*市區利稅總額（億元）+5.1261*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0.0051*市區客運總量（萬人）+0.0531*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13.0708*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0.0208*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四、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人數、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顯著；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2)流動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其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回歸效果較好，回歸方程可以用于預測。

［收稿日期］200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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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麻疹；流行現狀；防控對策

 麻疹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常見呼吸道傳染病。在推行麻疹減毒活疫苗（MV）之前，麻疹病毒感染了全世界95%～98%的<18歲兒童，人們普遍認為麻疹的感染是不可避免的。麻疹的危害性在于并發癥，其中造成死亡最常見的并發癥是肺炎、喉炎及腦炎。麻疹減毒活疫苗（MV）使用前，全球每年因麻疹死亡約250萬人［1］。麻疹減毒活疫苗在20世紀60年代初研制成功和廣泛使用以來，由于其持久及終身免疫效果，保護了全球范圍<8～12月齡乃至年齡更大的兒童。但是，在麻疹減毒活疫苗（MV）使用40多年后，盡管麻疹減毒活疫苗列入了計劃免疫，對8月齡以上嬰幼兒實施免疫接種，但近年麻疹流行仍以散發與局部爆發模式并存，威脅著嬰幼兒健康。因此，掌握麻疹發病現狀和特點，采取相應控制對策尤為必要。

    1  麻疹發病現狀與特點

    1.1  麻疹發病現狀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報告，目前我國麻疹疫情形勢嚴峻，2008年1—2月報告病例較去年同期上升近60%，部分地區有爆發和流行，而且麻疹患者高發年齡從以往1～5歲的幼兒，轉到8個月以下的嬰兒和20歲以上的成年人［2］，出現明顯的以青壯年、成人和小月齡兒童發病為主的“雙相移位”現象［3］。1991—2004年浦東新區的麻疹發病資料顯示，該區麻疹發病率一直控制在1/10萬左右，而從2005年開始，該區的麻疹發病率急劇升高，明顯超過歷年一般發病水平［4］。

    1.2  麻疹發病特點  流動人口麻疹發病已經成為流入地麻疹控制的重點，連玉峰等報道，珠海市1993—2002年常住人口麻疹發病率波動于1.40/10萬～3.05/10萬之間，暫住人口則波動于2.31/10萬～35.27/10萬之間，其占當地麻疹發病的構成超過70%。石增寶等對1994—2001年臨沂市流動人口傳染病發病的分析中表明，流動人口麻疹發病率為13.85/10萬，戶籍人口的發病率為8.35/10萬。李國斌對2003—2006年臨武縣麻疹流行病學特征分析中顯示，流動人口的年均發病率為80.99/10萬，是常住人口年均發病率10.59/10萬的7.65倍。

    1.3  麻疹發病因素  在人們的印象中，6個月以內的嬰兒一般不患麻疹，因為嬰兒出生時帶有來自母親體內的被動免疫抗體。近年來，由于兒童期接種過麻疹疫苗的母親，在妊娠時體內麻疹病毒的抗體已下降，這樣的母親所生的孩子沒有從母體獲得麻疹的先天性免疫，所以在6個月內仍有患麻疹的可能。資料顯示：接種一次麻疹疫苗是不能終身免疫的，免疫力僅可維持15年，以后就減弱、甚至消失［5］，抗體消失后的人群又成為新的易感人群。20歲以上成人當時接種的MV效價不穩定，接種劑量少，且MV接種率不高，存在較多的免疫空白，一旦感染麻疹病毒，即會導致麻疹發生。另外，外來流動人口大多由內地農村進入本市，嬰幼兒及成人由于免疫缺失，進入城市后居無定所，衛生狀況差和易感性強也是麻疹發病的重要因素。

    2  麻疹的控制

    2.1  政府重視  2006年11月衛生部制定了《2006-2012年全國消除麻疹行動計劃》，說明麻疹發病現狀已經引起政府重視，并明確了我國控制和消除麻疹的策略與措施。實踐證明，芬蘭、匈牙利、美國等采用2針免疫接種率>95%，消除了本土麻疹。第2針MV接種可以為未接種第1針和初次免疫失敗的兒童再提供一次免疫接種的機會，減緩因未接種第1針而造成易感人群累積。全國各省市認真貫徹執行衛生部《2006-2012年全國消除麻疹行動計劃》，采取常規免疫2針接種率>95%，輔以初始強化免疫和后續強化免疫，加強監測和疫情控制，已成為今后控制和消除麻疹的工作措施和工作目標。 2.2  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和宣傳  上海有外來流動人口500多萬，遍布全市各區縣，尤以城鄉結合部為甚。寶山區有外來流動和務工人員40多萬，他們居無定所，流動性強，加上衛生意識淡薄，是防控麻疹發病的重點對象。如何做好外來流動人口兒童免疫接種和提高接種率，一直困擾著預防保健工作人員。因此，政府應加以協調，各街道居委和鄉鎮所屬村委及所轄學校、幼托機構與所在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應形成排摸網絡。根據當地實際，采取有效措施，做到排摸不漏戶，登記不漏人，宣傳全覆蓋，使適齡嬰幼兒童及時進行麻疹接種，從源頭上控制麻疹發病。同時對入托、入學的外來流動兒童免疫缺失對象，在入托、入學前做好2針麻疹疫苗接種，同時可以考慮將麻疹疫苗初免月齡從8月齡提前到6月齡。杜絕因抗體缺失而引發麻疹病例的發生。

