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增長的要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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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要素體系；內在邏輯

[DOI]10.13939/ki.zgsc.2017.02.017

1 經濟增長的相對性

“經濟增長”是一個相對概念，對經濟增長的測度即可說明這種相對性：對同一經濟體經濟增長情形的跨時期比較，同一時期的跨區域比較；對不同經濟體的同時期比較。因此，孤立的談論經濟增長缺乏意義。國家間的收入差距，既包括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包括收入增長率的差距。收入增長率可以理解為改變初始收入水平的強度。這里的收入包括國家收入（總量GDP）和國家內部個體的收入兩個層面，同樣也存在兩種類型的不平等：國家間收入的不平等和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近百年來，上述兩種不平等性趨于強化。長期依賴基礎資源出口的國家，深受所謂“比較優勢陷阱”所累，與發達國家差距日益擴大，而從經濟體制改革中獲得新生的經濟體，包括印度、中國等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則瀕臨警戒線，基尼系數已偏離國際公認的安全范疇。

盲目追求經濟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走向“負增長”。這里的“負”并不是經濟數據的走低，而是經濟增長路徑對未來發展的負面約束，也包括其對發展初衷的違背。實際上，“國富民弱”的增長模式以傷害普通個體利益為代價，其所實現的國家繁榮不可持續。占據較大人口份額且消費傾向顯著的低收入群w消費能力缺失，其對于依賴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復蘇的政策效果而言將產生極大的負面激勵。經濟增長本質上構成了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經濟增長的歸屬是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經濟增長帶來的兩種差距，在現實中存在，在邏輯上成立，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歷程，這種不平等性是對偽經濟增長的譏諷。

2 經濟增長的要素體系及其內在邏輯

2.1 實物資本

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在許多關于經濟增長動因分析的實證研究中，資本都被賦予較為顯著的份額，包括Solow模型、Ramesy 模型等。這些模型的構建為理解和認知經濟增長問題提供了便利。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學家的主觀認知中存在如下演變過程：大衛?李嘉圖以及托馬斯?馬爾薩斯時代的古典經濟學家在生產的要素中，比之于資本，其實更為青睞于土地這種要素。而伴隨工業革命在歐洲的興起，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實世界中資本作用的擴張在經濟學家的主觀印象中開始日益強大。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關鍵因素的認知開始深入人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W.阿瑟?劉易斯于1954年曾經說過：“經濟發展事實上就是資本的快速積累。”持相似觀點的學者還包括著名經濟學家羅斯特。

“資本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關鍵作用”這樣的認知從發達地區開始擴散到發展中國家，許多期待實現繁榮的地區開始采用資本取向的政策。盡管現實世界中，通過盲目實現資本擴張達到經濟增長的企圖最終證明都是低效的，但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實并無法否定，只是今天的經濟學家，或者政策制定者都更為強調資本與其他要素的結合。

2.2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同屬于要素積累，擁有資本屬性，即實現資本增值的能力。對于經濟增長動力分析模型中存在較多的未知因素時，將人力資本變量引入模型都使得原本模糊或者困惑的問題得到清晰的說明。人力資本不同于實物資本的一個顯著方面是其具有外部性，而且是一種正的外部性。關于創新激勵的文獻中，將這種外部性稱為溢出效應。通過進行更為高端的教育行為，個體素質的提高推動了自我能力的提升，人力資本在個體層面的積累開始增加。人力資本通過向鄰近個體傳遞所掌握的基本能力，包括對技術、技巧以及認知世界途徑的更好理解等。這種正的外部性，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也提升了整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因此，人力資本增長率的下降將在邏輯上引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2.3 人口

人口規模決定了消費需求以及生產能力的基數，人口增長率則決定了人口規模的未來特征。特定社會群體中的人口結構則決定了經濟增長的模式特征。實際上，人口規模一方面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使得經濟增長成效在面對個體時被弱化，這種悖論說明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一個最優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人口的負面作用，諸如人口的資本稀釋作用，將使得我們在面對人口問題時需持極為審慎的態度。如今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這樣的寒冷國度，人口開始負增長。我國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之后，人口規模在可以控制的速度范圍內變動。在較為落后的印度，人口增長依舊可用“泛濫”二字形容。人口規模在為經濟增長貢獻基礎要素的同時，創造了這個印度長期的貧窮。因此，人口數量及質量決定了有效勞動的供給水平，人口規模則是需求市場的決定因素。如同創新的擴散一樣，人口在特定社會中的變遷，我們同樣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擴散過程，人口的增長同樣遵循一個S形的過程，人口增長的速率在達到峰值之前，將會有一個加速的過程，在峰值之后，開始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并最終走向零增長的過程，以趨于穩定的狀態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

2.4 技術進步與生產率

技術的本質來源于技術可以改變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既定的實物資本以及人力資本量可以實現更多的產出。通過研發活動，改變舊有的技術模式，即所謂的技術創造。有計劃地投入必要的資源實現技術創造的成功。作為一種創新，新技術同樣會遵循一個典型的擴散過程：自一種新的技術被研發出來開始，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經由特定的渠道，從某個企業、某種產業開始向更多的企業以及其他產業擴散、滲透，從技術研發地區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擴散。這個過程即是技術轉移，然而技術轉移的障礙沒有弱化的趨勢。技術進步之于經濟增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明確的是需要采用的是適用技術而不是技術殘留物。技術進步更為有效的方法是培養完整的科研隊伍，尊重科學和人才，并為各種研發活動提供便利，后發國家完全有可能實現所謂的“技術跨越”。

生產率是生產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有效性，并由要素積累及其轉化效率兩個方面共同決定。要素積累決定了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的數量，而生產率則描述了要素轉化為產出的情形。強化要素的積累過程，并提升生產率有利于實現更多的產出。這兩種選擇的側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增長模式選擇的差異。盲目依賴要素積累的發展方式并不符合經濟持續增長的要求，最優積累規模的解決或許對經濟增長模式的選擇可以給出一個說明。

2.5 開放與競爭機制

19世紀中國的貧窮和落后，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由當時清政府所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所致。在我國古代歷史中，與友邦進行絲綢、瓷器等貿易的記載非常之多，這是發揮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實現國家繁榮的例子。實行開放政策，走出封閉經濟的困惑，實現要素的國際流動，發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個市場的作用，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有效以及更穩定的環境。自1979年改革開放開始，歷經32年，我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增長。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日益深入人心。

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從低附加值產品的輸出國轉變為技術轉讓國，擴大國內需求，提升13億人口尤其是7億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或許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不應繼續沿襲一條低端的開放道路。開放經濟比之于封閉經濟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好處，無論對于國家改善國際形象或者對于追求國家收入，都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發展模式。開放經濟并不一定適合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開放過程中會出現環境問題、國家問題。當然，開放將是相對的，而且開放經濟對國家內部個體收入的改善可能較為微弱。

