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第一性原理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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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腦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識真偽，即它可以辨識自己腦區中的表象是來自于外部感官還是來自于想像或回憶。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高中政治意識的知識點，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歡迎閱讀!

高中政治意識的知識1.意識

起源：意識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

生理基礎：意識是人腦的機能。

本質：意識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主觀映象。

意識的內容是客觀的，意識的形式是主觀的。無論正確的意識還是錯誤的意識，都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意識的形成離不開社會實踐。

2.意識的能動作用

人的意識的能動性特點和表現：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目的計劃性;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自覺選擇性;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主動創造性;

人的意識在改造客觀世界時能動作用的體現：

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指導作用。

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即正確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錯誤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人的意識對人體生理活動具有調節和控制作用。即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奮進;萎靡的精神，則會使人悲觀、消沉，喪失斗志。

3.物質與意識辯證關系原理

【原理內容】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

【方法論】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主觀符合客觀。

【原理內容】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正確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錯誤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

【方法論】這一原理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意識，克服錯誤的意識。

4.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①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尊重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出發。

②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③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把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既要反對夸大意識能動作用的唯意志主義，又要反對片面強調客觀條件，安于現狀、無所作為的思想。

高中政治選擇題怎么答1.抓住立意。

每個政治選擇題只有一個立意,即一個中心思想。因而,看到試題后,認真閱讀,并要很快地找到它的中心思想,最好用一句話的形式提取出立意。然后,再看題肢的設問,這樣就能很快地找到答案。當然,對于簡單的試題來講,讀完也就應該做完。

2.找關鍵詞。

一般來說。每個政治選擇題的關鍵詞大多在題干的最后一句話中,如“范圍關鍵詞”：經濟學道理……、哲學道理……等。“內容關鍵詞”：措施是……、制度是……等。“形容詞關鍵詞”：根本……、主要……等。“動詞關鍵詞”：表明……、說明"…·、體現……等。立意和關鍵詞相結合,對做難度稍大的題目有較大的幫助。

3.排查誤項。

高考政治試題中有一部分是難度大的題目,甚至有些題肢的設置一時難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排查法,先把明顯錯誤的選項去掉,然后進一步縮小范圍。

4.不得已,猜。

對于實在拿不準的政治題目,千萬不要放棄猜答案的機會,可用猜測法。如果此題大多數人都不會,每一個人都有猜測得分的機遇。先用排除法排除能確認的干擾項,如果能排除兩個,其余兩項肯定有一個正確答案,再隨意選其中一項,這就意味著你答對的概率為50%,如果放棄就等于放棄了這50%的得分機遇。即使一個干擾項也不能排除仍不要放棄。

高中政治大題答題技巧1審設問范圍。這就要求明確答題時所依據的知識范圍，看這個知識范圍屬于經濟、哲學、政治，還是選修模塊知識。在回答時要注意兩點：第一，設問范圍是隱性的，需要結合設問與題干材料來確定;第二，答題所依據的知識可能具體到某一模塊的某一知識點上，因此答題時不能超過這個范圍。

篇(2)

一、第一層次——方法論，即

的發展和理論的創新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否則就會迷失方向，科學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列寧說過：“如果不先解決一般的，就去解決個別問題，那末，隨時隨地都必然會不自覺地‘碰上’這些一般的問題”。這也就是在會計理論的研究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哲學是關于界、人類和思維最一般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也是科學研究方法的方法論。它主要包括唯物論、辯證法和發展觀。

（一）辯證唯物論

1.會計的物質觀。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辯證唯物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大腦的機能，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會計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活動，其實踐的對象即資金及其流轉是物質的價值；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輸出的會計信息的本源是客觀存在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簿記的方法改變不了簿記所記事物的實際聯系”。如果會計信息不能如實描述資金及其流轉情況，那么，虛幻的假象不僅給社會帶來危害，而且使會計失去了真實存在的理論基石。

2.會計的運動觀。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是物質的存在方式，沒有不運動的物質，也沒有脫離物質的運動。的整個生產經營活動，實質上就是資金的流轉過程。會計作為一種技術，反映的是企業的資金營運狀態和經營成果，也就是對運動中的資金進行描述，所以會計核算要堅持運動觀。物質的運動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相對靜止是物質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恩格斯說過：“運動應從它的反面即從靜止找到它的量度”。否認相對靜止，就會抹煞事物的界限和質的區別，也就無法正確認識事物，更談不上對事物進行量度。因此，會計還必須樹立相對靜止觀。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如實反映資金所處的狀況，即財務狀況。