    在開展網絡、電視、廣播宣傳形式的同時，社區、鄉鎮利用版面、宣傳畫、黑板報、宣傳折頁等多種方式進行防控麻疹宣傳活動，尤其在外來流動人口聚集地、建筑工地、農貿市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護人員應采取經常走村入戶，對外來流動人口反復進行傳染病預防和麻疹防控宣傳，提高他們的衛生防病意識和適齡兒童免疫接種主動參與意識。對流動兒童和薄弱地區利用麻疹強化免疫宣傳、4.25計劃免疫宣傳等時機進行調查、補種，最大限度地消除麻疹疫苗“零劑次”人口比例。

篇(5)

【作者簡介】 段成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舸、張斐、盧雪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對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化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總結其變化規律。這樣的梳理和總結，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預見我國流動人口的未來。

本文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主要趨勢。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十分注重對人口狀況及其變動相關信息的收集（這一點，本身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它為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我國就成功地組織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些調查所提供的寶貴人口資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數據來源及流動人口口徑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資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三普）、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87年1%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五普）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05年1%抽樣調查）的相關數據。

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的項目特點，本文以調查項目“戶口登記狀況”為界定流動人口的標識。流動人口是指改變了經常性居住地而未改變戶口登記地的人。由于歷年人口普查（調查）的調查項目略有不同，依據各次普查（調查）得到的流動人口在口徑上有一定差異，具體如下：

在三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戶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87年1％抽樣調查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戶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常住

本縣、市一年以上，戶口在外縣、市”及“人住本縣、市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五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R6）“居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以

及“在本鄉鎮街道居住不滿半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兩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根據05年1%抽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是指“調查時點居住地”（調查項目R7）在本調查小區，但“戶口登記地情況”（調查項目R6）為本鄉（鎮、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時剔除了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樣調查數據中所剔除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區范圍內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相分離的人口，其具體界定比較復雜，詳細內容可參看段成榮和孫玉晶論文（2006）“我國流動人口統計口徑的歷史變動”，此處不贅述。

上述各年流動人口口徑之間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據這些數據得到的各年流動人口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對此我們作了專門研究，結論是，可比性較強。這些可比性分析的結果，我們將另文專門討論，限于篇幅，本文不贅述。以下就兩個主要的問題做出簡要說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很多結構性指標上存在較大差異（段成榮、孫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數據中，我們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剔除出來，而2000年之前的歷次普查和抽樣調查都無法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分離出來。那么，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的這種不同處理方式，是否會影響本文的對比呢？我們認為，基本沒有影響，原因在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調查對于流動人口離開戶口登記地的時間長短和距離遠近的界定有所差異，主要表現在時間上是否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一年以內的人和空間上是否包括縣內跨鄉鎮流動的人。這些差異會對本文研究產生什么影響呢？利用05年1％抽樣調查數據，本文分別比較了流動時間為“一年以內”與 “一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縣內跨鄉鎮與跨縣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婚姻構成、流動原因等結構特征指標，結果發現，本文前述有差異的流動人口口徑之間仍然具有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

第一，流動人口的普遍化

（1）流動人口規模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增長了21倍

20世紀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全國流動人口為數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國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流動的流動人口數量不過幾百萬人。根據三普數據估算，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僅為657萬人（注：由于歷年流動人口口徑不一致，根據人口普查（調查）數據資料直接計算所得到的流動人口數的可比性會受到影響。為了使各年份的流動人口規模有更強的可比性，我們對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量進行了調整。調整的依據是：從五普和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內”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22.61%和21.40%。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2％）為時間調整系數；縣內跨鄉鎮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30.2%和24.3%。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7％）為空間調整系數。然后用這兩個調整系數對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進行調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進行時間調整。調整的計算公式為：

調整后的流動人口數=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1-時間調整系數）×（1-空間調整系數））調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分別為1154萬人，2479萬人和3750萬人。）（見圖1），只占全國總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經歷了一個迅速增長的過程。1984年，以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為標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的控制，并由此帶來對整個人口流動控制的松動，隨之，流動人口在規模上迅速增長。1987年，全國的流動人口就猛增到1810萬人。

