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國近代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林則徐；愛國主義；思想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11年中進士，1838年12月道光帝先后8次召見，商討禁煙事宜，并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赴廣東禁煙。就是這個時候，這位“天朝上國”的士大夫開始直接與西方資本主義進行對話、斗爭。他表現出了中華民族高貴不屈的品質，充分顯示出了一位偉大愛國者的素質，這種高貴的愛國心不僅表現在中，而且貫穿了他整個一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保護民族權利

當英國及其它國家商人大量向中國販賣鴉片，直接損害人民利益時。林則徐向道光帝上書：“鴉片泛濫將使中國數十年后出現兵弱銀涸的嚴重局面。反對白銀流向國外。中國的財富，寧可“損上益下”，也決不可“漏向外洋”。這種初步的民族意識，是林則徐愛國主義思想突出的特色，也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鴉片泛濫以后，他曾親自向江蘇蘇州、湖北漢口一帶“禾閭聚集之地”的“行商鋪戶”進行實地調查，了解到民族經濟遭到破壞和商人破產的現實之后，他指出：“行商鋪戶…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反二三十年以后，某貨約有萬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數，問其一半貨何售，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煙而已。”這種認識，初步了解并且觸及到了中國的近代問題，即利權問題，這是后來一切愛國主義者所要尋求解決的重要課題。“挽回利權”的愛國主義口號即是根據這個事實提出的。所以林則徐一到廣州就堅決表示：“若鴉片一日未決，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終止之理！”這說明，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思想，初步觸及保護民族權利的內容。同時，他反對鴉片泛濫較多地著眼于大多數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這些都是他在當時所達到的思想高度。

二、尋找富國之路

林則徐的民族意識還表現在，努力尋找祖國富強之路，使整個民族富強起來。當鴉片泛濫、白銀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財政嚴重困難時，林則徐主張在經濟上實行“興利除弊”的改革，為了軍事斗爭的需要，林則徐組織翻譯了有關歐式大炮瞄準發射技術和戰艦圖式的資料，并建議設立新式國防工業，“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以粵海關關稅的十分之一來制造新式大炮”，“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借此以保衛海防。后來，林則徐在謫守新疆期間，針對沙俄向外擴張對我國西北邊疆造成的嚴重威脅，主張實行“屯田”、“耕戰”，采取“兵農合一”的措施，增強邊防的防御能力。到了晚年，他還提醒：“終中國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的這些言行，表明了他已從單純的軍事反侵略發展到尋求富國強的道路，不愧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已經不同于當時中國的大部分愛國者（這里指諸如頑固派和處于頑固派與林則徐思想之間的中國人，當然，他們都是愛國的，只是思想、主張不同罷了）。林則徐所要求的是改變中國舊有的經濟、軍事制度，代之而起的是運用西方先進的科技使中國富強起來。

三、重視執法

林則徐為維護我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突出表現在他重視執法上。當然，就封建大法而言，他執行的大法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就與外國關系而言，他執行的大法在于違法在華外商，就具有維護國家的意義。當鴉片泛濫時，林則徐堅持“大清律例”，不但適用于“華民”，而且同樣適合在華“外夷”，“夷人有犯，并依律科斷之”，“與華民同照新律一體治罪。”堅持執行“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他還明確地向英國政府宣布：“凡在六個月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斷不寬宥。”“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懔遵憲典。”林則徐反復強調，“夷商致內地”，必須遵“天朝法度”，猶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一樣。這反映了林則徐維護我國和法律的鮮明愛國思想。

四、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的愛國主要義思想在近代史上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失敗后，中國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對長期以來“天朝上國”至善至美的思想開始產生了懷疑，他們開始把追求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作為自己的理想，當作外御強敵的根本道路，紛紛尋找獨立富強的方案。近代資產維新派先驅馮桂芬認為，中國“屈于西國之下者”是莫大恥辱，但是“恥之莫如自強”，而“自強之道”在他看來，應從林則徐提出的魏源總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而得知。明確提出了求富求強的口號，所以在19世紀中后期才出現了使清廷“中興”的，可以這樣說，林則徐的思想無不在左右其中。

