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發展的階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篇(2)

1 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金融貢獻度分析

1.1 政策性的金融支持

這種金融支持方式是指相關政府部門為了補充市場自身的不足，將國家信用作為有效擔保，采用國家財政投入的方式，來實現對農村發展的金融支持，進而有效推動農村經濟水平的提升，促進農民實際收入的快速增長。國內現行的農村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以農業發展銀行為主。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充分體現了其非營利性，也就是使用免息或者是低利息的貸款為農民的生產經營進行適當補貼，并且也會為具有一定風險的農業經營進行擔保。從長遠角度來看，現階段政策性金融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貸款的主要方式，此種方式不僅具有其他金融機構的功能，還能加速對社會資金流的引導，為農村生產經營提供保障，降低農村資金的流失，進而有效推動農村經濟水平的提升。

1.2 合作性金融支持

此種金融支持不僅更加符合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且是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農村非常流行的一種金融支持模式。通常來說，這種合作性的金融機構始終堅持自愿性、幫扶救濟性、公平管理以及非營利性等目的，并使用相對便捷和靈活的信貸模式來滿足部分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如，貸款金額小，貸款頻率高、貸款不集中、季節性較強等。現階段國內主要的合作金融機構就是農村信用社，其自身始終秉持自主、互助、平等、自愿的原則，采用集中農村閑散資金進行組織和調節，進而實現推動農業綜合生產加速發展的目的。同時，這種合作金融機構還支撐多種形式合作經濟方式。農村信用社憑借自身方式靈活、分布廣的特點有效滿足了農村在生產、消費、經營等眾多方面的金融需求，進而使其成為現階段國內農村金融支持體系中最重要的主體之一。

1.3 商業性金融支持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水平的穩步提升，商業性金融支持勢必會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趨勢，這種金融支持方式是通過對經營目的、市場活動主體、實際經營范圍與權責關系等進行明確，然后再通過使用相應的業務來使其實現。然而就目前我國的農村商業機構實際情況來看，其在建設方面還存在一定的欠缺，雖然有很多地區已經設立了商業銀行，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原有農村信用社的基礎上進行建立的，并且，其中依然會發現合作性質的影子。現階段國內主要的商業金融支持有很多家，如浦發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銀行。而這部分銀行的主要業務不在農村地區進行，但其中還是有一大部分資金和資源被分配到了農村地區，然后通過使用產期貸款的方式來對地區產業化經營進行扶持。

1.4 民間性金融支持

這種金融支持是在正規金融不能實現和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情況下，通過個人或者是不具正規性的金融機構來完成相應服務的。我國從開始改革開放、社會進入轉型階段以來，民間性質的金融支持方式主要有民間借貸、民間合會以及錢莊等方式構成。以上方式都是為了更好地對農村金融的實際情況進行適應而產生的，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幾種形式的交易量以及風險更大。

2 對國外農村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經驗的借鑒

現階段，國內雖然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等多種形式的金融支持來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保障，并且也已經成為了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然而，就現階段農村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看，其中還有很多因素在制約著農村金融支持水平的提升，導致其自身支持作用沒有被完全地發揮出來，使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轉型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影響。

2.1 國外農村機構結構多樣化

眾所周知，國外農村金融機構發展要好于國內很多，其不僅具有良好的金融結構，并且相應的金融網點也能夠滿足農村發展的實際需求。而就現階段我國實際情況來看，農業本身就屬于一個相對弱質的產業，不僅要承受外部環境因素所帶來的自然災害的影響，還需要承擔市場變化給其帶來的風險，而這種情況在我國國內體現得更加明顯。且致使這一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國各地區經濟差異較為明顯，并且市場經濟制度也不是很健全。正是這種農業生產所具備的高風險性，使得不少金融機構失去了對農業貸款的信心，進而對其望而卻步，再加之我國給予的財政性金融供給是十分有限的，這樣一來，就導致金融供給數量較為短缺。通過大量的走訪調查后可知，鄉鎮級銀行網點一般只有三個，而全國范圍內還有3000多個鄉鎮沒有任何銀行網點。現階段金融供給體系相對比較有限，并且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也比較突出，而我國東部地區的金融供給水平明顯比西部地區要高很多，這種現象的發生對金融支持的長遠發展是十分不利的。