3 政府角色：適度干預

濟學研究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對“看得見的手”以及“看不見的手”這兩者作用的表達以及爭論。由于存在市場失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克服這些市場失靈的低效對經濟的傷害。政府通過實施各種經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教育政策、薪酬政策、產業政策等構筑了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并靈活地對因市場失靈造成的外部性、公共品、壟斷等低效形態進行干預，實現最優的市場績效。與此同時，政府對因市場或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進行干預，縮小國際內部區域以及不同個體間的收入差異，緩和社會矛盾，營造經濟發展的穩定氛圍。因而，政府盡管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之中，卻通過提高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不斷干預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因而，經濟增長的不同軌跡是對政府作用的極好證明。

盡管如此，并不能盲目地相信政府。如同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在《經濟學》中所揭示的那樣，政府由于競選、尋租或者其他原因會出現無效的狀態，即所謂的政府失靈。因此，政府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能忽視，更不能盲目依賴。最好的發展模式應當是“大市場，小政府”。如果經濟增長是由政府推動而不是由市場自發實現，這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或許是一種悲劇，至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是這樣。改革的陣痛其實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這是因為這種痛苦的過程如果持續的時間太久，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的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原本向好的經濟增長趨勢可能會被逆轉。這其實是政府在短期抑制和長期增長之間的決策問題，考慮到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會起到應有的作用，以及時滯性等問題，我們在思考或許政府采取這些政策的初衷可能無法在其有效任期之內完成，因而這種存在負面作用的政策，盡管將會預示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但其被采用、被實施以及真正的發揮作用，可以料想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4 結論及反思

經濟增長在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的同時，也有可能為改良經濟增長中個體收入差異以及提高個體的福利水平或者稱之為幸福感等問題的解決制造麻煩。換句話說，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準備階段，而真正的目標應當是實現經濟發展。盲目追求“數字”或者“增長率式”的增長訴求應當被拒絕。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許多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世界經濟陷入低增長周期，各國失業率居高不下，貿易保護主義重新占領國際貿易市場。，這些不利因素均使得我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需求顯著縮水。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出口”面臨悲觀預期的情形之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國內需求，調整經濟結構成為必然趨勢。

我國的經濟結構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問題：產業結構、地區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二三一”格局為主，產業高度化不夠，致使我國經濟的知識化和服務化特征不明顯。地區結構以“東中西”收入差距擴大為典型特征，甚至有“東部崛起，西部發展，中部塌陷”之說，三個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無法發揮聯動效應，增加我國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需求結構是指我國過于依賴出口，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這個問題更趨嚴峻。

因而擴大內需，實現需求結構的優化非常必要。

悲觀地講，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收入差異、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經濟結構低效，甚至“幸福指數下降”都是由其所致。樂觀地講，經濟增長本身提供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這些問題由經濟增長而來，通過對其的解決即超越了經濟增長自身，而實現“經濟發展”這一更有效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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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林業要素林業經濟增長概況與對策

一、林業要素投入的基本概況

林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近年來過度開墾和放牧導致了北方一些地區草原沙漠化和林草稀疏。為了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部門加強了相關政策的制定并且加大了對林業要素的投入。

1．勞動力數量的變化

在林業建設初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資源。至林業產業發展的中期，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林業的可控能力變強，所需的人工也隨之產生了變化，由最初的主要依賴人力轉變為“半人工半自動化”的現代林業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極度適用于現代林業的發展需求。同時產業結構的變化，使其節省的勞動力自由流向社會中更缺乏勞動資源的其他產業，為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優化提供了勞動力方面的優化條件。對于林業經濟來說，勞動力數量的變化也代表著林業產業中科技水平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林業科技進步的一種體現。

2．產業管理方式的變化

經過不斷的發展，林業的經濟管理系統不斷完善并趨于現代化，同時林業的產業總值也隨之產生了變化。隨著國家管理力度和扶持力度的不斷增強，林業產業的總產值在持續增長，通過這種增長變化，傳統的林業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于現代化林業生產的基本需求。經過現代新型林業管理模式的革新，當代的林業工程建設更加趨于科學化管理，林業的發展也能夠按照科學的階段規劃逐漸推進，完成不同階段的不同任務需求。這樣的管理方式也帶動了林業經濟的發展，是現代化林業產業管理模式合理化的重要體現。

3．林業面積增加的變化

隨著林業產業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國的林業產業面積也不斷增加。其中一些大型企業的公益行為也為我國的造林面積增長貢獻了力量，如阿里巴巴的螞蟻森林等，市場上的經濟型企業對于我國林業發展的無私幫助，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植被面積，對我國的環境綠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近年來的合理規劃造林工程等手段，使我國的經濟性林業產業不斷的發展，充分發揮了森林植被對于自然環境和生態經濟的促進作用。西北地區的戈壁與沙漠，其植樹造林的作用更加明顯，近年來西北沙漠地帶發展的紅杉產業取得了一些成績，西北沙漠中紅杉能夠有效的實現防風固沙，同時能夠為西北沙漠重新固水起到基礎性的強化作用，這也是林業為我國實現“綠色增土”的階段性勝利。

二、促進林業經濟發展的相關對策

1．加大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

相關部門應加大對林業產業基礎資金的投入力度。林業產業的資金儲備是其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其科技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部門保持對林業經濟扶持政策的同時，應對林業產業的融資渠道也合理的放寬，以吸引民間資金流入，這樣能為民間資本進入林業產業提供基礎性的助力。民間資本的流入能使社會更加重視林業產業的發展，為林業經濟帶來一定的收益。政府相關部門對于林業企業也要有實質上的幫扶，例如在稅收上有一定的優惠政策等，這也是提升林業整體經濟水平的重要舉措，更為林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宏觀調控的優化整合。

2．強化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

林業企事業單位應該加強對科研技術的創新力度，培養創新型林業人才，對一些落后且低效的技術予以淘汰。在林業經濟發展中，科技是企業進步的象征，也是企業在市場中提高自身競爭力的基本核心，為了能夠提高企業的科研技術創新力度，科研部門應對林業產業給予一定的幫助。林業經濟的發展關系到我國國土環境和生態保護，國家要對此產業有不同程度的科研項目扶持，對在林業領域有突出貢獻的科研機構與人才國家應予以鼓勵及資助，政府與企業應積極的將林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并實現其科研技術的生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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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生產要素 勞動力質量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6-0051-05

經歷了近3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也面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諸多制約因素和約束條件。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最新預測，本世紀中葉之前的我國人口動態有三個轉折點：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2006年開始進入穩定期，從2010年起趨于下降；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從2011年即趨于穩定，2022年以后則大幅度減少；三是總人口在2030年前后達到峰值，預測達14.39億，隨后絕對減少。[1] 這個預測和現實也表明，“人口紅利”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勞動力比較成本優勢已經開始出現轉折點，有利的“人口紅利”決定勞動力結構將會提前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高峰即將結束。因此，與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勞動與要素生產率的三大動因相關聯的“勞動力與經濟增長”等問題值得特別關注。