林則徐，這位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當時封建官僚集團中最有遠見卓識的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以往民族主義思想的偉大總結，又是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偉大開端，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意義。林則徐和許多志士仁人追求國家富強的真誠的愿望和可貴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愛國主義思想都為后來的中國人民所繼承。今天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正在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為了實現中國夢這一宏偉的藍圖，還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先輩們外抗強敵，內求振興中華的可貴精神。

參考文獻：

[1]寧靖主編：《史論文專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篇(2)

在全球化的當下,明清間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漸漸地熱了起來。因為只有在1500―2000年這樣一個長時段的歷史敘述中,全球化的一些本質才會顯現出來。從晚明以后,對中國的研究都已經不能僅僅固守中國本土的傳統,晚明所傳入的西學已經成為揭開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思想變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但學界在對“西學東漸”研究充滿熱情的時候,對由來華傳教士所開啟的“中學西傳”歷史的研究要相對薄弱一些,當然近年來關于“中學西傳”的研究著作和論文也有了一些,不過相比之下是無法和數量龐大的對“西學東漸”的歷史研究成果相比較。

特別是近年來個別西方漢學家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開始了一種所謂的“漢學轉向”,即從原來的以西方文獻為主,轉向以中文文獻為主,轉向對中國本土研究。這一說法的問題在于,首先,這是西方漢學家們所提出的,這是針對著他們自己的學術傳統而言的,相對于在西方學術界以往對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傳教士為主的特點,提出應注意中國本土文獻,應注意中國文人對基督教的接受和反映,這的確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轉向。但這樣的說法對中國學術界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從陳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國學者們絕大多數都是從中文文獻出發的。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區分西方漢學界和中國本土研究這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他們有著不同的學術傳統。這些年來我們翻譯了不少西方漢學著作,這對我們的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對國外漢學史的系統研究,很多人分不清這兩個領域問題意識、學術傳統的不同,盲目地跟著國外漢學家跑,缺少一種學術自覺。

其實,從中國學術自身的發展來看,在對“西學東漸”的研究中,加強對基督教的傳入在中國的接受和反映無疑是正確的,因為,至今我們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國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較一下就可以感到這一點。對明清以來的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中文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對重要人物和地區的教會史的專題研究都是我們要長期努力做的事。但同時,對“西學東漸”的研究絕不能歸結為“中國基督教史”,因為,晚明以后西學的傳入對中國社會和思想的影響是廣泛的,不僅應開拓出社會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國基督教史本身也應納入整個明清史的總體框架中,為此,才能真正對明清以來的“西學東漸”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說明和研究。如果說轉向中文文獻的話,那些自恃很高,感覺很好的個別漢學家們應該好好去讀讀黃一農、湯開建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這方面他們需要向中國學者學習的路還很長。

對中國學者來說,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對“中學西傳”的研究,因為,這里既有尋找文獻的困難,對研究者有較高的語言能力要求以外,“中學西傳”的研究實際上已經進入歐洲思想史研究,進入歐洲早期漢學的研究,在學科上這已經完全屬于另一個學科。在這個研究方向上,中國學者中雖然有金國平先生這樣的大家,但畢竟是鳳毛麟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德衛教授的這本書是值得我們向學術界推薦的。

二

中國學術界對“中學西傳”的研究雖然在總體上無法和“西學東漸”的研究相比,但也著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無論從翻譯的角度還是從研究的角度都比十余年前有了長足的發展。 已經翻譯的著作有:何高濟等先生翻譯的《利瑪竇中國扎記》、王爾敏《中國文獻西譯書目》,何高濟翻譯的《韃靼征服中國史》、《中華大帝國史》、《大中國志》、《中國新史》、趙殿紅翻譯的《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秀筆記研究》、耿N翻譯的《希臘拉丁作家遠東文獻輯錄》、畢諾的《中國對法國哲學的影響》、《中國文化西傳法蘭西》、鄭德弟等人所翻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信集》、郭強翻譯的《中國近事報道》、吳莉韋翻譯的《耶穌會士傅圣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余三樂翻譯的《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澳門文化雜志社翻譯的《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錢林森等翻譯的艾田浦名著《歐洲之中國》、叢林翻譯的《中國來信》、楊保筠等人翻譯的《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潘琳翻譯的《山東的靈與肉》、李巖翻譯的《白晉生平和著作》等;《已經出版的研究著作有計翔翔的《韃靼戰記》《十七世紀漢學著作研究:以曾德《大中國志》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為中心》、張國剛的《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吳莉韋《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中國上古史論爭》,吳莉韋張國剛《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嚴建強《十八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史》等等,由于篇幅有限這里無法將這類著作一一列出。和在中國學術界的“中學西傳”研究中,孟德衛教授的研究有那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呢?我感到至少以下幾點:

其一,比較系統地梳理了歐洲早期漢學的學術脈絡。中國學界對歐洲早期漢學史的研究如果從莫東寅先生的《漢學發達史》算起也有60多年的歷史,其間吳孟雪的《明代歐洲漢學史》是較早從總體上把握的著作,但略顯簡單。計翔翔的《十七世紀漢學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國志》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為中心》是國內較早對歐洲漢學展開研究的專著,這本書在對曾德昭的《大中國史》和安文思的《中國新史》個案研究上尚很難有人超越,他在局部的深度上就是孟德衛教授也有所不及。但這畢竟是一個個案研究,不能給我們一個歐洲早期漢學的全局把握。張國剛帶著他的團隊所寫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雖然涉及的面要比孟德衛教授的書要廣,因為,書中有關于俄羅斯漢學的幾章,這是孟德衛的書所沒有的。但總的看,全書略顯零散,在來華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之間的把握上尚未像孟德衛這樣有一條邏輯的思路相連,全書各章之間的關系過于松散。吳莉瑋的《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中國上古史論爭》無疑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書,在問題史的研究上有重要的突破,但它并不是一本歐洲早期漢學史的著作,而只是將歐洲早期漢學史中的一個問題加以展開,放在歐洲近代思想史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她和張國剛的《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更為系統,但它側重的是中國文化傳入歐洲后的思想影響史,而不是歐洲早期漢學的學術史。張西平的《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歐洲漢學的興起》的寫作思路和孟德衛教授有所接近,但在對歐洲早期漢學的理解上兩者略有差異,在歐洲早期漢學的歷史線索把握上孟德衛的書顯得更為系統,而張西平所涉及的歐洲早期漢學的歷史跨度要比孟教授長一些。

無論如何,相對于中國學術界較為薄弱的歐洲早期漢學史研究來說,孟德衛教授的書第一次給了我們一個較為完整的歐洲早期漢學的圖景。

其二,對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宏觀研究和具體研究做到了較好的結合。學術的進步是在個案研究與宏觀把握兩個維度的交錯中發展的,沒有很好的個案研究,通史性的研究就很難有好的宏觀把握;反之,如果沒有宏觀性的通論性著作,個案的研究無法貫連起來,歷史的整體面貌就無法掌握。在很長時間里學術研究較多是從宏觀展開的,通論性著作層出不窮。近年來,歷史研究回到歷史的現場,學術史研究的深入展開,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個案研究著作,大大推進了學術的發展。但同時,研究的細碎化開始出現,真正有宏觀視野的著作反而很少見到。在全球化研究興起的今天,對于產生于初期全球化歷史過程中的歐洲漢學研究,如何把握好個案研究和宏觀研究兩個維度,使個案研究置身于全球化的總體研究之中,將總體的研究通過個案的展開而深化是對每一個研究者的考驗。孟德衛教授最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就是在這兩個維度的把握上。全書不僅僅給我們勾勒出了一個全球化初期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線索,也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上有深入的探討。

例如,在對德國早期漢學家對《中文之鑰》尋找的研究上,在對柏應理所代表的來華耶穌會士所翻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的研究上寫得都很精彩,很多文獻的使用是中國學者所不及的。

