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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　法制教育　大學生　受教育權　權利實現

論文摘 要 大學生受教育權是一項基本的憲法性權利，是一項基本人權，在我國受到憲法、法律和我國批準的國際公約的確認和保障。從憲法精神、行政法、民法、刑法視角來看，大學生受教育權利的實現中存在一些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從而得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受教育權是大學生依法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是學校教育的終極目的，學生受教育權不容侵犯，而實踐中侵害學生受教育權的現象屢見不鮮。大學生主要生活在學校這個特殊的環境，這增大了學生侵權的可能性。當然還存在其他個體、機關等等對學生受教育權的侵犯，所以有必要對現有的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問題進行憲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歸類、分析和研究。

一、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的提出

1.從憲法精神看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中的問題

大學生在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存在一些憲法學方面的問題。如我國憲法第4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高校應該試圖提高辦學水平、豐富教育資源、提升教育質量、完善管理制度，以此來保證大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近年來，由于學生維權意識不強，對侵犯受教育權概念模糊，學校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現象比比皆是，在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

2.從行政法視角看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中的問題

大學生在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涉及一些行政法方面的問題。高校入學資格審查、紀律處分、學籍管理、學位授予等原因引發的糾紛大量出現，典型的如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而提起的行政訴訟案。這起案件是學校與學生之間的行政侵權案件，這說明近年來行政案例越來越普遍化。

3.從民法視角看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中的問題

大學生在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存在很多民事問題。“違反本法規定，侵犯教師、受教育者、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①。”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齊玉荃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陳曉琪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荃根據憲法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具體損害，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的司法解釋。

4.從刑法視角看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中的問題

大學生在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涉及一些刑法方面的問題。馬加爵案件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廣泛關注，是因為它代表了一類特殊人群——大學生。馬加爵在受教育權利實現中的犯罪行為是否與其他群體適用同等刑法?這引起我們的深思。大學生在服刑的同時也應當受到人性化對待，犯罪的同時應當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筆者認為服刑期間大學生的受教育權利不應當被剝奪。

二、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的學理分析

1.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的憲法學分析

大學生與高校之間存在憲法方面的法律關系。我國憲法第46條的規定是具有歷史正當性和解釋力的。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國家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實施著全方位的保障與供給，當時“國家培養青年”義務在教育機會均等的前提下確實落到了實處。然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憲法第46條對大學生學習權愈來愈失去了其應有的解釋力和涵蓋力，時至今日更是凸顯了其內在矛盾性。

2.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的行政法律關系分析

大學生與高校之間存在行政法律關系。作為行政法律關系的相對人，大學生有義務遵守學校的合法的管理制度。但作為行政相對人，大學生也擁有一系列的相對人權利。當高校公共權力不當介入其自由領域時，大學生有拒絕的權利;而對于高校的管理工作，大學生則有監督權、參與權;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大學生有請求的權利等。

3.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的民事法律關系分析

大學生與高校之間存在民事法律關系。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大學生與高校之間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隨著高校擴招和實行繳費上學，使大學生與高校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大學生在承擔相對高昂的學費的同時，其“消費者”意識開始覺醒，作為教育資源的“消費者”，大學生享有諸多的權利，如知情權、參與權等。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高校管理者和大學生之間權利義務是平等及對等的。

4.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的刑法關系分析

大學生在受教育權利實現過程中存在刑法關系。近年來由于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劇烈變化，與學生自身的價值觀形成反差，激化了學生內心的矛盾，加上大學生的這一群體自身心理特征，校園犯罪的案例呈上升趨勢。作為刑法關系的雙方，受害者有權利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刑事責任，做出相應的補償;被告有權利提出上訴，要求律師辯護，在審判期間應當受到人性化對待。

三、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1.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在憲法方面的思考