我國國內農村金融機構有許多種，如農業銀行、商業銀行、合作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等。雖然這些金融機構可以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相應的金融支持，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中的農村信用社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這樣就使得其他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金融服務會受政策、市場機制的不足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等因素的實際影響，為農民提供相對有效且全面的金融支持服務是比較困難的，因此，這也導致三農發展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因此，我國在發展農村金融支持時，一定要充分吸收國外的經驗，不斷完善金融機構的結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農村經濟發展被有效地激發，進一步提升農民經濟收入，滿足農民自身對金融的實際需求。

2.2 西方國家對于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較強

在對發達國家農村的金融體制進行考察以后可知，差不多所有國家在農村金融體制建設的過程中，都充分體現著政府扶持的特性，也正是由于這種普遍性充分體現出其他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雖然我國根據實際情況相繼制定和頒布了一些能夠推動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措施，但是，在法律法規方面還存在嚴重的不足和缺失。加之農村金融秩序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和細化，使得國家在金融機構的組成、實際功能以及所要執行的活動內容等方面，都沒有進行良好的監督，因此在此基礎上也導致了農村金融機構競爭混亂的情況出現，使得不良貸款現象經常出現。而這種現象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村資金的流失，致使農村經濟發展得不到良好的金融支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出現了趨于惡化的現象。因此，我國就要在這一問題上加強重視，提升政府政策支持水平，進而保證金融支持能夠真正發揮作用，有效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3 完善農村金融支持的有效對策

通過對影響金融支持水平提升的因素進行分析可知，金融支持成效的提升不是立馬就能實現的，而是需要不斷進行完善且要花費一定時間來對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解決，因此，想從根本上保證農村經濟發展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一定要采用由淺入深的方式，使用多樣化且科學性較強的措施來提升金融支持的實際成效。

3.1 增加農村金融實際供給水平，確保各地區金融事業發展均衡

首先，要增加相關政府部門和金融監管機構以及人民銀行之間的有效溝通，進而使農村金融的實際供給量在有關政策措施的基礎上得到有效增加，引導高品質的金融資源融入到農村的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將推動新農村建設、助力三農服務以及城鎮一體化建設，使其能夠作為對農村金融支持的評價參考。其次，使用相應的手段和措施來有效避免金融機構對其分支機構的縮減，進而保證農村地區金融支持網點的數量，提升金融機構自身服務的穩定性，進而有效推動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

3.2 推動農村金融系統完善，確保金融支持能夠順利進行

想要保證農村金融系統得到改善，提升金融支持運行的順利性，就一定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對現行的農村機構進行調整和完善，并在此基礎上，加大對新型金融機構的建設力度，同時根據農村金融的實際情況建立一批具有融合特征的小額信貸企業、村鎮銀行或者是擔保公司等，進一步滿足農村不同層次人群對于農村金融的實際需求。第二，我國現階段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進行轉型的階段，因此一定要對市場需求有一個切實的了解，再按照服務三農的原則，對金融體系進行完善和改革。此外，相關監管部門還要根據實際情況降低對部分金融工具進入市場的準入機制以及需要花費的成本，進而使金融機構在良好的形式和背景下，加速多元化、創新型金融產品及其金融工具的開發，進而保證農村金融支持可以順利且有效地進行。

3.3 對農村信用體制進行規范和完善

第一，要有針對性地拓展農村擔保抵押物的涵蓋面，讓農村各項資源逐漸轉變成相應的信用價值，推動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林地使用權等資源的轉化，使這部分轉化物能夠為農村金融需求提供擔保，進而有效提升農村金融的支持水平。第二，使用信息化方式和措施對農村居民自身以及中小規模企業的實際信用體系進行完善，進而對業務環境進行有效的調整和改善，從根本上降低金融支持所劃分的實際成本。

3.4 促進農村金融法制化的實現

首先，我國一定要根據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來制定金融支持法律法規，并使用規范化的市場準入機制以及推出機制來對農村金融的實際行為進行有效監管，進而使農民自身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證。其次，在制定相關法規的同時，還要建立起農業保險規范，按照法律法規來對融資的合法性進行確認，并對農村金融參與人員提供相應的監督和保護，最大限度地對合法契約進行維護，進而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撐和動力。