一、 資本、勞動、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分析

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資源）、物質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土地（或自然資源）是進行任何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是進行生產的載體，是體現勞動者本身的資本；資本是用于投入生產或經營、用貨幣表示體現在物質方面上的財富。但是，在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中，經濟學家認為，除了常規的生產要素投入增加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外，往往還有一部分增長不能由這種要素來解釋。也就是說，除了增加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外，國民產值函數的“殘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實際上，這是一系列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綜合表現，人們稱其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簡稱TFP)。

經濟發展實踐證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入實現經濟擴張，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實質性提高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也可能實現高速增長，但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如，前蘇聯曾經一段時期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是，由于其經濟增長是依靠生產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實現的，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微小并呈現日益降低的趨勢，導致經濟增長不能持續。在20世紀50-70年代，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3.9%。在這個增長率中，生產率提高的貢獻份額為負數。資本和勞動力對增長率的貢獻中，有大約13%被生產率水平低下而產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開放后，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大大提高。在這一期間，我國逐漸步入世界市場資源配置軌道，擴大對外開放和提高貿易依存度。如，從1978年貿易依存度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間，全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只有41.04億美元，2006年則達到735.23億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質資本投入和貿易擴大，逐漸提高技術層次，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實施所造成的人口紅利，我國經濟保持了長達1/4世紀的高速增長。

《世界銀行報告》（1999）對1978-199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析認為，在此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9.5%的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對此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為16%，全要素生產率為30%。10年后，國內學者李善同等在《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較為客觀，認為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5年，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的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測算出我國1978年以來三大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結果如下。

過去25年中，我國經濟增長最大的推動力是資本投入與資本積聚。1978-2003年資本平均增長速度為9.9％，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63.2％，導致GDP年均增長9.3%中近6個百分點。相對于資本來說，勞動力數量和質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逐漸減弱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勞動力的增速明顯放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開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成為繼資本之后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因素，雖然部分時期較低，但整體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基本接近30％，始終保持了較高的水平。過去20多年，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在不同生產率產業之間和不同所有制之間的重新配置，促進了整體生產效率的改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經濟增長的潛力，促進了效率的提高；對外開放、吸引外資以及自身的技術創新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勞動力要素的質量等等。

目前最為關注的問題是，在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程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邊際效率逐步遞減的趨勢，提升空間有限；面臨“人口紅利勞動力結構即將結束”以及資源與環境等約束條件下，勞動與全要素生產率中的勞動力質量提高具有發展潛力空間。由此，我國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中“從技術層面上加大自主創新、從勞動力層面上提高勞動力質量”成為現實的必要。

二、 GDP產值與勞動力結構的非均衡分析

據資料，2006年我國GDP增長10.7%，達到20.9407萬億元。從總量上看，這是我國GDP首次突破20萬億元；從經濟增速上看，10.7%創下了自1995年以來的新高。但是，三次產業產值與勞動者結構存在著“非均衡”，以及呈現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低的反向變化是未來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現實。

（一）三產產值與勞動力構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產業的GDP比重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基本趨于一致。從GDP分布結構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第一產業比重均在3%-5%以內；第二產業比重一般為30%左右；第三產業比重多為65%以上。相應地，勞動力結構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與產值結構基本相似，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呈現均衡的、先進的結構水平。目前，我國約有近一半的勞動力還在從事傳統而低產值的農業生產。一方面，盡管50%勞動力所創造的產值僅占GDP的15%左右，卻為中國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作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50%的勞動力僅創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勞動生產率是不可忽視的現實。與此同時，第二產業產值略超過50%，但它所吸納的勞動力卻僅占22%左右，即“22%勞動力創造50%GDP產值”。這既不是我國工業總產值虛高，也不是工業生產效率和運行質量提高的結果，是資本要素推動經濟增長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國三產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的“非均衡”（見表2）。

有關專家稱這種現象為“產值工業化”。[3]“產值工業化”最現實的注釋為，工業經濟增長中數量擴張大于質量提升，主要為資本要素的增加而帶來的GDP增加；GDP產值結構與勞動力結構的先進性沒有凸現和勞動力質量需大大提高；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沒有形成良性互動；在“產值工業化”的背后勞動效率、節約能耗、環境保護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問題。產值工業化是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前的準備階段，直接關系到技術層次升級、勞動力質量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問題，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

（二）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彈性的反向變化

在技術與資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勞動力數量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隨著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增加，勞動力質量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彈性呈反向變化趨勢，即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低，對勞動力質量的需求逐漸擴大。經濟增長的勞動彈性系數是可以測量勞動力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衡量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增長關系最常用的指標。它是指勞動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比值，即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勞動增長的百分點。用公式表示為:E=L′/G′，其中E為勞動彈性，L′、G′分別為就業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人們可以用勞動彈性來衡量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果，間接反映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年鑒》（2005）數據計算：

據統計資料，我國勞動力占總人口比重從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紅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勞動力數量。1953-1957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勞動彈性系數達到0.397的數值，技術與資本的投入有限，勞動力增長貢獻大。到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進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漸減低；90年代后減低趨勢明顯，減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經濟增長速度年均為9.58%，但勞動彈性系數仍在減低，達到0.078的水平。上述數據說明，我國在技術裝備陳舊落后和資本缺口大的情況下，勞動增長率增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而隨著改革開放后的技術裝備的進步、資本集約度的提高，提高勞動力質量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時期。

三、 經濟增長與勞動力質量的均衡關系

經濟增長方式所決定的，勞動力質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勞動力質量以及技術應用存在差異。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存在反作用，存在著高勞動力質量與高經濟增長質量均衡與遞進關系，如出現GDP產值與勞動力就業結構、GDP增長率與勞動彈性的相對“均衡”，三大產業產值與勞動者就業結構一致；經濟增長率高，勞動彈性和勞動力質量也相應提高，進而提高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一）資本投入與技術水平層次的變化

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產業結構和資本投入導致技術水平層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工業結構內部呈現出明顯的技術升級特征。這些技術升級和技術層次的變遷，由物資資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觀看到發生的變化。從不同技術水平工業部門所占產出份額來看，高技術產業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過20％，增幅達到14.9個百分點。而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和低技術產業的份額則有大幅的下降，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從28.7％下降到23.1％，下降5.6個百分點；低技術產業從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個百分點；中技術產業的份額則變化不大，略微下降1個百分點。① 見表5。

表5說明，資本投入不同，技術層次的變化趨勢是高技術與低技術比重的變化，低技術資本投入持續降低，高技術資本投入持續提高，中技術資本投入基本維持不變。與此相關聯的，以物質資本投入的變化帶動技術層次的升級，帶動對人力資本以及勞動力質量的市場需求。