憲法和法律應保障其救濟渠道暢通無阻。在我國司法界，法院通常會認為被告雖然明顯的侵害了公民的憲法規定的受教育權，但是由于我國沒有憲法訴訟制度，不能通過憲法訴訟予以救濟;而憲法在我國又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不能進入普通司法程序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因此法院對受教育權案件的態度通常是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只有司法救濟才能給憲法全力以最有力的救濟。

2.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在行政法方面的思考

行政訴訟保護范圍應進一步擴大。行政訴訟范圍僅限于人身權和財產權，因此只好把人身權和財產權做擴大解釋，受教育權被解釋為“直接或間接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直至把受教育權遭受侵害引發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損害的結果視為受教育權本身。這種解釋非常牽強，在事件中也會遭遇法院不予受理的結果，在行政訴訟保護范圍還不夠全面。

3.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在民法方面的思考

民事訴訟保護范圍不夠完善。因民事訴訟無權審查學校做出的公權力性質的處分行為，所以即便學生勝訴，其受教育權也難以得到有效救濟，同時無法追究侵犯受教育權者的行政責任。正如齊玉荃案勝訴后其家人所說:“經濟賠償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希望法院和政府能對冒名頂替者本人，以及其中的責任人、責任單位拿出一個讓老百姓能接受的說法。”這類事件說明在民事訴訟保護范圍方面還不夠全面。

4.大學生受教育權利實現問題在刑法方面的思考

完善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權。《刑法》第418條規定:“國家機關公務人員在招收公務員、學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盡管該條涉及了學生招生工作，但是對受教育權整個實現過程的保護還沒做到。為了有效利用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權的實現，在條件成熟時，應通過修改刑法設立專門刑名嚴厲打擊嚴重侵害受教育權的犯罪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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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對于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來說，如何科學合理地開展雙語教學，提高法學專業本科生的素質就是擺在法學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課題，這也是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戰略要求。然而，法學專業有著自身的特點，其課程的開設有著自身的規律。為此，不少學者從微觀層面進行了論述，但在筆者看來，雙語教學開展的質量如何，關鍵應在宏觀上的把握，如此，才不至于發生方向與目標錯誤。

一、目標和任務

1.培養國際性應用型人才，服務于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涉外法律人才嚴重短缺，且需求缺口已越來越大。根據中國法律人才網的統計，在法律服務業的現有職位中，85%的職位要求應聘者熟練掌握法律英語。而在我國，82%以上的從業人員只有單一的法律知識背景，近64%的涉外案件，因缺乏通曉法律英語的涉外法律人才而極少有人問津。另據賽伯法律網的統計，目前中國涉外法律人才現狀為5000∶50，涉外法律人才的前景需求是現在的5倍。總體上，現在全國能熟練運用外語和法律知識與國外客戶洽談業務、簽訂合同的涉外律師僅有2000人左右，熟悉國際法和WTO規則的涉外律師尤其稀缺。北京的近1000名律師中僅有300名能夠從事涉外法律服務，上海5000多名律師中只有50名左右涉外律師具備這樣的素質，其他省區的缺口更為凸顯。［2］

近幾年來，國外侵權案件屢屢發生，但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短缺，國內企業或公民主動行使法律權利保護自身利益的情形少之又少，這無疑抑制了我國國際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培養一批優秀的國際性法律專業人才已迫在眉睫。而實施雙語教學就是培養具有國際合作意識、國際交流與競爭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的重要手段。［3］故而，法學本科雙語教學課程體系的構建也應緊緊圍繞這一目標。

2.為培養研究型人才創造條件。法學本科教育人才培養的主要目標是應用型人才。因為，學生畢業后的工作崗位主要是應用型的，譬如：律師、法官、檢察官、公證員及企業的法務工作者等。但是，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絕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養的全部，因此，我們在將本科法學教育定位于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基礎上，也不應忽視研究型人才培養的基礎性教育。同時，國際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客觀上要求高校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國際性人才，而從我國目前法學本科教育的現狀來看，這個艱巨的任務是難以勝任的。同時，要了解外國的法律，傳承外國法律文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數量的更高層次的法學專業人才，即研究型人才。而從目前法學本科學生的情況來看，法律專業英語水平普通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專業尚未開設法律專業英語課程。