此后，流動人口的增長更是勢不可擋，人口流動的目的地也逐漸突破小城鎮而大量進入大中城市。根據四普數據估算，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9%。而僅僅五年之后，1995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幾乎翻了兩番，達到70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超過1億。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14735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本文以下圖表，如無特別說明，數據來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僅僅660萬人增加到近1.5億人，增長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調整后的流動人口規模進行計算，則增長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快速增長的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今天我們面臨的形形的流動人口問題，都直接源于流動人口的巨大規模及其快速增長。

（2）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個時候，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流動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當時，部分城市中流動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們對于流動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顯的感覺，整個社會對于流動人口的關注也逐漸顯露出來。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已達到10％以上（2000年為7.9%，2005年為11.27％），而在部分城市，這個比例已高達20％，甚至30％以上。

近年來，流動人口問題的突顯，顯然也是與其在總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關的。（3）流動人口隨處可見

流動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據05年1％抽樣調查資料，14735萬流動人口分布在全國所有的省（市、區），幾乎找不到沒有流動人口的地方。在各個省（市、區）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當地總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區，盡管如此，流動人口在河南省常住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達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集中了大部分流動人口。上海、廣東、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動人口占當地常住總人口比例分別高達34％、26％、23％、20％和19％。在這些省（市），平均每五個人甚至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

（4）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

流動人口來自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以跨省流動人口為例，雖然四川、廣東、安徽、河南、湖北、江蘇、廣西、湖南、江西等地輸出了全國多數的跨省流動人口，但全國的每一個省，都有在外流動的流動人口。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已找不到一個沒有受到流動人口影響的城市街道或農村村莊。第二，流動原因的經濟化

依據流動原因，可以將流動人口劃分為經濟型流動人口和社會型流動人口兩類。經濟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工作調動、分配錄用、務工經商、學習培訓等原因而流動的人；社會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婚姻遷入、隨遷家屬、投親靠友和退休退職等原因而流動的人。

最初的流動人口以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體。1987（注：1982年三普資料中不含流動原因信息。)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流動人口中占56.3％，而務工經商等經濟型流動人口則居于從屬地位。1987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全部流動人口當中，因婚姻遷入而流動的人所占比例高達21.04％，同樣，因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等原因流動的人分別占18.7％和15.1％。因務工經商而流動的人卻只占26.58％，因學習培訓、工作調動等經濟型原因而流動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經濟目標畢竟是人們遷移流動的根本原因。經濟型流動人口很快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數據表明：到1990年，務工經商者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類經濟型原因合計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會型流動人口所占份額則降到1/3 左右。無論是婚遷、隨遷還是投靠型流動人口的份額都明顯下降。

進入21世紀之后，流動人口中務工經商者的比例維持在50%～55％的較高水平上。

第三，流動時間的長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長短構成信息（注：其他年份無此信息。）。從表2數據中我們看到的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從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長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則由40.08％下降到31.34％。這似乎表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時間在縮短，而不是延長。其實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別是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如此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動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隊伍中來，從而導致短時間（如1年以內）流動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長時間（如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時間”，2005年是指“離開戶口登記地時間”。當我們考察長時間（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規模時，我們發現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數量從1987年的700萬增長到2000年的3400萬人，2005年進一步增長到4600萬人（圖2）。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資料，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來京時間”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認為，流動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時間長期化的明顯趨勢。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1）在流動人口大規模出現的初期，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

20世紀80年代，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三普數據顯示：當時黑龍江省吸收的流動人口最多，全國流動人口的8.60％集中在該省；其次是河南、山東、江蘇和安徽，這四個省吸引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分別是6.31％、5.39％、5.06％和4.85％。同期，遼寧、吉林也吸收了較多的流動人口，分別占全國流動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個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合計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的38.4％，東北三省合計吸收了全國16.8％的流動人口。

新疆、內蒙、山西是資源省份，它們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較多流動人口。1987年，這三省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的比例僅次于廣東，總和達到18.46％。

（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沿海發達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及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資源省份的優勢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論是老工業基地，還是資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從1982年到2000年，東北三省的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內蒙和山西三省合計的相應比重從12.0％下降到了5.03％。

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則快速地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在沿海地區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動人口方面尤為突出。從1982年到200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5.23％上升到了22.37％，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流動人口比例總和從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動人口流入地分布的這種變動趨勢，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業機會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先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些地區越來越集中地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是理所當然的。

第五，年齡構成的成年化

（1）年齡結構金字塔的成年化

圖3展示了1982年以來我國流動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觀察這些金字塔，不難發現，一方面，各年齡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都符合相當標準的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特點，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則明顯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的年齡分布更突出地表現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趨勢，成年化現象很明顯。