（二）資本投入與勞動力質量的提高

與上述同理，一般低技術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擁有中技術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需要繼續維持投入，因為它涉及面廣，這是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關鍵；同時需要不斷加大對高端技術藍領產業工人的人力資本投入，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質資本投入與產出是直接的關系；人力資本投入與產出是間接關系。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進程看物質資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資本的投入；從效果看物質資本投入的“政績”要直觀于人力資本的投入；但從社會效益看人力資本提高是轉變經濟增長的關鍵。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他認為，人力資本就是人口質量投資，是一種能力資本、人力素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經濟增長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超過物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資本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發揮著相互替代和補充作用；其三，“經濟增長余數分析法”證明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力資本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增長主要取決于人的素質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資本的作用遠比物質資本重要得多。在經濟社會中，勞動力質量具體表現為勞動者的素質、態度和技能應用等。無論是社會或個人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既體現勞動者本身的資本，也體現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資本發揮著比物質資本更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如系統接受教育、崗位與技術培訓、繼續教育和企業文化的認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去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和提高經濟質量。

在對深圳人口總量與經濟增長均衡關系的問題上，實證分析的結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數量增速與經濟總量、工業總產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漸下降趨勢，表現為對數曲線。1978-1989年深圳經濟總量每增加1萬元，就要增加1.41勞動力；1989-1994年為0.288勞動力；1995-2003年為0.175勞動力。1979-199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萬元，就要增加1.07勞動力；1994-1999年為0.233勞動力；2000-2003年為0.140勞動力。從總體上看，深圳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是逐漸下降的，這是深圳經濟社會發展中有機資本與技術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發生變化的表現。否則，深圳GDP總量的增加與勞動力數量的同步增加，將是深圳各項資源條件難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說明，人口、勞動力數量與國民經濟產值呈現對數曲線，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反映，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所要求的，也是經濟增長的動因中變勞動力數量為勞動力質量的轉折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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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篇(4)

0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研究表明，在引致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中，一方面，資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從總體上看，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資本形成是引擎，資本的效率則是關鍵。改革開放初期，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資本稀缺是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最主要障礙，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動員了國內儲蓄，激活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資本形成機制，提高了微觀層面的資本效率；而且通過廉價的土地供給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外國資本與國內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說，國內資本的加速形成和國外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加上資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經濟增長與資本形成表現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內，就業增長與中國經濟之間表現出非一致性，而這似乎背離了傳統經濟理論帶給人們的一貫認識：“就業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那么究竟就業與經濟增長是何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實證分析發現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現在勞動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相反在長期均衡時間內卻保持了一致性，經常保持在1：2的要素貢獻率，繼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當作是使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實現從就業帶動增長到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轉變，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因此，分析資本形成、就業人員人數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解釋經濟增長的資本因素和勞動力因素，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回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些研究對于生產兩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長率、資本效率等統計數據，通過國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資本形成和就業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他通過深入探討資本形成和就業人數兩個變量的性質，使用多種聯立方程估計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關估計（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據不同估計方法估計結果所提供的信息來判斷最佳的估計方法。根據林毅夫的估計結果，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對兩要素的彈性數值大致在0.5左右。該彈性數值在上世紀80年代則相對較低，可能主要是因為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隨著時間的變化有增長的趨勢。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兩要素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陳東平（2001）通過使用中國1980―1998年的國民收入、資本存量、勞動力總數、進出口總額等數據，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討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出，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遠遠大于就業人數。

本文根據1981―2013年中國的經濟數據，通過使用協整模型對兩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中國進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在存在協整關系的情況下，使用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短期彈性，從而判別哪種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更強。

2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樣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用從業人員（L/萬人）、資本形成（K總額/億元）來反映生產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反映經濟增長。我國GDP、從業人員、出口總額（EX）與資本形成如表1所示。

對因變量和自變量取對數，考察lnGDP，lnK，lnL即經濟增長率、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率，從業人員增長率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利用EViews軟件輸入樣本數據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11981―2013年我國GDP、資本形成總額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數的τ值為-1.4234，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210，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GDP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GDP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表3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可見d（lnGDP）是平穩的，因此lnGDP是二階段單整的。

（2）對lnK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K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K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數的τ值為-0.4422，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192，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K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K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

表5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可見d（lnK）是平穩的，因此lnK是二階段單整的。

（3）對lnL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L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L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運行結果見表6。

表6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數的值為-3.0535，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τ-3.6537，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L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L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7。

表7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可見d（lnL）是平穩的，因此lnL是二階段單整的。

（4）綜上可見，lnGDP與lnK、lnL都是二階單整的，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做lnGDP關于lnK、lnL的OLS回歸，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據輸出結果，可得lnGDP與lnK、lnL的長期平均均衡表達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從表8回歸結果看，回歸系數全部通過t檢驗，不存在自相關。

（5）根據表8的回歸結果計算殘差序列e，對其進行ADF檢驗，得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從回歸結果可知殘差項是平穩的。因此，可得出lnGDP與lnK、lnL存在協整關系。基于上述協整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兩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若兩種變量（Xt和Yt）是協整的并且每個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蘭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蘭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說明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表2-表8回歸結果也表明，本期從業人員每增長1%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43%；資本形成總額每增長1%時，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98%。

（6）接下來分析短期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EViews軟件建立lnGDP關于lnK、lnL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滯后一期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誤差修正模型。

表10誤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擬擬合優度較高，方程通過F檢驗、DW檢驗，各回歸系數符合經濟意義，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顯著，d（lnL）、RESID（-1）不顯著，其中變量的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結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內每增長1%，GDP將依次增長0.0493%、0.3716%和04986%。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它表明lnGDP與長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根據估計結果可知，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期彈性分別為0.598和0.543，短期彈性分別為0.372和0.050。

3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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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 要素投入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一、理論框架

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問題一直被學者們認為是解開增長之謎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長期以來，國內外眾多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專家學者都在努力尋求中國三十幾年來保持高位增長速度的合理解釋。筆者試圖根據簡單明了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米德模型，將經濟增長率大致看成資本增長率，勞動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索洛余項）三者的函數。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學術界有不同的定義標準，筆者將全要素生產率理解為除資本和勞動兩要素之外的其他諸多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集合體，包括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制度創新，技術演進，規模經濟等等。

二、資本要素投入分析

國內外大量的實證研究和測算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引擎是資本要素（這里指物質資本）投入。援引李京文等（1993）的測算結果，1978到1990年期間，經濟平均增長率是8.35%。其中，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9%；陳琳（2008）在對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測算分析結果中顯示，1978到2004年間，資本存量年平均增長率為10.1%，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6.2%。可見，資本要素投入對gdp增長率的貢獻超過一半。這樣的結果如果用哈羅德-多馬模型，“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等來解釋的話，應該是基本符合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階段的一種增長方式。