如此一來，法科學生就不具備直接閱讀外國法律乃至法律論文與專著的能力，即便這部分學生通過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響了他們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司法考試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試與研究生考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定的沖突。每年9月份的第三個星期定為司法考試時間，通常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試一般為來年的一月份，時間間隔只有4個月。況且學生在長時間準備司法考試后也感到身心疲憊，如沒有扎實的外語功底的話，大部分學生就放棄了考研的想法，嚴重影響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質。

3.為學生就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多年來，法科學生“畢業即失業、畢業即改行”的就業陰影困擾著在校的法學學生，嚴重地影響了中國高校法學專業的生存與發展。對此，筆者認為，法科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其實質是法學教育產品已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按照經濟學家的解釋，這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性”失衡。一方面，不符合市場需求的教育產品大量過剩，無法對口就業；另一方面，法律服務市場緊缺的涉外法律人才無法得到有效供給，需求缺口已越來越大。［4］

為此，我們在法學專業雙語課程設置時，就應與社會的需要進行銜接，設置行業緊缺的、針對性強的課程，并輔之相應的國際經濟與貿易相關的雙語課程，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二、基本原則

1.正確地處理通用英語、專業英語與雙語課程的關系。通用英語是法律專業英語的基礎，它培養了學生日常的聽、說、讀、寫、譯的能力，因此離開了通用英語，法律英語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然而，通用英語能否替代法律專業英語呢？法律英語（LegalEnglish），在英語國家中被稱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語言，是律師、法官等法律職業群體的習慣語言。它有著有別于通用英語的獨特的詞法與句法規則，即使在英美國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視法律英語為外語。因此，通用英語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語的。

由于在專業總課時一定的情況下，專業英語的開設無疑會影響到其他課程開設的課時量，為解決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開設雙語課程的同時，取消了法律專業英語的開設。實際上，雙語教學與專業外語教學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在教學目標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語學習先進的專業知識，后者是在學科背景知識的基礎上學好外語。將雙語教學與專業外語教學相混淆不利于教學目標的達至及教學效果的取得。我國高等學校雙語教學的本質在于在學習該學科文化科學知識的同時掌握與學科發展相關的基本專業外語，將外語作為環境要素，將專業知識的獲取作為目的要素，兩者相輔相成，密切合作，實現專業知識掌握與英語水平提高的雙贏效果。［5］

另一方面，法律專業課程的特點決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課程均開設雙語課程，這樣就會導致學生專業英語的殘缺不全，進而不能培養出適應時代需要的國際性人才。因此，雙語課程也替代不了法律專業英語課程。而且，法律專業英語還是雙語課程開設的基礎，因為學生在學了專業英語之后，雙語課程的開設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通用英語、專業英語與雙語課程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的關系，舍棄任一方面均將直接影響到國際性人才的培養。

2.既要加強專業技能的培訓，又要謹防脫離專業教育的首要任務。雙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在掌握法律專業基礎知識的基礎上，具有較高的專業英語水平。而法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是：要求本專業學生系統掌握法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接受法學思維和法律實務的基本訓練，具有運用法學理論和方法分析問題和運用法律管理事物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熟悉國內法和國際法律，能夠在司法機關、政府部門、中介機構及企業事業單位從事法律工作的應用型專門人才。因此，在專業課程的教學中習得英語是雙語教學的輔助目標，這一點是法學教育工作者必須清醒地認識的。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經濟法等課程上使用雙語教學，結果導致學生雖然英語水平有所進步，但法學專業知識卻過于膚淺。可見如果條件不成熟，在法學基礎課程上盲目推行雙語教學，無異于本末倒置。另外，由于基礎課程所占的課時多，知識點細，一旦雙語教學試點不成功將會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進度與知識結構。［5］

3.把握雙語課程開設的“度”與“量”。法律雙語課課程的選取是法學雙語課教學成功的前提。［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