（2）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齡不斷上升

更精確的統計指標上看，流動人口年齡構成成年化趨勢也很清晰。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與此同時，我國流動人口中的少年兒童（0～14歲）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斷下降。

綜合起來看，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和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年齡中位數由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05年的29歲，平均年齡由1982年的28.22歲上升到2005年的30.36歲（見表4）。

（3）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提高

我們選擇了來本地時間不到一年的流動人口作為新增流動人口，分別計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結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5歲，到2000年提高到26歲，提高了一歲，2005年則進一步提高到26.7歲。流動人口成年化趨勢再次得到印證。

第六，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認為，流動人口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而且以男性為主，而婦女則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老人。然而，從歷年的流動人口性別比變化趨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均衡化過程。

（1）我國流動人口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流動人口以婚遷、隨遷、投親靠友等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而此類流動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明顯較低，1982年僅為84，到1987年，流動人口性別比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圖4）。在1980年代的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在數量上占據了多數。

這種流動人口女性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在1990年流動人口規模開始急劇膨脹時，發生了根本變化。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性別比達到歷史高點，為125。當時，流動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輕力壯的男性上。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開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動人口中男女兩性在數量上基本達到了平衡。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流動人口迅速增長，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的比重不斷升高，城市計生服務和管理任務日益加重

在流動人口性別構成不斷均衡化的同時，我們注意到，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僅為28.47％，1990年的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動人口規模在迅速擴大；另一方面，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斷提高，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計生工作的直接對象――流動育齡婦女的規模大幅度增加。流動育齡婦女數量的增多(見圖5)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城市計劃生育服務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

20世紀80年代，女性人口流動的原因主要體現為從屬性流動。從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社會型流動，因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而流動者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達到36.97％、19.7％和17.34%。這三種流動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動人口的72.13％。這一比例，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高35.97個百分點。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女性人口因經濟原因而流動的比例僅僅為20.69%，尤其是“務工經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26個百分點。女性人口作為一種“附屬”而流動的特點十分鮮明。

女性作為“附屬”而流動的狀況到1990年仍在持續，但已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1990年，女性流動人口中的務工經商者上升到33.5％，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的比重總和下降到了52％。

注：歷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項目略有變化，五普的流動原因中以“拆遷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職”， 05年1％抽樣調查項目中的流動原因又增加了“寄掛戶口”、“出差”兩項。

對于流動原因的調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樣調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為了便于比較，2005年數據中的流動原因只選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

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動原因構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0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經濟型流動人口的比例則首次超過一半，達到58.08%。尤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該比例只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因為學習培訓而流動的女性也明顯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參與人口流動的地位得以確立。

第八，流動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來，人們普遍注意到了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盡管如何科學地測量家庭化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我們認為，以下現象直接反映了這種趨勢。

（1）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較高，其原因上文已經詳細說明。我們從流動人口真正大規模出現的1990年開始觀察，發現從1990年到2005年，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從1982年的357萬增長到了2005年的7000萬。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動人口家庭化的一個佐證。

（2）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斷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動人口還沒有大規模出現，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達到63.45%；1987年，該比例達到最高點，占到68.37%。

1990年，當“民工潮”開始涌現的時候，流動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開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則達到68.41%。與此相反，流動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見表8）。

（3）流動人口舉家遷移的比例不斷提高

四普數據表明, 1990年, 流動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純粹由外來人口構成的家庭戶（簡稱純外戶）中,而有近60%的人是遷入到常住戶中,其余34%的流動人口則是遷入到集體戶中。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盡管當時人口流動的強度與規模比改革開放之初有了明顯的加強,但流動人口仍然以個體流動為主,他們中的多數以住集體戶或借助當地居民房屋為主，舉家遷移的規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遷入到純外戶中的流動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幾乎提高了5倍（見表9）,舉家遷移成為流動人口的首要選擇（周皓,2003）。

人口遷移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遷移流動的先鋒者往往是年齡較輕、身體較強、經濟活動能力較高的人，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單槍匹馬闖世界。但是隨著時間變化、物質生活資料的積累以及人們對家庭生活的需要,便會開始大量出現投親靠友的遷移流動。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再度在遷入地團圓,因而出現合家同時遷移現象。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現象，正是這一規律的反映。

注：“純外戶”是指戶主與配偶均為流動人口的家庭戶；“常住戶”是指戶主或配偶為當地人的家庭戶。

資料來源：周皓，2006。

第九，學業構成的“知識化”