然而，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國外經濟學家和大批的國內學者都對中國這樣的增長方式感到憂慮，認為這樣的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應該看到，高水平的資本投入，特別是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首先，是造成了經濟結構，特別是供求結構的失衡。持續不斷地資本刺激已經造成了某些行業相當程度上的產能過剩，而國內消費又不能完全吸收，這樣就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結構失衡。其次，產能過剩需要有一個釋放的渠道，這樣就可能引致對外出口路徑依賴的強化，使金融危機以來日益激烈的貿易摩擦更加白熱化。再次，大量以貨幣或者信貸形式投入到實體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很可能成為通貨膨脹的誘因之一，加劇物價上漲的壓力。最后，高水平，強力度的資本要素投入，也會使得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調控范圍逐漸縮小，力度逐漸減弱，最后使政策失效的可能性加大。因為當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其他大型投資趨于飽和時，政府的投資渠道就會銳減，此時利用投資拉動的政策效應就受到限制。

三、勞動力要素投入分析

以林毅夫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要素投入要充分利用要素稟賦本身的比較優勢。中國是一個勞動力相對過剩的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相對資本和其他要素來說是一大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僅可以有效推動經濟增長，而且也可以吸納剩余勞動力，促進充分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事實上，根據馬克思剩余價值論，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在增加產出方面的作用當然不可小視。綜合多位學者的測算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8-20%左右，僅次于資本要素，是第二大貢獻主體。 當然，若以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為主，這種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

其一是勞動力成本在近年來有逐漸提高的趨勢，人口紅利趨于消失。這主要源于中國老齡化加劇和人口出生率持續處在較低水平，使勞動力供給出現缺口。

其二，以勞動力要素投入為主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必須有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但是劉易斯關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定在當前的中國開始受到質疑。

四、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

由索洛-米德模型可知，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產出增長率扣除資本和勞動要素增長率之后的余項，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在中國，這一部分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相對要素投入貢獻要小得多。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約在30-34%之間，與發達國家40-50%的水平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

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1世紀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科技的競爭，人才的競爭，要素優化配置能力的競爭。而這些因素，正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通過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力，才能是經濟增長保持持續性和高增長。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必須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堅持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的戰略，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由于技術和人力資本都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應，引進先進技術有利于提高本國的總體科技水平，一個較高素質的群體會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第二，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無疑用事實證明了制度變革和制度優化的重要作用，也堅定了我們變革宏觀、微觀經濟體制的決心。一個較優的制度會使推動經濟增長各因素的潛能得到盡可能的釋放，從而是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

第三，由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主導型經濟轉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首先要從政府職能和角色的重新定位開始。改變政府主導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由市場力量來配置各類資源，這樣才能實現加快轉型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張培剛、張建華，《發展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

[2]馬春文、張東輝，《發展經濟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篇(6)

[關鍵詞]經濟增長 路徑選擇 價值實現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中圖分類號]F120.3；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4―0059―07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在人類經濟史上創造了“中國的奇跡”。1978―2009年中國GDP從3645.2億元增至340506.9億元，人均GDP從381元增至25575元，兩者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0％和8.8％。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在當前世界經濟正處在深度調整的特定背景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和“經驗”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主題。從國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人們在肯定中國經濟取得顯著績效的同時，更要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增長的“走向”和“效應”，為此就需要解答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從道路選擇的角度看，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是如何實現的?增長的支持條件是否正在發生轉變?未來如何通過路徑的相應調整來實現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二是價值實現的角度看，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增長是否伴隨著居民福祉水平的同步提升?未來如何通過目標的適宜調整來促使經濟增長更充分地轉化為社會福利和居民福祉?如果說前者是對經濟增長的“道”探究．則后者就是對經濟增長“義”的追問。只有綜合考察經濟增長的“道”與“義”，才能更為清晰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動因、趨向以及最優策略選擇。

二、經濟增長的“道”與“義”：一個分析框架

經濟增長是一國宏觀經濟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標之一，它標度了該國在特定時期內產品和服務的產出能力。由于經濟增長依賴于土地、勞動、資本、能源、生態等要素投入，且增長應充分滿足社會成員福祉水平提升的需要，因此，考察經濟增長必須超越對產品和服務產出“本身”的關注，而應將獲取增長這個產出的“代價”以及增長這個產出能否轉化為“居民福祉”考慮在內。就此而言，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的工作對人們系統理解經濟增長是有啟發意義的。H．E．Daly以及H．E．Daly&J．Farley認為，經濟增長的目標是通過人造資本來提供服務或精神流量的滿意度，由于人造資本的生產通常需要犧牲自然資本，因此效率可被界定為人造資本存量提供的服務與犧牲的自然資本存量之比。諸大建將戴利等人的思想簡化為：EP=WB/EF=WB/EG× EG/EF，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態文明意義上的發展績效，WB(Well being)表示人們獲取的客觀或主觀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經濟增長，而EF(Ec0 footprint)表示生產人造資本所支付的生態代價。

顯然，生態經濟學者是從生態投入轉向人造資本(EG/EF)以及人造資本轉向居民福祉(WB/EG)兩個維度來理解經濟增長的，經濟增長應利用盡可能小的生態代價換取盡可能大的居民福祉，這種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富有洞見的。然而，經濟增長通常需要投入土地、勞動、資本、能源、生態等諸多要素，且居民福祉的不同來源之間也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因此，恰當的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應寫為：EP--WB/EF=WB/EG×EG/EF，此公式在形式上與生態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一致，但兩個公式中的指標含義卻具有明顯差異。在經濟增長分析框架中，EP表示特定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WB表示居民獲得的社會福祉，EG表示用GDP標度的經濟增長，而EF表示增長的各類要素投入。特定經濟體要通過經濟增長來實現最優發展績效，就應使要素投入有效地轉化為經濟增長(EG/EF)，同時應使經濟增長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福祉(WB/EG)，在忽視這兩重轉化的情形下單純地強調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顯然無助于經濟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

第一重轉化(EG/EF)考察的是經濟增長的“工具理性”。經濟增長首先表現為投入一產出之問的轉化關系，有效的增長應使盡可能小的要素投入轉化為盡可能大的經濟產出，顯然，這種轉化的實質是增長最優“路徑”的選擇問題，此問題可概括為經濟增長的“道”。從經濟增長理論出發，增長的路徑選擇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和動態性特征，由于不同國家通常具有差異化的要素稟賦，因此就具有差異化的要素相對價格、要素投入狀況和要素組合方式，而經濟增長的類型也就表現出鮮明的地區差別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就特定經濟體而言，其在經濟起飛階段往往具有充裕的土地、勞動等要素供給．但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市場拓展，其土地、勞動等要素的供求關系開始逆轉，且產業結構優化和市場需求變動也要求要素供給方式發生改變，此時該經濟體必須從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長方式轉向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增長方式，原因是：相對于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長方式，技術進步、管理創新以及人力資本的提升等影響要素組合效率的因素更能對長期經濟增長形成有力支撐。