3.會計的時空觀。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質脫離時間和空間是不可能存在的。時間是指物質運動的持續性、順序性；空間是指運動著的物質的廣延性、伸張性。會計的幾個假設就是建立在物質的時空觀念上的。持續經營假設和會計分期假設是在時間觀念的基礎上提出的，會計主體假設是在空間觀念上確立的。通過這幾個基本假設，確定企業進行會計核算的時空范圍，會計這門學科才得以產生和發展。

（二）唯物辯證法

1.會計的對立統一觀。對立統一即矛盾，是指一切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存在或發生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關系。會計的發展史實質上是會計中內在的矛盾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發展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揭示，要在同一中把握對立，在對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提供了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矛盾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指導我們如何進行矛盾，既要“一分為二”地分析事物，又要分清主次，并把這兩者綜合起來。只有在完整地理解對立統一規律并用之于會計實踐時，才能對會計有正確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方法，才能領悟出諸如語言、技術以及會計并無階級性的結論。

2.會計的質量互變觀。質是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內在規定性，量是事物發展和存在的數量的規定性，二者統一在度的范圍內。如果突破度的范圍，量變就會引起質變，事物的本質規定性就會發生變化。會計是一個以提供會計信息為主要目的的信息系統。如果會計突破度的范圍，不再提供會計信息，那么會計就失去了本來面貌。如果提供的會計信息超過其度的范圍，不能如實反映業務的，不能為決策提供依據，那么會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會計實踐中，必須把握量度，樹立起會計的質量互變觀。

3.會計的否定之否定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聯系和發展的環節，是新事物對舊事物的繼承和克服，即繼承了舊事物的合理內核，摒棄了舊事物中不合理的內容，這就是事物的創新。這種否定之否定的觀點，完整地體現在會計理論的發展史上，具體表現為：古代會計理論被否定，產生了創新的意大利式會計；意大利式會計理論被否定，出現了創新的英國會計；英國式會計理論被否定，形成了創新的美國式會計。，美國式會計理論也正面臨著被否定的挑戰。因此，在會計研究過程中，要樹立起否定之否定的觀念，敢于對存在及權威挑戰，才能不斷創新。

（三）歷史唯物論

歷史唯物主義是關于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科學。而會計是一定社會經濟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它也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如果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考察，便不難發現：會計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某種會計是特定經濟政治環境的產物，沒有脫離環境而孤立存在的會計；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推動會計發展的基本力量。

二、第二層次——系統理論，即亞哲學

所謂系統，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要素，圍繞特定目的所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廣義的系統理論包括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和突變論。即指“新三論和老三論”。它們是新興的橫斷科學，使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能夠更好地體現哲學的基本精神，它們是哲學的具體化、模型化。關于廣義的系統理論，簡單地介紹如下：

1.系統論。系統論是由L.V.貝塔朗菲創立的一門科學，這是狹義的系統論。它認為系統必須是由若干要素（至少兩個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是“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綜合體”，其整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現實的系統都是開放系統，系統功能的表現過程也就是它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它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整體，解釋了哲學的物質觀，即客觀存在的、獨立于人們意識之外的物質組成的世界。

2.信息論。信息論是由美國數學家申農創立的一門數理統計方法來研究信息處理和信息傳遞的科學。它研究存在于通訊和控制系統中的信息傳遞的共同規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傳輸系統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這門通訊理論現在已發展成為一種廣義信息論。它被廣泛理解為所有運用或移植信息論觀點來研究各種問題的理論，闡明了一切物質是一個不斷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開放系統。

3.控制論。控制論是由美國數學家N.維納創立的一門關于動物和機器中的控制和通訊的科學。實際上，它是自動控制、技術、無線電通訊、醫學、數理邏輯、技術、統計力學等多種學科相互滲透的產物，是涉及和應用面非常廣泛的一門有關控制問題的系統理論，如果說申農主要是從信息的發送端來研究信息，那么，維納則著重從接受端如何利用信息來加以研究。