（1）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構成不斷升級

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現出明顯的不斷知識化的特點。具體表現在，1982年，流動人口主要以小學學歷為主（比例達到39.30%），初中學歷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卻高達28.56%。接受過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極少，分別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以小學為主的特點仍未改變。但一個突出的變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

從1990年開始，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90年~2005年，流動人口中初中畢業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文盲的比例進一步下降，2005年，流動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

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從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學畢業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畢業水平。23年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表10可知，歷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國人口的平均水平，這也側面反映了流動人口并非人們經常想當然地認為的“低素質”的群體。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水平，從1982年到2005年，全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動人口則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不斷增多

全國流動人口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斷上升。在1982年，大專及以上比率僅為1.04%，到了2005年，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調查）可以提供更細致的分類數據，2000年的流動人口中有1.20％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甚至還有0.07％擁有研究生學歷。五年之后，這兩個指標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動人口中有2.21％擁有大學本科學歷， 0.12％擁有研究生學歷。這些高學歷的流動人口說明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越來越高，而且也越來越多元化。

3 結論和討論

3.1 研究結論

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出現，是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社會現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流動人口急劇增長。大量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對3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流動人口才只有短暫的30年歷史，人們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雖然在不斷深化，但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總體來講是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變動情況及其規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動人口變化趨勢領域，基本還是空白。

我們感到，不深入研究過去30年的流動人口變動趨勢，就不能很好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的流動人口，更無法科學地預見流動人口的未來變化，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與流動人口有關的各種問題。這正是引發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過深入挖掘1982年以來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資料，回顧和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歷史趨勢。研究發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突出地表現在流動人口的普遍化、流動原因的經濟化、流動時間的長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齡結構的成年化、性別構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流動方式的家庭化、學業構成的“知識化”等九個方面。

本文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所發現的各種趨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來發展和完善。但我們相信，所發現的上述趨勢，對于更好地認識我國流動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們更希望，本文能引發針對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規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討論

探討既往趨勢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認識現在和未來。

通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的總結和梳理，我們認為，以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重新認識我國人口城市化問題和流動人口問題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問題，把流動人口問題納入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現代化過程與人口城市化過程是有機統一的。沒有現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城市化的現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歐洲國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條“羊吃人”的道路，通過剝奪農民土地使農民徹底喪失在農村生存的根本從而大舉進入城市。這是歐洲國家城市化的“經典”道路。在我國，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選擇這樣一條道路。但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問題，卻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為尋找這條道路。我國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經長期實行的嚴格控制城市發展的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后提出“離土離鄉”的小城鎮道路，曾經迸發過巨大的活力，但當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條道路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甚至難以逾越的屏障。

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不具備高深的理論知識，但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卻用他們的雙腳十分質樸地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動的形式來階段性地實現他們的城市化，同時也實現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動的方式來實現城市化，這是不同于西方“經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國獨特的城市化之路。顯然它并不徹底，但在現實條件下卻很有成效。對于這樣一條城市化道路，迄今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我們需要這樣的研究。

認識到這條獨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把流動人口問題作為單純的流動人口問題來看待，而要把它作為現代化、城市化戰略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如此，在流動人口問題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訴求（很多時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強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都應該為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讓位！

3.2.2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要以改革的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改革我們對于流動人口的認識，這是真正有效解決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

應該說，30年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是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流動人口的稱謂。在流動人口出現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稱流動人口為“盲流”。他們真的是盲流嗎？顯然不是。本文總結的流動人口九大變化趨勢，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是人口遷移規律的體現，而不是盲流！近些年來，極少有人再用盲流來稱呼流動人口，這本身就是觀念變革的成果，是很大的進步。

然而，對流動人口和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認識，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動人口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應不應該像對待城市市民一樣平等地對待流動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動人口的權利？保護流動人口的哪些權利？中國的流動人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國外解決移民問題的經驗和辦法可不可以借鑒和推廣到我國來？等等問題迄今，都沒有明確、合理、統一的認識。我們要以改革的精神、開放的思路來更好地認識這些問題，更好地推動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解決。這也是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應有之意。

3.2.3 流動人口將長期扎根在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將是一個長期性問題。這是認識人口流動現象、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多年來，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動人口會像他們的名稱一樣，只是暫時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們會很快地回到農村去。迄今，我們的許多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政策設計，也是基于這一假設的。但事實絕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結果表明，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長期化趨勢。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趨勢會繼續下去；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男女兩性的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年齡構成的成年化趨勢、流動原因的經濟化趨勢等，都預示著流動人口將有更加強烈的長期化趨勢，他們將長期扎根城市。各國人口遷移經驗表明，在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選擇方面，婦女和兒童更強烈地傾向于選擇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趨勢、性別構成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共同作用，無疑將促使業已存在的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更多地選擇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農村。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結果也強烈地反映了這一點，在北京市的流動人口中，選擇長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數量上是選擇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充分認識流動時間的長期化趨勢，就要求我們在對流動人口的認識上，在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政策思路上，徹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長期化趨勢的認識和措施。