第二重轉化(WB/EG)考察的是經濟增長的“價值理性”。增長的最終目標是更充分地滿足社會成員的多元化需要，持續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福利狀態或幸福體驗，合意的增長應使盡可能小的經濟增長轉化為盡可能大的居民福祉。這種轉化的核心是增長最終“價值”的實現問題，此問題可概括為經濟增長的“義”。增長的推動主體和分享主體是“人”，因此增長應以改善居民的福利狀態為最終依歸．亞當．斯密指出“大部分成員陷入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他顯然是從繁榮幸福的最終“目標”來看待經濟增長這個“手段”的。相對于GDP或GNI，福利水平、幸福指數等指標或許更能體現發展的績效。W．Hordhuas&J．TobinI~采用標準經濟福利指標(MEW)、H．E．Daly&J．C0bb提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ISEW)、M．AnielsklEsj修正真實發展指數(GPI)以及阿瑪蒂亞?森從自由角度看待發展，均體現了向社會成員福祉提高這一增長最終目標的“回歸”。雖然社會福祉和幸福指數具有主觀性和復雜性，但它們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觀現實條件的影響，羅素㈣指出，幸福取決于社會制度和個人心理，但個人心理在很大程度是社會制度的產物。據此，作為“社會制度”的經濟增長必定會對居民福祉和幸福體驗產生影響，而人們也需要在居民福祉提升的意義上審視增長的績效。

三、要素供給、組合效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一國的經濟增長是由要素投入和要素組合效率兩類因素驅動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組合效率的“配合”格局展示了不同的增長路徑，同時也就標度著不同的增長潛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未來增長的變動態勢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依然具有著基礎性作用，較快但更具穩健型的經濟增長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國際經驗顯示：增長的持續性取決于增長的路徑選擇是否恰當、增長的支持條件是否穩健。考慮到要素的供給約束以及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則長期的經濟增長不能過度依靠要素密集投入，而應更多依靠那些能夠導致報酬遞增的因素――例如：勞動分工、專業化、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的積累、經濟制度和組織等，畢竟一國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在標度要素組合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有所提升時才會發生。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之后的較長時期內，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過度依賴要素投入的顯著特征，資本、勞動、能源、生態等要素密集投入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表1給出了1980-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投入及其變動狀況。考慮到資本在整合其他要素中往往具有“粘合劑”的作用，因此區分不同增長路徑的一個切入點就是考察資本變動和GDP變動的相互關系。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的資本一產出比率大致呈現出下降的態勢，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資本一產出比率卻呈現出較明顯的上升趨勢，資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資本形成比率展示這種轉變態勢，2008年中國資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資本形成比率已分別增至44.05％和40.79％，這兩個比率的持續走高暗示著增長對資本的依賴程度趨于增強，而對全要素生產率(或者說要素組合效率)的依賴度趨于減弱。除了資本要素之外，還應從勞動要素供給的角度來看待經濟增長的持續性，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對勞動力資源無疑具有較高的依賴度。就人口總量和結構而言，198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為2.632，而15歲以下人口／15-64歲人口也達59.42％，這種人口格局為勞動力資源的充分供給提供了有利條件。然而，人口總量和結構特征正在發生轉變，2008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和15歲以下人口占比已分別降至1.765和28.70％，這暗示著依靠“充裕且廉價”的勞動力支撐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會越來越難以為繼。

經濟增長不僅需要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而且需要與能源和生態系統發生關聯關系。我國能源耗竭比率和礦物耗竭比率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有所下降，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又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2008年這兩個比率分別增至6.74％和1.70％。更重要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增長路徑選擇還必須以其他主要經濟體為“參照系”。如表2所示，中國的能源耗竭比率和礦物耗竭比率在國別比較中是偏高的，而2007年中國每生產1000美元GDP所需能源為283.28公斤標準油，每生產1美元GDP所形成的COz排放量為0.95公斤。這兩者不僅高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而且高于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除能源利用率低于俄羅斯之外)。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較高的能源投入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從時序比較和國別比較兩個維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路徑的基本特征要素密集投入而要素組合效率貢獻度偏低，就資本一產出比率而言，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特征甚至有所增強，而這又與政府的投資戰略以及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運作緊密相關。由于投資報酬遞減、人口結構轉化、能源過度投入和生態壓力增加等因素的疊加，中國未來必須采取持續性的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來提升要素組合效率．否則單純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長路徑必將面臨支持條件日漸弱化的嚴峻挑戰。

四、增長績效、居民福祉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價值追問

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是提高社會福祉水平，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多元化需要。理解中國經濟增長也應將路徑層面的“道”與價值層面的“義”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總量持續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均有了較為顯著的提高。然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仍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之間的不對稱，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尚未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福祉水平的持續提升，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依然存在著“經濟增長極其顯著、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失衡特征。表3比較了若干國家經濟發展和居民福祉狀況，2009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663，排在169個國家和地區的89位，生活滿意度為6.4，排在144個國家和地區的55位。此外，蓋洛普(Gallup WoAd Poll)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的國民幸福指數(Happiness Index)排在第125位。盡管人們對此排名的精確性仍有分歧，但它部分地揭示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國民幸福增進之間存在著“不同步”，中國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向居民福祉提升的轉化依然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居民福祉改善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落差”，這種格局可能源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維度，且居民的個體感受和生活體驗相關。但從社會制度影響居民福祉的角度出發，則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分配狀態以及社會保障會顯著地影響居民的生活狀態。就需求結構而言，GDP可分解為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以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尤其是家庭最終消費支出)與居民福祉之間聯系最為緊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在需求結構層面具有顯著的投資一出口主導特征，而最終消費支出(尤其是家庭消費支出)在增長中的份額并不十分突出。如表4所示．1980-2008年最終消費支出以及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雖有波動，但變動的基本趨勢卻是持續下降的，其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從65.17％降至47.92％，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則從50.29％降至34.88％。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最終消費支出占比和家庭最終消費支出占比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對投資一出口的依賴程度在趨于增強，而經濟增長與居民最終消費(進而與居民福祉改善)之間的落差也趨于擴大。