篇(3)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發展階段；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F0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2）-10-0255-1

1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從1995年即“九五”計劃時就正式提出，到現在已有15年時間。“十二五”規劃建議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三個“新”：新的高度，“規劃建議”提出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提高到了整個“十二五”期間發展主線的高度；新的廣度，“規劃建議”把轉變發展方式主線統攬包括結構調整、資源環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內容；新的深度，“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方式轉變不但有明確的方向，而且有明確的路徑、明確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統，更完善。這三個“新”，著力點就是堅持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2 吉林省經濟發展的策略

準確認識吉林省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和發展階段性特征，在發展中積累，在調整中發展，乃是當前吉林省的首選戰略。要著眼于長遠發展，全面增強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全面增強經濟社會的整體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調整內需外需結構，不斷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根本動力，更加注重構建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發展社會事業。實際工作中，應正確處理四個關系，防止四種傾向。

一是正確處理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系，防止思想松懈傾向。沒有量的積累，就不可能有質的變化。沒有發展的積累，就沒有調整發展方式的動能。當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發展的步伐，要把發展作為主題，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心無旁騖地、專心致志地、殫精竭慮地去籌發展之策、謀發展之計、踐發展之行、干發展之事，按照近年來吉林省發展的好勢頭，再持續快速發展三五年。

二是正確處理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防止等靠要的傾向。發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積累財富才能為改善民生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才能富民，才能實現社會和諧。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實現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堅持以擴大內需為突破口，在確保發展質量、優化發展結構、加快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發展成果，使推動發展成為永恒的主題，使改善民生成為工作常態，使發展的過程成為民生狀況持續改善的過程。要大力發展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事業，著力解決好城鄉困難群體的生活保障問題，通過辦好民生實事進一步擴大內需，讓人民群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得到實惠、不斷提高幸福指數。

改善民生不簡單等同于漲工資、增福利，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國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發展、靠調整支出結構，更要眼睛向內，牢記宗旨，心系群眾，同時，量財施政、量力而行、傾力而為，切不能一轟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財政、要資金。要統籌政策措施，實現各方面利益兼顧；要統籌資源要素，集中力量辦大事；要統籌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堅持培育新的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升級，把居民的消費潛力釋放出來，全民創業、重商富民，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拉動力量，進而實現加快發展與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動。

三是正確處理傳承和創新的關系，防止轉彎過急的傾向。為實現既保持短期經濟較快增長、又使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雙重目標，必須審時度勢、科學判斷，充分利用經濟調整期帶來的轉型契機，把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作為動力，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鞏固和發展當前經濟回升的好形勢，著力夯實支撐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穩固基礎，著力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強化整體競爭優勢，形成以內需拉動為主導、以自主創新為動力、以結構優化升級為主線、以集約內涵發展為特征、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的發展新引擎，促進吉林省經濟進入新一輪良性循環。

四是轉變發展方式與政府管理創新的關系，防止有政策不落實的傾向。政府管理創新是應對不斷變化的內外部環境所進行的調試性改革，它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也給政府管理創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落實好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是各地、各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要進一步增強主動性，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加強規劃引導，突出戰略重點，明確主要任務，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入手，轉變政府職能，通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體制、管理職能創新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篇(4)

關鍵詞：紅利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01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

為了研究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我們有必要研究各種紅利空間的變化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對需要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所處階段進行準確判斷，并概括總結該階段的新特征。

根據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標準觀點分為三類：（1）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生產結構的變動，通過設置結構性指標體系劃分經濟發展的階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羅斯托。（2）總量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最終是一個總量擴張的過程。因此，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方法是采用諸如人均GDP等總量指標。代表人物是西蒙·庫茲涅茨。（3）綜合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不應該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標的綜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內容因劃分的階段數不同，各階段的順序和名稱也不盡相同，分為三階段論、四階段論、五階段論和六階段論。而中國正處于經濟總量不斷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的總體擴張狀態，長期看來，宏觀經濟發展已經逐步由利用外生經濟機會向利用內生經濟機會轉變，為了對這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準確界定，本文依據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總量標準、經濟結構標準、制度水平標準和創新水平標準，構建了一組指標體系來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見表1。