在對世界各國漢學史的研究上我們實際面臨一個學術進展上的矛盾,沒有一本較好的國別漢學史著作,很難推動對國別漢學史的研究,但在沒有很好的個案研究時,斷代史和專書、專人的研究很難有令人滿意的國別漢學史著作。目前除嚴紹T先生的日本中國學史研究和閻國棟先生的俄羅斯漢學史研究這樣的通史性著作受到學術界好評外,其他類似的研究總體上不盡如人意。問題就出在如何處理這個矛盾。孟德衛先生的著作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中國學者關注的。

其三,更為深入地介紹了歐洲早期漢學發生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對西方漢學研究的難度在于,研究者必須同時熟悉中國和西方兩個方面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國學者僅僅依靠自己熟悉的中國知識背景是遠遠不夠的,西方漢學的發生、發展有著自己的文化思想背景和邏輯。從學術上講,這門洋人所做的關于中國的學問,并不能完全歸于中國學術史,它本質上是歐洲學術史的一部分,是西方東方學的一部分。因此,這對中國學者就提出了一個挑戰,從事西方漢學研究的學者在知識和學術修養上必須打通中西。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我讀了孟德衛教授的著作后,感到我們仍需努力。在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上,我們對西方學者應持一種更為謙遜的態度。

在談到這一點時孟德衛教授說:“總之,歐洲和中國在思想上首次偉大相遇的背景表明,這是一個歐洲人充滿著求知欲,在精神上、學術上走向世界的時代。然而,當歐洲人開始接觸異域國家,如中國時,卻不得不以某種方式對異域文化進行闡釋和消化,這些方式制造了復雜的綜合和有時顯得幼稚而又自相矛盾的調和。以上就是本書的主旨。”這樣,在對基歇爾《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1667)的研究中,他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歐洲文化背景,他認為,基歇爾身上赫爾墨斯思想式的那種對綜合的熱情也體現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國圖說》對中國的看法上。基歇爾從源頭上將一切文化都還原成一種和諧的統一體,同時埃及文化又是最早的,因而中國文化被視為是從埃及衍生出來的。《中國圖說》收入了關于中國的各種信息,該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基歇爾選取的材料都是一流的。基歇爾身處耶穌會羅馬學院,又是有名的耶穌會士,這使他能夠接觸到從中國歸來的傳教士。他的書中包含了大量直接從這些傳教士手中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但由于他學術上的赫爾墨斯思想觀點以及對埃及文化的推崇,使他在這本書中加入了與在華耶穌會士的觀點有所不同的自己的闡釋。傳教士們景仰中國,認為中國是理性的典范,而基歇爾則將中國貶低為一個墮落的埃及殖民地。傳教士們贊頌中國的語言文化,基歇爾則將漢字貶低為對埃及象形文字的拙劣模仿。這里所講的赫爾墨斯思想對歐洲的影響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中鮮有深入論述。

又如在對歐洲早期漢語的熱情關注的分析中,書中詳細分析了歐洲在16―17世紀對普遍語言學想往和追求的原因,從而將歐洲早期對漢語的學習放在了一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下,使我們加深了對歐洲早期漢語學習的理解。

書中提到,當時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培根在《學術的進步》(Advancement of learning, London, 1605)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遠東各國用真正的字符來書寫語言,這種字符既不表示字母也不表示整個詞,而是表示事物或觀念;這樣一來,那些語言不通的國家和省份就可以互通文字,因為字符要比語言更普遍地被人接受。

培根所以倡議發明一種新的普遍語言,是出于對現存歐洲諸語言的不滿。他在倡議中把漢語作為一個模型。雖然他只是簡要地提到了漢語,卻對17世紀中期普遍語言方案的實施者,如達爾加諾和威爾金斯,產生了很大影響。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茨對中國語言的關注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本書中關于對歐洲文化史的介紹和研究是值得中國學術界注意的。

三

在對1500―1800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從總體上來說中國學者的優勢在于中文,雖然,現在歐洲的漢學家正在獨立地編輯藏在歐洲的一些中文文獻,但在對文獻的理解上,在對中國本土文獻的發掘上中國學者大有用武之地。沿著這樣的方向展開研究是我們長期所應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