4.耗散結構理論。這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非平衡系統理論之一。該理論是由比利時生家I.普利高津最先提出的科學假說。它研究的是一個系統由混沌向有序化轉化的機理、條件和規律。該理論認為，一個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是不斷地在和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當這種交換達到一臨界值時，就有可能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穩定的有序狀態，它充分詮釋了哲學的運動觀，以及質量互變規律。

5.協同論。協同論是由原聯邦德國科學家H.哈肯創立的。它是研究和比較不同領域中多元系統元素間合作效用的理論。它認為不同系統間存在著從無序走向有序、從不穩定走向穩定的目的相似的特征。人們可從橫向上研究不同事物的共同規律，并運用已知領域的成果探索未知領域的奧秘，從而解決處于“黑箱”狀態的難題。

6.突變論。突變論是在拓撲學、奇點理論和微分方程定性理論基礎上，由比利時數學家R.托姆提出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通過描述系統在外界點的狀態來研究自然界各種形態、結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非連續性的突然變化現象，從而向人們提供了事物在外部條件作用下發生突變時，如何促使事物向良好預期轉化的思考方法。這是哲學突變觀點的具體解釋。

與上述系統理論觀點密切相關的是這些觀點指導下的系統理論的方法。所謂系統理論的方法，是指按照客觀事物的系統性，把人們所要研究的對象放在系統環境中加以研究的科學方法。即從系統理論的觀點出發，綜合精確地考究研究對象，以達到整體功能最優或問題能得到最佳處理的科學方法，包括功能模擬法、信息方法、反饋方法、模型化方法、最優化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系統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方法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化和說明，為理論研究補充了更具體、更深化的方法基礎，使理論研究的視野更廣闊，整體性更強，立足點更堅實。會計作為一個人造的信息系統，具有一般系統的特點和功能，因而也可利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來創建會計理論并指導具體的會計實踐。

三、第三層次——會計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邏輯方法

邏輯方法是指以有關的理論成果為依據，對具體研究對象的各方面進行邏輯分析，從而尋求其規律性的一種方法，包括形式邏輯方法和辯證邏輯方法。另外，由于數學是運用數字、文字、模型等進行推理的一門邏輯科學，數學方法實質上是邏輯方法的具體運用和說明；從廣義上來講，邏輯方法包括了數學方法。

1.形式邏輯。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的形式及其規律的一門科學，是“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思維形式是指概念、判斷、推理等進行思維的具體方法。邏輯規律是指在思維形式中起作用的規律，諸如同一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等。形式邏輯作為一門思維科學，既有認識的作用，又有表達和論證思想的作用。思維形式的運用是否準確，關鍵要看它是否符合思維形式的邏輯規律。人們只有在遵循了形式邏輯基本規律和概念的要求后，才有可能進行正確的思維活動，更好地認識客觀事物。

2.辯證邏輯。辯證邏輯本質上是哲學的邏輯，是哲學的邏輯職能，它比形式邏輯“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辯證邏輯作為現實世界辯證運動的反映，作為認識史的，研究的是思維形式如何正確反映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聯系和轉化等問題，“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因而，在整個認識和思維過程中，不但要運用形式邏輯，更需要運用“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的觀點去分析綜合事物。辯證邏輯的主要規律有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理性思維是一個辯證發展過程，在發展中具有階段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言》中將其概括為“兩條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簡言之，就是：“具體抽象”-抽象的規定。“抽象具體”-具體的再現。前一個具體是具體的客觀事物的具體，后一個“具體”是理性認識的結論，是對客觀事物的理性認識的描繪。馬克思的這段話也是對整整三大卷《資本論》最簡潔的、最高度的哲學概括。

在這“兩條道路”上是運用“范疇”作為“理論”的結點不斷展現的，這些范疇差不多都是成雙成對的，而且有鮮明的階段性。諸如分析與綜合、比較與分類、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等。

（二）歷史方法

歷史方法就是通過研究某一事物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占有大量歷史資料的前提下，概括出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并將其延伸到具體研究對象中的一種方法。采用歷史方法研究會計理論，就要聯系會計理論的來龍去脈，明確它在會計發展史中的地位，從而得出合乎規律的結論。我國會計界對會計的起源和發展的研究，對會計本質及其基本職能的認識較多地采用了歷史方法。