通過計算指標的權重系數來計算經濟發展度，其中經濟發展度的計算公式為：

根據權重計算出各年的經濟發展度并進行階段劃分得到結論：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階段。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特征：第一，當前經濟發展具有“雙重制度變遷”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貧窮落后向富裕狀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實現傳統工業化的同時迎接信息化時代工業化的挑戰；第二，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消費結構、需求結構等的調整成為新階段經濟發展的主題；第三，以知識為基礎的相關產業均呈現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第四，就業服務、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加強；第五，經濟發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長期供給因素的作用在進一步提升。

在目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背景下，中國體制轉軌紅利、投資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外資紅利和外貿紅利等六大紅利變化對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新要求。這些紅利空間的變化分析表明我國目前處在紅利變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紅利的增加或減少都是經濟發展至特定階段的產物，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變化的紅利會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紅利的消退也為新紅利空間的創造提供了現實條件。

紅利變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經濟結構變化速度快、物價波動不穩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雙重制度變遷”“結構調整”等特征。這些特征使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著一系列供給約束：第一，生產技術滯后造成技術供給缺乏，技術供給可以直接影響產品的生產質量，從而約束經濟增長質量，不僅表現為高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滯后，還嚴重表現在食品安全、環境衛生等領域，因此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技術創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包括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電力供應緊張、部分行業勞動力缺乏等；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50歲占比24.7%，50歲以上農民工占14.3%。勞動力供應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導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業和服務業最需要的是年輕農民工，而勞動力蓄水池中絕大部分是中老年農民工。第三，制度供給缺乏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效益不能完全發揮；第四，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在資源環境問題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紅利變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篇(5)

1．1熵值法和耦合協調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耦合度反映區域各子系統或要素協調程度，它刻畫了某一時點區域系統之間、系統各要素之間交互脅迫、交互依存關系的演進趨勢［9］。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積極和迫切；而由于生態系統支持能力的有限，反過來制約社會經濟超速發展。生態經濟協調論指出，一定區域發展的實質就是區域生態支持系統與區域社會經濟系統相互脅迫、相互作用、由低級協調共生向高級協調演進的過程。耦合協調模型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夠深刻地反映出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其給出的指標權重值比層次分析法和專家經驗評估法更具可信度，適合對多元指標進行綜合評價［10］。因此，選用熵值法確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耦合協調模型的各指標權重。

1．2指標體系和評判標準根據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區域特色，參考由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國學者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以及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2－11］，確定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表1）。評判標準是衡量區域自然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尺度參考。社會經濟發展必然會消耗自然資源，給生態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但這并不代表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以破壞自然生態支持能力為代價。高水平社會經濟可以通過發展新技術，開發新能源等，減輕對生態環境的依賴，更可以對自然生態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和修復。因此在兩大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的劃分中，既要充分考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也要考慮經濟發展水平。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兩大系統的耦合關系和發展水平，以生態支持能力綜合指數（F）、社會經濟發展綜合指數（G）和耦合發展度（D）為基礎，提出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系統耦合發展評判標準（表2）

2結果分析

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整體呈波動減弱趨勢（圖1），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近13a，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平均值為0．494，2000年生態指數最大，為0．655，最小值出現在2009年，僅為0．290，極差0．365，進一步表明處于干旱區的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環境脆弱，穩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生態支持能力變化，大致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4年生態支持能力緩慢減弱，主要原因為研究區降水量下降和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增加；第2階段：2005—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快速減弱，生態支持指數平均每年減小0．07，遠高于近13a的平均減少速率，且R2＝0．92，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2009年生態支持能力指數出現極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該年研究區的廢氣排放量劇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氣候的變暖趨勢，影響區域降水，增加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進一步擴大該段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第3階段：2009—2012年先增強后緩慢減弱。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不斷提高（圖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分析2000—2012年研究區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0—2007年社會經濟相對低速發展，研究區該時間段人均GDP、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和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由3240元、66億元和72億元上升到9077元、304億元和193億元；第二階段：2008—2012年社會經濟相對快速發展，年增長速率（0．05）較上階段的0．01增加了4倍。該時段人均GDP則突破了萬元大關，增長至31199元，全社會固定投資資產也達到了1105萬億元。