經濟增長通常意味著財富增加或“蛋糕做大”，但居民福祉改善不僅取決于“做大蛋糕”，而且有賴于“分好蛋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的持續增長卻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對拉大，這自然會對大多數居民的福祉改善產生負面影響。如表4所示，按照收入法，GDP可分解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本折舊和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代表了大多數成員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占有狀態。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整體上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2008年勞動者報酬占比甚至降至39.7％。勞動者報酬占比相對下降意味著企業和政府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在相對上升，例如：1995年以來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現出持續上升的態勢，2009年此比重已升至 20.1％。從不同社會成員分配社會財富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存在著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行業差距等諸多維度的收入失衡，由于城鄉收入差距在整體居民收入差距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考察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對理解居民財富分配格局就具有重大意義。表4顯示：以1985年為拐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消費差距)均呈現出先減后增的“U”型變動趨勢，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分別達到3.33倍和3.70倍，而從國別比較的角度看，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9，與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均處在較高水平。

除了需求結構和收入分配之外，經濟增長向居民福祉的轉化還應考慮社會保障供給狀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是社會風險的“緩沖器”和秩序維持的“安全閥”，社會保障供給程度對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行為、心理狀態、福祉獲取等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時序演變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社會保障狀況已有了較大改善，但與持續改善居民福祉的訴求相比，社會保障依然存在覆蓋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體不均等的問題，2008年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低保人數占城鎮居民的比重分別為36.1％、20.4％、32.9％和3.8％。更重要的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相對于城鎮居民，規模龐大的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資源獲取中依然處在劣勢地位，而社會保障供給的相對滯后也是抑制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從國別比較的角度看，2009年中國教育、醫療兩項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8％，與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相比存在著巨大差距，與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相比也存在著明顯落差。在基本教育、基本醫療、基本住房、基本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完善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必然因“社會保護”體系相對滯后而損害居民福祉的持續提升。

五、中國經濟增長“道”與“義”的雙重轉型及其體制支持

物質和服務產品的增進對社會進步具有基礎性作用，因此特定國家有理由追求經濟增長．但理解經濟增長必須考慮“道”與“義”，在路徑意義上生產要素能更有效地轉化為經濟產出，在價值意義上經濟產出能更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福祉，則這樣的經濟增長才具有持續性和合意性，脫離持續性和合意性單純地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是沒有意義的。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的“雙輪”驅動下，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但從“道”的角度看，這種增長具有過度倚重要素投人、相對忽略要素組合效率的“粗放型”特征；從“義”的角度看，這種增長因需求結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制約而尚未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福祉提升，中國經濟增長在路徑選擇和價值實現兩個層面均存在著轉化低效的問題。從經驗上看，發展中國家出現增長的雙重轉化低效具有階段性的合理性，其原因是：在經濟起飛階段，發展中國家選擇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長方式是由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內生決定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要素)供給充裕往往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同時，在經濟起飛階段，發展中國家強調投資擴展有助于改善經濟環境，強調出口導向也有助于利用外部市場．強調適度拉開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對微觀經濟主體形成有效激勵。

問題的關鍵在于：經濟起飛階段的增長轉化低效不能成為后續經濟發展的既定模式，時空背景的深刻轉變正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轉化低效構成重大挑戰。在“道”的層面，土地、資本、勞動、能源和生態等要素的供求格局正在變化，特別是“劉易斯拐點”日益逼近，投資報酬遞減和產能相對過剩開始顯現，而能源和環境對粗放型經濟增長的承載力不斷弱化，在此背景下，此前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長方式必須逐步轉化為更多依靠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增長方式，技術進步、管理創新、人力資本提升以及制度完善對增長的支撐作用亟需凸顯。在“義”的層面，最終消費占比的下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會保障供給的滯后導致經濟增長和居民福祉之間存在“失衡”，其結果是經濟問題開始轉向社會問題、并呈現出經濟社會問題彼此交織、相互誘發的復雜態勢。當前，在域外主要經濟體艱難復蘇的背景下．中國不能將經濟發展的希望過度寄托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產能過剩和產業同構也迫使我們在增加投資時更為審慎。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3744美元(按照當期匯率換算)，這表明我國正在步人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此階段我們將經濟增長與國內居民最終消費、居民福祉改善相聯系才具有持續性，同時，將經濟增長與國內最終消費、居民福利提升相聯系，才更能充分地體現社會制度的比較優勢。

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長必將面臨著“道”與“義”的雙重轉型。在“道”或路徑選擇的意義上，必須促使增長從過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轉化為更多依靠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集約方式；在“義”或價值實現的意義上，必須促使增長從與國內居民福祉改善“相對脫節”的狀態轉化為與國內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狀態。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強調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以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近期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我國政府更是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使經濟結構優化升級，這些均體現了對促進增長“道”與“義”雙重轉型的積極回應。然而，明確雙重轉型并不必然等同于可順利達成雙重轉型。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此前的增長路徑和目標往往具有“路徑依賴”特征，并與特定的體制機制形成了共生系統，如果不對體制機制進行適宜性改進或完善，則雙重轉型就會因“鎖住”效應而陷入困境或被迫延后。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路徑和目標已衍生出相應的利益格局，分化的利益格局能否達成轉型共識并形成轉型動力值得關注，而當雙重轉型損害既得利益群體時，則這些群體必然會通過多種方式對轉型設置障礙。

中國經濟增長的雙重轉型是在國內外經濟格局轉變背景下的理性選擇，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持續改善國內居民福祉狀態的必由之路。考慮到雙重轉型的復雜性和長期性，中國必須采取策略性安排審慎選擇轉型的次序和方案，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則可以為推進雙重轉型提供制度保障。在路徑選擇層面，中國必須依托產品、工藝、市場和組織等多維創新來提高要素組合效率。技術創新對增長方式轉變具有核心作用，未來我國應在構建創新性國家的戰略指引下，加快土地、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市場化進程，促使要素價格能夠精確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同時應不斷優化各類企業(尤其是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強化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入，為企業產業優化功能和技術創新功能提供良好環境。在價值實現層面，中國必須將投資一出口主導的增長方式轉化為消費(尤其是家庭最終消費)主導的增長方式。我國必須通過改善實體經濟營商環境和抑制虛擬經濟投機空間，推動更多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領域并提升增強社會的就業創造能力。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應努力扭轉國民收入中勞動者占比持續下降、政府收入占比不斷上升的趨勢，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增強勞動者組織功能等方式提升勞動者的市 場談判能力，同時應在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礎上，為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流轉和市民化轉化提供有利條件，為農村居民獲取土地的增值收益等提供堅實基礎。此外，中央政府還應著力推進基本公共品的相對均等化配置，增強對居民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醫療和基本養老的保障力度．同時應盡快完善行政績效考核機制和財政管理體制，使居民福祉改善在各級政府目標函數中居于更為突出的位置，并在財權一事權匹配的前提下增強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給能力。