“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是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馬克思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頁）。這些話是恩格斯用來闡明《資本論》理論體系的。對于理論來說，也應該是完全適用的。當然，理論同歷史畢竟不是一樣的，理論體系必須擺脫歷史形式，正確地采用邏輯形式。要避免歷史進程中迂回曲折的甚至反復的現象，也要摒棄歷史進程的隨機的偶然性，作為理論體系中的概念、范疇，應該是同級、同階段的事物或現象中的完全成熟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反映。

四、第四層次——會計理論的具體

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方法一般包括描述性方法、規范性方法和實證方法，現分別闡述如下：

（一）描述性方法

所謂描述性方法，是指運用歸納方法對許多個別事物進行，找出這些事物的共性，并概括出普遍性結論的一種推理方法。具體到會計研究中，描述性方法主要于兩種情況：第一，在廣泛調查研究占有實際資料的基礎上，對各會計主體經常發生的會計現象及其相互關系加以概括和，從會計實務中歸納出會計理論；第二，廣泛收集已有的會計資料，并就某個具體的認識進行概括和總結，對已有會計理論進行歸納，得到新的會計理論。

20世紀50年代以前，世界各國的會計界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利特爾頓和齊默爾曼認為會計理論主要是從會計實務中總結出來的。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所屬的會計原則委員會（APB）的第4號公告“名詞公報”也采用了這種方法，即通過對事物進行羅列的方法，概括和歸納出結論，從而形成了會計的概念結構。

采用描述性方法得出的會計理論，稱為描述性會計理論。由于描述性會計理論主要是從會計實務中提煉出來的，研究者容易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主觀因素的，因而，描述性會計理論主要是為解釋現行會計實務服務的，難以得到突破性的發展。

（二）規范性方法

所謂規范性方法，是指利用演繹方法，由普遍性原則推導出個別結論的一種推理方法。會計研究中的規范性方法是指那種從目的和假設出發，從中導出為實際應用提供依據的合理原理和原則。

規范性方法不受現實事物的影響，強調“應該是什么”，因而會計理論研究者常常從特定的價值判斷基礎出發，力求從邏輯高度概括出最優的會計實務是什么，進而指導會計實務，實現會計實務的規范化，其現實目的就是為制訂會計準則（制度）服務的。

采用規范性方法形成的會計理論稱為規范性會計理論。規范性會計理論產生的背景是：不同的會計方法和程序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使得會計報表缺乏可比性。因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會計學家極力推崇規范性會計理論，以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但是，規范性會計理論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是：雖然經過演繹推理得到的會計理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但是，如果研究者依據的假設或前提是錯誤的，那么其結論也必將是錯誤的。因此，規范性理論有時難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發展，而且在完成了歸納或演繹之后，一般不對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驗證。

（三）實證方法

所謂實證方法，是指與描述性方法、規范性方法相區別的，通過觀察或實驗取得數據，并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測試而形成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會計研究中的實證方法主要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某一特定會計理論的驗證；第二，對存有分歧的不同觀點、方法和理論的驗證；第三，理論創新。

實證方法受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立足于客觀存在的事實，強調會計“是什么”的觀點，因而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者主張，要象那樣，以觀察到的事實資料和感性認識為依據，來構建真正科學的會計理論體系。

采用實證方法得出的會計理論稱為實證會計理論，由于會計實證研究中收集的數據資料局限在過去發生的事實上，因此注定了實證會計理論只能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驗證已有的會計理論，而不能對會計實務起規范指導作用。但是，會計實證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旦形成，可以累積起來，有可能形成科學完整的會計理論體系。

1986年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羅斯。L.瓦茨（Ross.L.Watts）和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Jerold L.Zimerman）出版《實證會計理論》，此書的中文版譯者黃世忠教授寫道：“書中將實證會計理論的最重要學術貢獻歸納為兩個方面：（1）研究了會計數據的潛力，檢驗了會計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與股票價格的相關性，雄辯地證明了充分披露的會計信息是推動資本市場有效運轉的要素之一；（2）提出并檢驗了分紅假設、契約假設和規模假設，解釋了會計數據在制定和執行報酬計劃、債務契約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會計政策選擇行為。例如：當實行以盈利為基礎的分紅計劃或者它的負債率比較高，則它可能選用可增加當期收益的會計政策，以增加經理人員的報酬，降低違反債務契約的風險；又如，企業的規模越大，它就越有可能選用可減少當期收益的會計政策，以降低成本。為此，該書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詳盡介紹了有代表性的實證研究在這兩個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果”。