2．2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

2．2．1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演變由圖2可以看出，2000—2012年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整體不斷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過了α＝0．0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盡管該區域的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不斷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僅達到低水平協調發展標準。按表2的評判標準，研究區2000—2012年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經歷了3個階段。第1階段：2000—2007年嚴重失調發展階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屬于經濟損益型，即經濟發展滯后，勉強保持在生態承載力閾值內；第2階段：2008—2009年輕度失調發展階段，g（y）／f（x）小于0．8，屬于經濟滯后型；第3階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協調發展階段，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屬于經濟發展與生態同步低水平協調發展型，其他年份仍屬于經濟滯后型。

2．2．2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耦合度空間分布對f（x），g（y）和D，g（y）／f（x）值進行分析，可將絲綢之路東段生態經濟耦合發展類型劃分為4類：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圖3）。其中，甘肅省蘭州、武威和定西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生態損益型，耦合度D分別為0．56，0．56和0．58。這些地區人口較多，經濟發展超過了自然生態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相對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支持能力和社會經濟發展不調和，系統落后，如果長此發展，該地區經濟和生態必將走上惡性循環的道路；甘肅省酒泉和平涼地區屬于輕度失調發展磨合型，雖然整體發展緩慢，但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支持能力處于相互適應磨合的調整階段，短時間內可以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甘肅省張掖和陜西省的咸陽、西安地區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同步型，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態壓力不大，社會經濟發展尚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二者處于低水平協調狀態；而天水市和寶雞市則屬于低水平協調發展經濟滯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態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低。經濟發展滯后，基本保持在生態支持能力范圍內，生態環境壓力小，社會經濟發展仍有較大空間。總體來看，絲綢之路東段生態支持能力不斷下降，且耦合協調類型多數為生態損益或滯后型，表明該段生態支持能力無法滿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傳統快速工業發展模式，給該段經濟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3討論

生態文明建設不只是生態、環境領域一項重大研究課題，而是人與自然、發展與環境、經濟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協調、發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環的理論與實踐，是人類社會跨入一個新時代的標志。對于生態環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區，尤其是承擔復興西部經濟發展，解決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文明建設更是重中之重。從絲綢之路東段現實情況出發，當前最緊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強化第一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適當調控第二產業；實現由主要靠物質（資金、資源、環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識和技術進步加快發展的轉變；調整優化經濟區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態功能區確立發展方向、重點；堅持經濟、社會、環境、資源、民生統籌兼顧，全面協調發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對絲綢之路東段的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進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標準來進行剛性劃分耦合基本模式評判標準的方法，勢必會帶來一定誤差［12］。另一方面，由于個別數據為插值以及數據標準化的原因，計算結果具有一定的相對性［13］，因而在反映生態支持能力與社會經濟的協調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結論

篇(6)

關鍵詞：經濟新常態;結構轉型;區域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經濟“新常態”概念提出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雙去”（去產能、去杠桿）疊加、“三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態”，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表現為生產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市場機制運行不暢，出口導向型增長難以持續等問題。2015年我國GDP同比增長6.9%，經濟增速整體處在回落后趨穩的弱勢狀態，總量增速彈性很小，傳統產業尚未找到新的增長模式，尤其是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困難。

從長期經濟發展來看，“新常態”經濟應該最終表現為區域產業經濟圈、創新型企業成為經濟主要推動力、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增長點，傳統產業形成可持續發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國經濟形勢而言，尋找新常態的“”才剛剛開始。宏觀經濟處于增速換擋期，勞動力人口占比不斷下降，資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資本及產業附加值增長緩慢，全要素生產率逐漸下降，并且傳統投資領域大多面臨產能過剩，發展空間有限。解決我國區域經濟失衡、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是促進“去產能、去杠桿”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因此，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對“新常態”下中國區域經濟結構差異化進行分析，探究優化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配置的有效途徑。