3.2.4 要認識到我國流動人口仍有較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

對于已經達到1.5億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的數量變動趨勢，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它已經增長到頂點了，以后不會再有大的增長；也有人認為流動人口還將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不同的判斷，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認識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我們對于流動人口問題的決策。

從過去30年的變動趨勢來看，我國流動人口自大規模出現以來，一直處于單方向快速增長的進程之中。我們認為，它將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有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的可能。原因是：30年來促使流動人口產生的條件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巨大的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些條件如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有所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來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大規模流動的趨勢無疑將得以延續。

3.2.5 要及早重視來自城鎮的流動人口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僅是來自農村的人口。事實上，30年來，城鎮人口在流動人口中一直占著比較大的一個比例（大致穩定在25%~30％）。如果地區收入差異得不到縮小，可以預料，會有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中來，從而推動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大。

從前面分析中我們看到，在流動人口中，一場靜悄悄的變革已經發生。改革開放初期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進入新世紀之后，在流動人口中，已經活躍著一大批接受過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如果以絕對規模看，目前，全國流動人口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已經超過15萬人，擁有本科學歷的人更是高達300多萬人。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重視的重要問題。

3.2.6 加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動育齡婦女規模在不斷增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任務日趨繁重。而目前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經費的投入等都遠遠不能適應龐大的管理服務對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3.2.7 要為更多兒童和老年人口作為流動人口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流動人口的發展大致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流動人口利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以短距離流動為主，大多數流動人口單身外出，農忙季節依然回家，沒有脫離家庭生活；第二階段，隨著流動范圍擴大，跨省跨區域流動成為主體，流動人口基本脫離農業生產，不少家庭中夫妻雙方均外出務工經商，子女留給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第三階段，流動人口在外地站穩腳跟后，并且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安排子女隨遷，在流入地生活、就學；第四階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穩定下來之后，青壯年流動人口進一步將父母列入隨遷的考慮范圍。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人口流動正處于第二階段末期、并向第三階段轉變的階段。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流動人口總規模會繼續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動人口以及老年流動人口將開始加速增加。作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為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3.2.8 要加強對于流動人口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動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已經引發了高度的關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們看到，有關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方法的探討卻相對不足。建議加強對于這一領域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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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結核病；流行情況；分析

DOI：10.14163/ki.11-5547/r.2015.25.209

結核病是一種具有極大危害的公共衛生問題， 我國更是高發病率國家之一， 目前中國結核病發病人數居世界第2位[1]。只有客觀全面地了解結核病的發病情況及流行病學特征， 才能更好地進行防控， 降低結核病的危害。為此， 作者對海門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統計的全市13個鄉、鎮及街道2010～2014年新登記的肺結核病例資料進行了整理和統計學分析，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全部病例均來自海門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選取本市13個鄉、鎮及街道2010～2014年全部新登記的肺結核病例為研究資料。人口資料來自海門市統計局。

1. 2 方法 運用描述性流行病學方法對全部病例資料進行統計， 分析其流行病學特征。

1. 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 1 年度流行情況 2010～2014年海門市共報告結核發病病例2395例， 人群平均報告發病率為 48.39/10萬， 其中涂陽病例病率為17.03/10萬。5年中， 2011年報告發病率最高52.13/10萬， 2012年報告發病率最低為44.65/10萬， 各年份之間結核病報告發病率無統計學意義（P>0.05）。2010～2014年報告結核病例中， 涂陽病例病率最高為2010年， 為32.25/10萬， 自2011年開始明顯下降， 2011～2014年之間維持在12～17/10萬， 總體呈下降趨勢。見表1。

2. 2 時間分布情況 全市活動性肺結核5年來各個月份的發病率存在明顯差異， 其中12月總發病最低， 為138例， 占全部發病率的5.86%， 2月總發病最高， 為254例， 占總發病率的10.79%。總體發病趨勢上半年總發病率56.23%， 高于下半年43.77%， 兩者比較有明顯統計學意義（P

2. 3 人群分布情況 全市活動性結核報告病例性別分布情況， 患者中男性明顯多于女性， 男女比例為2.74：1。各年齡組病例除15歲以下外， 均有較高分布， 其中55～64歲年齡組報告發病人數最多， 占21.46%（514/2395）。見表2。