實證會計理論是以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為基礎，以數理統計模型為工具，以“提出假設-設計模型-收集數據-解釋結果”為模式，借以解釋和預測會計現象的會計理論。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會計學的研究方法是規范研究的方法，以后從弗里德曼的“實證學”移植過來實證研究方法。至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美國經濟學界會計學界出現了一種風氣，在重要學術刊物上，只發表實證研究的文章。認為只有實證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科學，只有實證分析才是經濟學中唯一的可以被使用的方法。陳岱孫先生認為這種偏見是有害的。他曾指出：“實證經濟論著否定價值判斷。但是，否定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數學模型分析了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到一個結果。但這結果是否符合實際，完全與社會判斷無關嗎？當然不是”。既然任何實證分析都離不開它所設定的社會經濟前提條件，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會經濟環境之外，可見社會價值判斷是始終無法回避的現實。經濟學說史可以證明：規范分析與辯證分析相結合是經濟學的一貫原則。古代、中世紀、古典學派斯密、李嘉圖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19世紀后期，龐巴維克著的《資本實證論》正式提出“實證論”這個字眼，但書中還是采取邏輯分析而沒有采取數學分析。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實證分析才得到發展，但規范分析也在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價值判斷，對生態經濟的研究，對福利制度的分析，都有長足的進步。要使經濟學成為“致用之學”，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必須結合。

上面講的雖然是經濟學，但其基本精神對會計學也是完全適用的。

篇(3)

關鍵詞：生態林業建設；現狀；問題；策略

生態林業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伴隨著生態農業的提法出現的，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在生態環境改善，以及原材料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合理布局的生態林業建設是生態環境改善的基礎，做好生態林業建設工作，促進生態林業建設的科學化，成為一個大家關心的話題。許多的單位都已經設立了獨立的生態林業建設管理部門，完善相關的生態林業建設分析體系，對生態林業建設數據進行規范的研究和分析。

生態林業建設的基本基礎，是自然與人工森林生態系統的互相彌補。生態林業建設是按照“生態利用”的標準而進行的森林經營利用。它按照生態經濟學的原理，科學利用原有自然條件與各類資源，在促進木材、家具、造紙等產業發展的同時，給人民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一、我國生態林業建設情況分析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我國的森林資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持續的生態林業建設增加了人工林的面積，使林地覆蓋率從1950年的5.12%增加到1998年的16.15%。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有關專家對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效益評估與監測結果顯示，近10年間，京津整個工程區累計植被凈第一性生產力固碳量凈增長2 700萬t，相當于多固定了9 920萬t的二氧化碳；工程區土壤侵蝕模數和侵蝕面積呈逐年遞減趨勢，蓄水保土功能不斷增強。工程區土壤侵蝕模數（水蝕）平均值由2001年的779 t/km2a下降到2010年的242 t/km2a，下降了68.90%；土壤侵蝕面積從2001年的1590.5萬hm2下降到2010年的969萬hm2，減少了39.10%；土壤風蝕總量由2001年的11.91億t下降到2010年的8.46億t，降低了29.00%；釋塵總量由2001的0.31億t下降到2010年的0.26億t，減少了16.20%。同時，工程建設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優化，農民收入明顯增加。1999-2010年，工程區人均GDP從1999年的4 687.0元增加到2010年的27 192.7元，增長了5.8倍，年均增長17.30%。扣除物價影響因素，工程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99年的1 956.3元增長到2010年的4 084.8元。工程建設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率近幾年一直保持在23.00%～28.30%，工程區可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2012年工程林業建設任務為52.53萬hm2，其中人工造林20.71萬hm2，飛播造林5.43萬hm2，封山（沙）育林26.39萬hm2。

然而，森林覆蓋率的增加并不意味著森林質量的提高，既沒有緩解全國范圍內木材緊缺的現狀，也沒有解決我國生態惡化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因此，恢復和保護天然林成為我國21世紀進程中的重要戰略問題。1998年，我國提出天然林保護工程計劃，意味著我國真正在行動上開始考慮森林的生態功能.然而，被動保護不是長遠之計，科學地經營森林生態系統才是主動解決我國林業問題的辦法。

二、當前生態林業建設存在的不足

2.1.對生態林業建設的思想觀念不完善目前很多領導和員工并沒有意識到生態林業建設的本質，甚至想當然的認為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就是植樹造林，以為單純的擴大植樹面積就可以。