二、 文獻綜述

從已有文獻來看，國內學者大多對“新常態”的特征、經濟表現、形成機制等進行研究，但是，對“新常態”背景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及結構轉型的研究，還缺乏實證數據分析的支持。如李揚、張曉晶（2015）從產業周期視角，研究新常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建議通過提高創新驅動力、調整產業結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態”關系，促進經濟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動”向“創新驅動”發展。劉偉和蘇劍（2014）建議采取以供給管理為主、需求管理為輔的定向“微刺激”政策體系，促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實現。齊建國等（2015）指出，在經濟增速換擋過程中促進消費、投資、進出口的“三駕馬車”平穩轉型長。此外，陳彥斌（2014）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經出現“邊際遞減”效用，應該加強對供給側改革的支持力度，優化產能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此外，國內外學者圍繞產業結構差異、溢出效應、增長效應及作用路徑等深入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存在一定聯系。如Xiu等（2014）證實了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存在滯后性，城鄉要素錯配阻礙了城鄉產業結構調整。干春暉等（2011）指出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侯新爍等（2013）通過測算經濟結構轉變的空間溢出效應，分析產業結構轉型對經濟增速的影響，并建議統籌考慮周邊地區的發展路徑，實現“區域板塊”的經濟增長。袁江和張成思（2009）分析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經濟結構的關系，發現經濟總量擴張伴隨著結構轉變。陳曉光和龔六堂（2005）則證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駝峰型”。項俊波（2008）將區域經濟結構、投資、消費、金融、國際收支等指標納入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指數，并用宏觀數據進行論證。由此看出，新常態下我國區域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文獻仍處于空白。因此，本文將通過多元回歸分析、聚類分析法對我國產業結構失衡進行研究，為區域經濟格局轉型提供借鑒。

三、 實證檢驗

1. 樣本來源與選取。本文基于產業結構轉型視角，選取WIND數據庫中2015年我國29個省及直轄市的宏觀經濟數據，將影響因素設定為第二產業占比（x1）、第三產業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該省份總人口的比重，記為x3）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總產值占該省份工業總產值比重，記為x4），建立經濟發展函數為，其中Y=f（x1、x2、x3、x4）為該省份人均GDP。

2. 偏相關性分析。我們對人均GDP、x1、x2、x3、x4進行偏相關性分析，得到各個指標間的偏相關系數：（1）人均GDP和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產業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顯著較強的正相關性;（2）第二產業占比和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程度、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系數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民營經濟發展程度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發展程度影響較高，表現為顯著的正偏相關系數;但是，民營經濟發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于民營經濟拉動作用不足。

3. 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探究所選宏觀經濟指標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我們對人均GDP及自變量x1、x2、x3、x4進行對數化處理后，并進行回歸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方程擬合程度較高（R2=0.910 1），回歸顯著性較好，在影響人均GDP的宏觀經濟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這也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失衡、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

4. 聚類分析。根據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業化階段理論，對工業經濟發展階段劃分如下：準工業化階段（初級產品生產階段）、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中級階段、工業化高級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初級階段、發達經濟高級階段）。由此，根據x1、x2、x3、x4四個宏觀指標，對我國29個樣本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現狀進行聚類分析（采用軟件為STATA），以便區分不同經濟結構類型（見表1），分析結果如下。

（1）第I類包括我國三大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萬元以上，已經進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3個直轄市第一產業占比僅在1%左右，遠遠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其規模已遠遠超過第二產業，尤其是北京的第三產業占比甚至高達79.7%。同時，3個直轄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較高，位于82.3%～89.6%之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北京為例，其民營經濟發展水平占比為48.7%，不及江浙地區。

（2）第II類包括浙江和江蘇。作為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該兩省人均GDP在2015年達到7.8萬元～8.8萬元，進入了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占比很小，僅為5%左右;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程度類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產業占比呈現增長態勢。另外，城市化程度遠遠低于第I聚類，處于65%左右，達到中等國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蘇兩省的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是全國最高水平，在72%～74%之間，對經濟貢獻率很高，是該省份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3）第III聚類包括福建、廣東、遼寧和山東。這些省份正處于從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邁向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的過程中，是我國重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人均GDP在6.4萬元～6.3萬元間，第二產業仍然處于核心地位，第三產業也具有了相當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較低，在46.1%～52.8%之間。民營企業發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為該聚類新的增長動力。