2. 4 職業分布情況 海門市活動性結核發病最多的是農民， 占全部活動性結核病患者的82.51%（1976/2395）， 遠高于其他職業人群。見表3。

2. 5 地區分布情況 海門市13個鄉鎮中， 2010～2014年發病率最高的分別是余東鎮（74.82/10萬）， 三星鎮（63.92/10萬）， 均遠高于平均發病率（48.39/10萬）， 年平均發病率最低的是海永鄉（14.97/10萬）， 遠低于平均發病率（48.39/10萬），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在2010～2014年5年間， 海門市通過嚴格執行國務院辦公廳頒發的《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及《江蘇省結核病防治規劃》， 全市結核病人群平均報告發病率為48.39/10萬， 涂陽病例病率為17.03/10萬， 明顯低于15歲以上人群活動性結核報告發病率459/10萬和涂陽患病率66/10萬[2]，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73.34， P

全市活動性肺結核5年來各個月份的發病率存在明顯差異， 其中12月總發病最低， 2月總發病最高， 總體發病趨勢上半年高于下半年， 考慮主要是由于上半年氣溫逐漸回升， 環境溫度適合結核菌生長繁殖， 且春節后大量人口返城務工， 流動人口驟然增加所致。

5年間全市活動性結合患者中男性明顯多于女性， 男女比例為2.74∶1。與其他省份如河南[3]等地調查結果類似， 主要原因是男性與外界接觸相對較多， 流動性大， 承擔的家庭負擔及社會義務重， 身體及精神壓力大， 且多有吸煙、飲酒等不良嗜好有關[4]。各年齡組病例除15歲以下外， 均有較高分布， 其中55～64歲年齡組報告發病人數最多， 占21.46%， 15歲以下兒童發病率相對較低， 可能與卡介苗接種有關， 55歲以上老年人發病率持續較高， 可能與人口老齡化， 老年人社會活動范圍加大， 但自身身體免疫力逐漸衰退， 新感染結核菌或者體內潛伏結核感染進展為臨床結核病有關[5]。

本次統計表明， 全市活動性結核發病最多的群體是農民， 占82.51%， 遠高于其他人群。主要是由于農民自我保護意識差， 對結核病的預防保護知識了解少， 無自主防病意識[6]， 加上農村衛生條件相對落后于城市， 居住環境等利于結核菌的繁殖等原因。5年來全市活動性結核的發病地區差異較明顯， 以余東鎮和三星鎮為最高， 主要是由于兩鎮流動人口多， 而海永鄉和濱江街道發病率較低， 是因為兩處距離市區較遠， 流動人口小， 人口密度低， 不利于結核菌的播散有關。

雖然海門市五年來的結核病防控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但是不得不提出全市結核病的流行仍然存在，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農村發病率還比較高， 所以結核病的防控工作不應該放松， 尤其是應該重點加強農村的結核病防治工作， 把結核病防控重點放到農村， 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人員及疾控人員的培訓， 進一步提高結核病的診斷率和治愈率。針對新時期結核病流行的特點， 制定正確的結核病防治策略， 嚴格貫徹執行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11～2015年）， 有效防控結核病的發生和危害， 切實維護全市人民身體健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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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鐵；營養知識；態度；飲食行為；女大學生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583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6-3290-02

食物及營養狀況同人的健康密切相關，從而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1]。研究證實顯示，人體的生長發育、體質強弱、工作效率、許多慢性病的發生均與日常膳食結構有關[2]。合理的膳食結構是確保身體健康的基本條件，大學生正處生長發育的最后關鍵時期，學生的生理及心理均趨向成熟，在這過程中需要大量營養以滿足機體的生長發育需求。合理的膳食對學生的體格成長發育有至關重要，但據相關調查報告顯示，我們當前大學生對營養知識普遍較為缺乏，學生普遍存在飲食結構不合理的情況，并存在諸多不良的飲食習慣，導致高校女學生的身體素質普遍偏低，尤其是鐵營養。為了解女大學生鐵營養知識、態度、行為現況，及時發現女大學生膳食中存在的問題，開展針對性營養健康教育，預防女大學生缺鐵性貧血提供依據。為此我們于2012年4-6月對珠海市2所高校476名女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抽取遵義醫學院和北師大2所高校女大學生476名為調查對象，平均年齡（2097±133）歲。

12 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查閱文獻自行設計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學生基本情況、營養知識、營養態度、飲食行為等。其中營養知識20題，每題2分，共40分；營養態度6題；飲食行為11題。調查前由調查員現場解說，采取現場發放、不記名填寫、現場回收調查表的方式，以確保調查內容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共發放問卷500份，收回有效問卷476份，有效率為952%。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使用EpiData31軟件錄入計算機，經過邏輯查錯形成最終數據庫，用SPSS170軟件對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

2 結 果

21 鐵營養知識

211 鐵營養知識得分情況 鐵營養知識得分最高為32分，最低為4分，平均為（2113±573）分；遵義醫學院和北師大的女大學生鐵營養知識得分分別為（231l±410）和（1836±647）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941，P32分，24-32分和