2.2.部門之間協調溝通不暢單位生態林業建設工作的整體性，能夠提高建設效率。但各部門的生態林業建設往往相對獨立運作，致使不能及時了解各類信息，各部門的信息溝通也不順暢。這樣，生態林業建設中不但沒有強化部門聯系、優化各部門分工，反而造成工作的無序性和隨意性，對結果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2.3.業務流程不夠完善因為許多業務的多樣性、臨時性等特點，如雨季、干旱、病蟲害等。許多單位當前往往有著各種應急方式并存的現象。業務的分割必然會造成內容的重疊設置，而且，無論是自然原因還是其它因素發生變化，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和其它業務系統必須同時對接口進行修改，如果無法優化組合，勢必會導致業務功能的重疊、脫軌、安全性降低。

2.4.工作人員專業技能不足根據生態林業建設人員的綜合素質水平看，其綜合素質有的仍沒有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管理思想和創新理念不夠，理論基礎不牢，掌握的知識陳舊，工作水平與效率較低等。工作中，部分人員利用漏洞違法的現象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生態林業建設一項投資巨大且社會影響深遠的工程，如果專業人員不能充分掌握相關技術，熟練操作，那更難保障工作效率.

三、提高生態林業建設水平的策略

加強生態林業建設工作，保障財務信息的順利進行，要有著單位領導的重視和關注，然而也不能脫離生態林業建設人員的實際操作，生態林業建設人員和各科室的緊密合作。筆者通過實踐了解，認為生態林業建設工作要從下面幾點著手。

3.1.建設理念

3.1.生態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生態林業建設的生命力所在，生態林業的建設、經營一定要和政府可持續發展戰略合拍。在不損害后代人利益的基礎上，建設可以造福當代人利益的生態林業，讓林業資源可以有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可以符合群眾對林業資源的需要，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達到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的共贏。生態林業建設必須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實施科學完善的規劃部署，科學的按部就班的建設不但可以優化生態環境，還可以促進林業資源的生態林業。目前的生態林業基本是自然保護區、原生林、海岸線與風沙帶地區的森林系統為主，同時包括庫渠、居民區、道路、田野周邊、水域兩岸等地段的防護林。生態林業有著點、面、帶、線相貫穿的網絡狀布局特點，是結構清晰、重點突出的和諧生態環境，可以在整體上確保生態林業的科學規劃，可以多方發揮出生態林業的自身作用，達到環境改善與經濟增收的要求[2]。

3.2.生態林業的穩定和形式多樣化

由于林業的長期性，生態林業的規劃結構要保持穩定，可以充分的起到優化的社會、環境與經濟效益。由于各個省市的氣候、生態、地質、經濟狀況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純林式、牧業式、林工式與林漁式等林業建設方式大量的應用在我國的生態林業建設中。包含許多生物種類、各種層次結構的生態林業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林業生態系統的物種多樣化和結構穩定，達到科學的使用森林資源。

3.3.生態林業的均衡適應性建設

生態林業是否能夠適應各地區的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需要，是否能夠適應地區森林資源的發展與利用。生態林業的建設要能夠起到良好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就需要按照經濟的客觀發展水平實施科學規劃，符合所在地的現有經濟條件與客觀自然條件，達到有著完備作用和良好效益的生態林業鏈。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優化生態環境、增長林業資源，維護生態均衡，而這些內容都是隨著環境條件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要在規劃中科學考察其均衡性與適應性[3]。

四、結語

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致力于環境的和諧，原有的粗放式發展正逐漸改變。環境的惡化，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我國新時期生態林業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態林業建設工作涉及面廣、觸及點多、社會影響大，必須要站在戰略發展的高度，把它納入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整體規劃，把如何保障林業建設的順利高效作為林業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來研究，因此，各單位的生態林業建設工作要進行協調， 做到以人為本、長遠考慮、統籌兼顧、穩妥推進，促進我國生態林業建設的良性發展。（作者單位：河南省鹿邑縣馬鋪鎮政府）

參考文獻

[1]鄧根和，石懷綬. 生態經濟型林業結構組合與經營研究. 林業經濟問題， 2001（2）：77.

篇(4)

【內容提要】世紀之交的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亟待盡快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研究成果和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必須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能夠最終形成促進、推動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