（4）第IV聚類包括重慶、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國中西部內陸地區，人均GDP在5.1萬元～5.3萬元之間，均處于Chenery第3階段，即工業化中級階段。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7.4%、民營經濟占比為28.5%。該區域的城市化程度較低，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但是第三產業發展不足、民營經濟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些省份的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速的提高。

（5）第V聚類主要包括我國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個，中部省份1個，人均GDP在4.0萬元～4.8萬元之間，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第一產業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產業占比高達23.1%，該比重在全國僅次于黑龍江的46.4%;第二產業對區域經濟貢獻率較高，內蒙古及陜西均超過50%。此外，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不足，嚴重阻礙了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發展欠缺新增長點，城市化發展水平較低。

（6）第IV聚類包括我國7個東中部省份，包括黑龍江、河南等。這些地區人均GDP在3.5萬元～3.9萬元之間，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且第一產業占比較高，尤其是作為東部老工業化地區的黑龍江，第一產業占比高達46.4%，是全國最高值;第二產業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除黑龍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產業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間;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城市化進程處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總體上，這些省份經濟發展水平較沿海地區低，且私營企業發展停滯，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結構化轉型難度較高。

（7）第VII聚類包括貴州、云南和甘肅，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人均GDP僅有2.6萬元～3.0萬元左右，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第一產業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第一、二、三產業結構在15∶55∶30左右，工業經濟較為落后。同時城市化水平較低，民營企業占比僅在26.6%～32.6%左右，總體上，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工業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對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人均GDP、第二產業占比、第三產業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營經濟發展程度進行回歸分析和聚類分析，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1）偏相關性結果顯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關系數高達0.940 3，城市化進程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明顯;第二、第三產業、民營經濟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產業影響較高，但民營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歸結果顯示：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貢獻度最高，其次分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水平、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

（3）聚類分析顯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經邁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Chenery第5階段），城市化水平較高;浙江和江蘇是工業化高級階段（Chenery第4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Chenery第3階段）;貴州、云南和甘肅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產業為主，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基于以上分析結果，對當前“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果轉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在改善區域經濟失衡、刺激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優化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是區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同時，建議完善中西部地區的生產力布局，依照當地資源優勢建立支柱產業，推動民間資本對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拉動作用。

第二，放寬對科技型、創新性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加大優惠政策的鼓勵力度，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便利的融資渠道和產業引導，特別要鼓勵民企通過聯營、參股、控股、特許經營等方式聯合國企，形成混合型企業集團。同時，鼓勵社會資本如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的投資，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給結構為重點，促進社會資源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知識、資本密集型產業，加快區域資源整合。在技術要素供給方面，提高企業的科研創新成果的轉化和研發能力;在資金要素方面，實現由政府引導為主、社會資本為輔的產業引導體系，促進民間資本對產業升級的帶動，加快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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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總體特征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0.

篇(7)

[關鍵詞]科技創新；經濟發展；資源配置；創新管理體制

中圖分類號：G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2-0149-01

一、我國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支撐的現狀

（一）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效率總體偏低

有關數據顯示，全國各省份創新對經濟的支撐效率普遍偏低。近年來我國創新對經濟支撐的平均值僅為60%左右，距離100%的效率目標還有很大距離。這顯示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尚有待提升。國家的研發經費的投入快速增長，遠高于GDP的增長率。然而，高技術產值平均增長率較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的總產值占比很低，一直沒有明顯提升。這表明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仍然有限，在建設創新型國家背景下，如何高效利用現有的創新資源、讓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是當前社會轉型的迫切任務。

（二）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效率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

雖然總體上看，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效率比較低，然而，這種支撐作用顯示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科技創新對經濟的支撐效率在東中西部地區顯示出明顯不同：東部地區顯

著高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并且正是由于東部地區的高效率提升了全國平均水平。科技創新對于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依賴于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與環境。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在于技術轉移的市場平臺、技術轉移體系、創新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等制度建設和市場環境是否完善，以及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能力。從這些因素看，東部地區要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

二、創新生產系統和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系統兩階段效率分析

（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受制于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階段

有關數據表明，創新投入到創新產出的轉化效率（創新生產階段）明顯高于創新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效率（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階段）。這可以看出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不強主要是受制于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階段，即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系統效率低制約了整體效率的提升。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科技成果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的潛在空間很大。