六、簡短的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這為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居民生活狀態的改善奠定了堅實基礎。但隨著國內外發展格局的轉變，我國經濟增長雙重轉化的低效特征不斷顯露：在“道”或增長路徑層面，過度倚重要素投入的增長面臨著能否持續的拷問；在“義”或增長目標層面，高度經濟增長尚未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居民福祉改善。盡管在經濟起飛階段，增長的雙重轉化低效具有內生性質，但隨著時空背景的變化，人們有理由去探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穩定性和合意性。當前和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追求經濟較快增長仍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應適時放棄對增長“速度”和“規模”的追求．而應更多關注增長的質量、穩健性和合意性。中國必須著力推進增長“道”與“義”的雙重轉化：促使增長從過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轉化為更多依靠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集約方式，促使增長從與居民福祉改善“相對脫節”的狀態轉化為與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狀態，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加快要素市場化進程、構建政府一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是推進雙重轉型的必然選擇。只有深化市場化改革，才能在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只有依靠政府職能轉變才能在“保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居民福祉提升，而這兩者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將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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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沿海區域；索羅模型；全要素生產率

一、前言

經濟增長可分為以勞動和資本投入量增加所引起的外延增長部分（粗放型增長）和由技術進步所引致的內涵增長部分（集約型增長）。在發達國家和區域，技術進步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中最為核心的部分。技術進步在江蘇沿海區域經濟增長中究竟有多大貢獻？支撐江蘇沿海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中何種動力占主要地位？本文擬運用索羅的生產函數模型主要從實證的角度測算各種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水平，并在此基礎上對十二五期間江蘇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二、江蘇沿海區域經濟發展態勢

江蘇沿海經濟帶分布有連云港、鹽城和南通3個地級市及贛榆縣、東海縣、灌云縣、灌南縣、響水縣、濱海縣、射陽縣、大豐市、東臺市、海安縣、如東市、通州市、海門市、啟東市等14個縣（市）。隨著沿海大開發的逐步推進，經濟呈現高速增長；從2000年以來江蘇沿海區域的發展變動軌跡來看，變化比較明顯，2002年為轉折點。2002年以前，經濟增長較為緩慢，經濟總量不足2000億元。2003年超過2000億元后，之后的8年時間，經濟總量便增長了2倍多，2010年達到6834.59億元。從增長速度看，而2002年以后，各年的經濟增長率都在10%以上（未考慮價格因素，見圖1），進入了以快速增長為特征的成長期，2007年實施沿海開發戰略后，經濟增長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出現了強烈的反彈。

三、沿海區域經濟發展動力因素測算

（一）模型選定

本文使用符合道格拉斯函數形式的索羅模型。索羅生產函數的一般形式為：

令，為基期的科技水平，r為技術進步系數，或稱技術進步率。于是有：

對（2）式兩邊取對數后求導：

令，則（3）式為：

由于Y、L、K的實際數據是離散的，故將（4）式進行離散化，令

于是有：

為資金彈性，為勞動力彈性。在索羅模型中，設規模報酬不變，也即，索羅模型生產函數的Cobb-Douglas形式：

對（6）式取對數后求導，有：

即：（7）式的基本涵義是，產出的增長率＝廣義技術進步增長率＋資本要素投入的增長率＋勞動力投入的增長率。

（二）測算過程

以產出Y、資金K和勞動力L的時間序列數Y=[，，……，]，K=[，，……，]，L=[，，……，]為基礎，運用多元最小二乘回歸方法估計參數lnA，r，和。

表示經濟增長速度中技術進步因素所占的比重，它是反映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大小的一項綜合指標。計算公式為：

＝×100%

同時，亦可分別計算資金和勞動投入的增加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資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為：

勞動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貢獻（）為：

=×100% 因此只要估算出值就可以計算出，，等值。

（三）指標的選定

在測算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必須對產出量、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等經濟指標做統一規定，否則會測算出不同的結果，缺乏可比性。

1.產出量

本次測算按以下口徑進行測算，就產出量Y為扣除價格因素影響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2.資本投入

資本投入K為全社會固定資產形成總額，資本存量（K）采用1951年Goldsmith開創的永續盤存法計算，基本公式為，其中、和分別為第年的資本存量、投資和資本折舊率。以1978年為基年，采用張軍擴的資本產出比來計算資本存量。這里根據鄒至莊等人的研究取5%。

3.勞動投入

關于勞動投入（L），過去的研究大多使用勞動力數量。我們覺得，人力資本不僅僅包含勞動者數量還應包含勞動質量。假設勞動投入量以函數表示，表示不同教育水平的勞動投入。仿照舒爾茨的做法，假定各部門人力資本存量等于各種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人數與獲得該教育程度所需教育投資之乘積，將教育者投資分為不識字、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等5類。以為基本勞動單位，，，，，則整個人力資本投入為。在實際計算時，對于部分

數據缺乏的年份，本文以線性內插法予以填補。

（四）結果及分析

根據上述測算方法，本文運用eview5.0版軟件對江蘇沿海區域對1990至2009年間經濟增長的各要素對經濟增長進行測算，得出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江蘇沿海區域1990-2009年TFP貢獻率

基于上述得到的檢驗結果，可以進一步將江蘇沿海區域GDP增長當中各種要素貢獻的百分比測算出來。具體來說，可以把中國的GDP增長分解為3個部分，即勞動投入（L）的貢獻、資本投入（K）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貢獻，分解結果（見表2）。

表2 江蘇沿海區域1990-2009年分年段TFP貢獻率

（1）規模擴大仍為江蘇沿海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率年平均約為77.7%，可以說，江蘇沿海區域的經濟增長仍為克魯格曼（1994）所描述的“汗水經濟”，江蘇沿海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是由于每投入產出的增加，而是基于投入量上的擴大，如就業勞動力的增加，尤其是物質資本的大規模投入，這些都不可避免的將遵循收益遞減規律，如果江蘇沿海區域不及時調整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將不可避免的會發生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

（2）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為正。觀察生產率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它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波動變化，但在1990―2009年的整個時期平均值仍為正（1.6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平均約為13%。因此說，江蘇沿海區域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里，既有效率變化，又有技術進步，江蘇沿海區域的經濟產生了“水平效應”，又產生了“增長效應”。總體上，生產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為正，因此說，江蘇沿海區域在一定時期內可保持持續增長。

總體來看，江蘇沿海區域經濟增長表現為資本投入式規模擴大化增長，資本積累（K）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過77%；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雖然不大，平均約為9.5%，且作用比較穩定。

四、總結

從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來看，盡管30年來江蘇沿海區域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綜合經濟實力也大大增強，但由于諸多原因使得江蘇沿海區域經濟的增長依然是以粗放型為主，其自主創新能力弱，科技發展水平較低的弊端顯露無遺，經濟整體質量和宏觀經濟效益仍然不甚理想。從各種因素對經濟增長作用的長期趨勢來看，制約江蘇沿海區域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因素將是“技術進步”，因此，如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核心關鍵技術，提升科技發展水平從而實現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最終轉變，將是江蘇沿海區域“十二五”期間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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