24 缺鐵癥狀分析 兩所大學生營養缺乏可導致其出現各種疾病，如容易出現感染、牙齒出血、便秘、頭暈等，與遵義醫學院相比，北師大的女學生更容易出現疾病，兩者患病率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 論

2所高校女大學生鐵營養知識比較缺乏，513%的女大學生鐵營養知識得分32分的女大學生僅占33%。其原因可能遵義醫學院學生對營養較為注重，因此患病率較低。女生頭暈發生比例較高原因是女性容易出現貧血，容易出現頭暈癥狀。

鐵是人體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對維持人體健康起到重要的作用，當機體缺乏鐵質時會導致機體出現缺鐵性貧血（IDA）。引起IDA的原因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于患者偏食、吸收障礙或對鐵質需求增加導致鐵質攝取不足，這種現狀對見于兒童；另一類則是由于月經過多、妊娠期需求增加以及產后出血量大導致鐵質流失引起的貧血，多見于育齡婦女。本研究中鐵營養知識得分最高為32分，最低為4分，平均為（2113±573）分；遵義醫學院和北師大的女大學生鐵營養知識得分分別為（231l±410）和（1836±647）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941，P32分，24-32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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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免疫前后麻疹的發病趨勢及其流行病特征分析

高永生

祁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山西 祁縣 030900

【摘要】 目的 分析強化免疫前后麻疹的發病趨勢及其流行病特征。方法 選取我市2011年至2012年麻疹發病情況進行流行病學分析。結果 強化免疫后，我市麻疹病例得到了有效控制，2012年同比減少85%，且多為散發性病例，無明顯發病高峰出現，發病人群仍以免疫力低下者為主，城市發病多于農村。結論 強化免疫后效果明顯，麻疹發病率明顯降低。

【關鍵詞】 麻疹；強化免疫；流行病特征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584 文章編號：1004-7484（2013）-06-3291-02

麻疹是由于麻疹病毒引發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多發生于免疫力低下人群，冬末春初是其常發季節，很容易形成發病高峰，為進一步了解我市強化免疫前后麻疹的發病趨勢及其流行病特征，達到控制甚至消除麻疹的目標，現對我市2011年至2012年麻疹發病情況進行流行病學分析，具體內容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人口資料來源于我市統計局，麻疹發病資料來源于我國疾病檢測信息報告管理系統。

12 檢測方法 用ELISA實驗檢測麻疹IgM抗體。

13 診斷標準 按照我國衛生部《全國麻疹監測方案》規定的診斷標準診斷。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Excel和SPSS12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統計資料應用卡方檢驗，P

2 結 果

21 病例報告 2011年我市共報告有疑似麻疹病例632例，經過檢查確診的有580例，其中本地有235例，占總病例的405%，外地345例，占總病例的595%，2012年我市疑似麻疹病例有203例，確診190例，其中本地58例，占總病例的305%，外地132例，占總病例的695%，2012年麻疹病例患者比2011年下降了85%。

22 流行病特征分析

225 戶籍分布 2011年――2012年我市麻疹發病流動人口高于本地人口，兩年外地麻疹病例占全部病例的726%和812%，這說明我市的麻疹強化免疫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3 討 論

麻疹的傳染性強，作為其唯一的自然宿主，麻疹在人群中的傳播迅速，免疫力和抵抗力低下的人群在接觸麻疹患者后有90%以上的會被傳染，目前比較有效的控制乃至消除麻疹的方法主要是麻疹疫苗強化免疫。麻疹發病趨勢在時間上，四季都有可能發生，只是多發生在冬末春初，2011年我市麻疹發病情況有明顯的季節高峰期，2012年呈散狀分布，并無明顯高發期；年齡上，90%以上的為未接種麻疹疫苗的幼童，兒童接種工作的落實是整個麻疹流行病防治的關鍵；區域方面，人口密集的城市發病病患多于農村，兩年中我市收治的麻疹病患都以市區人口為主，這可能是城市人口密集，且人們的就診意識強的原因，戶籍上，流動人口發生率高于城市人口，因此流動人口的強化免疫是控制麻疹流行病發生的難點。2012年較2011年我市麻疹病例患者下降了很多，這說明麻疹強化免疫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提高了易發人群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為了進一步控制麻疹，我市應減輕對各接種單位的引導與管理，加大人口普查，利用電視、報紙等積極宣傳麻疹疾病的相關醫學知識，讓大家認識到強化免疫的重要性，務必保證每個人特別是抵抗力低下的兒童得到及時的預防接種，各級疾病預防中心應加大搜索力度，積極開展檢查補種，降低麻疹發病的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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