（二）省際創新成果轉化效率差異明顯

據有關數據和對各省創新過程兩個階段的效率差異的比較，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創新對經濟發展強支撐型：這一類省份創新對經濟發展過程的兩個階段效率都很高，基本實現了資源優化配置，以天津、上海、廣東等省份為代表。第二類是創新成果轉化制約型：這種類型包含了很多省份，表現最為典型。這一類省份的特點是：創新生產階段效率較高，但是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效率比較低，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不強，兩個階段的效率差異明顯，這種類型囊括大部分省份，甚至北京兩個階段的效率差異也較大。

這充分說明創新成果轉化難是普遍現象，也是制約創新支撐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類是創新生產制約型：這一類省份表現非典型，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階段效率高，但是創新生產階段效率較低，創新對科技的支撐作用受制于創新生產階段，如江西、海南。

由此，我們可以獲得兩點發現：一是創新支持經濟發展的效率受到創新生產階段和創新支持下的經濟發展階段兩個系統的影響，任何一個階段無效或者低效都會對整體效率形成制約；二是我國省份之間差異巨大，創新支撐經濟發展的過程在區域間表現差異非常明顯，各有不同。

三、創新成果的優化配置

（一）開放型的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滯后制約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除了少數省份實現中間產出的最優配置外，絕大多數省份都沒有實現中間產出的優化配置。總體來看，一是創新成果普遍不足；二是代表技術轉移指標的“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在絕大多數省份內都處于顯著不足狀態。

“技術市場合同成交額”能夠反映我國技術交易轉移體系建設情況，這項指標絕大多數省份都沒有實現最優配置，充分說明目前我國技術交易轉移體系建設亟待加強。當前跨區域的技術交易轉移服務體系建設尤其滯后義亟須建設區域間和省際相互開放、互聯互通的技術轉移服務體系。

（二）創新資源和成果的區域互聯互通是提升創新對經濟發展支撐效率的關鍵

一類是由于創新資源投人過多導致，如江蘇、北京、浙江和湖南；另一類是和有限創新資源投入相比，“專利授權數”相對豐裕導致，如黑龍江、重慶、安徽和新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可以通過建立區域性創新資源共享平臺和區域性創新成果協作平臺來促進創新資源和成果在區域間的流動與共享。通過這些平臺建設，促進這些資源和成果相對豐裕（或者由于自身能力限制成果難以轉化）的地區向其他地區轉移，這樣不僅能夠提升自身效率，而且也能促進其他地區的效率提升，實現雙贏。

四、我國科技創新及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

（一）完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體系

為了使科技創新更好的支撐經濟發展，應盡快推動完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律體系，以法制為基礎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的建設。消除現有法律體系中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相關法律立法精神相沖突的地方從法律上保障科技成果轉化主體的權益。同時，出臺配套細則，落實科技成果轉化法中對創業人員的經濟激勵措施。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向經濟成果的轉化，充分發揮創新在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二）改革科技管理體制

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和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創新成果的轉化率不高與成果本身的“非市場化導向”密切相關，尤其是大學和科研院所作為創新主體，其科研成果的非市場化導向與當前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密切相關。

（三）建立開放型的技術轉移交易服務體系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環境

技術轉移服務體系建設滯后是當前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發展的關鍵制約，構建全國層面的技術轉移服務體系乃當務之急。

（四）建立共享平臺和交流體制

建立區域間互聯互通的創新資源和科技成果共享平臺，提升區域創新支撐經濟發展的能力。制定政策，支持科技人才和創新資源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實現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間共贏。

目前我國科技創新對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普遍偏低，其中創新成果未能有效D化是制約創新有效支撐經濟發展的主因，同時開放型技術交易體系建設滯后制約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創新資源與創新成果未能實現優化配置成為普遍現象，創新資源和成果的區域互聯互通是提升創新對經濟發展支撐效率的關鍵。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與外部經濟及政治壓力都要求中國經濟必須轉向創新驅動和價值驅動，這都要求中國當前亟須解決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問題，亟待提升科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參考文獻

[1] 劉鳳朝、潘雄鋒：《中國技術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6年第1期.